麹氏高昌国流通银钱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钱论文,高昌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1-0124-10 地处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是南北朝到唐初的一个绿洲王国，因为地当丝绸之路的枢纽，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就经济领域而言，高昌国的经济与丝绸之路贸易密切相关，并长期使用银钱作为日常通货。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具体是指哪种银钱?夏鼐等先生认为即萨珊波斯银币。随着近年考古工作的进展，吐鲁番墓葬新出的银币都有较明确的信息。一些学者注意到，部分新出银币重量较轻且多残损，进而认为高昌国流通的银钱并非萨珊波斯银币，而是高昌国自行铸造的。这一新观点颠覆了前人的研究，但能否成立尚无人予以置评。本文在仔细考查墓葬所出银币信息的基础上，力图对相关材料作通盘的解说，对高昌国流通的银钱作一辨正。 关于高昌国时代货币使用情况，学者们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作过明晰的概括。卢向前将十六国至唐初吐鲁番地区使用的货币划分为纺织品本位阶段(367-560)，银钱本位阶段(561-680)和铜钱本位阶段(681-763)。麹氏高昌国(502-640)时期由纺织品本位过渡到了银钱本位阶段①。 6世纪中叶以后，突厥崛起并建立了横跨中亚的庞大帝国，便利了当时东罗马、波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商贸往来，突厥成为国际贸易的中介②。依附于突厥的粟特队商贸易因而获得强有力的保护，粟特商人将萨珊银币携往中国。北朝末期，河西地区和吐鲁番盆地都曾使用金、银币作为通货③。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看到，6世纪中叶以后，平民在买卖、租赁、借贷、雇佣、赋税缴纳等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场合都使用银钱；官府也在赋税征收、有偿征调、对外贸易等方面广泛使用银钱；数量众多且有相当经济势力的寺院也大量使用银钱。这是6世纪中叶以后吐鲁番盆地使用银币的历史背景和一般情形④。 麹氏高昌国时期使用银钱，既是史籍所载⑤，也为近代以来的考古资料所证实⑥，而多数学者认为银钱就是指萨珊波斯银币⑦。最早对吐鲁番出土萨珊银币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是夏鼐先生，在论及这些萨珊银币的功能时，他指出，“(萨珊银币)在西北某些地区(例如高昌)，是曾流通使用的”⑧。姜伯勤认为高昌及唐西州的银钱一般以波斯银币为标准货币，但也有粟特银币和克什米尔等地的西域银币⑨。斯加夫(Jonathan K.Skaff)认为，“因为在吐鲁番发现的银币只有萨珊和阿拉伯—萨珊银币类型，因此设想这些文书中提到的银币绝大多数(如不是全部)也是这两个类型是很可靠的”⑩。但也有学者如李明伟认为波斯银币并不具备通货的性质，波斯银币或阿拉伯银币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的丝路贸易里流通过(11)。近年杨洁发表了多篇论文重新研究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问题，认为萨珊银币并非吐鲁番文书中反映的当地流通的“银钱”，萨珊银币并非当地的主要货币，更多地发挥宝物、装饰物等功能(12)。她认为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应当是高昌国自行铸造的，推测是模仿萨珊银币的形质，价值则低于萨珊波斯银币(13)。杨洁讨论了阿斯塔那135号墓中出土的延寿十六年(639)粟特文买婢契约，认为契约中特别声明要求买方以萨珊朝卑路斯制高纯度120德拉克麦钱支付，说明高昌国同时存在着纯正的波斯银币和质量差的其他银币，杨洁认为质量差的银币就是高昌国仿制的波斯银币(14)。杨洁质疑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并非吐鲁番考古所出的萨珊波斯银币的主要依据有如下三条：第一，萨珊波斯银币制作精良，重量一般多为4克，而吐鲁番墓葬所出的46枚萨珊银币重量多不足4克；第二，高昌国掌握铸币技术，出土的“高昌吉利钱”就是证据；第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玄奘进入焉耆国后经过银山，记载云，“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15)杨洁重新讨论高昌国的银钱问题，综合了前人的一些意见，提出了新见解，但我们认为她的理解存在偏颇，所提出的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以下作一讨论。 目前新疆考古资料所见的银钱只有萨珊银币或阿拉伯—萨珊银币及个别仿制币，差别只在于一部分保存较好重量约为四克，而另一部分因为纯度较低、剪边、磨损、残缺等原因重量较轻。新疆发现的萨珊银币绝大多数保存在新疆博物馆，有980余枚，其中947枚出自乌恰县，1枚出自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其余出自吐鲁番(16)。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中时代最早的130余枚出自高昌故城，主要是三个窖藏，银币的时代是沙普尔二世(Shāpūr Ⅱ，309-379)，阿尔达希尔二世(Ardashīr Ⅱ，379-383)和沙普尔三世(Shāpūr Ⅲ，383-388)时期。研究者认为这三批窖藏银币保存相当完好，没有太大磨损，表明银币可能还未使用就已被埋藏了(17)。需要指出的是，这三批窖藏银币虽然保存状况很好，但其中也有三枚存在破损和剪边的情况，其中有一枚保存良好的银币重约3.3克(18)。这反映出银币作为贵金属货币很容易被人为致残的特点，而这个过程应当在传入中国之前可能就已经开始了(19)。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底吐鲁番共发现萨珊银币184枚，除窖藏132枚之外，墓葬出土46枚，其他零散收藏6枚(20)。墓葬出土银币的情况较为清楚的有斯加夫亲自检查过的17枚和近年所出的13枚。前者有重量数据的15枚，其中重量在3.6-4克之间的有7枚，3.6克以下的有8枚，最轻的是1.8克(21)，4枚重量为4克银币中的2枚表面镀金。银币的纯度不易检测，比较容易的办法应该是依据重量和颜色来判定。斯加夫检查过的8枚3.6克以下银币无一例外地都有剪边、磨损、磨面、腐蚀等情况，这应当是银币重量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质量最轻仅1.8克的银币银的纯度应当较低。吐鲁番近年考古发现的13枚都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和照片(22)，分别出自木纳尔墓地(4枚)、巴达木墓地(5枚)、交河沟西墓地(3枚)、阿斯塔那墓地(1枚)。13枚银币中保存较好，基本没有残缺的有5枚，其余8枚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其中5枚残缺较为严重。这批银币中有几枚值得关注。第一，交河沟西墓地14号墓出土的一枚库思老二世(Khusrau Ⅱ，591-628)残币，重3克，直径为4.3厘米，与目前所见萨珊银币一般直径3厘米左右的尺寸相差较多(23)。这枚库思老二世银币(24)，从图版看系两面由不同印模压印而成，与一般银币的压制方法应当相同。第二，木纳尔墓地306号墓所出的银币直径2.71厘米，未见残缺，重量却仅为2.2克，远远低于萨珊银币的一般重量，从照片来看颜色也似与众不同，可能和银币的含银量，也即纯度较低有关。该枚银币被判定属库思老二世银币。第三，阿斯塔那5号墓所出的一枚库思老二世银币，正反面的图像都很清晰，银币也保存完好，直径3.2厘米，重量却仅为2.48克，也应当与银币的纯度较低有关。第四，巴达木墓地225号墓和244号墓所出的两枚银币都未见明显缺损，但重量却较轻，分别仅为1.9克和2.95克，应当也与纯度较低有关。225号墓所出银币不仅重量仅为标准萨珊银币的一半左右，并且正反面图案皆锈蚀不清，因而被李肖等人定为仿波斯银币；244号墓所出被判定为库思老一世(Khusrau Ⅰ，531-579)银币。另外两枚出自216号墓和301号墓的银币重量分别为2.15和1.3克，都有较多残缺，根据残币重量判断银币的纯度应当也较低。301号墓所出银币有较大残缺，重量仅为1.3克，是13枚银币中最轻的一枚，正反面图案也较为模糊。第五，这13枚银币总体上重量都偏轻，即便完整的银币也与萨珊银币重量有较大差距；但其中也有如沟西墓地1号墓所出银币重3.52克，木纳尔墓地203号墓所出银币重3.75克，都大体在萨珊银币的重量范围之内。这13枚银币的墓葬年代大体都在麹氏高昌国到唐西州时代(25)，能够辨认出的11枚中3枚属于库思老一世，7枚属于库思老二世，1枚属于布伦女王(Borandukht，629-630、631-632)。银币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残损，这些残损无疑是银币在埋入墓葬之前已经形成，正如李肖判断的，“随葬的银币则均为流通用”(26)。结合斯加夫检查过的17枚墓葬所出银币的情况，综合考察30枚墓葬所出银币，我们认为，墓葬中所出银币有相当一部分(30枚中有9枚)重量在3.5克以上，与萨珊银币的重量相当，应当即为粟特文买婢契约中所谓的“高纯度的”德拉克麦钱，这部分约占30％；另外有一部分银币纯度较低，但也与德拉克麦钱同样流通；两类银币在流通过程中，因为磨损、磨面、缺损或者人为剪边，使得重量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种情况应当普遍存在(27)，因此造成吐鲁番墓葬所出银币的重量大多有不同程度的减轻，而原本纯度就低的银币则重量更轻。 吐鲁番汉文文书反映的情况是当时流通的银钱以“文”计，不管是在对外贸易场合如向突厥买马(28)，向外来商胡征收“称价钱”，还是普通百姓间的日常流通使用的都是“银钱”，不作特别说明，应当默认是同一种银币，但这与墓葬所出银币的情况显然存在差别。近年所出的13枚银币中，8枚都有残缺，其中5枚残缺严重，残损比例很高。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未见提及银币残缺的情况，我们认为墓葬所出的银钱并不反映当时高昌国流通银钱的一般情况，高昌国的市场上流通的银币不可能以残币为主。墓葬中所出的残钱正是因为纯度低和破损而退出流通领域，当时高昌国流通的银钱绝大多数应当都是纯度较高的完整的银钱。纯度低的银钱因为数量少，也混迹在纯度高的银钱中流通，但因为成色差更加易于破损，之后即被埋入墓葬充当冥界财富；而墓葬中也确有相当数量的高纯度银钱出土。我们认为在高昌国的当地市场上，不管是高纯度的德拉克麦钱，还是少量低纯度银钱，因为本身都为贵金属，所以可以同时流通，购买力也相同。大多数外来胡商在高昌消费、缴纳交易税“称价钱”时都无须区分两类银钱。一部分胡商在高昌市场上出售商品时，可能出于远距离贸易的需要，对交易中支付银币的纯度提出特别的要求，但这并不能证明两类银币有不同的使用范围。至于吐鲁番的萨珊银币主要发挥宝物、装饰品的功能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29)。埋入墓葬的银币多有残损，证明之前也是流通货币，只是在埋入墓葬时可能充当了装饰品或冥界财富。正如唐西州时代的墓葬中也有随葬“开元通宝”的情况(30)，我们不能据此将“开元通宝”视作装饰品，而非流通货币。 近年吐鲁番墓葬所出13枚银币中8枚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并且大多重量偏轻，但这并不能反映当时市场上流通银币的一般情况。实际上，高昌故城所出四世纪制造的萨珊银币绝大多数保存完好，重量都在4克以上。尽管这些银币在当时的吐鲁番并非流通货币，而是作为宝物被收藏，但它们正好反映了那个时代流入吐鲁番盆地的萨珊银币的一般情况，也更接近后来市场上流通银币的一般情形。银币在六世纪后半叶成为流通货币，我们在大量的相关文书中看不到残损银币被提及，实际上正好反映出市场上流通的绝大多数都是完整银币的事实。 杨洁用阿斯塔那338号墓所出的《高昌延寿四年(627)赵明儿买作人券》(31)来证明当时市场上流通残币。该契约也属麹氏高昌国晚期，与阿斯塔那135号墓所出粟特文买婢契约相差十二年，契约记载赵明儿向主簿赵怀憙买作人一名。先将契约迻录如下，再作讨论： 1 延寿四年丁亥岁□□十八日，赵明儿从主簿赵怀憙 2 □买作人胳奴，年贰
□□□价银钱叁佰捌拾文。即日交 3 □□贰佰捌拾文，残钱壹佰□到子岁正月贰日偿钱使毕。 4 □□□壹月拾钱上生壹□，□后□人何(呵)道(盗)忍(認)名者，仰本 5 □承了。二主和同立
，各不得返悔，悔者壹罚 6 贰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
。 7 倩书赵愿伯 8 时见刘尸裢 9 临坐范养祐 契约双方约定价格是“银钱叁佰捌拾文”，当天交付二百八十文，其余部分到来年(子岁)正月贰日偿付，文书中将延后支付的一百文称作“残钱”。查看文书图版，“残钱”的“钱”字系小字夹写在行间，应当是后来补写，文书最初所写应是“残壹佰文到子岁正月贰日偿钱使毕”，指买价分两次付清，延后支付的部分被称作“残钱”，含义清楚明白，并无歧义(32)。杨洁在讨论本件文书时仅摘录“即日交银钱贰佰捌拾文，残钱壹佰文”部分，并分析“残钱”是指“残缺、受损，重量或质量不达标的钱币”(33)，显然有违契约原意。契约的背面书写了两行付钱记录，也并未区分所谓“残钱”(34)。另外，同墓所出的另外两件契约《高昌延寿二年(625)田婆吉夏树券》和《高昌延寿六年(629)赵明儿夏田券》中都涉及赵明儿，前件赵明儿是树的主人，后件则是夏田人，两件中夏价都要求用银钱偿付，并未言及“残钱”，实际上在其他的契约中也未曾出现过杨洁所谓的“残钱”。杨洁推测：“卖主能够接受残钱，肯定是残钱的价值等同于完好的银钱，因此，残钱本身应当是一种价值较高的银币，符合这一条件的正是含银纯度高的波斯萨珊银币。”作者的意思是残损的银钱应当是纯度高的萨珊银币，而文书中的“银钱贰佰捌拾文”则是高昌国自制的仿制萨珊银币，两者在市场上并存，而完整的高纯度的萨珊银币则退出流通领域，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实际上我们在所有汉文文书中看到的“银钱”只有一种，并不特别区分和强调它们的成色、完残等情况。 在粟特语的买婢契约中确实提到卖方要求用波斯制造的高纯度的德拉克麦银钱支付(35)。吉田丰在解读此件契约时，将买方的身份认定为张氏沙门(36)，林梅村对吉田丰的解读提出异议，他认为契约的买方应当是祖籍石国的高昌沙门乘军(37)，吉田丰在他对该件契约作的最薪修订中也仍然坚持自己最初的观点，即买方是张氏沙门(38)。即便是对文书理解有不同意见的林梅村也认为买方应当是著籍的粟特人(39)。这件契约首先证明高纯度的萨珊银币确实是高昌国市场上的流通货币，并且著籍的高昌人手中也有相当数量的积累，可以用于日常交易；而吐鲁番出土的银币也有相当数量保存良好，重量在4克左右者，两者可以匹配勘同。之所以这件粟特文契约与一般的汉文契约不同，特别注明要求用高纯度萨珊银币偿付，可能因为卖方是粟特兴胡，需要长途往来贩易，成色不足或残损的银钱在异地使用时可能会受阻。我们不能设想高昌人在一些场合使用高纯度的萨珊波斯银币，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使用品质低劣的本地仿制银币，因为在其他的市场交易中从不谈及银钱的种类和品质(40)。另外的例证，我们应该提到反映高昌国向过境贸易征收商税的“称价钱”文书，在这件文书中买卖双方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的诏武九姓粟特胡人，他们缴纳的“称价钱”也是“银钱”，与所有的汉文文书中的情况相同。这里的“银钱”不可能是高昌国自己仿制的萨珊银币(41)。 仔细考察吐鲁番墓葬所出银币的情况，我们也确实看到当时的高昌国存在一部分纯度较低，重量较轻的银币，这些银币的来源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萨珊波斯的德拉克麦银钱发行了四百多年，重量一直保持在四克左右，银的纯度也很高。最初发行过半德拉克麦银钱，但旋即废止。用含银纯度很低的合金制作的四德拉克麦钱自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īr Ⅰ，224-241)开始铸造到巴赫拉姆二世(Bahrām Ⅱ，276-293)，此后中止。虽然也一度发行过铜币，影响不大，城市生活中的小额交易继续使用帕提亚时代的铜币。尽管萨珊银币的制造长期保持稳定，并且纯度较高，但纯度低的银币也曾出现过。比如沙普尔一世(Shāpūr Ⅰ，241-272)曾将得自罗马的战利品制作成含银约50％，的低纯度德拉克麦钱；卑路斯一世(Pērōz Ⅰ，459-484)抗击嚈哒以及被俘，使得萨珊波斯不得不向嚈哒支付大量赔款，经济几至崩溃边缘，霍尔木兹四世(Hormizd Ⅵ，579-591)统治后期向突厥发起攻势，都可能导致低纯度德拉克麦的出现(42)。 萨珊银币影响很大，贵霜(43)、嚈哒、粟特地区和西突厥都曾仿制。 嚈哒在355年控制了萨珊波斯的重要铸币地点巴尔赫之后开始利用沙普尔二世的钱范制作了嚈哒最早的钱币，用巴克特里亚文取代了婆罗钵文的沙普尔的名字，有的钱币上压有嚈哒族徽，后来发行的钱币也仿制萨珊波斯银币，但有明显的不同，除了压印嚈哒族徽之外，对国王的形象也作了改动(44)。465-484年之间，萨珊王朝卑路斯两次被嚈哒打败，被迫支付大量赔款，嚈哒人又在卑路斯钱币上打上了嚈哒戳记。卑路斯之子居和多(Kavād)又帮助嚈哒制造了使用婆罗钵文的牛头冠钱(45)。嚈哒仿制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也有发现(46)，但吐鲁番似未见有出土。 在粟特地区，布哈拉自5世纪开始以木鹿发行的布赫拉姆五世(Bahrām Ⅴ，420-438)晚期银币为原型仿制萨珊银币，压印有特别的布哈拉图案。至7世纪，布哈拉制作的萨珊银币中银的含量减少了20％到30％，纯度大为降低，后来甚至更低。从7世纪中叶开始到8世纪初，这种低纯度的布哈拉银币的制造范围扩展到中亚其他地区，特别是到了撒马尔罕。此外，布哈拉还在一部分印有婆罗钵文铭文布赫拉姆五世银币上压印了本地的图案。撒马尔罕出土了大量考古信息明确的钱币，当地早期的银币中有一种背面是弓箭手图案的重量低至0.2至0.3克的低劣的德拉克麦钱。6世纪的撒马尔罕，卑路斯德拉克麦银钱及其仿制品占据主导，进入7世纪之后布哈拉以及当地制造的布哈拉银币又取而代之。北吐火罗斯坦(指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南部)发现的萨珊银币以卑路斯银币及其仿制品为最多，这与卑路斯被嚈哒俘虏因此向嚈哒缴纳赎金有直接关系。北吐火罗斯坦制造的仿萨珊德拉克麦钱银的纯度也很高，大多压印有特殊的铭文。6至7世纪萨珊银币继续流入北吐火罗斯坦，但当地仿制品则仅以卑路斯和库思老一世为仿制原型。该地区的察加泥延(Chaghaniyan)和瓦克什(Vakhsh)制造的仿卑路斯银币中绝大多数重1.7至2.1克，仿制的库思老一世银币重约2.4至2.5克。这些低纯度的仿制萨珊银币在发行地域内的购买力和兑换率是由政府决定的，越出这一地域之后其购买力和兑换率必然降低(47)。 至于吐鲁番墓葬中所出纯度较低、重量较轻的银币的来源，现在还难以确定。如果这些银币也是萨珊波斯所造，它们就不能算作仿制品；如果是萨珊波斯之外的其他地区所造，就应当归入仿制品的范畴。反观嚈哒和粟特地区仿制的萨珊银币，一般都压印有特别的图案，北吐火罗斯坦仿制的低纯度萨珊银币之所以要压印特别的标识，主要原因就是保障这种低纯度的银币在它发行的范围内可以作为足值的货币流通，在这种德拉克麦钱流入发行地域之外，它的价值就只能由银的含量决定。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不对“银钱”的纯度进行说明，证明绝大多数银钱的纯度是受普遍认可的，个别纯度低的银钱亦可作足值货币使用。目前所见吐鲁番墓葬所出的纯度较低的银币未见压印特殊的标识，这是什么地方制造的银币?从上文的梳理来看，萨珊波斯和粟特地区都存在制造低纯度银币的情况。虽然粟特本土仿制的银币多有特殊标识，但结合当时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职业商人的特点，他们在粟特本土制造低纯度的仿制币掺杂在萨珊银币中用于贸易支付的可能性显然无法排除(48)。这应当就是包括吐鲁番在内西域地区低纯度萨珊银币的来源。至于高昌本地制造流通银币的问题，迄今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证明。 考察萨珊本土和粟特地区的货币使用情况可知，这些地区在采用德拉克麦银钱和仿德拉克麦银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同时，都会同时发行铜币以便利小额交易。但吐鲁番出土文书和考古资料显示，当地的银币只有一种面值(49)，并且没有广泛流通的铜币(50)。如果当地流通的银钱确为本地制造，政府似乎也应该铸造铜钱以便小额市场交易(51)，这也反证银钱应当并非本地制造。另外，高昌国流通的银钱为本地铸造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6世纪中叶以后高昌国开始流通银钱(52)，也无法解释银钱为何会在高昌国灭亡之后又继续流通了六十余年。相反，八世纪以后银钱退出唐西州的流通市场，则与此时阿拉伯停止制造阿拉伯—萨珊银币，而以新的阿拉伯银币取而代之在时间上正相契合(53)。 杨洁还举了另外两个证据来证明高昌国自己铸造了纯度低重量较轻的银币。第一是高昌国铸造了“高昌吉利”钱证明高昌国有铸币技术。萨珊银币是用模具打制而成，而“高昌吉利”钱是圆形方孔钱，系铸造而成，技术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这条证据不具有说服力。第二条证据所举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其实很可能是有问题的。第一，其中所谓“西国”所指为哪些国家很不清楚；如果是泛指西域国家，那么萨珊波斯也应包括在内，萨珊波斯的银钱自然不可能出自这座银山；如果仅指高昌、焉耆、龟兹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当时流通的也至少有相当部分来自萨珊波斯，这种论断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虽然“银山”所指的库米什山确有银矿，但试想如果当时银矿确实可以铸造银币，盘踞在高昌北山的宗主国突厥和铁勒连商税都要瓜分，自然不可能将银山铸币的权利放手与人。第二，如果玄奘所言“西国银钱所从出也”属实，银山开采铸币应当会有相当的规模，当会有遗址留存，但目前的考古资料未见此类报道。亲自考察过库米什山的王炳华先生也对此条记载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这条记载保留了唐人关于这座山的传说痕迹，与我们今天对库米什山的认识相去甚远。库米什山并不高峻，有银矿，但并不丰富，更不能说满山“皆是银矿”，西域大地的白银也并不都产在这里(54)。玄奘离开高昌时，高昌王麹文泰以银钱三万相赠，这批银钱只能是当时的国际通用货币——萨珊波斯银币(55)。如果以每枚4克计，三万银钱有120千克之重，应当是非常重的一笔财富，玄奘对银币应当有了解，但可能不一定真正清楚高昌国银钱的来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虽非玄奘亲自撰写，但信息应当来自玄奘本人。我们不清楚这则信息的最初来源，但玄奘所记也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这一点也已经有学者指出(56)，所以即便是玄奘所述也不可尽信，而需作具体分析。此条明显有误的记载不能证明高昌国仿制了萨珊波斯银币(57)。 综合研究文书和考古资料中的“银钱”，我们认为：从吐鲁番出土高昌国时期汉文文书可知，人们对当时流通银钱的产地和成色都不作特别说明，证明银钱只有一种，绝大多数银钱的成色都是受普遍认可的。延寿十六年(639)的粟特文买婢契约证明当时高昌国流通的银钱就是萨珊波斯银币。高昌故城和国内其他地区出土银币的情况表明，流入中国的银币绝大多数都是完整的萨珊波斯制造的银币。吐鲁番墓葬中所出银币显示高昌国确实存在一些低纯度的银币，这些银币掺杂在高纯度的银币中间流通，因为它们质量很差易于破损，所以逐渐被筛选排挤出流通领域，后被埋入墓葬充当了冥界财富，在考古发掘中有较为集中的出土。高昌国低纯度银币可能系萨珊波斯或粟特地区制造，由商旅带到高昌国。至于高昌国自己制造低纯度银币的观点，则是缺乏依据的。 (附记：本文修订时承蒙荣新江先生、罗帅先生指正，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15-09-01 注释： ①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266页。 ②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此据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7-278页。 ③《隋书》卷一九《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1页。参见池田温：《敦煌の流通経済》，《講座敦煌3：敦煌の社会》，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343页。 ④参见郭媛：《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9-28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4页。 ⑤“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周书》卷五○《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5页。 ⑥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国及唐西州前期文书都显示当时使用银钱。考古出土的银币情况参见夏鼐《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4期；收入《夏鼐文集》(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5页；李肖、张永兵、丁兰兰：《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27-34页。 ⑦宋杰：《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高昌物价与货币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第68页；郭媛：《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28-30页；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第238页。 ⑧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收入《夏鼐文集》(下)，第70页。 ⑨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30页。姜先生在大著的199页针对《隋书·食货志》关于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的记载指出，“虽可能有本地铸造的钱币流通，但是，萨珊波斯银币和一部分西域银币仍起着国际通货的作用。”在当页姜先生又提及“高昌吉利”银钱，怀疑可能存在本地银钱。 ⑩J.K.Skaff,"Sasaniall and Arab-Sasanian Silver Coins from Turfan: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Local Economy",Asia Major 11/2,3rd Ser.,1998,pp.67-115；此据孙莉译斯加夫《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它们与国际贸易和地方经济的关系》，《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第430页。 (11)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258页。 (12)杨洁：《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7-11页。 (13)杨洁：《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本地铸造，抑或外部流入?》，《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4页。 (14)杨洁：《从粟特文文书看入华粟特人的货币问题》，《史林》2012年第2期，第156-158页。 (15)杨洁：《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本地铸造，抑或外部流入?》，《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4页。 (16)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安尼瓦尔·哈斯木：《新疆博物馆馆藏波斯萨珊朝银币》，《中国钱币》2006年第3期，第80-85页。 (17)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第36-37页。 (18)斯加夫亲自检查了这些银币，参见《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第422页之表一。 (19)观察《剑桥伊朗史》第三卷第一册第九章《萨珊银币》中所附萨珊银币图版，也可看到一些银币存在明显的剪边痕迹，如图版26中的第1、2、3、8等。E.Yarshat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3(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late 26. (20)杨洁：《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8页。 (21)质量仅1.8克的这枚银币出自阿斯塔那319号墓，系麹氏高昌国时期墓葬。银币尺寸和完残情况不详，检查过实物的斯加夫标注这枚银币“磨损、腐蚀”，斯加夫所列表二中8枚质量较轻的银币多有腐蚀和磨损，但质量低至2克以下者，仅此一枚。翁米亚王朝的太伯里斯坦在711-761年间曾发行“半德拉克麦钱”，阿斯塔那319号墓所出的银币时代显然要早。银币质量轻当与银的纯度低有关系。 (22)李肖、张永兵、丁兰兰：《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27-34页。 (23)岡崎敬指出，萨珊波斯银币从库斯老一世开始变薄变大，到库斯老二世时变得更大，他认为玄奘《大唐西域记》记波斯“货用大银钱”，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岡崎敬：《東西交渉の考古学》(增补)，东京：平凡社1980年版，第251页。 (24)李肖、张永兵、丁兰兰：《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32页。 (25)阿斯塔那5号墓的发掘报告至今未见发表，除所出银币一枚之外，其他情况不明，墓葬年代不详。 (26)李肖、张永兵、丁兰兰：《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32页。 (27)可以提供参考的是1959年乌恰县发现的947枚银币中有约63枚银币已经残碎，参见李遇春《新疆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第482-483页。这批银币被认为是商人携带的钱币，如果残币是不能流通的，那么商人们应当不会和其他完好的银币一起随身携带。 (28)阿斯塔那48号墓出土延昌二十七年(587)高昌兵部买马文书八件，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345页。 (29)斯加夫指出：“与早期的储存不同(引者按，指高昌故城窖藏出土的四世纪制造的银币)，墓中钱币显示出大量的磨损痕迹，这一定是在商业交易中不停地转手而造成的。尽管在少数情况下，晚期的银币有穿孔和镀金的现象，这很显然是当作珠宝和储存之用的，但这一定是它们的次要功能。”《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第448页。 (30)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69年发掘的阿斯塔那117号墓就出土“开元钱”一枚，同墓出《唐永淳二年(683)张欢夫人麹连墓志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第14、22页。永淳时期的唐西州已经进入铜钱本位阶段，“开元通宝”自然是流通货币。 (31)《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32)阿斯塔那153号墓出土的《高昌延昌三十七年(597)赁舍券》(《吐鲁番出土文书》壹，280页)第3行记“残钱二文，到三月中[ ]与钱贰文；残钱壹文[”中也出现了“残钱”；阿斯塔那40号基出土《唐康辰花残契一》(《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300页)第4行内容为“]文，残三文，到令满头上钱使毕”，都是同类条款，将下欠延后支付的部分称作“残”或“残钱”。 (33)杨洁：《丝路绿洲国家的货币：本地铸造，抑或外部流入?》，《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3页。 (34)付钱记录的内容是：“
八赵明儿上钱
□
拾文；次十八，上钱壹佰文；□
钱贰拾文，次拾捌日，上钱捌拾壹文。”《吐鲁番出土文书》贰，第241页。其中首字应当是“十”，而非文书整理组所补的“廿”字。 (35)吉田豊、森安孝夫、新疆ウイグル自治区博物馆：《麹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隷売買文書》，《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Ⅳ，1989年，第15页。柳洪亮汉译文载《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第108-115页。关于该买婢契约的研究参见荒川正晴《トゥルファン出土「麹氏高昌国時代タグド文女隷売買文書」の理解をめぐっ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Ⅴ，1990年，第137-153页。吉田豊在2003年发表的该件文书的英译中修正了1989年文章中的一些错误，Y.Yoshida,"Translation of the Contract for the Purchase of a Slave Girl Found at Turfan and Dated 639,"(Appendix to V.Hansen,"New Work on the Sogdians,the Most Important Traders on the Silk Road:Review of
tienne de la Vaissière,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and Rong Xinjiang,Zhonggu Zhongguo yu Wailai Wenming"),T'oung Pao 89/1-3,2003,pp.159-161)。森安孝夫2007年发表的该契约的日译中，吸收了吉田豊2003年英译本的大部分修订成果，将1989年日译本中原本用拉丁字母表示的专名都改用片假名拼写(森安孝夫：《シルクロ一ドと唐帝国》，东京：讲谈社2007年版，第224-226页)。吉田豊2011年发表的该契约的最新日译与2003年英译相比个别地方又有调整，并且吉田丰许多专名的片假名拼写都与森安孝夫的有差异(吉田豊：《ソグド人の言語》，曾布川寬、吉田豊编：《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京都：临川书店2011年版，第94-95页)。 (36)该件粟特文买婢契约和《高昌延寿五年(628)赵善众买舍地券》出土时折叠放置在一起，吉田丰推测文书中的“张”有可能为“赵”之误，则沙门可能原本姓赵。荒川正晴进一步分析认为契约所出的阿斯塔那135号墓处在赵氏茔院，而旁边则存在张氏家族成员的坟墓，如果买婢契约的买主确为张氏，那应该也与墓主赵氏存在密切的关系(荒川正晴：《トゥルファン出土「麹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隷売買文書」の理解をめぐって》，第138-140页)。 (37)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第49-54页。荒川正晴对林梅村文章观点的批评，参见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编《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100号，1994年，第6-8页。 (38)吉田豊：《ソグド人の言語》，第94页。另外，俄罗斯伊朗学家Pavel B.Lurje的《粟特文献中的人名》一书也同意吉田丰的解读，P.B.Lurje,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Iranisches Personennamenbuch 2),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10,p.159,no.359,p.454,no.1497. (39)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第51-52页。 (40)荒川正晴结合粟特文买婢契约和汉文文书中的情况，认为有一定质量保障的仿制银币和真正的萨珊银币在当时的高昌国是同时使用的。荒川正晴：《トゥルファン出土「麹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隷売買文書」の理解をめぐって》，第146-147页。 (41)斯加夫：《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第441页。 (42)R.G
bl,"Sasanian Coins",in:E.Yarshat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3(1),pp.329-334. (43)B.A.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第4章《贵霜—萨珊王国》，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80-81页。 (44)M.Mitchiner,"Some Late Kushano-Sassanian and Early Hephthalite Silver Coins",East-and West 25/1-2,1975,pp.157-165. (45)关于嚈哒钱币的研究，参见R.G
l,Doc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hec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Ⅰ-Ⅳ,Wiesbaden,1967.马小鹤：《温那沙(αλχονο pανο)考》和《馨孽(Khingila)与那色波王(nspk MLK')考》，氏著：《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8-428、480-537页。不同意见可参看余太山：《Aλχονο钱币和嚈哒的族属》，《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收入作者：《嚈哒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5-276页。 (46)1964年河北定县发现北魏太和五年(481)埋入塔基舍利函中的41枚萨珊银币，其中有一枚是压印有嚈哒文字的嚈哒银币，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5期；收入《夏鼐文集》下，第46-50页；1988年山西天镇县长城洞内发现的49枚萨珊银币中也有一枚铸造于巴尔赫的嚈哒仿制的卑路斯样式的银币(张庆捷：《北魏平城波斯银币与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氏著：《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8-241页)。 (47)E.V.Zeimal',"The Circulation of Coins in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Early Medieval Period(Fifth-Eighth Centuries A.D.)",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New Series,Volume 8,1994,pp.245-267. (48)罗丰指出由于贸易的需要，5世纪初粟特人在粟特地区开始仿造银币(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 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49)姜伯勤推测当地可能制造了“高昌吉利”银钱与波斯银币一起流通(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01页)。见诸记载和报道的所谓“高昌吉利”银钱，没有一例是考古所出，不足凭信。 (50)高昌国晚期的个别文书中出现了“铜钱”流通的情况，但远未普遍流通。 (51)“高昌吉利”铜钱的发行时间应当在628年以后，发现数量稀少，只有五十枚左右，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盛观熙全面梳理了考古所出的“高昌吉利”钱，认为并非流通货币，盛观熙《再论“高昌吉利”钱》，《新疆钱币》增刊2004年第3期，第137-151页。王永生认为“高昌吉利”钱应属纪念币性质的吉语钱，用于赏赐或馈赠，并非流通货币(王永生：《“高昌吉利”钱币考》，《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收入作者：《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13页)。 (52)有学者指出，高昌故城出土的窖藏萨珊银币铸造于4世纪，显示这种银币很早就已经流入中国，为何吐鲁番文书显示当地到6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流通“银钱”，进而推测吐鲁番文书中的银钱并非萨珊波斯银币，杨洁《论流入中国的波斯萨珊银币的功能——以吐鲁番出土银币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9页。实际上，萨珊波斯银币3世纪初既已开始制造，吐鲁番出现窖藏4世纪的银币，夏鼐、斯加夫等人都认为与当时前秦经营西域有关。(夏鼐：《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夏鼐文集》(下)，第40页；斯加夫：《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第433-434页)在当时欧亚大陆交通不畅，贸易受阻的背景下，流入吐鲁番的萨珊银币数量必定有限。到6世纪中叶突厥统一中亚，交易成本降低，跨地区的贸易迅速发展，萨珊银币此时大量流入吐鲁番，成为当地的流通货币。 (53)R.G
bl,"Sasanian Coins," p.323.在塔巴里斯坦萨珊银币的制造则延续至8世纪末。 (54)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史迹》，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1995年；收入作者：《西域考古历史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55)岡崎敬：《東西交渉の考古学》(增补)，第258-259页。 (56)徐序雅：《〈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里程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12-26页。 (57)吐鲁番的墓葬考古中出土过一些可能具有装饰性或象征财富的银钱，如斯坦因在阿斯塔那1区3号墓除了获得萨珊银币之外，还发现三枚仿中国铜钱的小的方孔银钱片和七枚薄银片，M.A.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4 vols,Oxford:Clarendon Press,1928,p.64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66年发掘的阿斯塔那48号墓中除了出土铜钱之外，也还出土了铜钱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第12页)。这些银钱片和铜钱片都应当是本地制造，但性质可能是冥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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