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贤资格古今流变简论
杨益斌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佛山 528137）
摘 要： 中国自古崇尚、祭祀先贤，但是先贤资格研究却少见。中国先贤资格经历先秦酝酿期、汉魏六朝形成期、隋唐宋元成熟期、明清嬗变期、民国式微期、当代回归期，沉淀形成了先贤资格德高、才高、功高三大核心要素和地标性、稀缺性、教化性三大主要特征。
关键词： 中国；先贤；资格
先贤和先贤文化是社会发展和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先贤内涵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和文明的发展进步其所关联着的先贤资格也随之演变。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先贤资格
（一）先秦酝酿期
中国古代祭祀先贤的观念和传统历史久远。西周时期就有尊奉前代贤哲以劝勉后人的做法，《周官·春伯》有云：“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此处乐祖即礼乐之先贤。《左传》倡言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三者虽久不废。先秦所祀先贤多在三不朽的行列。《礼记·祭义》：“祀先贤於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礼记·文王世子》∶“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周天子在西学祭祀前代贤人，就是用以教育诸侯，培养其高尚道德。可见入祀先贤必须德才兼备。《礼记·祭法》把有功德于民者列为祀典之首。早期儒家文献《礼记》总结的祭祀原则逐渐成为礼仪实践的实际指导原则。总的看来，这时期国家和地方祭祀先贤的制度化实践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却从观念和做法上为后世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实践指南。
（二）汉魏六朝形成期
自汉代起，祭祀先贤被各级政府、官僚和士大夫视为教化黎民的大事并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先是祭祀孔子的先贤祠——文庙出现了。汉高祖刘邦在曲阜以大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创帝王祭孔的先河，从此官方祭孔、立庙相沿不废、垂教于世。在孔子家庙外，民间陆续出现奉祀孔子的庙宇；东晋太元九年（384）才出现国家建造的孔子庙。祭祀孔子的文庙礼制仪程祀典得到逐步规范。
孔子之外的先贤祭祀相对自由，较少纳入官方体制内。《汉书》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立为祠堂，岁时祭祀不绝”。三国时期吴国陆胤《广州先贤传》记载当时交州、广州一带名人贤士清廉、孝顺、正直、友悌等高尚品行。从其所录人物反推其入选标准，可知其标准重在德行。
赵宋王朝一方面继承唐代地方官员祭祀先贤的制度，一方面因时因地制宜出现新变。北宋三次兴学运动诏命州县广立学校，州县学中必祀先圣先师，因而到北宋末年，地方州县学中祭祀对象由先圣先师扩展及先儒先贤。各地依托官学、书院、寺庙等地普遍建有祭祀孔子和前代名贤大儒的祭祀场所，通称“先贤祠”（亦称三贤祠、五贤祠、群贤祠、名贤祠、先儒祠等）。
这一时期，先贤资格标准渐趋清晰具体，但是除了祭祀孔子的文庙外，其余仍然缺乏官方严格规范的认定程序。
（三）隋唐宋元成熟期
隋唐以后，官府、民间对有功德于民者代祀不断。祭祀先贤的资格标准清晰具体，官方认定程序、制度安排也严格规范起来，显然已臻成熟完备。
当走到一处草皮垒砌的低矮房屋时，嘎绒径直走向这间房子，只轻轻敲了几下门，就有人打开了门，一切轻车熟路。
综上所述，宋代地方先贤祠入祀资格并没把受祭祀者里籍作为首要条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受祭祀者的声望或学术背景。
唐贞观四年（630）下诏州学、县学皆建孔子庙，孔子成为天下州县皆可祭祀、举国祭祀的先贤；随之而来的是，众多地方先贤列入祀典加以祭祀。此后建立从祀制度，在庙堂从祀者孔门弟子以及贡献突出的后来儒者。唐天宝七年（748），诏令各地设置祠宇祭祀历代忠臣义士、节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唐天宝十三年（754），朝廷诏令各地建先贤祠，先贤祠之名首次出现。此处先贤祠祭祀对象包括了后来的名宦祠和乡贤祠的祭祀对象。北宋开宝三年（970）、大中祥符元年（1008）、元丰三年（1080）先后诏令祭祀前代烈士周公孔子百辟卿士，这都是祭祀各类先贤。这些先贤入祀资格，统而言之，如陈来所说：“先贤祭祀对象不仅有在事功上有功烈于人民者，更包括在思想文化上有德于人民者。”
从图8(a)、图8(b)可以看出，带内误差补偿前，成像场景中强目标距离向旁瓣很高，远端旁瓣数值也较高，会遮盖周围弱目标，成像效果很差。经过带内幅度和相位误差补偿后，旁瓣数值降低十分明显，远端旁瓣对周围目标的影响非常小，成像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综合以上处理结果可知，子带内幅度和相位误差得到了有效的补偿。
技改后，介耗保持在3.0 kg/t左右(本厂所用磁铁矿粉磁性物含量不小于93%，真密度不小于4.3 kg/L，小于325目粒级含量不小于80%)。
取大鼠脑组织置于4%多聚甲醛溶液中固定24 h后，常规脱水、石蜡包埋、切片（5 μm），经苏木精-伊红（HE）染色后，置于荧光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各组大鼠脑组织的病理学变化。
宋代为何只要于此地有所贡献，或者即使毫无关联但受众人敬仰爱戴之人，皆可入祀地方先贤祠？这里固然有官员迁徙不常等现实困扰，地方势力不够强大，礼仪制度没有明确划分乡贤、名宦祭祀等等原因。更重要的是，先贤祠入祀对象需要拥有足够的教化功能。在宋代，各地文明开化程度不一，很多地方没有产生先贤的文化土壤和现实条件，因此才出现祭祀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地方先贤祠遍布各地的现象。
落实“四有两责”，建立统一、权威、高效的监管新体系。县区局食品药品监管科室和监管人员占比大幅度提高，乡镇街道全部建立食品药品监管所。小机关、大稽查、强基层、全点位、网格化体系四级贯通。执法办案、检验检测、投诉举报、基层基础建设经费预算逐年增加，办公用房、执法装备配备到位。机构改革成果得到省市督察部门认可。
最突出的变化是宋代先贤祠祭祀对象，突破了“祭不越望”的限制。北宋广州建有八贤祠祭祀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陈世卿、邵晔、陈从易、张颉等八位先贤，其里籍不在广州，也不生于斯长于斯，但都做过广州守令之类的父母官。由此可见，宋代入祀先贤祠的条件中里籍并非必备条件，更多注重先贤的德望遗泽。在宋代某些场合，也有与当地毫无关系的士人入祀先贤祠。婺源县学祭祀周敦颐、二程兄弟，按照传统观念，婺源非其乡非其寓非其所尝游宦之邦，国之祀典也没有依据。朱熹对此很不满，认为这已明显违背时人公认的建祠立祀原则。可想而知，当时凡认可理学道统的地方县学已普遍将周程三人列为先贤了。
但是，一旦祭祀地具备产生先贤的文化土壤和现实条件，地方先贤祠的入祀资格仍然是比较严苛的。例如，宋元时期杭州西湖三贤堂祭祀白居易、林逋、苏轼。有人以此堂为个案作历时性考察，认为宋元时期名贤祠神主的选择标准比较严格的。宋元时期入祀名贤祠的资格除满足身为名宦及乡贤的基本条件外，品行、才华、名望、贡献都为祭祀地所公认，而且与祭祀地有直接的精神文化联系，享有地标性的人格坐标，足以赋予后世重要而深远的教化功能。
（四）明清嬗变期
明洪武年间，朝廷诏令各级学校以祀典所定祭祀贤哲。各地学校纷纷设立祭祀场所，除祭孔正殿外，还在正殿两侧分设乡贤祠和名宦祠。从此，先贤祠一分为二。名宦祠祭祀曾经任职此地的官声显著的官僚。而乡贤是“德行卓著并为社会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为官府所祭祀的社会贤达”，籍贯是否在祭祀地，自然就被设定成能否入祀乡贤祠的前提条件。明清两代乡贤入祀资格的确定，先由地方公举，经官方审批才入乡贤祠。明清时期乡贤祠往往成为孔庙内的次一级单位，逝后入祀乡贤祠成为儒家传统士人实现不朽的理想之捷径。
步骤6:若i=n,算法结束,计算定位误差:其中EROi表示每个未知节点的定位误差;平均定位误差用节点通信半径归一化后的相对定位误差表示,EROAVE表示平均定位误差,(xR(i),yR(i))和(xE(i),yE(i))分别表示第i个未知节点的实际坐标和估计坐标,n表示未知节点总数。
明清时期，官府严格区分乡贤、名宦入祀资格，乡贤祭祀和名宦祭祀得以明确规范，各州县普遍建有乡贤祠和名宦祠，供奉历代乡贤、名宦，并将其人其事写入地方史志，由此形成被官方认可的整套成系统的纪念、祭奠规程与仪式。
晚清以降，中国乡土社会逐渐解体，先贤祠、名宦祠、乡贤祠等为表征的先贤文化遭受强烈冲击，日趋式微。以祭祀孔子和历代先儒先贤的文庙为例，在科举制度废止的前五十年，文庙进入全盛时期，全国高达1730多所；清末减少为1560所。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兵连祸结，文庙数量急剧锐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的倡导，逐步深入人心，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衰败。
（五）民国式微期
由图1可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动会以汇率为中介变量，对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二者的变动通过国际收支途径体现为外汇储备的波动，进而通过外汇占款对国内货币供给量产生影响，继而影响物价、社会需求、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变量。这些变量的波动必然影响下一步汇率政策的选择。可见，汇率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与宏观经济两者相互影响，互为扰动因素。
在此期间，民间为地方乡贤立碑纪念，政府也致力恢复和弘扬先贤文化。北洋政府树立了苏州鲍宗德等一批乡贤并建坊旌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进行乡贤调查、评选，12个省先后评出乡贤453人，并编撰各省乡贤传记、列入小学教育体系，以期传播乡贤事迹。1934年国民政府提出“历代不乏立功立言之士，为后世矜式，兹为表扬先烈，激发民族情感起见，特通令各省，调查各省历代乡贤及清末有功于民族国家者”，要求从中“选出三十人，摭拾其生平事略，立为乡贤，作人民楷模”。最终印发官方正式文件《各省历代乡贤选定表》。究其资格标准，仍然没有脱出立德立功立言的范围，只是处于民族危亡之际，更强调立功，强调“有功于民族国家”，“激发民族情感”，堪“作人民楷模”。后来，日寇加速侵华，铁蹄蹂躏遍及大半个中华，保存并弘扬先贤文化等自然无暇顾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先贤文化无可奈何走向没落。
二、中国现代社会的先贤资格
（一）中国大陆现代社会的先贤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破四旧”等一段曲折，先贤文化一度陷入沉寂甚至消亡。自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做法逐渐趋于理性、务实，先贤文化重新回归学术视野和普通百姓生活，中国大陆各地包括乡贤文化在内的先贤文化逐步热闹起来。
有人提出，如果北京建先贤祠能够入祀的应当是敢于承担中华民族良知和社会公正的人，特立独行、高风亮节和坚持己见的文化和思想英雄。为超越偏见和利益之争，入祀人选最好在死后三百年以上的杰出人士中甄选。还有论者提出：假如我们建先贤祠，参照法国标准来筛选，入祀先贤祠的应有屈原、司马迁、鲁迅、胡适、黄宗羲、陈寅恪等，因为“这些入选者皆长于思想精神方面的建树”，“是对民族的重要思想贡献”。
国族之先贤，举国祭祀，世代祭祀，其资格严而又严，说其高冷也不为过，应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前述两文，在与法国先贤祠的对比框架中，所设定的国之先贤资格，主要衡量标尺有三：一是才高，文化和思想英雄、艺术殿堂的栋梁都应当是才学卓绝、艺术精湛的少有天才。二是德高，敢于承担民族良知和社会公正，特立独行、高风亮节，撑起民族精神大厦的巨柱，都无愧于国族的精神脊梁！三是功高，不是对国族精神文化居功至伟者不足以入祀先贤祠。三高之间也不是等量齐观，在才高达到某一基准线上，德高、功高的权重则占有决定性分量。
当下，省以下各级名人名贤和乡贤的评选、表彰、祭祀等活动日趋增多。考虑到省以下先贤层级相对较低、资格标准也等而下之，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因此略过不谈。下面以南粤先贤馆为例探讨省级先贤资格。
南粤先贤馆坐落在广州。2005年8月，南粤先贤馆入馆先贤评选委员会成立。最终，经过专家和市民推荐、专家组反复论证、媒体和网络征求意见、评选委员会评选等程序，第一批56位入馆先贤名单确定。56位先贤包括原籍广东人和虽非粤籍但在广东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赵佗、葛洪、韩愈、包拯、周敦颐、苏轼、文天祥、阮元、关天培、林则徐、张之洞等11位里籍不在广东，但是都与南粤大地有直接的关系，在此或为官行政，或卫国爱民，或兴教化人，或行医济世，造福黎民，永垂不朽。该馆入馆先贤资格，在时间维度上，其生平主要活动时间或当时已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时间，定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适当拉开与被评人的时间距离，可最大限度避免情感、人事、利益等的纠缠影响，有利于客观公允的评判。在质性维度上，包括地域限制、知名度考量、价值观评价、贡献度比较四个方面。地域性、知名度、价值观、贡献度四者构成南粤先贤资格的基本要素。南粤先贤馆入馆先贤名单产生程序、方法是严格认真、开放包容的，首批入馆先贤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体现比较充分，得到舆论普遍认可。
（二）中国台湾地区现代社会的先贤守望
海峡对岸的中国台湾地区，清末建有台北孔庙等祭祀先贤的场所，并经常如期举行释奠典礼。甲午战败，日本占据台湾。其时，台北孔庙等多有损毁，当地爱国士绅筹资重建孔庙并举行祭孔大典，后被日本政府禁止。光复后，台北孔庙祭孔大典得到恢复。2006年，台北孔庙仪门旁设置“弘道祠”，同时修订“台北市弘道祠入祀要点”，明确规定：凡大台北地区对教育文化有具体卓越贡献、德术兼备、且逝世超过五十年以上者，经审议通过后可入祀孔庙弘道祠。当年推举陈维英（清朝举人，大龙峒学海书院院长）和邓雨贤（台湾知名音乐家）两人，经议决，只有陈维英获得通过，并于是年九月二十三日举行入祀典礼，成为台北地区首位入祀孔庙的现代先儒。在此，入祀先贤既有质性维度，如“对教育文化有具体卓越贡献、德术兼备”；又有地域维度，如“大台北地区”；还有时间维度，如“逝世超过五十年以上”；以上都是实体范畴，体现的是先贤的实质内涵。与实体相对的是程序维度，那就是对先贤资格的认定还需审议通过。最后，才是入祀的真实神圣的祭祀活动。与中国大陆先贤、乡贤的评选和祭祀相比，中国台湾地区现代社会的先贤守望更多一份严谨、厚重，显得更为传统、庄严。
三、初步结论
梳理中国先贤资格古今流变轨迹，提取较长时段、比较稳定的共性条件，可归纳如下。
一是先贤资格的核心要素始终不脱“三立三不朽”的基因谱系，强调品行高洁、才华横绝、贡献卓著，可概括为德高、才高、功高。前文多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
二是先贤资格区别于其他资格的主要特征有地标性、稀缺性、教化性。首先，地标性不同于地域性。地域性看重先贤生于斯长于斯，具有本地域的唯一占有性，排斥外地外籍来到本地并做出贡献的客居、宦游的先贤。地标性则不同，地标就是一个地区的标志，这与单纯的地域有质的区别。先贤资格的地标性，注重的是先贤与某个地域的精神文化联系，在某个时间某个领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某位先贤一生的主要功业、功德与某时某地定格在一起，尽管他可能是客居或游宦某地。例如，虎门销烟和林则徐，林则徐很自然就成为了广东近代史上地标性人物。其次，稀缺性是先贤德、才、功独特、珍贵的表征，其稀世之德、不世之才、绝世之功，处处彰显先贤资格的稀缺秉性。民国时期12个省份评出的453位乡贤是从漫长的历史中遴选出来的，占总人口比重极小。因为稀缺，所以人升格为神，享有神一般的祭祀供奉；所以激劝世人效仿，促进一地一族一国文明的提升。最后，教化性已内涵于地标性、稀缺性中。先贤的德、才、功足为世范、堪当地标，地、族、国之所希，全域范围内、世代子孙祭祀之，为人垂范、景仰、启蒙、领航，其教化之功尤胜于表彰之效，让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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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508（2019）04-0118-03
收稿日期： 2018－10－31
作者简介： 杨益斌（1970－），重庆奉节人，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中文教授，硕士，主要研究地域文化、语文教育等。
标签：中国论文; 先贤论文; 资格论文;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