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以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的本质》为重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士道论文,明治论文,井上论文,次郎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311(2009)03-0005-08
武士道是日本社会、思想文化整体中独特的也可以说是独有的现象，但是，它的影响又不限于日本国内，也为东亚其他国家所关注。从学术上深入地研究武士道的形成、展开、内容与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楚武士道本身的真实面貌，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本文以武士道为主线，对明治思想的一个侧面进行考察，涉及福泽谕吉、大西祝、井上哲次郎等思想家，尤以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的本质》为考察重点，探究明治时期武士道在东西思想交汇以及自身向近代演进中的变化与路径，阐明武士道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作用。
一、从幕末到明治时期武士阶层的解体及其思想特质
(一)武士阶层的解体
众所周知，1868年明治维新的成功结束了日本长达700余年的封建社会体制，开启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新篇章。明治政府建立伊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彻底摧毁江户时期的幕藩体制来确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在“废藩置县”的号令下，原本以武家(藩)为根基的地方割据势力完全解体了。接着政府开始改革等级身份制，废除大名和公卿称号，改称“华族”，其余原幕府家臣、藩士和一般武士改称为“士族”，此外的农、工、商以及僧侣、神官都称为“平民”。尽管“四民”仍不平等，但由于武士的特权都被废除了，原本的武士阶级已经转化为“士族”，多数下级武士重新择业，从事工商业、农业或手工业，也就是被吸收到“平民”之中。尤其是武士俸禄制度废除后，武士中除一小部分人成为官吏、教员、警察、军人外，大多数中下级武士都成为小生产者、工资劳动者、佃户和人力车夫等。[1]
(二)武士的思想变化
从思想史上看，在幕府末期武士的思想已经开始变化。首先是水户学派的尊皇思想与国体论。无需赘言，所谓水户学，就是指在完成《大日本史》的编撰事业过程中产生于水户藩的学问。[2]前期水户学以确立“大义名分论”的历史观为其主要思想立场，后期水户学则以确立尊皇论与国体论为重点。如果说前期是通过修史明确其历史观的话，那么后期则是以解决日本当时面临的内忧外患的现实课题为主旨。关于前者这里姑且不论，关于后期水户学的思想，这里仅以会泽安(正治斋，1782-1863)为例，略说一二。会泽被称为后期水户学的理论确立者，其代表作《新论》的思想特质就是在理论上确立了国体论与尊王攘夷论。前者成为明治以后国体论的原型，后者点燃了幕末尊王攘夷运动的火种。会泽的国体论的根本特点在于其是一种以天皇为顶点的体系性的国家论。它把内忧与外患作为民心问题统一把握，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国内问题的策略，另一方面它也是对抗西欧列强的一种民族精神，这一精神又成为孕育针对幕藩体制的反体制思想的基础。会泽的国体论是通过儒学的概念对日本历史或《古事记》、《日本书记》进行重新解释并赋予其儒学的意义，而承担这一思想的载体正是具有儒学教养基础的武士(主要是下级武士)。[2]
在幕府末期，尊王与攘夷是具有内在关联的重要的思想运动。尊王攘夷论，是以天皇崇拜与排斥西洋为核心的江户后期的政治思想。尊王攘夷论中的尊王论和攘夷论原本都出自中国的儒学古典，但是，在幕末的日本却有其独特的含义。如上所述，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不论是幕府统治者还是社会有识之士，其国家意识逐渐高涨。在此前提下，尊王论和攘夷论得以成立。在尊王论中，有两点要特别注意：一是皇统论，即中国儒学古典中的王室在日本被神圣化了的天皇取代，基于《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之神话的皇统具有血统的连续性即万世一系；二是大义名分论，即幕府征夷大将军是受天皇委任而执掌政权的，因此天皇与将军之间是君臣的上下关系。攘夷论中也有两点要特别提及：一是对抗西方列强，除了军事手段之外，攘夷论者认为时代的真正危机在于正统意识的缺失。因此，找回长时期缺失的日本固有的文化价值即皇道主义是当务之急。二是尊王论被有机地组合到攘夷论之中。如上所述，水户学派的尊王攘夷理论逐渐向武士阶层渗透并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运动。
这样，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尊王攘夷运动便成为针对攘夷不力的幕府的批评运动，以1864年(元治1年)、1865年(庆应1年)为分水岭，尊王攘夷运动进而发展为尊王讨幕运动，完成了其性质的根本转变。
二、明治思想史上的武士道
随着四民等级身份严格的德川幕府的垮台，武士阶级也因身份制的废除解体了。与江户时代缺乏身份之交流相比较，明治时期出现了各阶层人员间相互流动的特点。曾经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处于指导地位的原武士的思想、哲学与思考的方向性逐渐向社会渗透，士族的人口比率虽不高，但其思想却扩散到偏僻山野，以至出现“平民武士化”的现象。[3]可以说，出于对武士阶级的乡愁，出于对全盘欧化的反抗，武士道自明治中期起反倒迎来了勃兴的曙光。
就哲学思想而言，在明治哲学思想史上武士道并非主流，以至少有人问津。但是，武士道的影响可以说已渗透到各种思潮、各类思想家之中。福泽谕吉视武士道为日本文明建设的思想动因，大西祝则从伦理学上使武士道与基督教伦理嫁接，而井上哲次郎则从国家主义(皇道主义)立场出发把武士道作为构筑新时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思想基础。
(一)福泽谕吉的士魂武士道——与文明的关联
即使在明治初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在极力引进西方思想的间隙，也不忘回首自身的思想，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永远抹不掉的本质，即他们都是天皇拥护论者。被誉为“近代日本哲学之父”的西周，曾经参与了《军人敕语》的起草，他认为：“万世一统乃我国制度重大之处，苟若与之相抵触者，须严格制止”，提出：“本邦尊奉万世一系之皇统，实乃我国人民归依三宝之至便至利之道”。[4]加藤弘之主张君主立宪的国家学说，但认为日本的国体优于其他国家，日本的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是“族父统治”。他在《人权新说》结尾说：“我由衷期望今日的民权论者要尽量戒急戒躁，不可过激，一心养成着实敦厚之风气，真正成为社会之优秀者，永为皇室之辅佐”。[5]
福泽谕吉(1834-1901)被公认为思想启蒙运动的旗手，在他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其思想深处的士魂精神。福泽出身于下级士族之家，在他极具影响力的启蒙著作《劝学篇》中，他曾痛斥其青少年时代所亲历的封建身份等级制的弊害，主张通过学习西洋文明实现个人独立乃至国家独立。在其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以西洋文明为标准，从物心二面实现日本文明的文明理论构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福泽文明理论中内含的两个问题：其一，国家至上观。福泽提倡独立自尊的目的很明确，即“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6]“如果国家遭到侮辱，全体日本国民就应当拼着生命来抗争，以期不使国威失坠”。[6]“所谓国家的文明，是指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权利和尊严而言”。[7]由于福泽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国家意识，导致了他从民权论者转变为国权论者，以至使其为日本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胜而欣喜若狂。其二，精神发展论。福泽的文明论说到底是一种精神发展论，他自称其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文明论也可称为群众的精神发展论”。[7]虽然福泽把文明归结为“人类智德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皇道学派的国体观，但是，福泽的这一认识中也埋下了认可皇道学派国体论的种子。那就是，若把日本文明的发展也视作精神发展之结果的话，那么，必然会导致日本精神就是“万世一系”的皇道主义即“和魂”这一结论。实际上，福泽在批判皇学派的国体论时，又说“皇学派的学说并非没有道理，在君主国家，主张尊奉君主，把行政权交给君主，本属理所当然”。[7]“革新大业既成，天下的政权重归王室，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尊奉王室当然是应尽的义务”。[7]不难看出，福泽也是天皇拥护论者。
我们再看看福泽的另一篇论文《忍耐之说》(“瘦せ我慢の説”)。该文写作于明治24年(1891年)，明治34年福泽故去前经其许可发表在《时事新报》上。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福泽思想的根底明显地受到武士道的影响。该文的主旨是批评胜海舟和榎本武扬，而在行文中着力论说要维持士道，这成为全文的最大特色。在文中福泽把德川时代的三河武士的武士道精神称为“忍耐”(瘦せ我慢)。他说：“古来若言士风之美，不出三河武士其右也。若要品评其人物，文武智勇，虽各殊所长；然当战国割据之时，属德川之旗下，能明确自他之分，别无二念；有理无理，惟知德川家之主公而不知有他。不论身处何等厄运，遍尝辛苦，亦不曾气馁。若须为家、为主公，即便败亡在即，尚自勇进。由之一事，可见三河武士之整体特色，亦如德川家之家风，此乃德川宗祖——德川家康由卑微者起而经营四方，终掌控天下大权之故也。其家之开运，可谓‘忍耐’之赐也。”[8]福泽把“忍耐”视为一种“主义”，即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原本来源于“人之私情”，而今却成为一种国家精神。他说：“忍耐作为立国之根本，须重视之，不断培养之，助其根基之发展，此乃要务。”[8]又说：“立国之要，即在于忍耐之一义。”[8]由此可知，福泽把“忍耐”即武士道的精神与要建立的文明国家联系起来，以至认为贡献于日本文明进步之动因就是和魂。
(二)皇道的武士道——与国民道德的关联
明治初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偃旗息鼓后，明治2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兴盛一时，与之相抗衡，国家主义思潮勃兴，日本主义运动也拉开帷幕。政府为加强天皇制绝对主义统治，先后以天皇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成为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两大支柱。从两个《敕语》的内容看，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武士道思想在近代日本社会重新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这里，我们把这种意识形态化了的武士道叫做皇道的武士道。
诚如所知，以“竹桥事件”①为契机，以陆军大臣名义发布了《军人训诫》。该“训诫”最初由西周起草，后经福地源一郎、井上毅、山县有朋等人修订，1882年1月4日以《军人敕语》的形式发布。其内容有二：一为引言，二为条例。条例共5条：1.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2.军人必须正礼仪；3.军人必须尚武勇；4.军人必须重信义；5.军人须以俭朴为旨。以上5条又以“诚心”为基础。这里，尽忠守节、尚武重义充分体现了武士道精神。
至于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迄今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了研究，②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教育敕语》中的内容与武士道精神也完全一致。《教育敕语》全文如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矣。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宜俱遵守。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具拳拳服膺。庶几成一其德。③
该敕语名为教育敕语，但这里的教育不限于学校教育而是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全民道德教育。作为国民道德教育的纲领，其中的忠孝、恭俭、义勇奉公等与武士的道德要求亦无二致。
上述《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的共同点在于：一是把武士道德普遍化为军人道德乃至全民道德；二是这里的道德教育的目的是效忠天皇，做天皇的忠良臣民。
(三)大西祝等基督教徒的武士道——与伦理的关联
明治初期由于佛教的衰退，基督教一度盛行。在明治中期的“教育与宗教的冲突”以及“教育与伦理的冲突”的论争中，基督教虽然遭到井上哲次郎的政治打压，但信仰基督教的思想家们也在辩驳中，努力阐释基督教与日本国体并不矛盾，与日本思想并不冲突，尤其是在伦理观上认为基督教与武士道相一致。
明治时期接受基督教的一些代表性知识分子如植村正久、内村鉴三、新渡户稻造等原本都是具有儒教修养的武士，他们为不再依靠藩阀而寻求荣达之路时，开始学习西方学问，在外籍教师影响下他们受到了基督教的感化。他们认为基督教精神是西欧文明严格清纯的伦理基础，接受基督教不单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安心立命，而是要以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并且作为新日本的精神基础。也就是说，他们把基督教看做是文明的新日本形成的精神、道德。
植村正久在《福音新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论述了基督教与武士道之融合。内村鉴三在《圣书之研究》中说：“武士道乃日本国最善之产物。……以武士道为基石，与基督教相嫁接而得之者，乃世界最高之产物，其不仅可拯救日本，亦具拯救全世界之能力。”[9]内村在耶稣的教诲中看到了武士的气质，力图使基督教与武士道一体化。也就是说，内村发现了使基督教的道德融合于日本传统精神的道路。
英年早逝的著名哲学家大西祝(1864-1900)也从基督教信徒的立场论述了自己的武士道观。他在《武士道对快乐说》一文中，认为要想使国家兴旺仍须排除当下困难，而最要紧的是必须要有坚韧不拔、不辞艰辛的精神。追求娱乐之心应该是伦理上的主义，属于理论范围；但伦理主义如何与实际行为的精神不无关系。是采取快乐主义还是采取斯多葛主义(克己、禁欲)，关乎个人以及国民的气质。大西认为，在培育国民的志气上武士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说：“不辞千辛万苦、或为理想而粉身碎骨的献身精神已存于吾国人之心底，此可谓武士道之所赐也。”[10]在批评世人把娱乐主义与武士道对立起来的肤浅认识后，大西从理想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提出，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必然会得到快乐。因此，“为实现国民之大发展，应节制追求娱乐之心。若无励精刻苦、不屈不挠之精神，国家大业恐怕就要中途而废。总之，我认为培养此精神必须进一步发挥武士道，这是当今也是将来的一大要务，宗教也要使之融合于武士道之精神”。[10]由此不难看出，大西从伦理的建构上把西方的基督教伦理与武士道的精神融合了起来。
三、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的本质》
在上述明治时期思想史上的武士道源流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因对之已有许多研究，本文不再赘述。另外一位有影响的哲学家是井上哲次郎。关于井上哲次郎的“现象即实在”论的哲学观、融东西思想于一体的伦理观、以《敕语衍义》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教育观以及从哲学上重新诠释日本儒学思想史之三部作，④我国学者多有研究。而作为建构国民道德之一的武士道论，也是井上哲次郎思想的重要侧面。对此，迄今少有人研究。1901年，井上哲次郎出版了《武士道》(兵事杂志社)，1905年(明治38年)，他与有马佑政共编《武士道丛书》，井上也在报刊上发表过关于武士道的文章，并常常应邀作关于武士道问题的讲演。1942年(昭和17年)应八光社佐野一宇之约，井上把有关武士道的文章汇集修订，以《武士道的本质》为书名出版。可以说，井上哲次郎是明治思想史上皇道主义武士道的典型代表。
(一)趣旨与结构
《武士道的本质》编辑出版于1942年，正值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不断扩大以至发展为太平洋战争之时。井上在“序”中说：“支那事变⑤已持续了四年半，且发展为大东亚战争⑥。与此同时，姑且不论德、意二国亦从欧洲方面参战，战争范围更是广泛扩大到大西洋彼岸之美国。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日本武士道取得的赫赫战果，世界各国皆惊叹不已。在此形势下，我想此书的发行大概也会适应社会一部分人之要求吧！”[11]可见，井上出版此书的趣旨主要是为弘扬武士道精神，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助力。
全书结构如下：
第一，武士道
第二，武士道的历史
第三，武士道概论
第四，武士道的八大特色
第五，战阵训与武士道
第六，日本战捷的原因
第七，楠公论
第八，乃木大将与武士道
第九，东乡元帅与武士道
第十，大东亚战争与日本精神
第十一，大东亚战争所感
附录：1.素行会沿革小志
2.武士道研究书目
(二)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要点
由于该书是相关文章的汇集而不是学术专著，因此，我们通读全书后感到：一是缺乏学术性；二是重复的地方较多；三是时论性较强。这里，我们仅从学术的视角就其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1.何谓武士道
要论武士道，首先要回答何谓武士道的问题。井上定义说：“武士道是我邦武士始终实行之道德。”[11]也就是武士的实践伦理。井上特别提出武士道决不仅是指肉体上的力量，而主要是指精神上的力量。若只有武勇那是“蛮勇”，是暴力而不是武士道。在武士后附加“道”，意味着决非动武；暴力决不是“道”。从“术”(如柔术、剑术、弓术等)发展至“道”(如柔道、剑道、弓道等)产生了更深的意义。井上还指出，“武士道”这一用语不是从中国传入的，而完全是日本创造的用语。武士道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类比的日本特有的东西。可以说，“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实践道德”。[11]
那么，武士道的名称是从何时出现的呢？井上认为，大体从战国时代(室町后期，1477-1573)开始有了“武士道”这一名称，到了德川时代“武士道”的名称被广泛使用，但与此同时也使用其他名称，如“士道”、“武道”、“武教”等。山鹿素行等也是使用“士道”的名称论述武士道的，大道寺友山则使用“武道”。在素行之前，“武士道”是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井上举例说，《甲阳军舰》“品”第47之中有“万事流转，第一即是达于义理，就此则不得不参照武士道”。[11]宽永19年(1642年)刊行的《可笑记》中多次使用“武士道”。另外，加藤清正的《壁书》、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等也使用过“武士道”。到了明治维新之后，则统一使用“武士道”用语至今。在使用“武士道”用语之前，曾有“もののぅの道”、“大丈夫の道”等说法。花园天皇编撰的‘風雅和歌集’中录有源致雄的《无题》歌：“武士之道重，生命敢言轻。世间有何物，堪与相比拟！”⑦明治以后，“武士道”与“武道”都在使用，但其意义不同。“武道”是在武艺的含义上被使用，而“武士道”则是指武道的原理、教理、教说，即意味着其原理具有哲理的根据。
武士道作为武士必须实行的道德，其德目主要有哪些呢？井上指出，忠孝、节义、勇武、廉耻是早在封建时代就被承认的道德，其中尤以“忠孝”为上。而在“忠孝”二字中，日本更加重视“忠”。井上在论述中认为，与中国历史上的易姓革命不同，日本自古以来都以天皇为中心，追溯一般人的父母的祖先也都为皇室服务，子孙对父母的尽孝与父母对天皇的尽忠是一致的。可以说在日本是“忠孝一体”。进而言之，由于日本是天皇万世一系的国家，对于皇室的尽忠也就是对于国家的尽忠。忠君与爱国在日本又是全然一致的。“日本各个家族的户主即家长，而日本国家整体形成一个大家族，此大家族的家长就是天皇。”[11]如此，武士尽忠义也只是对天皇。虽然对武士有诸多道德要求，但都归结为“忠君”二字。井上认为，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语》中5条德目的基础是“诚心”。此“诚心”就是古来神道的“清明心”，即真心。《教育敕语》中的“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作为非常时刻的道德，在实行时也要以“诚心”为基础，其与武士道的精神并无二致。此清明心、真心、诚心在道德上是一贯的，是完全符合日本国体的。故井上说：“武士道的德目不少，但归根结底不外是以清明心即真心、诚心对天皇尽全忠。”[11]
2.武士道的起源与演变
关于武士道的历史沿革，井上认为武士道是“与日本民族的产生同时产生的”，其历史大体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从神武天皇到佛教传来。此间，物部氏、大伴氏作为武臣家世护卫天皇并肩负防御外敌的任务。“武士道的精神在此武臣世家发育、成长起来”。[11]从《万叶集》中收录的大伴氏的和歌中，可以看出武士贵武勇、重名誉、贵家门、重家训、尽本务的武士道的要素。
第二期从佛教传来后到镰仓时代。与神道一样，佛教传入后，因物部氏、大伴氏势力的衰落，武士道也逐渐衰退，王朝文化兴起。
第三期是镰仓时期。源赖朝消灭平氏(平清盛、平宗盛)后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建立了军人专政的幕府统治，开启了武家政权的时代，武士道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与第一期比较，此期武士道的特点有二：其一，源赖朝不仅奖励武士道，而且崇敬神佛。井上指出：“镰仓时代的武士道不采取物部氏排佛的态度，而具有敬神而且崇佛的精神。此一大变化值得注意。”[11]其二，此间武门武士形成了武士阶级，并且在农、工、商之上。武士道是作为武士阶级的实践道德而发展的。
第四期是德川时代。如果说，镰仓时期的武士道是在武家之间的实际战斗、攻伐中自我发展的话，那么，整个德川时代没有战斗、攻伐，是太平之世、文恬武嬉之世。此期武士道是依靠教育之力发展的，或者说武士道成为教育的内容。此前唯武，而此间文武合一。如对武士道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山鹿素行不仅招收门徒讲授武士道，而且著书立说建构武士道理论。继承山鹿素行教训的吉田松阴也在松下村塾传授素行的武士道理论。“武士道”这一用语也是在此期成型并被广泛使用的。
第五期是明治维新后至今(即到井上哲次郎出版此书的1942年)。井上认为此期形势特点为：一是封建制度结束，又恢复一君万民即天皇亲政的时代；二是全国皆兵。此间，“武士道逐渐发展的形迹日益显著，今后的形势也必须使其取得更大发展”。[11]
3.武士道与中国思想
在谈及武士道的内容时，井上指出：“无论如何，日本民族的精神是其主要内容。也就是说，要理解武士道最重要的本质的话，它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日本民族的精神”。[11]但是，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它与外来思想无关。井上认为，武士道在其发展中是受到儒教和佛教的辅翼而逐渐完善的。因此，“武士道是神儒佛三教融合的产物”。[11]
武士道与神道的一体关系自不待言。那么，武士道与儒教的关系如何？井上指出：“儒教输入我国是应神天皇16年，其后历经约一千六百余年。儒教给予武士道以巨大影响。那是因为儒教不单与武士道的精神有一致之处，而且它进一步强化了武士道的精神并为其提供了基础。”[11]接着井上举出一些例证，如“卫灵公篇”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如《孟子》中的“告子篇”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两段话都能道破武士道的精神。《孟子》“滕文公篇”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这里的“大丈夫”如同日本所说的“ますらを”，即与“武士”同义。井上认为孟子所言应该说就是力说武士的道德。另外，《论语》“为政篇”的“见义不为，无勇也”，“阳货篇”的“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泰伯篇”的“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等，都是有益于武士修养的名言。“公孙丑篇”中曾子向孔子请教后说“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总之，“儒教精神对原本发达的武士道进一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1]
井上认为，佛教也对武士道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禅宗在镰仓时代以后对武士道影响更大。其影响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仁慈、俭朴、练胆、勇猛、决心。中国禅僧祖元曾到镰仓，对时宗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影响。在元兵欲斩祖元时，他做偈曰：“乾坤孤筇卓地无，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春风斩。”元兵看他泰然自若，终未能斩。又如《圆觉经》中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楞严经》中的“尘非常住，若变灭时此心则同龟毛兔角。”禅宗中打破生死迷妄的这些思想在日本教育了武士使其懂得重国体尊严，守忠孝大节。《心地观经》中有“世间之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土恩，四三之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负荷。”这是大乘经典，其中的要报父母之恩、国王之恩，与忠、孝无异，和儒教一起对武士道产生了不少影响。井上认为，佛教的“为法灭身”与孔子的“杀身以成仁”有相通之义。又如《涅槃经》中的“身轻法重，死身弘法”等都体现了佛教的无我观。“无我观解消了自我执着之念，促使武士树立起为尽忠报国的大节而献出生命的决心”。[11]
基于以上认识，井上又根据关于武士道的文献类别把武士道分为皇道的武士道或者广义的神道的武士道、儒教的武士道、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武士道三派。明治以后的武士道研究则大多立足于现代的精神科学的立场。
(三)对于井上哲次郎武士道研究的评价
1.作为东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论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前所说，《武士道的本质》总体上看学术性不强，但这并非意味着该书完全没有学术性。如上所述的内容，井上是从人文学的角度进行阐释的。其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观点：(1)在武士道的界说上，井上认为武士道不仅是武士的道德规范，而且就是日本的民族精神。(2)在武士道的历史起源上，井上与多数人认为的武士道是在武士出现后即镰仓时代产生的这一观点不同，他提出武士道的精神产生于神武天皇开始的武臣家族。(3)尽管井上强调武士道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日本特有的产物，但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受惠于儒佛的滋养，是神、儒、佛三教融合的产物。(4)武士道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如截至镰仓时代的武士道以“武”为重，德川时代文武并存而以文为重，明治以后武士阶级消失后则泛化为全民道德。(5)武士道的理论形态形成于德川时代，其中尤以山鹿素行做出的贡献最大，被井上视为“武士道的祖师”。[11]他的《武教小学》和《山鹿语类》中的“士道”篇、“士谈”篇被视为武士道理论经典。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尚待商榷，但其具有的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2.井上的武士道论的目的是为建立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服务的，即把武士道研究作为重建日本道德的思想资源之一。井上曾说：“现在佛教被废、儒教衰微、武士道亦不振，我国以往的道德主义逐渐濒临末期，其状犹如千钧之一发。与之相反，西洋的道德主义不断被输入，犹如破竹之势，席卷着我国精神界。”[12]值得注意的是，井上要重建日本道德，并非要排斥西方的道德而全盘搬用武士的道德，如他以东西思想融合的方法建构国民道德一样，他采取了将西方的道德思想融入武士道的方法。他说：“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本来就是实行的精神。因此，以此为基础可使西洋的道德主义与之融合。”[12]对于西方的学问，井上给予了充分肯定：“西洋产生了极为深奥的学问，我们必须与此学问加以充分融合而不是与之抵抗”。[12]在经过融合而得到的道德主义的根底有着武士道的精神。武士道的精神已经成为日本人的精神，没有外形而唯是精神。形随时代而变，精神则与日本民族共存续。故而井上认为，今后武士道也将以道德的形式存在于日本人的道德观念之中。
3.井上武士道论中必须批判的立场与思想主要有：
(1)忠君：浓厚的皇道主义
由于井上把武士道的历史起源设定为古代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期间护卫天皇的武臣之家，因此，武臣的忠义从一开始就与皇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忠君爱国”是武士道的精髓，忠君即忠于天皇。但在幕府统治的武家时代，虽然将军由皇室任命，但因实权由皇室转移到幕府而对幕府尽忠，忠于主君与忠君并不一致。那时，忠君就是直接忠于自己为之服务的主君，爱国就是爱主君所属之领地(藩国)。伴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国内实现了统一，这时“其主君即天皇，其爱国是对日本而言。故此，武士道的内容即其精神古今一贯”。[12]
(2)爱国：强烈的国家主义
井上始终强调忠君与爱国一致，“因为日本完全是万世一系的皇统”，特别是到了明治时代，“形成以皇室为中心的举国一致的、健全的统一体，故国民意志完全一致”。[12]在日本违反皇道的宗教、德教是不容许存在的。“皇道是我国的信仰，具有超越宗教的权威”。[12]这种强烈的国家主义立场，在井上所撰的《敕语衍义》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13]在《武士道的本质》一书中，国家至上的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主线。
(3)圣战：狂热的军国主义
在《武士道的本质》全书中可以说通篇充溢着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对于日本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以及侵华战争的大举推进，井上无限喜悦并对日军大加赞誉，认为这些胜利都是武士道给予其的力量。在结合近代日本军队论述武士道的特色时，井上列举了武士道的以下八大特色：第一，当我军与敌战斗时最后必突击，突击时则表现非常决死的勇气。第二，我飞行队大抵从一开始就不带降落伞，这是表明其决死的精神。第三，当飞机中弹起火时，则冲入敌方阵地自爆。第四，日本军队没有一人成为俘虏。第五，日本军队到战死前最后三呼“天皇陛下万岁”。第六，我军有为敌方战死者吊唁之风。第七，皇军不像欧美军官那样卑劣地使用生物武器。第八，皇军将校都率先上阵，战在前面。[13]井上仅仅根据战时日本军方的宣传和日本的新闻报道来进行判断，从而得出了许多错误结论。比如井上根本不了解侵华日军731部队以中国活人做细菌实验的事实，而无端赞颂日军仁慈，不使用细菌武器。又如对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他颠倒是非地赞扬说“日本人付出牺牲，完成了使满洲独立的出色事业”。[13]对于日军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扩大侵华战争这一侵略事件，井上评论说：“支那事变对于我日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不仅付出十万人以上的牺牲，军备也达到了巨大的金额。但在与南京国民政府签约之时，没有要赔偿、没有要割让，清楚地显示出(日本)没有侵略的野心”。[13]以至井上把日军侵略战争的取胜完全看做是“道德心的胜利”，宣扬说日军不杀俘虏、不杀无辜的人民，不做不正义之事等。如果井上生前能到被日军侵占的中国实地查看一下日军的所作所为，恐怕他对自己毫无理性的宣传也会感到羞愧。
总之，皇国、皇道、皇军三者一体，成为近代日本国体、政体及其意识形态特征，而在井上看来，武士道则是日本国家精神的根基。
四、结语
从德川时代末期到明治初期可以说是日本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渡期，此间，武士阶级的崩溃，武士身份的丧失以及武士思想的变化，导致了武士的平民化和平民的武士化，武士道为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自身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通过吸收西方思想而在国民道德重构中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内外的文化交涉中，明治思想家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都对武士道做出了新的诠释，尤其是井上哲次郎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宣扬极具日本特殊性的皇道主义武士道，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站在基督教立场的思想家们试图突破武士道的特殊性而欲使之普遍化，但这种努力未获成功。武士道作为日本特有的产物，仍然将以其特殊性引起东亚乃至世界各国的关注。因此也可以说，全面、准确地认识武士道是日本以外的人们全面认识日本和日本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
注释：
①1878年(明治11年)8月，东京竹桥的近卫炮兵队260余名由于对减少工资以及对西南战争恩赏不满等原因而叛乱，其中53名被处以死刑。
②对于《教育敕语》以及《敕语衍义》的研究，严绍璗、陈玮芬从近代日本汉学史以及与儒学的关联上进行了研究，吴光辉从近代日本教育学的视角、笔者从哲学思想史的视角也曾有过研究。
③此译文为“台湾总督府”版官定汉译教育敕语。转引自陈玮芬《近代日本汉学的“关键词”研究：儒学及相关概念的嬗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④井上哲次郎诠释日本儒学史的三部作是：《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
⑤支那事变即七七卢沟桥事变，亦即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的事件。“支那”是其时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
⑥大东亚战争即指太平洋战争。
⑦此和歌原文“命をぱかろきになして武士の道ょりおもき道ぁらめやは”，笔者尚无满意的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