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在锁国研究上的争论——以“锁国的得与失”、“锁国与海禁”之争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禁论文,日本论文,学界论文,之争论文,得与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7)02-0095-05
一、锁国研究的起始
从学问角度对锁国的评论，一般认为始现于19世纪末(明治时代中期)福地源一郎的《幕府衰亡论》(1895)和菅沼贞风的《大日本商业史》(1892)二书之中。二者对于锁国问题的思考和论说，主要缘于他们都亲身经历或体验了开国至明治初期日本面临的国际问题，[1] (P237-238)因此大致可以说他们对锁国问题的关注和议论是出自日本面对国际现实问题的反思。前者的有关论述旨在阐明幕府为何实行锁国的问题，即所谓“锁国原因论”的首倡，而后者的论述则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锁国体制的弊端，认为它阻碍了日本民众间广泛的商业活动的开展，结果使得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的国际市场上落后于欧美各国。其观点侧重于指出锁国体制造成的损失。二者的言论开启了“锁国”研究的序幕，随之而来的便是日本学界在20世纪前半叶兴起的有关锁国的“原因”及其“得失”的研究。
二、锁国得失的争论
20世纪初内田银藏和辻善之助二人对锁国的不同观点和争论开了锁国得失论之争的先河。在此之前，日本国内对锁国的认识普遍持否定态度，即认为锁国是日本的损失。[1] (P35-36)，[2] (P146)
内田银藏在《鎖国とは何ぞや(何为锁国)》(1911)[3] 一文中，从经济、政治及国民精神文化上的效果、修养及势力蓄积的三个方面对所谓的“利益”作了分析：经济方面，实行锁国使得日本对外贸易受到阻碍，但是日本国内的产业却因此取得很大发展，并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锁国体制下日本与外部的交往甚少，使国内政治得以长期稳定；在精神文明的发展方面，锁国时期正是东洋文明达到成熟境界的时期，日本由此得以修养、准备和积蓄力量，这也是开国后50年间日本取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提出了锁国利大于弊的主张。
与此相反，辻善之助在《鎖国とその得失(锁国与其得失)》(1917)[4] 一文中，针对内田银藏的上述“利益”观，从经济、政治、文化、国民海外发展的四个方面论述了锁国的得失问题。他认为在经济层面上确实有“锁国的利益”，但是“还必须承认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受到阻碍，也出现了国内产业发展迟滞的间接损失”。在政治方面，辻先生认为锁国时期西洋诸国对日本来说并没有多大危险。尽管这期间先后有英、法、俄等国势力前来日本，但是世界形势并没有达到破坏日本“泰平”的程度。因此所谓“锁国的利益”难以成立。在文化方面，他批驳了内田银藏的所谓锁国才使日本免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从而使日本文明成熟、东洋文化的精华得到发挥的“利益”观，认为历史上“日本文化与外国交流最频繁，受刺激最多的时候，是最为发展的时候。……由这点想来，可以认为锁国是我国的损失”。关于国民的海外发展，他认为锁国使得好不容易在海外发展起来的日本人的势力受到挫折，这无疑是锁国造成的一大损失。由此，辻善之助先生总结说：“锁国是一得一失，但将两者比较来看，总的说来，让人觉得损失的方面居多。”表明了其锁国“失”论的主张。
随后，南蛮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新村出对辻善之助的损失论提出了异议。他在《
南蛮広记》的“锁国”一文中论述到：实行锁国使日本“摆脱了在欧洲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耶稣旧教的桎梏，脱离了濒于衰退的南欧的影响实属意外的幸事”。相反，接近了北方日耳曼尼亚的新兴风气，实为日本国民的利益。锁国使得日本消除了对外关系上的烦恼，能够专心内治，致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这极为缓慢和极少，但依然吸收了西方的新知识，这是近世文明史上最令人注目的事情。因此可以说锁国是使日本能够充分消化新知识，获得精神上的富有的好机会，同时也使得日本国内的奢侈浪费得到抑制。“所以毋庸赘言，锁国政策在当时不但是不得已，而且也是利益。”[2] (P148-149)
受到辻善之助质疑的内田银藏，在1918年出版的《近世の日本》里的“锁国”一章中依旧强调了锁国有益于日本的观点，拥护新村出的锁国利益论。而德富苏峰则是坚定锁国损失论者。他在《近世日本国民史·德川幕府·上期上卷》(1924)中作为“锁国”结论的“鎖国の代価幾許ぞ”一文里，在承认锁国制度的利弊并存的关系之后，认为日本民族“因为锁国政策，至少损失了二百五十年”。而且讲到：“德川幕府彻底推行锁国国策的结果，使得日本国民全都成了蓑衣虫。但是此蓑衣虫将头伸出袋子，向四处张望时，发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立锥之地”，对锁国的结果给予了强烈的否定。其次，栗田元次先生在《綜合日本史大系》的“江户時代(上)”中对德富苏峰的论调表示了反对意见。与此同时，白柳秀湖先生在《民族日本历史近世篇》中主要从吸收西方文化的角度更为详细、更加明确地阐述了与新村出相同的见解，表明了自己“锁国利益论”观点。另外，二战后，著名学者和辻哲郎在《鎖国—日本の悲劇一》(1950)一书中从锁国损失论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认识，是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锁国损失论者。
以上是20世纪初及锁国研究初始阶段出现的锁国得失论以及二战后锁国损失论的梗概。从争论的内容可以看出，锁国得失论实际上是研究者对锁国这一对外关系相对封闭的历史时期给日本社会造成的结果进行评判时产生的观点对立及其争论，也就是说锁国造成的结果如何是这些锁国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作为锁国研究的初始形态，锁国得失论(以及同时出现的锁国原因论)就其研究本身而言，反映出当时研究者自身的局限。然而，从锁国得失论产生的背后不难看出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锁国有利论者还是锁国损失论者，其潜意识中都有意无意地将当时现实中的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做比较。静观之，这都与当时日本国在和西方列强抗衡过程中处于劣势这一时代背景有关。比如明治时代的初、中期，日本试图摆脱不平等条约(安政五国条约等)的束缚，争取独立，消除殖民危机的外交努力，由于日本自身的贫弱、落后而接连失败；另外，日本欲征服亚洲各国，进而独霸世界的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沦为了战败国，这些时候都是锁国得失论兴起之时。日本学者进士庆干也指出：“这是由于明治以后日本相对于世界市场的后进性的自我意识和意欲跻身其中的强烈愿望，使得关于这一问题(即锁国问题)的思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得失论争。”[5] (P36)
随后20世纪20年代，有关锁国的研究开始从锁国时期的政治(维护封建体制)目的、经济(对外贸易)、宗教(禁教)方面着眼进行，从而拓宽了锁国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三、摆脱“得失”论及“海禁”提法的出现
1.20世纪30至40年代的锁国研究
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日本学界开始出现摆脱“锁国得失论”和“锁国原因论”的束缚，从历史进程的结构整体上把握和分析锁国体制的研究动向。
随着30年代初日本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进行并受其影响，锁国研究也开始把问题的着眼点置于封建体制的重新构筑(后期封建体制的建立)与商业资本的发展的关联之上，其基础性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此时关于锁国的认识，已经从过去那种简单笼统的所谓“闭关自守”的看法，转变为这是日本拒绝与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即幕府对对外贸易的一种统制形式。
板泽武雄的《鎖国と鎖国論》(《明治文化研究論叢》1934)；栗田元次的《鎖国の成立とその影響》(《史学研究》八之二，1936)；杉本勋的《鎖国の形成》(《歷史研究》十一之三，1936)；河原田耕的《鎖国論—日本迈入〈近世〉的序幕》(《歷史》第14号，1938)；金川太郎的《鎖国の形成》(《世界歷史》第4卷，河出書房，1940)；海老泽有道的《鎖国史論》(1944)等，都是这一时期锁国研究成果的代表作。
在上述学术研究趋向之下展开的锁国研究，最后所形成的关于锁国的基本趋同的认识是：由织田政权到初期德川政权的所谓封建制度重新构筑的过程中，实行锁国体制是国家权力为了抑制有可能危及封建制度根基的商业资本的发展，阻止欧洲早期资本垄断势力对日本国内的渗透，实现对国内民众的统治而采取的一项综合性措施。锁国也被比拟为封建制度重新构筑过程中最后的一道工序。[1] (P237-39)，[2] (P166)
2.战后的锁国研究
二战后的锁国研究一般视林基的论文《糸割符の展開—鎖国と商業資本—》(1947)的发表为起点，认为它是锁国研究突破“锁国得失论”的局限，发展到当今研究状况的过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研究方向上的创新是该论文受到很高评价的主要特征，他的成就在于：在最大限度地归纳此前研究的最高成就的同时，从幕藩制国家形成时期日本国内的政治进程和市场结构的关联以及当时亚洲的国际局势的角度来把握和思考锁国问题，通过对锁国体制确立过程中国际关系和商业资本、幕府权力之间关系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锁国”并不是封建权力针对商业资本整体的统治政策，相反它是起因于国家权力庇护下一伙特权商人资本垄断贸易利润的对外政策的观点。
林基的论文为锁国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视角，对此后的锁国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也为日本近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1] (P240-242)以至于后来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丝割符论争”。此后50至60年代，随着日本近世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锁国研究基本上是以林基论文为问题的出发点，并对其进行学术讨论和批评的形式而进一步展开。此间，岩生成一的研究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先后问世的《鎖国》(岩波講座《日本歷史10》近世2，1963)和《鎖国》(中央公論社《日本の歷史》14，1966)两本著作代表了当时锁国研究的最高水平。
从60到70年代，在日本近世史研究领域，学术界重视和加强了幕藩体制结构特性的研究，同时开始了构建幕藩制国家论的努力。在这一学术潮流的影响和推动下，作为近世史研究中重要课题的锁国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把锁国定性为幕藩制成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的朝尾直弘、山口启二氏的见解，从而基本上克服了‘锁国得失论’的局限……”。[6] (P42)
佐々木润之介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锁国体制”与幕藩制社会结构的关联问题，其中对“锁国体制”定位做了有益地尝试。他的《幕藩家權力の基礎構造〈小農〉自立と軍役(幕藩权力的基础结构——〈小农〉自立和军役)》(御茶水書房，1964)一书，集中反映了这一研究成果。在此，他把“锁国”作为幕藩制社会整体的经济自立状态来理解，认为“锁国体制”是维持幕藩自立状态的政策。
朝尾直弘的锁国研究，在批判地继承岩生成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以往锁国研究中的不足：只着眼于日本与欧洲的关系而忽略了日本与自己所处的东亚世界的关联。在研究方法上，他把15-16世纪东亚世界的变动与日本社会变化的历史性关联作为切入点，并且认为这一时期东亚各国的发展变化也包含着西方势力东侵引发的各种矛盾自身的发展，因此日本幕藩制国家的建立及其社会秩序的形成必然具有包括对应国际变动在内的结构特性，从而确定了将西方外来压力和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研究视角。朝尾先生于1970年发表的论文《鎖国制の成立》就是在这一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的规定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他在把“锁国制”纳入构筑幕藩制国家论的理论阐述过程中，道出了自己对“锁国制”实质的见解。认为“锁国体制”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以江户幕府的将军权力为顶点构建的“华夷秩序”(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过程。[7]
至此，锁国研究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丰富，突破了迄今日本与西方的关系这一视角的局限，被扩展到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主要是日本与中国和日本与朝鲜的交往史)研究范畴得以进一步拓展。也正是在这一新的视角规定下的研究进程中，“锁国”的称呼及其概念受到质疑，出现了应以“海禁”一语取而代之的主张。
四、“锁国”与“海禁”之争
1.“海禁”提法的出现
对“锁国”一语的质疑首先见于田中健夫的日中、日朝交往史的研究中。他在1975年出版的主要著作《中世对外關系史》一书里，就锁国问题做了如下的论述：锁国不是日本独自的外交体制，其实是幕府把中国的海禁政策强行移植于日本的对外体制；日本的锁国与当时亚洲诸国普遍的做法并无二致，它是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国际关系的日本式的表现。同时又指出“锁国”一语是在实行锁国一百多年后的1801年，长崎通词(即翻译)志筑忠雄翻译德国人坎贝尔(Kaempfer·Engelbert,1651、1716)的著作《日本誌》的一章，将其更名为《鎖国論》译出时才首次出现，而且日本史料《德川實記》(《大猷院殿實記》附録三)中也将锁国称之为“海禁”。据此，他提出应当把普遍使用的“锁国”这一称呼置换为“海禁”的主张。
田中的研究和上述朝尾的研究令人瞩目，使得此后的对外关系史研究更加活跃。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近世对外关系研究领域涌现出许多新成果。致力于近世日本与朝鲜关系史研究的荒野泰典于1988年推出的《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一书，是把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系统化了的集大成。在该著作中，荒野泰典系统地分析了近世日本对外意识的形成过程及近世东亚各国与日本的关系，不仅承认和支持了田中健夫认为日本的“锁国”是中国和朝鲜“海禁”的翻版的说法，而且更为详细地指出“海禁”是东亚各国为完备“华夷秩序”的对外政策。
荒野的“海禁论”首先是建立在他对迄今惯用的“锁国”一语意义的认识和批判的基础上的。他认为用“锁国”一语表达那一时期不妥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是“锁国”一语出现初始，知识分子是以对现体制批判的语意接受并使用的，而且该语在明治时期逐渐广泛使用后至今，是作为对人、社会、国家等各种状况的封闭性的标签而使用的。第二，“锁国”一语不能正确地表达近世对外关系的实际状态。因为近世国家依旧紧密地维持着与周边国家及诸民族的关系，而且近世社会也不是自立状态；其次“锁国”的观点一直把与东亚各国、各民族的传统关系置于视野之外。
2.对“海禁论”的质疑和反对意见
由于荒野的“海禁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锁国”一语概念的认识之上，所以后来学术界对他的“海禁论”的质疑和异议也大多是从“锁国”概念上展开的。
加藤荣一认为“海禁论”的出现首先是关于“锁国”一语的实际概念存在着差异，于是他提出海禁论的主张者是否存在“锁国”即为与外国断绝一切关系的意识前提的疑问，并且指出有必要确定“锁国”概念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这可能是了断这一争论的前提。[1] (P259，260〈注1〉)
高濑弘一郎也认为把“锁国”换成“海禁”的说法，并不是有了重大的新历史事实的证实，所以改变使用多年的“锁国”这一历史用语的必要性难以得到认同。他对用“海禁”替换“锁国”的主张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并且对“海禁”论者理论根据的“锁国”是构筑“日本型华夷秩序”的主张进行了批判。[8] (P212，213)
山本博文从通常认为“锁国”一语起于志筑忠雄的译作的角度出发，指出最初志筑志雄是在了解日本对外关系下定名于“锁国”的，幕府也是具有“锁国”即祖法的认识的。新概念的“海禁”只是对称之为“锁国”体制的称呼的变换，使用哪种用语更为合适的论点意义不大。[9] (P8，9)
如上所述，这些在日本近世对外关系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们，对用“海禁”一语替代“锁国”的主张，基本上都表示了不认同的态度。而且，笔者通过大量查阅发现，在日本史学界至今并未出现其他对“海禁”论的拥护者。我国曾有学者对“锁国”称谓提出疑义，主张称作“海禁或禁教”，[10] 但是该学者的研究是基于锁国即封闭这样一种锁国认识论之上的探讨，与日本史学界的上述争论没有直接的关联。
3.荒野泰典的“锁国”、“海禁”新考证
几乎是与上述不认同声音出现的同一时期，荒野泰典在1993年刊行的《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一书中以“锁国与海禁”为题，[11] 再度就“海禁”和“锁国”二语的问题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他从历史的角度对“海禁”和“锁国”称呼在日本的来龙去脉及其实质内容的演变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论述，其意显然是试图说明早先提出“海禁”一语的原委并充实自己这一提法的历史依据。
在此书中，荒野就早先自己在《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一书中对“锁国”这一称呼合适与否的判定问题说到：这主要为了寻求其概念的内容、方向性和研究论证假说的整体性；并称自己之所以提出使用“海禁”概念，是因为自己相信这一概念具有与自己的研究论证假说的整体性，于是它也含有更多的可能性。[11] (P199)笔者以为此说法基本上道出了锁国研究过程中产生“海禁”这一主张的真正原委，即提出“海禁”主张的学者在有关锁国问题的研究中感到了“锁国”称呼的某种禁锢，使他们的研究在整体性形成方面出现了困难。我们只要回顾一下锁国研究史中产生“海禁”主张时的研究领域的背景特征——将包含锁国问题在内的日本近世对外关系置于与东亚各国的关系这一国际环境——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荒野认为造成“锁国”与“海禁”的争论的原因之一在于学者们对这两个用语各自的、以及相互关系的历史性探讨不足。[11] (P191，192)他认为“锁国”概念具有多重性。他说“此锁国概念，以近世的实际状态为基础，然后多重地吸收了亚洲、欧洲的概念，近世日本人、欧洲人的意识变化等形成的。”同时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即吸收了也孕育了它形成过程中的某些成分。[11] (P193)荒野在文中并未对所谓的多重性做详细、充分的考证，但是这种提法的作用显而易见：那就是惯用的“锁国”这一称呼本身的意义范围并不明确，对它的质疑和争论是必要和可行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在“锁国”概念上对他的主张进行批驳的言论。
荒野先生在此更多的是考证了“海禁”概念的由来及其日本化，即被用来表示近世日本的对外状况的过程。他认为“海禁”概念是外来的东西，儒学家政治家新井白石(1657-1725)在其著作《折りたく柴の記》(1716)里关于明清的论述中，称呼其体制时最早使用了“海禁”一语。并分析到：当时在日本“海禁”一语有可能是民众层次的交流中自然相传性质的一个用语，而对其实际内容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少数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11] (P195，196)而那时日本人对自己的对外体制并没有用“海禁”一语来称呼。[11] (P196)同时，荒野也指出，这一时期正处在把日本的对外体制称为海禁的契机逐渐形成的期间，并且列举和阐述了两个这种契机。[11] (P198，199)他认为至少可以说德川吉宗政权(1716-1745)时期的清朝制度研究，是目前已经明确的传来渠道之一，而且“海禁”一语在传播过程中被加以日本式语义的理解和修饰，因而产生了彼此混同的迹象。[11] (P202)
荒野先生认为，海禁概念传入后，正值西方势力对日压力增大、日本国内海防论迅速兴起的时期。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随着人们对宽永十二年(1635)颁布的“大船建造禁止令”内涵感受的不断变化，外来的海禁概念作为日本知识阶层的通常概念逐渐渗透，继而成为了日本对外体制的一般性概念。[11] (P206)他认为海禁概念的日本化等于海禁、华夷秩序概念的确立。并以此为题目，详细地论述了所谓的“海禁概念的日本化”问题。他的观点是：海禁=“祖法化”观是在近世初期以来的实际积淀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是在明清的制度、即在对东亚的普遍认识的基础上，将它内面化(即日本化)后才成立的。他指出，过去所谓的“锁国的祖法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虽然当时“锁国”一语已经出现，但尚未进入幕府内部。因为那时候幕府的官方见解不是“锁国”而是“海禁”，其间尽管对当时的对外体制出现了种种看法乃至批评，但是幕府将此一直保持到1853年的由培理来航造成的“开港”。[11] (P210)
如上所述，按照荒野泰典的考证，截至培理来航引发的开国之前，日本的官方对当时的对外体制的见解是海禁而不是锁国。尽管“锁国”一语已于1801年出现。那么，“锁国”之称呼何时成为日本官方的见解的呢？
荒野先生认为日本官方的见解由“海禁”转变为“锁国”的时间应当是培理来航造成的“开港”时期。他举了两个例子证实了这一点。(1)彦根藩主井伊直弼于1853年8月在作为对培理持来的美国国书回复而向幕府的上书(《幕末外国關系文書》二)中使用了“锁国”一语；(2)两个月后，海防挂大目付(负责海防事务的最高监察官)在关于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再次访问江户事宜的“上申书”中使用了“锁国”一语。这是迄今为止所确认的幕阁首次使用锁国一词的事例。这表明“锁国”一语已经渗透进了体制内部，同时“海禁”一语被摒弃。据此可以将此视为“锁国”见解的确立。[11] (P213)
4.“海禁”与“锁国”争论的特点和影响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这场关于“海禁”与“锁国”的争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势均力敌、针锋相对、深入展开的学术争论，甚至没有出现直接对话的局面。反方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是表示意见的方式好似蜻蜓点水一般，只是表明看法便不再作声。这种现象或许说明在日本学界，“锁国”这一用语及其概念似乎是稳定且得到普遍认可的。然而，从实际状况来看，锁国一语本身的概念会因时因人产生摇摆和变化。据笔者观察，现实中至少在大众层面和学术层面上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作为大众的、通俗的概念，“锁国”往往会被作为一种对外封闭状况的代名词或标签，其“封闭性”意义显得十分强烈明显；而学术界的“锁国”概念却与此不同，就目前而言，其概念中的“封闭性”意义是相对的。此次有关“海禁”与“锁国”的不甚激烈的对立和争议的产生，其背景是学术领域内部大致趋同又容易摇摆的若干概念并存的状况，也正是由于这种并存造成了研究者的看法不一所致。通过这次并不激烈但其意义非同一般的争论本身，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日本学界关于锁国的概念迄今尚未达到明确统一的地步。这是今后我们在理解和研究锁国时应当予以足够注意的问题。
其次，这次“海禁”与“锁国”的争论，大体呈现了上面所述的内容和过程，并未形成孰是孰非的所谓最终结论，而且作为表达那一时期的历史名称的“锁国”一语目前依然在使用。所以，这场意义非同一般的争论，至此虽然难以断定其是否完结，但总有一种不了了之的感觉。这种似乎已经完结，但又没有得出最终结论的争论，使我们能够感觉到：在日本学界，锁国研究目前似乎面临着“锁国”用语及其概念的现实的相对稳固性与学术研究上开拓创新欲望二者引发的矛盾和困惑。
虽然此次争论没有出现正面碰撞，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甚至可以说没有形成一个像样的学术争论，但这并非意味着这次争论没有对学术界产生影响。在笔者有限的查阅中，发现这次争论使一些学者在使用“锁国”一语时产生了谨慎、为难的现象。比如：朝尾直弘(1991)就指出，关于“海禁”一语的争论“在研究者之间也意见分歧，尚未达成共识。”而且在该书中暂且把“锁国”作为带括弧的用语使用。[12] (P142)藤野保在1998年的著述中使用“锁国”一语时，意识到该词与“海禁”用语的争论而作了如下说明：“所谓‘锁国’，在上述的以对鲜(即朝鲜)、对琉(即琉球)外交为基调的东亚通交贸易构造中，是为了把中国、荷兰作为通商贸易国而定位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锁国’这一表达不合适。尽管如此，它也不是‘海禁政策’。它是涉及近世的统一政权为建立和稳定幕藩体制国家的内政、外交的高度的政策，为此必须做到脱离世界市场的一定程度的孤立。在此意义上，我想狭义地解释‘锁国’，并假定称之为有限定的‘锁国’。”并且表明这是“锁国体制”的有限制的使用。[13] (P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