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革命”前后的写情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02年梁启超倡言“小说界革命”，“登高一呼，群山响应”[1]，揭开了小说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小说被视为开启民智、改造社会之利器，在空前繁荣的同时，也空前地高度政治化了。阿英《晚清小说史》有云：“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然而，正如龚自珍所言：“情之为物”，“锄之不能”[2]，即使是在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理想小说、科幻小说……铺天盖地而来之际，写情小说依然不绝如缕，上承才子佳人小说之绪，下开鸳鸯蝴蝶派小说之端。民国初年写情小说风靡于世，恐怕不仅仅是由于革命退潮、作家对于政治失望和淡漠这些外在的社会原因；同时也是基于文学自身的内在规律，是“小说界革命”前后写情小说发展的结果。
“小说界革命”前后的写情小说，论者较少提及者，如《兰花梦奇传》，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文元阁书庄出版，68回，作者吟梅山人。《兰花梦奇传》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作品。小说描写封建贵族家庭中一幕婚姻爱情悲剧。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大都写到大团圆而止，《兰花梦奇传》则从新的视角，提出了“大团圆之后如何”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它写的也不是一般的痴心女子负心郎的故事，而是较深刻地切入人性层面，揭示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社会中畸形的性爱心理。小说前半部不脱传奇笔法，叙说内阁学士松晋有女宝珠，聪慧异常，13岁乡试中经魁，14岁父亲去世，二弟年幼，宝珠只得继续女扮男装，支撑门庭。15岁探花及第，涉足官场。同科状元许文卿，丰姿潇洒，矜贵不凡，宝珠属意文卿，芳心缱绻，自嗟名花无主，后被文卿识破女子真相，两家遂订婚约。海疆不靖，苗民作乱。宝珠17岁挂帅出征，运筹决策，屡建奇功。18岁奏凯班师，位极人臣，皇恩准宝珠改复女妆，奉旨完婚。婚后，宝珠恪遵妇道，对文卿温柔顺从。然而，文卿年少气盛，倨傲自大，对待宝珠暴戾非常。宝珠抑郁不乐，勘破尘缘，未几咯血而逝。小说暴露了夫权主义对于女性的摧残和凌虐，即使如宝珠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曾统雄兵的奇女子，也不免有“最苦女儿身，事人以颜色”的悲叹。《兰花梦奇传》所写的并非一二小人拨弄其间、或封建家长压制干涉酿成的婚姻悲剧。悲剧的苦果是由男女主人公自身的性格弱点酿就的。文卿是才子佳人小说中很少出现过的一种天使与魔鬼杂糅的性格类型。他本是翩翩佳公子，倜傥风流，对于国色天香的宝珠爱之若狂，婚前苦苦追求；宝珠死后，他亦痛悼追悔不已。然而，他具有强烈的夫权思想，在潜意识中对宝珠怀着深深的嫉妒，他的世袭爵位是宝珠挣来的，他的聪明才智也比宝珠稍逊一筹，加之宝珠又得到了上自天子、下至公卿的眷爱，这一切都严重地挫伤了他男子汉的自尊。好色、强烈的占有欲与嫉妒心理交织煎熬，使他成为肆虐狂。他将宝珠视同婢妾，调笑玩弄，或则肆意凌辱打骂，以振夫纲。而宝珠，自从将终身许配文卿之日起，便慑伏于夫权的淫威之下。婚前，文卿便可对她拍案训斥，责令下跪。婚后，她竟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昔日戎马丛中的威风已如流水落花逝去，对于夫权的畏惧心理混杂着情欲的炽烈，使她作茧自缚，如膏自煎，终于落得蕙折兰摧的悲惨下场。《兰花梦奇传》堪称才子佳人小说之殿军，在此之前，很少有哪部作品如此着意于开掘性格的悲剧。
《花神梦》，血泪余生著，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于《绣像小说》第56号。小说写一个误落情网、抱恨终身的悲剧故事。苏州女子鲁怜卿，韶秀聪明，自幼濡染文墨，诗词书法卓卓有名。其姐鲁氏嫁与城中富商符世运。世运本是拥资百万的纨袴子弟，觊觎怜卿美貌，做出一副怜香惜玉的风流情种模样，致使怜卿误将他认作风尘知己，被骗失身。然而怜卿怀孕后，世运已对她厌弃。事发，鲁氏携怜卿避迹西湖，产下一男，表字爱生，托言鲁氏所生。怜卿不尴不尬地寄食符家，幽居小楼，渐染沉疴。直到17年后，爱生长大，母子天性萌动，登楼认母，怜卿就此溘然长逝。此篇纯用写实笔法，再也没有了理想化的才子佳人，还它惨淡人生之本相。小说凄婉有情致，心理刻画细腻入微，尤其是楼堂认母一节，催人泪下，实开其后孽情小说之一路。
论者较多提及者，如《泪珠缘》，作者天虚我生（陈栩，字蝶仙），1900年初版。《泪珠缘》是《红楼梦》的仿作，全书的情节构架、环境营造、人物设计、文化氛围……全仿《红楼梦》笔意。依然是封闭式的贵族园林府邸，依然是脂红粉淡、鬓影衣香的旖旎风光，也依然是酸酸楚楚、生死缠绵的爱恋，只不过主人公秦宝珠终于坐拥娇妻美妾艳婢，只可谓是学《红楼梦》仅得其皮相而失其风旨，书中只有描摹小儿女燕婉之态，间有一两笔风致嫣然，略有几分《红楼梦》之流风余韵。其实它倒更像《红楼梦》的另外一部仿作《风月鉴》。当然，平心而论，在《红楼梦》的诸多仿作中，《泪珠缘》称得上是文笔雅洁娟好者。天虚我生后来成为鸳鸯蝴蝶派之健者，他的《泪珠缘》可视为从才子佳人小说到鸳鸯蝴蝶派小说之过渡。至于1906年《月月小说》连载的天虚我生的续作《新泪珠缘》已非写情小说，而是写一些利禄小人咸与维新，借声光电化、游艺学堂之类以招摇撞骗的故事了。虽然标榜心理小说，实则与爱情心理全然无涉。
当然，最为引人瞩目的还是吴趼人。阿英《晚清小说史》云：“晚清小说中，又有名为‘写情’者，亦始自吴趼人。此类小说之最初一种，即《恨海》。”按照吴趼人自己的写“情”理论，他不但创作了写“情”的《恨海》、《劫余灰》；而且创作了写“痴”、写“魔”的《情变》，实开哀情小说、孽情小说之先河。
人欲与天理的关系，几乎成为中国古代言情小说的永恒命题。随着西方婚姻自由观念的输入，这一命题又融进了中西文化撞击、新旧思想冲突的内涵。吴趼人虽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对于政治腐败抨击不遗余力，但是他的思想体系基本是封闭的、守旧的，与世界文明进化潮流仅仅是擦肩而过。他为周桂笙译《自由结婚》所作评语：“盖译者（指周）主输入新文明，余则主恢复旧道德也。”他的写“情”理论称：“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恨海》第1回）《恨海》、《劫余灰》都不免以“家国之情”淹没“儿女之情”。或许《恨海》留给人的最深印象还是庚子事变中剑花血雨、御沟流腥的那惊心动魄的历史一瞥；《劫余灰》留给人的最深印象则是海外华工血泪斑斑的非人境遇。阿英将它们分别编入《庚子事变文学集》和《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不无道理。这种时代印记姑且不论，仅就儿女之情而言，《恨海》写一场历史浩劫毁灭了鹣鹣鲽鲽的百年情好，不能说作家无视人欲、性爱的存在。小说用了很多篇幅描绘棣华与伯和一对尚未成礼的夫妻在逃难中同居的光景，那样一种乍惊乍喜、含羞脉脉的温柔缱绻，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无限心事描摹尽致；还有失散后魂萦梦绕的刻骨相思，第5回“惊恶梦旅夜苦萦愁，展客衾芳心痴变喜”，通过棣华梦中见到伯和那副似嗔似爱的模样，以及棣华第一次用男人的被褥、浮想联翩等细节，作家大胆地揭示了女主人公在潜意识中对于性爱的渴求，诚然堪称摹情高手。但是作家将写“情”笔墨严格纳入封建纲常名教的规范，这份“情”只能施于夫妇之间，哪怕对方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小说刻意摹写棣华玉洁冰清，用情之专，芳心一寸，柔肠百转，全系于伯和一身，闻知伯和沉溺下流，棣华惟有自怨自艾，爱之弥坚，捐弃嫌疑，亲侍汤药，待到伯和溘然长逝，她竟自甘斩断青丝，遁入空门，青灯黄卷，埋葬红颜。此种地老天荒、矢志不渝的“情”，曾使作家涔涔泪落，书中自白：“前人说的，那守节之妇，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了。我说并不然，她那绝不动情之处，正是第一情长之处。”亦曾得到时人激赏，寅半生《小说闲评》誉为“区区十回，独能压倒一切情书”。然而，这种殉道式的“情”，其内涵却是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规范以及悲观的宿命思想，令人感受到了圣洁之外的冷酷与残忍。《恨海》开一代文学风气，确立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写情规范。
《劫余灰》这部写情小说几乎只有节烈，而无性爱。女主人公朱婉贞与陈耕伯堪称同命鸳鸯，耕伯被诱至猪仔馆贩往国外，婉贞被拐到广西卖入娼门。她曾三次死而复苏：投缳自尽，翻舟落水，最后落入色狼之手，遭毒打气厥，被装入薄棺抛在旷野荒郊。小说刻画婉贞这样一个善良无辜的弱女子的惨痛遭际，以及她誓死抗争的勇决刚烈，诚然感人肺腑，无怪乎它开启了“苦情小说”之一路。然而，作家命意在于写出一个理想化的道德楷模。婉贞是一个三贞九烈的女子，几乎与情爱无缘，既无欲念，亦无嫉妒。她守身如玉，乃是“为父母保声名，为丈夫保贞节”。后来讹传耕伯已死，婉贞哀毁奔丧守节，素服抱着夫君神位踏入陈门，从此侍奉翁姑，抚育嗣子，心同槁木。待到红颜褪尽，耕伯方从海外归来，却携着别娶的蔡氏和二子一女，在喜相逢中泄露了几丝人生的苦涩。婉贞这个三贞九烈的节妇形象在民初大量写情小说中得到延伸，如吴双热《兰娘哀史》、李定夷《湘娥泪》等。
《情变》是一部写“痴”写“魔”的作品，在吴趼人的诸多小说别具一格。它叙说—一段旧时代小儿女的孽缘。女主人公寇阿男迥然不同于玉洁冰清的棣华、三贞九烈的婉贞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那位苍白的、充当道德说教角色的九死一生的堂姐——这一形象系列都是作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寇阿男则与这一形象系列相对立，这是一个无视名教、为了追求所爱而不顾一切、沉溺于情波孽海之中不能自拔的悲剧人物。《情变》是吴趼人的绝笔，这部小说寄托了他对于那些被情欲所毁灭的生命的悲悯，是趼人视人欲、性爱为魔障，曾经断言：“幸而世人不善学宝玉，不过用情不当，变了痴魔，若是善学宝玉，那非礼越分之事，便要充塞天地了。后了每每指称《红楼》是诲淫导淫之书，其实一个‘淫’字何足以尽《红楼》之罪！”（《恨海》第8回）由此便可看出，吴趼人对于人欲、性爱怀着一种近乎恐惧的罪孽感，所以他才会写《情变》这样一个惨痛的故事，推出“情欲与死亡”的文学母题，以为唤醒人间痴迷的当头棒喝。
寇阿男是扬州拳师之女，自幼与本村秦白凤同学，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种下无限情根。闻说白凤将议婚何姓，阿男不能恝置，情丝固结，遂夜去明来，与白凤密期幽欢，双谐连理。事发，俱遭严谴。白凤被叔父送往镇江避祸，阿男被老父胁迫，离家北行。阿男爱心难泯，行至中途夜遁，赶回镇江，偕白凤远走高飞，双栖杭州西子湖畔，三生石上，永证鸳盟，不期罡风吹散鸳鸯，阿男在卖艺场上被老父捉回，为她另行择配；白凤也由叔父包办，别娶何彩鸾。小说着意刻画了寇阿男对爱情的执着痛苦的追求，带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狂热，她不能以礼制情，终被情欲的烈焰所吞噬。秦白凤怯懦、自私，但他也为爱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情变》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写至第8回半，作家去世。按照卷首作家所拟全书回目提示，第10回“祭法场秦白凤殉情，抚遗孤何彩鸾守节”，作家为这样一段“非礼越分”的孽缘安排了十分惨烈的结局：寇阿男死于非命，秦白凤法场殉情，双双走完了沉沦滚滚爱河的人生之路。是惩罚？是罪孽？一幕雷击电闪般的悲剧，昭示着“情欲与死亡”的不可抗拒。在两性关系问题上，作家充满了虚无幻灭之感，因而将它写成一部“勘破情关”、“因情悟道”之作。《情变》无疑为民初孽情小说之先声。
最后还应提到文言笔记小说《浮生六记》。虽然《浮生六记》成书时代较早，约在嘉庆年间，初刻于光绪初年，但是《浮生六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产生很大影响，则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州《雁来红丛报》刊出之后。《浮生六记》出现在金鼓喧天的“小说界革命”时代，真可谓是空谷幽兰。作者沈复，字三白，《浮生六记》是他的一部抒情散文体的回忆录，或者说是自叙传。近僧题序称其“凄艳秀灵，怡神荡魄，感人固已深矣”；王韬书跋称其“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敦笃”。此书的艺术魅力就在于那一片性灵的深醰情思，读之沁人心脾，翕然感受到了生命之泉汩汩流动。这是一部难得的言情佳作，感于中而形于言，不滞于物，亦不囿于物。正如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所言：“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语语自肺腑中流出，他抒写的是人性、人情——生命体验和感情世界。回忆录主要记叙了他与亡妻陈芸的一生情史，从婚前芸藏粥待婿的燕婉，直到芸病榻弥留，一灯如豆，作者与芸的最后诀别之辞：“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耳”，写得感人至深。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都避忌写夫妇之爱，只有义夫节妇而已，很少有哪部作品像《浮生六记》这样丰富细腻地写出普通人夫妇间的深挚情爱。“闺房记乐”与“坎坷记愁”两相对照，记欢愉，如“双鲜酱”之闺房燕昵，沦浪亭、萧爽楼之逸兴遄飞，画船渔火的万年桥下偕游……；记愁苦，如写芸失欢于翁姑，夫妻双双被逐出家门，五更冲寒，作者背负病妻悄然上路的情景，凄怆酸梗，令人不忍卒读。《浮生六记》中确实反映了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以及宗法制大家庭中封建家长的专制、冷酷，不过，“反礼教”并非作者有意为之的题旨，他只是真实地写出种种无可奈何的家庭勃谿、骨肉参商；写出种种“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人生体验。它的“缠绵哀感，一往情深”，恐怕只有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陆游的《沈园》词差可比拟，冒巢民的《影梅庵忆语》尚觉稍逊。它上承中国古典文学人文精神之正脉，下则遥接五四新文学。民初那些如潮如涌的言情小说皆不足以望其项背。林语堂称陈芸为“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俞平伯啧啧称羡：“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如此一部小说佳构在近代文学史上自应有其继往开来的地位。
注释：
[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2]龚自珍：《长短言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