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中的若干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论文,学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散、浅、玄”的现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方法论研究得不够。因此，解决方法论问题，便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一些看法，与识者共讨。
一 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方法概览
当前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几种主要方法
第一，由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见之于《书籍编辑学概论》。（阙道隆、徐柏容、林穗芳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共分18章，主要讲的是编辑有哪些专业业务工作和怎样做好这些工作。作者基于其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引用大量的中外文献和古今资料，并结合现代编辑工作的实际，通过归纳与分析，从而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虽然实际应用色彩浓一些，理论色彩淡一些，但这一浓一淡是很相宜很实在的。编辑学理论建设，正是由这种研究方法在做着扎实的奠基性建设工作。
由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方法，是目前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普遍采用的方法。
第二，逻辑思辩的哲学方法
这是《编辑学原理论》（王振铎、赵运通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的主要方法。该书的文化缔构、符号建模和讯息传播三原理发表后，尤其是《文化缔构编辑观》的长篇论文自1988年发表后，便引起编辑学界的关注，赞赏者有之，驳难者亦有之，从而在编辑学理论研究的进程中，起到了“投石激浪”的作用。
逻辑思辩的哲学方法，目前在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中，乃是一种很少有的独特研究方法。
第三，以先有出版后有编辑为主导思想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是以《编辑学理论研究》（刘光裕、王华良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为代表的。作者以先有出版后有编辑，或者说以出版决定编辑，把出版和编辑视为“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此为主导思想，在他们的阐释性文章和争鸣性文章中得到了展示，而且构筑了他们的编辑学理论。
这种研究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第四，借鉴其他学科的原理、方法的移植方法
《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任定华、曹振中、周光达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是借鉴其他学科的原理、方法的移植方法的代表著作。该书大量运用传播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学科的原理、方法，并力图使它成为科技期刊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因素。由于它利用当代新学科理论成果甚多，自然地成为用移植方法研究编辑学理论的代表作。它的面世，引起编辑学界的关注，开了人们的眼界，启迪了思路，在编辑学理论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奠基性建设阶段，研究者们普遍对移植法怀有浓厚的兴趣。
一个不该忽视的方法：高科技方法在编辑学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80年代后期，电子计算机在编辑工作中从应用很快走向普及，到了90年代，多媒体的应用，电子图书、网络出版又起。高新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着编辑工作的现代化，而且使出版工作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当今，掌握电子计算机和处理网络设备的能力（亦即具有操作工具的方法的能力）比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写作更为重要。操作工具的方法和能力，是“隐含经验类知识的技能”[1]，将这种技能纳入物质工具之中，便构成处理编码化知识的活的工具。这是知识经济时代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然而，高科技方法在编辑学理论研究中的应用，这个不该忽视的方法却被忽视了。我们天天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却忘了高科技方法也是编辑出版工作的第一生产力。这是编辑学研究思想滞后的突出表现。有论者说，这是“编辑学研究最大的落伍”[2]，也非过分。
编辑学理论研究中值得纠正的任性与浅薄作风
任性作风，缺乏理性的自我约束。其表现为：事实不足，空疏泛论弥补；随意拼凑成章，散布矫揉造作的偏见；不作理性探讨，任意搬用什么“法”、什么“规定”、什么名人的“话”作依据；“四面出击”，缺乏对理论简单统一性的追求。“纵横驰聘”，横的如《书籍编辑学》、《杂志编辑学》、《文艺编辑学》、《新闻编辑学》，而《杂志编辑学》中又分为《科技期刊编辑学》、《社会期刊编辑学》、《学报编辑学》等，纵的如《编辑出版学》、《编辑经济学》、《编辑社会学》、《编辑美学》、《编辑心理学》、《编辑思维学》、《编辑伦理学》、《编辑写作学》等。如此之散，如此之滥，是任何一门新学科在创建初期所罕见，所少有的。
浅薄作风，缺乏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其表现为：人云亦云，毫无新意；概念混淆，随心所欲；囿于传统的编辑出版的概念、流程的议论，不顾及新兴起的现代化的编辑出版的理论探讨；“玄之又玄”，读了使人如堕十里雾海，例如说人脑中存在着编辑机制，[3]编辑活动“从人类发明文字开始就已经存在”[4]，甚至“编辑的产生先于文字，距今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了”[5]。这岂不是把编辑学理论讲得玄乎了！
任性作风与浅薄作风，“是编辑学理论研究中的不正之风，也是这门新学科在创建初级阶段的一种幼稚病，理应克服与纠正之。
二 对编辑学理论研究中若干方法的评析
在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创建阶段，由于研究者的学识、经历、思维、爱好等方面的不同，产生了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甚至不同目的所开展的研究，以至于出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应当说是历史的必然，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寻求最佳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探索得出属于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特殊的专有方法，这才是目的所在。为此，对当前编辑学理论研究中若干方法，作出如下的评析：
编辑学理论研究从哪里开始呢？自然从实践经验开始，也必须从实践经验开始。否则，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是经验性的理论，它所包含的普遍性本身还是个不确定的东西，而且与特殊性的东西没有内在的联系。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那样：“以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6]我国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已经由搜集材料的科学走上了整理材料的科学的道路，也就是走进了理论研究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够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任何轻视或忽视理论思维的能力，都将有损于编辑学理论的研究。
文化缔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和讯息传播原理，这三条原理是从编辑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出发，巧妙而机智地运用了符号学和传播学的思想，并且运用概念逻辑而思辩地阐明了这些原理，对理论编辑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三块碑石矗立在编辑学坛上。编辑学的建立，呼唤着理论思维。要发挥理论思维的能力，只有运用哲学的方法。然而，编辑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理论研究中，若是运用概念多于事实，将会使编辑学成为纯理论的科学，自然有悖于编辑学的研究目的。运用逻辑思辩方法，其目的在于求得概念式的知识，因此，就不能自真理开始，因为真理，如果一开始就说出来，也不过只是提出些单纯的论断而已，并非是理论的阐发。何况思辩科学对于经验科学的内容并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将经验科学中的普遍原则、规律和分类加以承认和应用，以充实其自身的内容。运用逻辑思辩方法，必须充分利用经验科学的内容，二者是不可脱节的。编辑学三原理所犯忌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犯了“原形先蕴”的假设的毛病[7]。它将文化缔构这种“最初只是在理想方式内的东西认作业已真实存在”了。所以逻辑思辩的东西，只有当它成为科学经验的结果时才能得到对自己的真正的评价。
从研究近代出版业提出的以先有出版后有编辑为主导思想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是运用逻辑思想的研究方法。例如出版中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三位一体的见解，编辑与出版的因果关系的思想等，都是符合逻辑思想的。出版决定编辑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编辑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能使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对我国源远流长的编辑工作，难以给予合理而圆满的回答。这一点，后面再细说。此处仅指出关于出版与编辑的相互作用问题，编辑是出版的中心环节，编辑为了出版，出版是编辑的必然，二者互为因果关系，仅此而已。什么是出版与编辑的中介（联系）呢？作者的文稿经编辑之手而编定的编辑物。如果考察文稿——编辑物，决不是在出版业产生后才发生的事情。舍弃这个具体的联系，岂不是变成“空洞无物”了吗？
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中说：“移植是科学发展的一种主要方法。大多数的发现都可应用所在领域以外的领域。而应用于新领域时，往往有助于促成进一步的发现。重大的科学成果有时来自移植。”[8]编辑学理论研究实践证明，移植法是科学研究中比较有效、比较简便的方法，而且还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方法的移植，不可盲目，要进行分析，要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移植。因为精神的东西不比器物层面上的东西，是不能拿来就可以应用的，有一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编辑学理论研究中，移植了许许多多的方法，其中“传播学”与“信息论”的移植应用最普遍。
“传播学”与“信息论”同“编辑学”一样，都有编辑加工之内容，然而它们都远不如后者的编辑加工之精蕴。传播学中的“筛选”与信息论中的“有序化”，指的就是编辑加工。这对开阔编辑视野是有益的。但编辑学中所说的编辑加工，则具有更为深广的含义，除了选择加工之意外，还有“把稿件内容同它应当纳入的知识系统加以对比、对照，发展作者的思想”[9]，“能启发作者想出某些搜索枯肠而不得的绝妙构思或俊词妙语”[10]，“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11]的“玉工珠师”作用。编辑学中的编辑加工之精蕴就在于“沙里淘金”、“点铁成金”，倾其编辑之心智，一点一滴地注入到作者的作品中去，使之更加完美。这是何等丰富、何等深刻的思想！
“传播学”与“信息论”，只讲传播不讲积累，而“编辑学”既讲传播又讲积累。人类的文化，唯有经过积累之后才能积淀产生出具有新质的文化，而编辑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传播学”与“信息论”中有许多新思想，很值得“编辑学”借鉴。这就是：1.传播学很注重传播速度与效果，它们已由使用机械媒介（如印刷报刊的印刷机、播送广播电视的电讯机械）广泛、迅速和连续地传播信息，现在又利用综合业务数字网，将语音、数据、图像等通讯业务综合到一个通讯网上，把信息可靠地传送给各个用户。2.一个信息传输系统中的信息，是可以定量计算的，亦即有计算信息量的公式。3.针对当今信息量越来越大的特点，高度重视信息压缩编码的基础理论（信息率失真理论）的研究。这三点也正是编辑学理论中之薄弱环节，当可研究借鉴。
三 重视编辑学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研究与应用
正确认识我国编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现状和科学评析编辑学理论研究中的若干方法，一则为了弘扬科学方法，二则为了克服因缺乏科学方法而产生的不正之风，再则为了推进编辑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以便使编辑学理论研究取得更多更好的科学成果。
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特殊方法不是单一的方法
每一门新学科由产生、发展到成熟，衡量的标准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有其特殊的矛盾运动；二是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编辑学要研究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其研究方法也决不是单一的某种方法，而应是系统方法，选择与缔构相结合的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三者的交叉并用。
系统方法 编辑活动中充满着各种系统，例如著作——编辑——阅读，编者——作者——读者，编辑——印刷——发行等，系统性问题，只有用系统方法才能说明白。系统方法的核心是整体思想。所谓整体思想就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在整体中来考虑，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研究对象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编辑理论研究所应用的系统方法是由于编辑程序的连续性。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原稿、整理发稿、读校样等，就是编辑程序。这是一个整体，而且是连续的，只有前道工序完成了，才能进行后道工序。由于当今出版物不同，分为书籍、期刊、报纸、图表、影视、声像等，编辑程序表现形式各异，其实质却大同小异。
通常所说编辑加工创造是指原稿而言的，其实这是不全面的认识，究其原因，是没有把编辑加工创造放在系统的整体中进行考察。
编辑系统中信息控制的最显著特点是以人为控制主体，从而导致出编辑系统的最优化必须以人的最佳化为先决条件。人的最佳化就是编辑素质的高质量。优化编辑主体有三：其一是优化编辑主体的知识，使其丰富，甚至达到学者的水平；其二是优化编辑主体的文字水平，包括社会通用符号的运用能力，使其具有独立创造的水平；其三是优化编辑主体对出版物一个字一个标点的高度负责的社会责任心。
选择与缔构相结合的方法 选择与缔构是编辑的社会职责。选择是择其最优秀的精神产品，但不免有随机性、个体性和分散性。所以对选择的精神产品，仍需编辑主体进行缔构，只有经过编辑缔构的精神产品，才能成为有序的文化知识系统。选择与缔构，二者不可缺一。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科学成果的文稿，都是在研究的基础上由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逻辑思维过程所得出的，编辑在审读和修改加工文稿时，同样要经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这样的逻辑思维过程。编辑学理论研究，是一刻也离不开逻辑的，这是因为“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12]。没有逻辑，就没有编辑学。所以编辑学理论研究，必须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
在编辑学理论研究中，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亦即编辑理论的逻辑进程与编辑活动的历史进程相一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3]，这对我们认识编辑学理论研究中至今仍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有帮助的。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编辑的起源问题。编辑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说明了殷商已有书籍，虽然这种编辑活动很原始，但确已存在。到了春秋时期，孔子“作春秋”，“删诗经”，而且主张“述而不作”，说明既有编辑实践，还有编辑思想。此后，经吕不韦、刘向父子、直到纪昀、张元济、鲁迅、邹韬奋、叶圣陶等历代人的不断努力，编辑活动从萌生，到纸介印品出版物，到音像、电子计算机软件编辑，到多媒体编辑，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用今天的多媒体编辑同孔子时期的编辑是无法相比的。正如庄子所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14]任何事情从开始发展到最终，一定会起很大变化。编辑活动找到了历史的起点，那么，编辑理论的逻辑起点也就确定了。
编辑学理论研究方法要认真向马克思学习
我们提出编辑学理论研究方法要认真向马克思学习，主要强调要用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方法来研究编辑学理论，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为方法论来研究编辑学理论，这样既有科学的方法，又有科学的理论，方法就成了“内容的灵魂和概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