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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8-0053-06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变革过程中的第三条道路，在理念更新与政治实践方面作了许多新的探索，从而被它的倡导者们看做是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一种可堪期许的新的政治可能性，但从实际来看，第三条道路目前正处于实践过程之中，仍具有较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我们注意到，它的许多特点是具有双重性的，它们在赋予第三条道路“革新”面孔之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一、关于第三条道路与中庸传统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各国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思想主张，从一开始就具有要求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和对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加以否定为鲜明特征的“中间道路”色彩。从社民党自己的理论阐释来看，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二战后充分发展起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科学术语，而是一个典型的针对性概念，它似乎可以被理解为“在民主秩序中运作的社会主义”，以示同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相区别，也可以被理解为“兼顾社会要求的民主主义”，以区别于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参见陈林，侯玉兰等：《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第3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三条道路继承了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的折衷主义传统，其价值是通过同其他两个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方案相比照而得以证明的。第三种选择的存在理由始终必须从已经存在的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及其在具体历史情况下被界定的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已经存在的第一和第二条道路——推论出来。“它强迫其遵循者根据与他人的关系，而不是自己观念的特殊结合来界定自己；而且经常必须创造他人，甚至为了这个目的把对方漫画化”。（杨雪冬，薛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第10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新的第三条道路需要面对的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管制主义，另一方面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范式，在自己的竞争者面前始终处于劣势。这是因为，这两条——“第一条”和“第二条”道路——都是作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它们提出了自成体系的社会模式，这些模式归根结底是以各自具有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的人类观为基础的。同这两者相比，中间道路缺乏自我意识，缺乏从其自身推论出来的存在理由，它的内涵是暧昧的，不明确的，最终往往可能不得不滑向对立双方中的某一方。
第三条道路的常用语是“既不要……也不要……”（老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消极方面），或者是“既要……也要……”（老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积极方面），问题是这样一种完美状态是可能的吗？它在学理和模式上如何成立？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困境在于自由与平等诸美好价值的不可调和与不可兼得性，要想鱼与熊掌兼得，有一个完美的最终解决，不仅实践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正义可能被一些人奉为绝对价值，但它可能与另外的价值——宽容、宽恕等是不相容的，自由与平等之间可能也存在着悖论。由于这个世界有些价值的不可调和与不可兼得性，因而选择是必要的。选择就要有所取舍，选择同时还意味着，选择了某一种价值同时也就选择了包含在它自身逻辑中的消极效应。第三条道路明确提出要“超越左右”，但实际上它更多的还是体现了“综合”，是一种希图将它所认为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内容都粘合在一起的思想理论框架，这种两全其美式的粘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的空想色彩。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也承认，在他的一些设想中，“乌托邦主义似乎超过了现实主义”（但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这并不是否定中间道路的可能性，不同价值或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即使不可避免，也是可以软化的，但第三条道路一定要明确中庸之道在何种情境下是可能的，以及在哪种程度是可能的。如果设想有着各自运作逻辑的左右政治的各自的积极内容能和谐地、完全没有冲突地被整合到第三条道路中，从而使左右政治下存在的问题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最终解决，那么第三条道路会发现自己力不从心。
二、关于第三条道路与实用主义
第三条道路反映了当前西方政治普遍的实用主义的倾向，政治理想越来越少，政治领导层更加注重解决现实的问题。在这方面应该说第三条道路与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政治理想向来是实用主义的取向，他们比较善于根据现实情况把握自己的行为，随时根据社会的要求改变自己的形象，根据力量的消长调整自己的策略。社会民主主义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拓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某种务实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而第三条道路更是把这种实用哲学运用到极致。布莱尔声称，对经济管理的好坏不在乎是左还是右，而是使国家如何发展，“只要行得通的，就是好的”。(Peter Riddell:French given a revealing lesson in le Blairisme,The Times,25 March 1998.)施罗德也说：“在一个变化越来越快的经济和社会中，永远有效的行动准则是不存在的……我发现，长时期以来，引起人们愤怒的不是什么左的或右的经济政策，而只能说是一种对的或错的经济政策。我相信，今天我在这里所作的关于经济政策的评论，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政策”。(Bodo Hombach:Aufbruch:Die Politik der neuen Mitte,P.220,Munchen,Econ,1998.)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与其说第三条道路是一种理论创新，还不如说它代表了一种以布莱尔、施罗德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国外学者科恩·拉埃即持这一观点，他没有把社会民主主义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而是把它称作一种“务实的实践”，他甚至把社会民主主义称为“过去20年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常胜将军”。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界定不乏支持者，80年代有人在对瑞典模式进行研究时就提出：瑞典模式并不是什么中间道路的典范，或理想的福利国家，它仅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权所达到的一种绝妙形式，反映了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如何审时度势，纵横捭阖，通过劳动的内部分配、有利的政策制定、广泛的协商共议以及非决定性的选举导致政治反对派的衰落而逐步确立自己的优势统治地位这一事实，因此是一种原则性实用主义的体现。(Hugh Heclo,Henrik Madsen:Policy & Politics in Sweden:Principled Pragmatism,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7.)
不过也要看到实用主义政治的消极效应，社会民主主义是主张通过民主的、和平的和议会的道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能否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对社民党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只有赢得相对多数的选票，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执政；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执政，才能把旨在改造资本主义弊端的纲领付诸实践。因此，为了在现实社会力量结构中争取到一个尽可能有利的位置，社会民主党人往往牺牲自己的原则以迎合现实的需要，结果不但未能实现其改造现实的初衷，反而被现实同化，失去特色，削弱了自己的存在价值。黑格尔说过，无差别性的东西，乃是无生命力的东西。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思想、理论、原则和政策主张，是该政党赖以存在的基础和理由。目前，就有评论认为：成功的政治势力应该是坚定地信奉其核心原则，然后稳定坚决地、并以极大的自信来应用这些原则。而布莱尔主义是虚弱的，工党理论家R.H.托尼于30年代就说过：“英国工党最大的弱点……是其缺乏纲领。工党在行动上总是犹豫不决，因为它在精神上是分裂的”。“如果工党要想使自己有成功的希望，就必须使身后的人民深信他们是坚定的人，作为在野党也是很明达的”。(David Coates:Labour Governments:Old Constraints and New Parameters,New Left Review,September-October 1996.)同时，更致命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左翼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反叛体制而不是认同体制的，这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为了守护原则的纯粹而放弃现实利益，是社会民主党人难以想象的，何况社会环境也不允许；而一旦无原则地认同于现实社会秩序，又会失去自己的存在价值，最终失去既得利益。而从第三条道路来看，它和它的社会民主主义先辈们一样根本无力克服这种深刻的矛盾，在“适应还是替代”的论争中显然选择了前者。左翼中眼光较远的人已对目前单纯的实用主义倾向和向现实秩序的全面妥协感到担忧，这样下去会不会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感召力和存在受到怀疑和威胁？
三、关于第三条道路与修正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实用主义原则是通过对理论、纲领的不断修正得以贯彻的。社民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为指导，随时随地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政策策略，以保持自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强大地位。布莱尔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永恒的修正主义”。永远的“修正”表明，没有一种理论或政策模式是完美的，是可以一劳永逸地存在下去的。任何一种理论或政策模式都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域的产物，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有时空的局限性。同时，一旦某种模式确立起来，就会逐渐走向僵化和保守，成为阻碍发展的外壳。因而，变革、创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现存的思想范畴和理论假定是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及其指导下的实践不断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途径。从历史来看，社会民主主义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处于不断的变革过程之中，这一过程还会继续下去。第三条道路就被看做是一次新的修正主义运动，是起源于早期伯恩施坦主义的一个永恒进程的一部分。“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拒绝不断对那些指导它解释现实世界、选择政治工具和方式的理论和假设进行修正，那么它就无法在一个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生存下去”。(Thomas Meyer:The Third Way at the Crossroads,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ciety,3/1999.)吉登斯宣称：“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修正他们的既有观念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才可能存在并发展下去。他们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英国学者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on)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民主主义历史上的第三次修正主义浪潮中”。并且第三条道路同样将不是一劳永逸之路，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作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生存的社会民主主义还将继续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困难，作出新的调整。
不断的“修正”使社会民主主义显示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这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但同时也是受右派和“左派中的左派”批评最多的地方——“没有执着精神”。目前，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第三条道路是不是坚持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特征。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一种理论体系究竟多少东西能够改变，究竟能变得与其原始前提相距多远，而与原来的理论仍维持着有机的联系。就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它遭受过两种灾难，一种是教条式地死守原来的理论（事实上对它本身也有不同的解释），另一种是极端的修正主义，从最初的伯恩施坦的意义上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或至少使社会主义运动）去适应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后来却以自己善于修正而自豪。抽象地谈论“修正”是很难分清是非的，问题在于修正什么，怎样修正。目前社民党倡导的政策实际上主要是被动地“适应”现实的变化，“它自身已经表明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论”，一位美国学者评论说，它“是今天最强大也是危害最深的倾向”。（莫里斯·迈斯纳：《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19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在政治理念与现实秩序之间，前者对后者不断的顺应而非引导，这也正是在这方面布莱尔比若斯潘得到的肯定要少一些的缘故。
四、关于第三条道路与批判精神
“尽管人类的理性每每受到历史的嘲弄，变革的希望仍引导着一代又一代人孜孜以求用理性来改造世界。于是，左翼政治诞生了”。尽管在目前左右的区分受到普遍的质疑，但我们无法否认本来意义上的左翼应该有着不同于右翼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左翼主要是指“对社会变革抱积极态度的社会力量及其思想体现”。“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居于支配地位，那么，凡是对这种方式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主张对它进行改造（不管是主张改良还是革命）的思想、组织和运动都应划归左翼的范畴”。（陈林，侯玉兰等：《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第18页。）长期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左翼政治的典型形式。作为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固然没有实现用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整体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历史上它对于旧资本主义的改造却是比较有效的，正是这种改造，使得西欧资本主义同美国或其他国家那种纯资本主义相比存在着某些重大区别，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使得改造后的资本主义同改造前的资本主义相比存在着某些重大区别。有人就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部分质变。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当然是有赖于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左翼的政治定位，有赖于左翼的社会职能的发挥，亦即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种批判及其促成的社会改良形成了一种拉力，使资本主义还没有滑向激烈震荡和全面崩溃。我们无法否认，社会主义作为左翼的一种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在批判和改良资本主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大变化时期。资本主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与此同时，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根本意义上说是由科技革命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资产阶级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在其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作了相应的调整和改良。但资产阶级之所以作这种调整和改良，并不都是主动和自愿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运动（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实践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左翼政治运动，新左翼的社会运动及其思潮）对它批判、与它斗争的结果。美国学者瑟罗指出：“在19世纪的多半和20世纪的全部时期，资本主义内抗社会主义外拒共产主义。”（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6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首先，自19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一直受到内部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其次，苏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道路，使资本主义受到巨大挑战。这种来自社会主义的内外的压力，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内政改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变化。在英国促成了工党的第一次上台执政，开辟了左翼政党将自己的在野目标付诸政府实践的先河；在美国则是罗斯福的“新政”，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的老面目，开始走上了国家干预乃至福利国家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因素更是渗透到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这表明，“与其死亡，不如改良”，资本主义开始比较系统和认真地对待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主张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成功做法，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吸收，从而大大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传统面貌，如出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某种计划性、国有化措施、福利国家政策等等。若没有这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抗”和“外拒”，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进步成果的。从这个角度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调整使自己继续发展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功能。
而必要的批判姿态的缺失，正是目前的第三条道路的隐忧之一。其实这个问题的出现要早于第三条道路，在社会民主主义由体制外的抗争发展为体制内的诉求后，执政或寻求执政的政治运动形成了一种政府意识，它不断弱化社会民主党人的政党意识，即作为一个有特定政治理念的政党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和塑造意识而非无原则的顺应意识。第三条道路明确放弃了制度替代的设想，吉登斯说：“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曾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也应该不断地被修正，这样它就会失去（在定义上）许多原有的特征。但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注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1-2页。）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吉登斯为什么以“社会主义之后”作为《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一章的篇名，极为明显，他是把第三条道路视为一种告别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现象。并且，在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看来，对社会主义的告别，不仅意味着告别一种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且是要告别所有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努力，从而使第三条道路放弃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还有更重要的是放弃了蕴含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中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既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也反映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提供了一个尽善尽美的实在形式，而在于它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功能——批判现存的东西，探索可能的东西，促进人类自我更新和完善。“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我们才可能憧憬一个较好的未来；只有严肃地培植现代社会中否定的、批判的力量，我们才能最终有所肯定”。（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第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社会主义的批判功能曾是资本主义改良的重要动力。现在，面对第三条道路，人们的疑惑是第三条道路的资本主义——在放弃了一种可能而堪期许的对立物与替代物之后——将会怎样。
人们对第三条道路批判意识缺失的担忧还不止于此。现实已经表明，第三条道路决不仅是政治家的政治谋略，它还从理论界获得了强有力的思想辩护和理论加工，其中不乏像吉登斯、哈贝马斯这样的当代学术名流。“不管吉登斯如何否认，他的《第三条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看做英国工党的执政宣言的，起码吉登斯是照着这个路子来写这本书的”。“哈贝马斯当时的确也是想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支持和指导，甚至是一些具体的对策”。毫无疑问，一场围绕着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事业所展开的政治家与理论家之间，以及更一般意义上说是“政治权力与学术话语”之间的时代性对接触确实实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出现了。（曹卫东：《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2000(1)。）我们无意于把思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一种必要的理论姿态，是理论本身能够承诺其社会批判使命的基本前提；失去距离，理论将失去观察的立场，从而最终也会失去自身的独立性而很可能变成某种政治言述。也许正基于这个理由，上个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固执地坚持思想对于现实的优先性并自觉选择（或退入）思想领域，以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而今天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们是不是走到了另外的极致，他们因过于急切的现实参与感而失去了必要的理论反省姿态，面对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热潮丧失了自身理论观察和反思的距离？
[收稿日期]2001-02-28
标签：社会民主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