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跨世纪思考——论“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峡谷论文,苦难论文,跨世纪论文,成果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最引人瞩目。文章将邓小平提出的特色理论与马克思晚年的这一设想联系起来加以论述，指出中国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将马克思晚年的设想付诸实践的伟大工程，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们成功地跳越卡夫丁峡谷的有利条件。
关键词 卡夫丁峡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主体素质
马克思晚年曾预言东方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1]，提出了著名的东方社会可以跳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光辉设想。一生思维严谨，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马克思，在晚年突然扭转自己大半生的研究方向，把他深邃的目光投向了曾是他十分陌生的神奇的东方世界，这绝非偶然。材料证明，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完全是他深思熟虑的结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马克思的设想由历史拉到了当代。今天，追踪马克思的思维轨迹，剖析他留下的思想材料，弄清他设想的原本含义，抓住其思想的核心，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回声
马克思的一生以无限的深情关注人的问题，关注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命运，他无比憎恨将人异化，使人畸形发展，带着暴力、血腥的污秽与“极端不幸的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诅咒它的罪恶，预言它不可抗拒的必然灭亡的命运。但对资本主义管理、操纵下的巨大的生产力，马克思一直持有充分肯定的态度。只有经受苦难才能得到成果。马克思在没有接触到东方社会的材料前，当生产力的尺度与人的价值尺度产生背离时，马克思还是无奈地认为：世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要先经由资本主义，然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再进入社会主义。而当他在晚年接触到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村社土地公有制这一独特的东方现象时，他看到了有别于西欧发展的独特的东方之路的曙光：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相联手，发动革命，凭借悠久的土地公有制的历史传统与人文条件，不经由资本主义制度而径直走向社会主义。从而提出“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的大胆设想。
马克思所指出的“苦难”有哪些呢？主要有：
第一，农民阶级的再度被剥夺。马克思指出，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经济制度的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是“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使广大群众同他们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突然投到劳动市场上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2]“这一消灭过程，即变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从而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可怕的剥夺——这就是资本的来源和起源……”[3]
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所带来的阶级对抗、社会财富的损耗、两极分化以及频繁的社会动荡等等都“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4]，“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5]
第三，生产力的尺度与人的价值尺度的相悖分离。资本主义一方面借助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与人的异化。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自身被剥夺得越多，人变得越不是自己，越来越不是人。这种以制造畸形、片面发展的人为代价而聚集财富的社会，只能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地狱。
东方社会所独有的土地公有制使马克思看到了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一切可怕的波折”而获取它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希望。在审慎地分析了东方社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走向及当时的国际背景之后，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跳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些条件包括：
第一，政治条件。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表面化、公开化，向一切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6]，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了。“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7]当“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8]，东方社会不必重复西欧当年发展资本主义的苦难历程，不要去建立丧钟已经敲响了的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经济条件。首先，从国际背景看，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与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产物，无产阶级有条件直接借鉴资本主义管理生产、发展生产力的成功经验。俄国“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9]，俄国“一旦摆脱了政府的桎梏”[10]，汇入世界的经济潮流是很容易做到的。还要看到，“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它还渡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11]，即可以从资产阶级自幼年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中学到宝贵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其次，从俄国所具有的自然条件与经济条件看，都有可能建立新型的社会，跳越卡夫丁峡谷。“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们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助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12]
第三，历史条件。俄国历史悠久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已包含了新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萌芽。“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13]
要想成功地跳越卡夫丁峡谷，无产阶级必须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认清并珍惜革命的有利条件，积极、自觉地为革命做好准备，这殷殷的期望渗透在马克思晚年的书信、笔记的字里行间。
无疑，跳越卡夫丁峡谷的最大受益者是东方社会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它们可以以“捷径”的方式跨入现代社会，而不必重复西欧发展资本主义的漫漫历程，使落伍者一跃成为同路人或先行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晚年的这一设想对无产阶级，特别是东方的无产阶级不能不充满巨大的诱人的魅力。
二、“获得全部成果”的当代思考
马克思设想的跳越卡夫丁峡谷与“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个阶段。无产阶级首先通过革命，跳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建立社会主义，这是革命的第一步；而后，凭借人民的政权，组织生产，发展经济，以获得资本主义的全部成果，这显然是整个革命链条中的第二步。晚年的马克思对此进行大胆设想的时候，以更多的精力考证、关注东方社会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实现革命的第一步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本世纪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成功地将马克思晚年的设想由可能变成了现实，那么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能否成功地以较小的代价而获取资本主义的全部成果呢？答案是肯定的。目前客观地清醒地分析这种可能性，对坚定人民的改革信念，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反驳那种“进步越大，代价越大”的悲观错误的论调是大有益处的。
第一，世纪之交，中国发展商品经济有着特定的文化遗产、历史铺垫和前进路标。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始发史有着本质的不同，完全可能取得前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取得的科学决策、行为取向的致高点，取得它们所不能比拟的透视社会现象、预见发展未来的广阔深厚的历史背景与独特的观察视角。
发展、建立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讲是新事物，但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历了四百多个春秋。四个多世纪的沧桑历程，它已步入了成熟的壮年。这笔丰厚的历史馈赠对我们今天发展商品经济起到了极为可贵的参照作用。不可否认，现今的中国改革是“补课式”地发展商品经济，“补课”固然意味着落后，但落后者也有着开拓者所没有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与历史积淀，后滞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前发展起来的国家那里免费学到许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几百年的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计划经济的近百年的历程纳于眼前，溶入心胸，高屋建瓴地揣摩历史，提炼历史。四个多世纪的世界风云被浓缩、筛选，商品经济的发轫、萌芽、崛起、摸索、改革、突破的历史历历在目。成功之笔，失败之处，一目了然，有充分的条件不去重复资本主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更为重要的是四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从农业社会中脱胎，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又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轨，这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历史空间和选择参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之间的比较、进步，特别是转型时期所出现的交错、阵痛、突破等各种错杂斑驳的社会现象以及资产阶级在治理失衡的社会关系，平息失落的社会心理时所采取的良策与败招，都为我们确立实践的起点，寻找改革的突破点提供了免费的借鉴。结合我国的实际，在批判性的审视中，通过比较、扬弃，从中找出可以省略、跳越的空间，选择一条直接与现代社会衔接，直接继承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先进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合理的价值观念体系，有序祥和的社会环境，友善互助的人际关系的现实道路，大大减少社会动荡以及扭曲、背离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的负面效应，以较快的步伐顺利地发展。
第二，肯定答案的得出还在于：我们今天的实践是在自觉的基础上，以清醒的头脑和充分的准备迈出的。这和当初资本主义在完全盲目自发的状态下，历经几百年的动荡和摸索才逐步成熟起来是大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发展商品经济不是简单地重复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走过的包括“可怕的波折”在内的全部道路，去重蹈那段包括血腥、罪恶的全部历史进程。所以，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我们完全可以用比资本主义短得多的时间而取得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辉煌的成就。
发轫于生产力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在16、17世纪完全是崭新的制度，历史留给资产阶级的是一片空白，未来在他们眼中更多的是迷茫。可以讲，他们是被历史牵着，由物质利益片面驱赶，自发、被动地在没有任何参照、借鉴中蹒跚学步地走向历史，创造历史。
我们和他们不同。我们是在充分的准备后，自觉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这一相对滞后的抉择，除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分析外，还充满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百年的沧桑史以及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坎坷历程的深重反思，它饱含着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的酸甜苦辣，是慎之又慎的抉择。发展商品经济的主体——中国的工人阶级处于完全自觉、清醒的状态中，是以有理论准备的头脑和积极主动的态势，牵着历史踏上征程的。这一点清晰地反映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正由于我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还较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的，因此，在革命成功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14]。这一观点将马克思当年的设想具体化、中国化了，表明我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社会主义去发展生产力正是当年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核心，也是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是跳越卡夫丁峡谷的根本保证。今天我们已经取得“获得资本主义全部成果”的关键性因素——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建立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必将在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显示。
历史的唯物主义充满着历史的辩证法。它在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承认并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发展经济的作用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力的社会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生产者与人的本质的异化（尽管高科技对生产力的渗透使此越来越隐蔽），只能压抑、破坏、瓦解劳动者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使生产的各要素得不到合理的支配与运作，社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公正、平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虽然通过不断改进、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缓和了社会基本矛盾，但它不可能也无法从根本上去触动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弊症。社会主义制度虽历经坎坷，但它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相统一的社会制度，对生产者而言，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合理的制度，生产者不仅拥有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而且掌握着国家，控制着意识形态，为生产者创造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使生产者获得前所未有的最大程度的解放。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所在。
几十年来，由于受极左路线和前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地得以发挥。同时，我们又忽视了极为根本的问题，就是努力去发展生产力，获得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跳越的，但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无产阶级不去发展它，不去主动积极地获得资本主义所创立的生产力及其他的肯定成果，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因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不能巩固，那么痛苦的卡夫丁峡谷最终也不能跳越。庆幸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了这一点，党的基本路线的确定，表明我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实现跳越是跨世纪的伟大工程
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紧迫性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世纪的逼近和我们自身的成熟，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真正实现马克思晚年的设想是有条件的，需要我们为之付出许多，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改革主体自身的素质，发挥好主观能动性。
1.必须提高改革主体的理性思维能力，运用唯物论、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法，对历史和现实进行理性的透视，逻辑的思考，在决策和预测中，加强理性力度（减少感情冲动），扩大思维容量（容中、外、古、今），延长视野距离（减少、克服短视行为），增多思维变量，以系统、综合、整体的现代思维代替近代遗留下来的非此即彼的单元质点、线性发展的决定论思维。由于历史人文的原因，我们民族长于经验主义、直观性的思维方式，而短于理性思维、逻辑分析。在现代，发展瞬息万变，充满陷阱与机遇、活力与效益的商品经济，不是靠经验、短视可以解决的。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偏差与我们理性思维的欠缺有直接关系，一些法规的滞后，政策的朝令夕改，缺乏全盘的、宏观的驾驭等，都说明主体思维能力的提高是关系全局的大事情。
我们发展商品经济虽然有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为借鉴，可以从中直接汲取经验教训，但剖析历史，梳理历史需要有高超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的功夫，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历史过渡到现实，成功地将他山之石引入现实，没有高超的删繁就简，抓住本质的思维能力是做不到的。外国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论总结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但要想使他人的理论与自己的实践有机地结合，又必须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既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又是引进、扬弃、消化的复杂过程，都不是经验层面的思维可以做到的。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发展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有所不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不仅要遇到人家曾遇到的、不可避免的老问题，如经济发展初期出现的通货膨胀、民工潮、耕田的锐减、生态环境的破坏、道德观的裂变等等，我们还将遇到前资本主义没有遇到的新问题，如：如何搞活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的机制转换、党政及政企的关系、乡镇企业的建设发展等都需要我们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用创新的、谨慎的实践去解决。
2.必须提高改革主体的实践能力，加强主体驾驭宏观、控制全局的实际能力，善于及时地抓住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并以此来理顺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不失时机地解决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平衡各方面力量，稳定民众心理，克服顾此失彼、朝令夕改的短期行为，使社会有机体和谐、健康、正常地运作和发展。
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拥有着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所望尘莫及的优越性，它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着国家的政治大权，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自由，为它创造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更应小心谨慎，严格自律，统治阶级任何一次较大的失误都将是牵动全局的大事。从十几年的改革实践来看，我以为下面几个问题是当前一定要处理好的，它们直接关系到改革的命运，关系到能否顺利地跳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第一，做到生产力尺度与道德价值尺度，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同时并举，和谐发展。
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人，为了使人更富足，更自由，更全面发展，是为了高扬人的地位，人的价值，而不是使人性沦丧，人道践踏，人权贬损，人被物异化和扭曲。如果说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带来劳动的异化，使资本主义国家不能真正地把两把尺子统一起来，那么社会主义有可能，也有条件使之协同、佐护。两把尺子的统一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之一，也是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的本来之意。因此，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今天，我们切不可只见物不见人，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建设物质文明。最近，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非常及时、重要。
第二，必须解决好经济发展的效率与社会分配的公平之间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确实是一个困扰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难题之一。任何时候两者都不可能绝对的一致，但社会主义应该保障基本的合理，既不能以公平去牺牲效率，也不能以效率去破坏公平，绝大多数人的公平权益遭到破坏，最终受损失的仍是社会发展的效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要共同富裕。不能让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迅速地积聚在极少数人的手中，使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发生严重的分离和脱节，造成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社会贫富的巨大差距，重蹈资本主义早期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较为普遍地开展社会的福利事业，不断调节所得税的征收方法，较为有效地控制社会的过度的两极分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提前着手，积极筹措，充分发挥人民政权的作用，进行有效的社会调控，既充分落实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使少数地区、少数人先富起来，又顾及长远、整体，使共和国的绝大多数公民都能享受到改革的好处。
20世纪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灿烂诱人的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中国的改革大业起始于20世纪之尾，其高潮的涌起必将在21世纪之初，真正地实现马克思晚年的设想将出现在下个世纪之中。中国工人阶级理应为此做出更大的、无愧于先人与后代的更大的贡献！
注释:
[1][2][3][5][6][7][8][9][10][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9、129～130、430、443、443、432、443～444、436、444、444、451、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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