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东剧变十年来的一些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变论文,十年来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东变化之巨剧，令人震惊。苏东剧变，对国际形势的冲击，怎么评估都不为过，有人甚至把它看作“历史之谜”。苏东的社会变革是一场根本性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从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从意识形态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关于苏东剧变，我们最关心的是，苏东当时为什么突然变了？除了外在因素，造成突变的内因是什么？在苏东，一个执政党怎么可能会在未作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自行灭亡了呢？中国共产党要从中汲取哪些教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果发生变化，最接近的一种变化有可能是什么？
苏东为什么会从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前几年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苏联经济搞糟了。现在看来，夸大苏联的“经济问题”，把苏联的“经济问题”看成是苏东巨变的主要原因，是不大讲得通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中，很少有人把苏联垮台的直接原因归之于“经济问题”，他们普遍认为苏东剧变与经济问题无关。我们认为，和“经济问题”相比，“阶级问题”是解读苏东剧变的一个更重要的角度。在这里，阶级的主体性、成熟性，是我们看待苏东问题的主要立足点，即要着力研究执政党还有没有相应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
苏东经过1989、1990、1991的三年剧变，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执政者蜕变成了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他们公开完成“资产阶级化”之前，我用“潜资”（“潜在的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来指称他们。苏东的“潜资”是怎么形成的，是最值得研究的事情。我们主要要从他们在转轨中的阶级表现来研究他们的成长轨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个别的政治家，但他们是一种阶级力量的代表。80年代中期，在戈氏“公开性”和“新思维”下，党内少数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的人同60年代出现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派，成为社会主义反对派，自称“改革派”。这个“改革派”，即“潜资”，其代表人物则是戈氏本人。正如马特洛克所言，戈尔巴乔夫“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代‘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觉察”[1](P655)。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美国到底希望苏联成为什么样子？”[1](P647)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以后，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已经实现了我要做的一切，我感到安宁”。苏东巨变后这种“潜资”，摇身一变成为现在的“新俄罗斯人”或“新莫斯科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党政干部或当权阶层。反社会主义政变的组织者们在苏联灭亡后大约两年，还在政治上含糊其辞。后来，盖达尔扔掉共产党的面具，公开说：“我们正在建设年轻的资本主义”。1917年，前苏联没收富人财产，将其不动产和银行存款收归国有。1992年，却剥夺国有资产，向所有人分发国家财产，“使影子资本合法化”，加速培养资产阶级，迅速造就了资本家阶级的基础。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应该说当初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赞成搞垮国有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来推行私有化。但是当国家变色、党改变性质以后，他们凭借自己的先天优势，“与其让别人当资本家，不如由我来当资本家”。结果，正像一位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改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一步搞出来的肯定不是私人资本主义，而是官僚资本主义。
分析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我们认为苏东剧变既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而是这些国家生长出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使“改革”变成了“改向”。看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并不能确保共产党内不产生潜在的资产阶级。他们也不可能处理好改革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关系。我们知道，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苏联20、30年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强调自力更生，强调与资本主义竞争，因而具有一定的封闭性。长期以来，由于苏东各国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在苏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以致本国经济微观层次的发展越来越缺乏生机和活力，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入70年代以后，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经济结构使苏联经济进入了“停滞”状态。再加上它没有抓住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机遇，结果削弱了自己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竞争的能力。戈尔巴乔夫在推行经济改革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一下子要在500天内转轨到市场经济，由于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使得压抑已久的党群矛盾、党内矛盾突出了、激化了，以致最后搞得苏联居民“面临挨饿”，要靠西方国家提供“紧急救济食品”才能生活的地步。尽管当时苏东剧变各自变化的过程和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大都是朝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发展的。他们不无天真地认为，抛弃了社会主义，就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繁荣；实行了私有制、市场经济，就能够提高效率；脱离了苏联集团，就能够得到西方的技术、资金、贸易平等。苏东国家的这种变化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或非共产党化转变，二是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向多党制转变，三是实行私有制，向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公有制转变。今天，苏东人民梦醒之后回过头来才终于发现，他们的经济制度虽然有缺点，但是并不像当时他们急于抛弃的那样坏。
那么，苏东各国的经济、政治前景，将来到底会如何呢？是否会像美国、德国、法国那样发达起来呢？苏东剧变后，他们在摆脱“苏联模式”后又开始照搬“西方模式”，把国家安全和繁荣的希望寄托在加入“北约”和“欧盟”上。我们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它的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一旦这个结构受到破坏，社会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有人曾经形象地把苏东未来说成是世界上的“最大未知数”。东欧的一个国家，10年换了10个总统，就是明证。从阶级结构的角度来看，它还会长期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因为苏、东的新资产阶级离成熟的资产阶级还有相当的距离。只要苏东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成长为一个与西方资产阶级执政水平接近的统治阶级，其政治生活必然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苏东的资产阶级还是新生的、幼稚的，它由于缺乏公开成长、公开执政的历史，对西方成熟资产阶级那一套“游戏规则”的驾驭还难以得心应手。例如，匈、捷、波三国的私有化过程，一个靠“卖”，一个靠“分”，一个靠“内部人私有化”，其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明显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发现，那些处长、副处长“下海”经商的人，和完全从个体户发展起来的资本家，其性格、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其自主性、成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苏东的未来，近十年不会有太大的前途。苏东仍然处于历史大过渡的时期。俄罗斯在二月革命前，其资产阶级就不成熟。列宁就是利用这种不成熟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了胜利。潜资变成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当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当局就曾经许诺，要迅速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从此可以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结果却适得其反，竟然导致在社会、文化和技术领域的全面倒退。“休克疗法”3年，俄罗斯生产总值下降一半。在“休克”改革4年间，俄罗斯经济落后于美国的状况加剧了64%，世界排名约为75位。1994年工业水平不及1990年的50%，国民收入减少40%。如今，俄罗斯越来越陷入“制度性危机”，越来越丧失国家主权。正像瓦·博尔金所言，现在“好像到处都是所有者，每个人都得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国民财富被分配得如此巧妙，以致它不能保护免受贫困。机会相等和普遍幸福的社会没能实现，民主化以它应有的方式结束了：对财产实行有利于强者的再分配。去他的所有权吧，过去没有民主的时候我们虽说生活得不富裕，但也不受穷，有自己的尊严”[2](P417)。
从另一方面来说，苏东加入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内部原则具有排他性，它由于弱小也必然处在被剥削、受控制的位置上。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判断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处于领导地位。美国处于这个“金字塔”的塔顶，依次才是西欧、日本，俄罗斯则已经沦落成为其下一层次。至于东欧12国，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它的经济形势也仅仅只会好转或在现有基础上略有前进。它原来执行计划经济造成的“屏障”，资本主义的“留级生”地位，半生不熟的执政水平，都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恢复性经济增长。因此从长期来看，它不可能很快具有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可能很快进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前列。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苏东国家潜资产阶级形成的土壤不同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苏东剧变，工人没有反应。作为一个阶级，10年没有大的行动，这说明了什么呢？虽然苏、东剧变以后，工人也组成了个别党派，但却没有整体性的阶级表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长长达70年的工人阶级，在面对剥削、混乱、没有饭吃的生存困境面前却出现这种反常表现，这是怎么搞的呢？显然，问题就在于，苏东工人阶级在共产党执政时还没有形成自己阶级的主体性。原工人阶级为什么没有自主性，为什么没有整体的阶级表现？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成长与成熟的问题。这种阶级性的成熟需要培养，也需要竞争的环境，而不能仅仅依靠其自发机制。计划经济体制对工人阶级的一个不良影响就是它弱化了工人阶级的竞争力和免疫力，它也不具备防止潜资产阶级产生的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现在主动引进了一批外资，培养了一批私营企业主，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资产阶层，这是培养工人阶级自主性、成熟性的一个有利条件，但也是影响工人阶级中产生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共产党执政既可能是帮助工人阶级成长、成熟的一个有利条件，也可能是麻痹、弱化工人阶级的一个条件。执政地位和市场经济这两个环境、条件给党与阶级的互动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苏东经验提醒我们万万不可简单地、形而上学地判断这两个条件的优劣。这两个条件（环境）永远是无机的，而党与阶级永远是有机的。无机条件的优劣完全取决于有机体的认识与运作。在党与阶级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一定意义上，阶级性与党性是互动的。我们认为，造成苏东剧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苏东各国的执政党本身存在着严重问题，其党性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西方一些战略家认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之所以能够在东欧得手，主要还是得益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在改革中，戈尔巴乔夫认为，“除非改变或者摧毁这个制度，否则它会完全破坏那种改变它的零散努力”[1](P64)。他的这个“新思维”都是些什么货色呢？一是“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高于阶级利益”。即“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大家都是地球这条船上的乘客，不能让这条船翻沉。第二条诺亚方舟是不会有的”[3](P9)。这实质上就是把自己国家的改革维系在西方大国的“支持”或“认可”上，以致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抽掉了。第二是，“民主化”和“公开性”。民主化就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公开化就是控诉过去的一切。他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两个概念，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小马特洛克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1](P162)。“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像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1](P164)。“既然共产主义统治和冷战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那么，只要摧毁了这个基础，两者便都难以存在”[1](P758)，“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绝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1](758)。因此，“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1](P169)。而戈氏则“已经完全支持把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明确无误地抛弃阶级斗争观念”[1](P176)。第三是，“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1](P341)。“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出台之成为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前任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结果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危机，从而为右的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打开了市场。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人道的”、“民主的”两个定语，实际上意味着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倒退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理论上的一大错误。与这一理论相对应，戈尔巴乔夫甚至说，“我认为多党体制并不是坏事”[1](P364)。其结果正如马特洛克所说，“被释放出来的各种政治势力正在极力推动着国家向民主方向发展”[1](P422)。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契合了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主张，以致动摇了党的思想基础，使党丧失了共同的信仰。戈尔巴乔夫把东欧看作自己“政治新思维”的实验田，主张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鼓励他们政治上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私有化，以致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长期过高估计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主观地超越苏联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造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是苏东巨变的一个重要时代因素。早在1936年，当苏联虽然实现工业化，建立了一批具有较先进技术的重工业，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斯大林就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做到了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到了60年代，赫鲁晓夫曾宣布，“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这一代人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勃烈日涅夫虽然退了一步，但仍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安德罗波夫认为苏联社会仍然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应该说，5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本身弊端的暴露，改革成了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到了80年代以后，人民对这一要求的表达特别强烈。而戈尔巴乔夫开始正是由于迎合了人民要求改革的热望，一时受到热烈的拥护，以致于他在1985年上台时，被人们崇敬地称为“苏联的第二个列宁”。戈尔巴乔夫却不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逆转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在实践中把改革引向了亡党亡国的歧途。其结果，必然地造成人心失落，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不足。
正是由于苏共长期没处理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结果最终丧失了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指导思想。党的指导理论的这种变化，必然造成党的性质、党的组织原则的变化。由于苏共多年来把共产党人的党性简单地归结为“纪律性”，这就不仅严重窒息了党的创造力，而且当党的领导人发生变化时，基层党员除了顺从以外，竟然毫无办法。应该说，苏联党内长期以来实行高度的集权制，使党内民主受到严重削弱，严重地损害了党同群众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改变苏共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制，但他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批判了他的前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态度，但他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实际上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公开性和多元化的鼓励下，苏联社会和党内出现了无限制的民主，没有界限的公开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组织涣散，社会呈现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再加上，苏共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盛行，特权、腐败现象严重，造成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现实的严重背离，结果苏共不仅丧失了群众基础，特别是阶级基础，而且连党本身也丧失了力量。正像戈氏的助手瓦·博尔金所言，“最具创造性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的疏远，大量不相信理想但却很有能量的人涌入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1](P393)。"8·19"事变，是苏联共产党企图结束苏联国内危机、避免苏联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但是在这个关系到苏联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却未能得到苏联人民、甚至党员群众的积极响应，相反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当戈尔巴乔夫非法宣布解散苏共时，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任何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最后召开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但未获批准，也就销声匿迹了。即使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于是纷纷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直至今天，在俄罗斯政坛还有一定力量的俄共，仍然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因为许多人本能地把俄共与“极权体制”联系在一起。在历史巨变面前，没有重要的中央领导人振臂高呼保卫党的存在，没有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活动，这个仍有1500万党员的党，昔日“社会的领导力量”，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瓦解，可见党的地位和威信降到何等地步。由于“公开化”把“是”说成“非”，把“美”说成“丑”，结果人民不仅丧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应该说，苏共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的建设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与市场经济“异构”的党建问题。1948年，温斯顿·丘吉尔对西方世界的忠告，同样也适用于我们：“非常严重的危险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一切——在于听任各事情继续发展并积累起来，直到某几件事情发生，并在突然之间失去对它的控制”[4](P689)。自苏东解体以后，美国已经将它的战略重点放在“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的目标之上。正像小平同志所讲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5](P311)。那么，在这样一个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会步前苏共的后尘吗？小平同志认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5](P380)。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政策与党建的方针是否“兼容”？从苏东共产党的演变来看，我们党如果变化，最接近的可能是哪个层次呢？当然，把中国与苏东进行“改革”层次的对比，有可比的一面，也有不可比的一面。我们认为，所谓“渐进”与“激进”等技术术语，都是次要的东西。甚至进行这种对比都是可笑的，因为不同质的事物进行方法层次的对比说明不了问题，反而会迷惑人。从现在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民族振兴的希望和巨大的利益。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外环境影响下，党的内环境也在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的性质会发生哪些变化呢？“三讲”应该说是坚持原来传统意义上共产党性质的，即承认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政策而不是党建方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党如果改变，也肯定不会演变成像英国保守党那样的老牌资本主义政党，而只可能像苏东那样演变为社会民主党。1980年前后，社会民主党开始成为东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并在1989年抓住时机，实现了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它还会保留“工人阶级”、“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这些概念，但是却实质性地扔掉了阶级先锋队的理论、特点。例如，它反对暴力，宣扬议会道路，推行多党制，以超阶级的观点看待国家机器和国际组织，把“和平”时期的工人运动继续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目前，在台执政的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都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在这些党内，“非意识形态化”，推崇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其共同*
的特性。我们认为“非意识形态化”只能作为一种外交词语来使用，而不能当成政治概念来理解。否则，一味强调“非意识形态化”只会模糊党的视线，自我解除武装，其危害决不亚于腐败。
由于苏联始终没有很好地认识和解决其复杂的民族矛盾，以致使民族矛盾在共产党的阶级性即阶级一致性一旦弱化后马上激化，从而加速了苏东剧变。令我们非常吃惊的是，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共产党一直拿着“民族独立”、民族运动的旗帜。50、60年代，我们还使用“全世界无产者、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强调“民族解放”、“民族独立”。60年代，这一运动可谓风起云涌。但是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仅“民主”这个旗帜被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拿走了，含义被抽换了，“民族”这个旗帜也被抓走了，成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干扰的一个手段。在巴尔干半岛，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使用“民族分立”这个概念肢解了南联盟。西方的预言家也早就曾经提出，“民族主义注定要成为阻止共产主义继续前进的障碍”。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抓住了“民族独立”这个概念，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民族矛盾在国家矛盾、阶级矛盾重要性中的对比。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苏联当时的民族政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病。当年沙皇占领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地所用的残酷手段，同美国当年对印地安人采用的手段差不多。因此，回过头来看苏联的民族政策，在政权解体上没有太多值得检讨的地方。然而，问题在于，在东欧问题和民族问题上，当美国不断以“不能动武”威胁苏联当局时，苏联保证“不管是在东欧还是在波罗的海都不会动武”，从而捆绑住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手脚，未能及时地采取“民族和政治问题分离”的新政策，从而有效地赢得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主动权。这一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深记取的。
在现代社会中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阶级矛盾是民族矛盾的实质。只认识实质，不解决表现形式问题，往往会犯“左”的错误，起码会犯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毛病。只认识表现形式，不抓实质，往往会犯右的错误，起码会有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毛病。研究苏东问题，不能离开中国自己的经验。仅仅拘泥于自己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是思想封闭，是土教条。完全离开中国的经验去认识外国的经验是无根基的，是洋教条。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有丰富的经验。根据中国党的历史，阶级矛盾作为民族矛盾的实质问题，历史的进步与落后是重要的判断标准。只要共产党坚持自己的阶级性，就一定可以用阶级的一致性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础；只要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先进性，就一定可以取得驾驭民族矛盾的主动权和领导权。70年前，苏联从沙俄手中接过的民族矛盾要尖锐复杂得多。70年中，苏联在解决民族矛盾上干过错事，但干的好事是人类历史上最多最大的，是今后资产阶级永远干不出来的。现在把这个问题看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符合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图，既可以向前苏共泼脏水，又可以迷惑今天的共产党人，降低共产党人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自信心。
那么，在苏东剧变中，社会主义被抛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占世界陆地六分之一以上的这片国土上发生的悲剧，我们还要再作进一步的分析。恩格斯说得好：“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6](P478)。因此，苏东剧变这一历史事件，是由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量，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产生的一个总结果，有其特别复杂的内因、外因。马特洛克认为，“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最终解体没起多少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1](P785)，可见外因是个次要原因。然而，“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7](P1)，怎么说解体就解体了呢？过去我们说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有问题，计划经济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是苏东剧变的关键原因。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不一定是主要原因。如果说没有着眼于发展经济就会解体，那如何解释古巴、朝鲜、越南的存在呢？过去我们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有问题，它不符合民族独立或者“分立”的总趋势。如原印度分裂成印度和巴基斯坦，原苏联分裂成十几个独立的国家，原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十几个国家，原南斯拉夫分裂成六个小国，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正闹着要从南联盟分裂出去。但是世界上有民族问题的国家过去很多，现在也很多，为什么解体偏偏出现在这些国家？联系到“民族独立”这个旗帜被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拿走这一现实，现在看来，这也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最关键的内因是什么呢？在分析事物变化的原因时，找一大堆因素平摆并列在那里，等于没有找到原因。尤其要防止错误地总结教训，南辕北辙，上了别有用心者反向引导的当。苏东垮了，也不是什么都错了；我们没垮，也不是什么都对。能否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否依客观规律，依内在联系将诸多因素组成有层次的结构；能否从现象到本质，这是能否真正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关键。看来，工人阶级能否成为自主的、成熟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能否坚持发展马列主义，能否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脉相连”，有没有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才是关键。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4月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而且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因此“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瓦·博尔金也指出：“如果党没有在这场改革中被削弱，党的领袖不那么腐败，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的科学技术改造速度不那么缓慢，那么无论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任何什么人，都不可能搞垮这个国家”[2](P2)。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共产党只有认真研究苏东剧变的教训，才能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大限度地减少曲折和弯路。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5](P383)。但是，如果我们错误地认识历史，其结果肯定是“后人复哀后人矣”。因此，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苏东剧变，把它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是辩证的、科学的、有价值的。
标签：苏东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巴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