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组合，表征着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概念下，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被视为一个整体性进程，成为维护和发展人类共同命运的理性选择，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是在马克思主义“类哲学”“共同体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普遍交往理论”基础上的伟大开拓和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类哲学 世界历史 普遍交往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所面对的就不只是旧唯物主义所面对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及其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一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将“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衷就是要建立一种超越内部思辨并与现实世界接触的“世界哲学”。在标志着其实践唯物主义“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明确将他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设定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是与黑格尔为代表的以“解释世界”为宗旨的思辨哲学的决裂，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其“世界哲学”与“哲学世界”的辩证统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就是在与当今“全球化”现实世界接触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世界的一般哲学”思想的当代性诠释与创造性弘扬，而其内容更加丰富而具体、体系更加全面和系统。
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在不久前被写入宪法后，学术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和探讨已经使其成为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主题。但从近年来的相关学术成果看，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的现实层面、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层面的探讨比较丰富，而对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源的探究还处于比较分散的阶段。本文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具体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发端及其深意，并进一步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开拓和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类哲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人学根据
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命和生存本质进行的高度概括，这一概括将人视作具有某种普遍的、共同的根本性特质的存在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全世界所有人被统称为“人类”。马克思虽然从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那里借鉴了“类”这一概念，但与费尔巴哈的所指具有根本不同，马克思坚决反对费尔巴哈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感性的性爱和趋群的先天本性之上的抽象“类本质”，将其视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人类成为一个整体，共同生活在地球这个小村庄里，就必然具有共通的价值取向，同时面对着诸多共同性问题，这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一种新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提供了现实基础。
尽管在人类世界历史的“共同体”演进进程(以马克思的划分，大致概括为从原始古代共同体到现代市民社会共同体再到未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类总体上处于彼此分化的状态，但马克思始终承认无论人类处于哪一历史发展阶段，都始终具有共同的“类特征”“类本质”，在这种共同的“类本质”下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就自然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具备了一种内在的一体性。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入，这种共同的“类特征”会日益显现和增强，最终走向“自觉的类存在”。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自2012年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积极响应，说明我们以马克思“世界哲学”的眼光和胸怀，示范性地跳出了“中国本位”的局限，这也标志着人类沿着马克思主义“类哲学”的道路向“自觉的类存在”迈出关键一步。
在可研阶段的供水价格测算中，东线工程年人均工资1.0万元，中线干线1.5万元、水源工程1.0万元，并基于此标准计提了福利费14%、劳动统筹费17%和住房基金10%等。随着各地经济的不断发展，受水区沿线省市的工资标准明显低于实际，为了更切合实际，人均工资福利费建议按照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有关规定，参照各省市当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平均工资标准，并按工资总额计提企业应缴纳的福利费、劳保统筹、住房公积金等各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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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社会本体论依据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于社会根本矛盾辩证运动的内在机制，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侧重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时空范围以及外在形式。首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承认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兴起，对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分工方式、流通速度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同化作用，为消除狭隘的民族封闭性产生了积极作用。“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求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以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孤立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交往受到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世界的历史性联系和交往基本无从谈起，而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生产、分工、流动和消费往来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国家等地域限制，使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活趋于一致。其次，马克思在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世界历史形成过程的推动作用的同时，更加深入地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立场出发、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为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动力。所以他是从现实的物质性的生产理解人类世界历史进程，明显区别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所标榜的以“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唯一者”“抽象的类”为根据的世界历史观，这也就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带有了明确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再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与人类的解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世界历史进程的完成视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必然要求，“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89、89、87页。。单个人的解放在一定意义上是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条件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③。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的现代生产使人普遍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之下，而要消除这种异化状态，就要求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消除私有制、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④。最后，马克思晚年把工作重点集中在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上，在此阶段，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意识到同质化世界历史的局限性、认识到东方社会历史现实的特殊性，从而放弃了以往单一的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模式，为全世界在实现人类解放和融入世界历史的道路上提供了多元化选择。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构想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类哲学”中蕴含的人类共同发展的人性基础的高度自觉性，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类哲学”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仅是马克思“类哲学”在世界历史层面的继承与运用，更是一种“与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基础上的时代呼应，这无疑是对马克思“类哲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这一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认并尊重现存的差异化民族国家。在马克思“类哲学”思想中，人类“类本质”的真正实现是以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消亡为条件的，马克思的本意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只有在全世界一同消灭阶级国家时才能实现，才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世界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生成，不仅要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物种”的概念，更要超越文化学意义上“民族”的概念。可见，马克思的“类哲学”最初是以民族国家的消亡为条件的，人类“自觉的类存在”实现被视为民族国家存在的一个否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充分认识到：虽然随着全球化国际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正朝着世界历史发生着巨大进步，但由于不同国家地区具体利益差别和发展不平衡，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秩序格局短时间内并不会根本改变，民族国家依然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存在，国家仍是一个代表部分人类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不可代替的行为主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顺应这一客观历史现实，将人类共同“类本质”的真正实现建立在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承认与尊重之上，互相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在此基础上实现互利互惠，共享共赢。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视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不可能在短时间消亡的现实，从人类“共同命运”着眼，倡导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合作与交流，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因为差异产生的不利于共同发展的对立和阻碍压缩到最低限度。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笼。马克思“类哲学”强调人类因其特有的“类本质”“类意识”“类特征”，从而区别于自然的物质世界和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人类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得到了彰显，而人与自然之间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却无法真正体现。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虽初步意识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造成的负面效应(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但这样一种认识并没有在马克思“类哲学”中予以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充分调和人与人、人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同时，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维统摄进来，充分认清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关乎全人类命运，将环境、生态、气候、资源等问题都作为超国界、超民族、超意识形态的人类共同问题，把“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维。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状态便成为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共生共栖的“共同体”。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全人类的高度审视历史发展，充分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观照。
“共同体”概念是西方哲学、社会学的一个传统概念。在西方，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以降，思想家们对“共同体”的关注和思考从未间断。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到卢梭的“契约共同体”、从黑格尔的“伦理精神的共同体”到滕尼斯的“有机共同体”、从吉登斯的“脱域的共同体”到鲍曼的“安全感的共同体”……但万变不离其宗，“共同体”总体上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出于某种共同性而结成的一种关系有机体，并以这种有机体为依托向共同体内部提供公共价值、安全、交往、联合、秩序等要素。在思想史的众多对“共同体”思考中，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可谓最为“大观”。马克思完整地赋予了“共同体”以历史和逻辑的结构，把社会历史在“共同体”的概念下概括为“原始的、古代的共同体——市民社会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演进，把全世界人类的自由解放作为这一理论的根本旨趣。而这样一种共同体的演进其内在逻辑依据在马克思那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共同体下个人的存在方式和自由程度如何；二是，不同共同体下人与人的关系的样态。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以个人(现实的个人)自由与发展问题为宗旨的，共同体成员的自由发展是共同体的存在依据，共同体是个体获得本质确证的基本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人作为一种以“社会性”为其根本属性的类存在物，只有依托于一定的共同体才可以实现其本质的确证。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在当下的时代意义重点不在于对由阶级国家为主导的虚幻的共同体的批判，亦不在于对由资本逻辑覆盖的抽象的共同体的批判，而是在于它为全人类共同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既反映共同体成员自由个性、又能够满足共同体社会性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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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唯物史观源头
社会本体论是以社会实在的本质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人类社会历史普遍规律具有革命性创造的理论成果，必然有其独到的社会本体论范畴和系统，这样的一种社会本体论构成了其唯物史观的根本性组成部分。美国著名马克思理论学者古尔德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是以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中的个人及其相互关系为基本范畴的理论，概言之，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其社会本体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将给出关于社会存在(例如，人和制度)的基本实体和结构，以及社会交往和社会交换的基本本质的系统性说明”*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为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和把握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结构以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根本的视角。
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建立了通向“真实的共同体”的理论指向，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迈出的现实的步伐。从其内涵来看，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抛弃了以往所有“联盟”形式的排他性、对立性，甚至是殖民性，它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形态的积极超越。“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在当初要靠牺牲大多数个人和某些人类阶级来进行，但最终会打破这种对立，并与个人的发展归于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致力于打破这种对立，使共同体与个体发展归于一致，在这样的共同体下，人类个体、国家主体与命运共同体之间不再是相互竞争、互相对立、互为对手的关系，不再是对内收缩和对外扩张相一致的针对性关系，而是相互承认、相互包容关系。这样一个共同体是建立在全体共同体成员命运与共的基础性上的合作共赢关系，绝不针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区域性共同体，使世界摆脱零和博弈的国际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总结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理念，为正确处理地区、民族、国家关系，实现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维护自由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为世界打牢“共生、共在、共享、共进”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所有共同体一定是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例外，对全体成员利益的承认和维护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但追求平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绝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部，在共同利益的实现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强调价值的共同体、责任的共同体、安全的共同体、发展的共同体、情感的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以利益关系纽带结成的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同体，更不仅仅是为全球提供按照一定规则互通有无、交换交往的场域，而是更加强调在互谅互信、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充分利用以往人类全部文明成果构建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生活世界，并积极为这一美好人类前景提供符合全人类发展本质需求的价值关照和交往组织形态。这样一个富于时代特性的思想体系，辩证地将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与人的规律、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现实地结合在了一起。从其外延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社会主体为标志提出，在全人类的视角下探讨个体、民族、国家与“全人类”这个最大共同体的关系；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致力于在现实世界构建共同生存和发展，而且致力于在虚拟世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样一来也就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基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文明的基础之上，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也就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优质的麦种选育对小麦的栽培至关重要。不同的麦种，所需的生长条件也不同。选择最合适的麦种，不仅能提高发芽率，还能为后期的高产提供保障。在选育麦种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如温度、土壤酸碱度、空气湿度、光照、降雨等，选择最适宜在当地环境下生长的麦种，是实现小麦高质高产的前提。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全世界提供了一种宏阔的视野和科学的理论工具，借此人类在面对共同的诸多挑战时得以跳出一国一地之局限，而具备了“世界历史”的眼光；彰显了人类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类存在”在客观的世界历史面前所具有的整体主动性和能动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蕴含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进一步现实化、具体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初步实现，但这种全球化景观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没有达到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真正“世界历史”水平，其中最为实质性的差距在于，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依然是由资本驱动的。当今“世界历史”的全球化景观，依然是以利益为轴心、以资本为主导的。这种全球化无法跳出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引领的世界历史的局限性，必然存在先进国家通过其军事、科技、经济实力优势对落后国家采取原材料掠夺、资本输出、剪刀差剥削、转嫁危机，甚至是新殖民主义泛滥等现象。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今天，全世界、尤其是落后国家普遍认识到，要迎头赶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绝不可能依靠单一的资本力量的扩张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因素，用一种更加包容的理念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利弊关系，在充分认清了当代世界历史的开拓绝不能任凭资本的扩张来实现的基础上，力求通过建立贸易平等、文化共享、风险共担的双边、多边关系，为所有命运共同体成员找到维护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分享平等、共商、互惠的发展权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人类世界历史的演进开辟了切实可行的当代路径，设定了更加具体而清晰的现实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
四、马克思主义“普遍交往”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国际交往根本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普遍交往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第422页。。资本主义时代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以利己交换为目的的，这种孤立隔绝的社会关系必将试图掩盖人类交往的社会性质，其结果必将是把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引向片面的“争夺”式关系，普遍交往关系只能被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所覆盖。马克思、恩格斯面对人类社会普遍进入以物质利益和商品交换关系为纽带的市民社会阶段的现实，在对处于上升通道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猛烈抨击和批判的同时，鲜明地提出只有在普遍交往关系前提下的单个自由意志结合的共同体中才能真正体现个体的本质和力量。这样一个理论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也将这种平等、正义、公平的交往原则应用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形成了其具有鲜明立场的民族交往理论。例如，针对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恩格斯曾经指出：“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必然与其他民族的文明进步并行不悖，在相互交往中谋求共同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个民族的自由发展与周边民族国家甚至是与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的自由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求得自身的繁荣发展；同样，一个民族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繁荣富强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压榨和掠夺上。
在进入21世纪后的现代世界历史中，这种休戚与共的民族交往关系更加紧密，这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在承认其他民族特有的文化传承、社会制度和发展现状的前提下，建立平等的国际交往关系，形成符合新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共同发展理念。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适应了这一国际交往的潮流，号召全世界共同努力，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种国际交往新理念必将为进一步扩大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8)03-0007-06
作者简介：陈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讲师；曾祥云，哲学博士，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92)。
责任编辑：耿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