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话语模式的传承与嬗变*
杨胜荣 郭 强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思想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和平与发展”构成中国所认识的“时代潮流”的硬核。在这个硬核之上，又逐渐叠加了“合作”、“互利”、“共赢”。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外交话语表述方式经历了从批判性话语到“建设者的话语”的转换。从中国政治领导层把握或认知当下世界形势的立场、视角来看，中国一方面反对这个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同时又认同、维护乃至推动经济全球化，这体现了中国与当下国际体系的“自由主义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外交话语 时代观 全球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改变“革命外交”的指导思想，走出东方式的孤立主义，成为当下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话语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话语所表征的“言谈”，与“行事”相区别，包括三个构成要素：说什么、怎么说、何以如此说。就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话语模式而言，通过对外交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点：核心理念的叠加、表述形式的转换、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扩展。
一、说什么：时代观、国际关系理念和对外政策方针
中国政治领导层的外交宣示和理念阐述，围绕特定的话语结构展开：首先判定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以及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然后提出与之相应的外交纲领或国际关系理念，进而以这一纲领为指导，确定对外政策方针。因此，外交话语结构的三个基本环节是时代观、国际关系理念和对外政策方针。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特点是稳定性和连续性，核心理念是以层层叠加的方式展现出来的。
2.2 PITC实施前后不同类型医院检测量和阳性数变化 淮安市实施PITC后各类医疗机构HIV抗体检测量和发现阳性数均有较大幅度增加，社区医院增长幅度最大。2016年医疗机构发现的感染者90.79%是由大型综合医院和中等规模医院发现的。对2016年不同类型医院检测阳性率比较发现，医院规模越高，HIV抗体检测阳性率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趋势=43.25，P＜0.01），见表1。
时代观回答的主要问题是：（1）当前时代的总体特征是什么？（2）有哪些影响当前和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趋势？在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判断中，自从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之后，中国政治领导层始终以这个论断为基础，阐述其时代观。可以说，“和平与发展”构成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所认识的“时代潮流”的硬核，在这个硬核之上，又逐渐叠加了“合作”、“互利”、“共赢”。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时代观，坚持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国际格局的基本性质、多极化作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发展趋势；在这一基础上，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其核心是“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中国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政策宗旨中，“经济第一”是最鲜明的特征。江泽民1994年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与此同时，当今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往往超越国界的限制，应对全球性问题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关于当前国际关系的趋势，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对多极化格局的特点与意义进行了集中阐述：“这种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继“世界多极化”之后，“经济全球化”开始在外交文献中出现，作为体现“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特征的主要趋势之一。到十八大，对当前人类发展阶段的重要趋势有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
3.企业在研发投入期间往往要承担较高的研发风险，因此很多企业往往会选择直接购入无形资产或通过其他途径来增加无形资产账面价值。据此，可得出企业系统性风险与资本化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企业系统性风险越高，资本化强度越小。
与时代观相应的国际关系理念，分别是江泽民1997年阐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胡锦涛2005年阐述的“和谐世界”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国际关系理念不仅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构成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或政治世界观的核心。如时殷弘所言，它们包含着“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政治理想”，从价值观上表达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强国关于一个道德上较好的世界应当有什么性质”。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国际关系理念名称有异，但理论内涵却是一脉相承的。以“和谐世界”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系而论，胡锦涛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挑战”使“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这事实上就是后来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生：第一种烙法中，第3个饼的正反两面是不能同时烙，第二种烙法为了不使锅空出位置在第二个3分钟的时候把第3个饼和第2个饼烙的顺序交换了一下，这样就能使锅里每次都有两个饼。
以矛盾的观点看待发展，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传统，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和信念，以及反殖民统治背景下的民族主义诉求，在“革命外交”时代，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第三世界国家与帝国主义霸权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矛盾观体现为一种“斗争哲学”。而在后冷战时代，可以发现中国政治领导层对时代的认知遵循一种固定的表述模式：尽管“人类还面临着一些深刻矛盾和突出问题”，但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主流”。习近平2015年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用“阳光”和“阴霾”的比喻来描述当前的世界格局：“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足以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⑤这种表述模式体现了一种不同于“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可称之为根源于中国文化精神的辩证思维。当然，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的观念始终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时代观的理论逻辑和价值前提；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中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立场也始终未变。如王逸舟所言，中国版本的马列主义，在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启动以来，“少了一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犀利、多了一分对传统中庸之道的诠释”。⑥
世界格局的特征及其演变趋势，是中国外交思想的基础。时代观是中国这一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观”当下人类所处时代而形成的看法，那么中国基于什么样的立场、视角“观”时代？“世界发展大势”、“当今世界的潮流”并非纯粹事实的描述，而是中国政治领导层对当下世界形势的把握或认知。是否存在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潮流”，这在历史观和社会认识论上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温家宝2006年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演讲中，指出20世纪的两个面相：“在这100年中，科技上的进步、经济上的发展、思想上的解放和艺术上的创新，都是人类智慧空前的展现，是以往几千年都难以做到的。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20世纪同样见证了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对自然的大规模破坏和大量的贫困、饥荒、疾病”。④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都可以从不同的面相中找到各自的依据。在阐述何以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时，中国政治领导层强调了三个因素：基于中国发展目标的现实需要；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时代潮流的顺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相比较，这三个因素体现了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扩展。
传统民居元素的应用、重构，是为了利于陶瓷作品理念的塑造。传统民居元素的重构手法多元，可以围绕陶瓷艺术设计的主题、造型等，合理选择打散与再造、分解与转换等重构手法。分解与转换方法，实质分解传统民居元素，将某个元素转换构造呈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应当更具备是现代人们审美需求，以及现代装饰审美特征，如果这两点条件不能具备，那么元素分散与转换将毫无意义。打散与再造方法，是指分散传统民居元素后，利用新的形式将其拼合，突显元素的再生性。夸张与变形方法，是指将元素局部、整体进行变形，确保陶瓷作品表现力的同时，实现了传统居民元素的创新性应用。
二、怎么说：从批判性话语到“建设者的话语”
在中国的外交理念阐述和政策宣示中，包含着两种话语模式：带有革命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批判性话语和“建设者的话语”。前者以“不”或者“反对”的语式出现，后者则是正面的、肯定性的阐述，如倡导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批判性话语逐渐减少，其烈度也在降低。下面以中国政治领导层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为例，来看外交话语表述方式的转换。
去年秋季，丁小强去省城领取了属于他的勤政廉洁先进个人称号。会议结束，他顺便去看看正在省文明办汇报演出的公司团队。杜一朵是队花。因为她的一双长腿，公司工会在丁小强的暗示下编排了一曲独舞，表演者就是杜一朵。还专门从歌舞团请来了指导老师。丁小强走进表演大厅的时候，杜一朵正在雷动的掌声中频频谢幕。那双修长的白腿在追光的照射下散发着丝质的光泽，这光泽似乎带着芒刺，一下子勾住了台下男人们的眼珠。当然，也包括发现和鉴赏者丁小强助理。
数字地形测图属于地形测量的一种[1]。通过对地形测量的分析，明确其主要包括2方面内容：地物地貌和控制测量。现阶段，数字地形测图是比较常用的城市测量方法。其是借助现代测绘技术及GPS接收机等先进的测量仪器，对所测量到的图像自动成图。此外，其测图的成果是模型数字图。实质上来说，数字地形测图的原理，是将传统白纸测图的原理作为基础，利用先进的数据库技术和数字处理技术，有效地获取图上的相关信息，包括对地图信息的获取、传输、变换和识别等。从整体上说，数字地形测图充分凸显了创新性和技术性。
尽管中国力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言，但对经济全球化持一种更均衡的立场，十六大报告主张“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也就是保持现有国际秩序中规则、体制的稳定。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对内、对外政策都强调“共同发展”。就对外政策而言，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地区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拉大、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中存在歧视等状况，乃是“共同发展”观提出的现实背景。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十七大报告主张通过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指出“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对比江泽民2000年在联合国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批判意识已经明显弱化。
①时殷弘：《成就与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国际责》，《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春季号。
三、何以如此说：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扩展
贯穿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两个关键词是“发展”和“安全”。如十七大报告所言：“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将是复杂而漫长的。无论是发展机遇还是发展成果，始终存在不平衡和矛盾的现象。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的爆发，使得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升，各国调整经济结构面临不少困难，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就安全而言，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性挑战——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贫富差距、环境恶化、传染病、有组织跨国犯罪、贩毒等等，愈来愈成为世界主要威胁。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全球性问题亦即“人类共同安全问题”。这正是“命运共同体”（十八大以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现实背景。中国政府的“命运共同体”或“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其首要目标是要当前全球性挑战成为世界主要威胁的背景下，在国际体系中形成安全共同体。
对外政策方针通过两种方式来表达：一是外交旗帜：20世纪90年代是“和平、发展”，从十六大到十八大是“和平、发展、合作”，十八大以来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二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途径”：从十四大到十六大，主要是“平等互利”；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主要是“互利共赢”；十八大以来，主要是“合作共赢”。平等互利的核心是经济，但是又不止于经济。从“平等互利”到“合作互赢”，不仅措辞有所变化，含义也扩展了。“合作共赢”的“共赢”，就是“共同发展”和“共享发展”，“共赢”内涵从经济扩展到政治、安全、文化以及环保等领域，这表明中国试图为当前国际秩序的变革提出一种路径选择或行动方案。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中国从21世纪以来反复重申的观点。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语境中，更凸显了中国不仅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且取代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外交立场和政策取向。在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佩里·安德森看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社会”具有如下特征：全球化不仅统一了所谓“国际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深层客观利益，也整合了它们各自主观看法的核心基础。⑦对于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约瑟夫·奈认为“中国要比其有时承认的更多地得益于现有的国际秩序，也认识到其重要性”。⑧在与国际接轨或主动融入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反对这个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同时又认同、维护乃至推动经济全球化，这体现了中国与当下国际体系的“自由主义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反对或维护，主要是基于中国对自身发展目标的设定和国家利益的考量。
结语
注释：
外交言谈、宣示与外交实践之间的固有距离表明，国际战略、外交指导思想以及世界秩序观，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言谈与实际行动之间，毕竟有着“虚”、“实”之别。但是，外交话语也是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一种力量，如时殷弘所言，“一个基本的战略常识是在国际政治中，言论和风格（manner）与实际行动一样重要，往往甚至更重要”。⑨要分析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实践及其表现出来的理念，需要从双向过程入手：一是从外交实践（包括政策制定、决策机制、外交行为）出发，分析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理念；二是依照“外交理念-外交政策-外交行为”展开的分析路径。话语分析仅仅是一个开端。
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更加恶化，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面对这一境况，江泽民1997年的讲话提出中国的方略：“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和市场。发达国家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投入和技术援助。南北关系不改善，南北差距不缩小，对穷国不利，对富国无益，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无法保障”。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论辩中，中国自觉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人类走向共同繁荣，而是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以上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带有批判的色彩。当代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和新左派思潮，便由此出发，进一步追问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内在关联：造成“全球化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客观差距，是否还有根源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改变现存国际体系的结构。或者说，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就意味着要改革乃至打破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贸易和金融体制。
习近平2015年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批判“放任资本逐利”、“缺乏道德的市场”，可以说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反思，并重申“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指出“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②这是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的形势下，明确表达了超越国家利益本位的国际责任意识。2017年年初，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和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和决心，对“逆全球化”趋势作出回应。习近平指出，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如难民潮、国际金融危机等等，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关键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勇敢地迈向世界市场，已被实践证明是中国正确的战略抉择。他坦言：“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因此，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中国将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③
②③⑤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5、401、409、412、253页。
④温家宝：《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年12月6日。
⑥王逸舟：《社会构造四大关键词重新定义中国转型期外交》，《澎湃新闻》2015年12月23日。
⑦［美］佩里·安德森：《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协调》，《文化纵横》2017年第1期。
⑧［美］约瑟夫·奈：《自由主义秩序会幸存下来吗？——一种思想的历史》，美国《外交》双月刊2017年第1期。
⑨时殷弘：《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根本战略、当今挑战和中国特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9期。
作者 杨胜荣，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昆明，650092）；郭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中国科社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 100091）。
*本文受到云南师范大学省级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经费资助。
［责任编辑：刘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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