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去工业化”与美国“再工业化”冲突之谜解析——来自服务业与制造业交互外部性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之谜论文,中国论文,服务业论文,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3)03-0007-13
一、问题提出
“去工业化”指一国或地区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制造业绝对值和相对规模不断下降的现象，可分为积极的“去工业化”和消极的“去工业化”。积极的“去工业化”指制造业生产率大幅提高，使得该产业产品价格下降，并引起各种资源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等其他部门，最终实现向服务主导经济的转型。消极的“去工业化”则表现为在本国制造业没有充分发展情况下，由于外部原因(如“荷兰病”现象)导致要素资源被迫转出制造业(Clinking，Mughal，2005)。本文研究的是积极的“去工业化”，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自然结果。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去工业化”进程。目前，国际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均值已超过60％，发达国家已超过70％，而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仍徘徊在40％，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的“背离现象”，并带来了制造业的成本病(Zheng et al.，2011；谭洪波，郑江淮，2012)。鉴于此，中国近阶段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举措，旨在逐渐将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从制造业转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例如，2002—2010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47％下降到42％，而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由49％增加到55％，表明中国投资的重点已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即中国在推进“去工业化”进程(丁志国等，2012)。
美国从里根时代便开始“去工业化”历程，不断进行金融创新。然而，金融业的过度膨胀，加速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孟祺，2012)，进而影响到全球实体经济，显现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美欧等一度“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纷纷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例如。2009年美国提出了旨在推动制造业复兴的“再工业化”战略，即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如物联网、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振兴美国制造业。与此同时，ATM的制造商安迅公司(NCR)将外包给中国和印度的订单抽回，转由本土工厂生产；通用电气将在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开建生产高密度电池的新厂，等等。可见，美国在积极地推进“再工业化”战略。
根据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结构应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乃至服务经济转型。据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似乎与传统经济变迁模式，以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相悖。因此，本文以社会生产率为视角，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交互外部性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为何“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推进去工业化”，而美国却部署“回归制造业、实施再工业化”的内在原因。
二、“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交替呈现的理论分析
服务业和制造业具有相互依赖、共生发展的互补性关系，只有两者协同发展才能提高社会生产率(Porter，2007)。随着一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其制造业的生产率必将得到显著提高，并会高于服务业的增幅，因而会引发一国首先推进“去工业化”的进程，以提高服务业的增长效率。然而“去工业化”又会诱发服务业的过度发展，而使制造业相对萎缩，从而放缓全社会生产率的增长，最终又会产生“再工业化”的内生需求，从而使得“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交替出现。
1.“去工业化”的生成机制与影响效应
当一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时，其技术和资本积累足够雄厚，并且居民的消费水平较高，此时生产资源将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由此一国会首先呈现“去工业化”趋势。
(1)生成机制。一是要素转移机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制造业生产率提高较快，促使制造业所需劳动力比例的下降，驱使剩余劳动力流向服务业；加之制造业的激烈竞争也会使制造业日益失去成本优势，进而驱动制造业的生产要素转向服务业(Alderson，1999)。二是需求拉动机制。制造业的激烈竞争将诱发制造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产生外购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会增加消费性服务的需求；另外公共部门的快速扩张，也将增加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三是贸易强化机制。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入，当服务业国际分工与贸易额逐步上升，并且超越制造业时，也将加快和强化一国“去工业化”的趋势。
(2)积极影响。积极的“去工业化”能推动资源流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提高一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还将要求劳动力不断更新知识和技术，增加在职培训和接受再教育的需求，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最终推动一国产业结构的转变，提高一国的社会生产率。
(3)消极影响。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Kaldor，1967)，是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导致的供给增长源泉，是创造就业机会的载体源泉(Hersh，2003)。因此，“去工业化”可能对经济增长、投资和就业产生显著负效应，从而降低社会经济增长率。“去工业化”引发的劳动力转移可能会带来就业和工资两极分化，因为“主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可能转向高端服务业，工资将较高；而“被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可能流入传统服务业，甚至处于失业状态，这将拉大收入差距。此外，由于劳动力多数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这又使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由此将导致社会生产率增长的放缓(Baumol，1967)。
2.“再工业化”的生成机制与影响效应
如果一国过度或过早地“去工业化”，即过度地将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使得制造业萎缩而服务业过于膨胀，此时“去工业化”的消极效应将大于积极效应。因此，该国可能陷入创新不足的困境，并将带来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王秋石等，2011)，由此又将驱动一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借助制造业的振兴拉动服务业的发展。
(1)生成机制。一是生产效率的损失。“去工业化”使得劳动力从较高生产率的制造业流向较低生产率的服务业，这将降低社会生产效率。二是要素投入的降低。相对而言，服务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较低(王展祥等，2010)，对资本的需求与劳动投入也较低，因此随着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将减少对资本和劳动的引致需求，从而带来失业以及经济发展的滞缓。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意识到虚拟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并指出应在挤出“虚拟经济”泡沫的同时，强化技术创新以重振实体经济。鉴于外包出去的传统制造业价值较低，而美国已有的高端服务业恰好为先进制造业提供了知识密集型生产要素。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此次“再工业化”并非要重拾外包出去的制造业，而是要推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力图保持全球制造业的“链主”地位。
(2)积极影响。一是制造业比其他产业需要更多的中间投入，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故而，当发达国家在推进服务经济主导的虚拟化进程中出现问题时，会立即部署“再工业化”战略。二是制造业是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导致的供给增长源泉，是创造就业和经济深化的源泉。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制造业创造了1.4万亿美元国民收入，制造业的每个工作岗位可支撑其他经济部门的3个工作岗位。三是“再工业化”会催生一些新的高端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
(3)消极影响。美欧等国家的“再工业化”进程中，将面临加工制造环节不足产生的协调失灵问题，进而将延缓产业创新的进程。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将大量制造业研发和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即在“去工业化”中失去了大量的加工技能，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故而难以在国内匹配到与其新兴产业相协调的加工制造业；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加工制造环节在短期也难以与发达国家新兴产业相配套。另外，发达国家此次本土倾向的“再工业化”不仅将使其新兴产业面临需求拉动不足困境，而且将延缓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
3.“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交替呈现的本质揭示
表象上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似乎与传统产业变迁理论，以及与中国的“去工业化”进程产生冲突。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是在“制造业生产率较高、服务业生产率较低”时提出的“去工业化”战略，而美国是在“制造业生产率相对较低、服务业生产率相对较高”时实施的“再工业化”；两国都在力求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共生发展，以提高社会总生产率。两者的原因均在于服务业对制造业具有外部性，能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而制造业对服务业也具有外部性，也能提高服务业的创新效率；只有两者的交互协同发展才能提高社会总生产率，才能保障经济的稳健增长。
(1)服务业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服务业具有干中学效应，且对制造业具有外部性。因此，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自身的生产效率会逐渐提高；并且会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社会总生产率。①服务业的干中学效应。即服务业发展存在明显的自增强机制(Guerrieri，2005)，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特征，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因此服务业知识累积和技术进步将推动其自身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服务业能借助规模经济驱动其在增长中不断提高效率。例如，生产性服务业在改变制造业生产组织过程和提升要素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市场规模，获得了专业化分工效益。②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外部性。一是分工深化效应。随着服务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促使制造企业将非核心环节外包给服务企业，以提高自身的专业化水平。二是创新要素融入效应。生产性服务业蕴含大量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能将这些创新要素融入制造业(孔婷等，2010)，助推制造业创造差异化优势。三是生产成本降低效应。制造企业外购更加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能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服务的外购化将促进制造企业的专业化，间接降低制造成本(周鹏等，2010)。四是交易费用减少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企业生产过程中扮演统合、协调等功能，能降低制造业企业因分工深化带来的交易成本(吕政等，2006)；并且有利于制造业企业通过使用公共设施，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由此可见，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补充(格鲁伯，沃克，1993)，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工业技术进步，提高社会总生产率。例如，1997—2010年，中国制造业TFP最主要的贡献要素是生产性服务业。因为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每增加1％，中国制造业TFP将增加2％(杨玲，杜运苏，2012)。
(2)制造业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制造业也具有干中学效应，并且对服务业也存在外部性。因此，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具有自增强机制，而且能提高服务业的增长效率，从而提高社会总生产率。①制造业的干中学效应。即制造业就业人员在生产运作过程中，也能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产生技术累积。②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外部性。一是需求拉动效应。随着竞争强度的加强，制造企业越趋追求专业化，而将非核心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企业。这将驱使生产性服务企业变得更加专业化、创新频率不断提高。此外，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其对服务业的需求层次和总量会不断提高，这将有助于拉动服务产品的多元化，提高服务产品质量，增强服务企业的规模经济(殷凤，2011)。二是效率增强效应。制造业能给服务业提供物质基础、技术支持和运作平台。例如，服务业借助制造业能实现自动化和信息化，从而提高服务效率(Bowen，1989)。三是竞争刺激效应。当制造企业某些生产性服务业务能力很强，但该业务在制造企业内部重要性降低时，制造企业会剥离这些业务，使其成为独立的业务部门，这不仅可以扩大生产性服务的市场份额，而且可通过竞争刺激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魏江，周丹，2010)。
由以上分析可知，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和互补共生的关系(佩恩，顾乃华，2005)，两者的共生发展能提高社会创新效率，促进社会总生产率的增长。当一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时，通常会将劳动力等资源集中于制造业，使制造业生产率提升较快，而服务业相对滞后，但这却会使制造业的发展遭遇服务业效率滞后的瓶颈效应。此时，政府会积极推进“去工业化”，以提升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最终助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是，如果过度或过早“去工业化”又会诱发服务业的过度发展，挤压制造业的效率提升，从而拖缓社会生产率的增长，最终又会引发“再工业化”的需求。故而，中国之所以经济发展呈现“去工业化”趋势，是因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缺乏服务业的驱动，亟须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美国之所以在经历“去工业化”进程后，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是因为美国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制造业的支撑和拉动，以增强美国的产业竞争力。因此，中国的“去工业化”与美国的“再工业化”表面看似形成了冲突，但究其本质，两国都在纠正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即中国在解决经济发展中过度依赖“工业化”的问题，而美国在解决经济增长中过度依赖“服务业化”的困境，两国都在寻求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共生，以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
三、数理模型分析
1.交互外部性的模型构建
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去工业化”现象可从服务业就业比例或服务业产值比例角度进行衡量。无论是地理学视角(Lissoni，1996；Feinstein，1999；Gary，Sanchez，2007)，还是宏观经济视角(Kucera， William，2002；Rowthorn，Coutts，2004)，都认为制造业就业比例的减少(或服务业就业比例的增加)是“去工业化”现象的根源(因为就业比例的大小将影响产值比例的变动)，并多以服务业就业比例来判断“去工业化”现象。因此，为便于建模，本文以服务业就业比例来判断一国是呈现“去工业化”还是“再工业化”现象，并以社会总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来分析一国是需要“去工业化”还是需要“再工业化”，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同理，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率取决于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外部性，以及服务业的干中学效应。因此，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可表示为：
即当一国人口过度向服务业集中时，社会总生产率增长率将下降，亦即该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这也可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表现得到印证。例如，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金融创新和投机行为，使得美国制造业就业和产值份额不断下降，致使美国在高端服务业还未占据主导地位时，制造业释放出来的工人未能进入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性服务业，而流向创新效率较低的服务业，以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故而，美国在近期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提高制造业的就业比例，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
即当一国人口过度向制造业集中时，此时社会总生产率也将下降。这从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中也可得到佐证。中国“率先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加工导向型的工业结构，使得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带动了社会就业和经济增长。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虽然中国制造业通过嵌入GVC加工制造环节，实现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却无法实现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仍主要依靠制造业的拉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比重依然较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目前正处于制造业主导阶段，是制造业拉动服务业发展，所以制造业人口较多，以致服务业难以产生干中学效应，因而也难以对制造业产生外部性效应；亟须推进“去工业化”进程，以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而美国是服务驱动制造业，服务业的比例较高，以致制造业的人口比例较低，致使制造业的干中学效应较低，难以对服务业产生较高的外部性，亟须推进“再工业化”。因此，一国人口既不能过度向服务业集中，也不能过度向制造业集中，即一国既不能过度地“去工业化”或过早的“去工业化”，也不能过度地依赖“工业化”，而应追求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否则都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也就是说，中国实施“去工业化”战略和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本质是在寻求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共生协调发展，以借助两产业融合而带来的交互外部性，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
3.均衡的就业比例结构
四、实证数据论证
1.指标选取
由上分析可知，“去工业化”度量指标主要有：制造业(或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制造业(或服务业)产值或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因此，本文根据上述两大类指标收集数据。
2.中国需要“去工业化”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资本、技术和智力资源不断累积，中国产业结构逐渐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另外，伴随中国居民对服务消费需求的增加，加之美国等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进程对服务产品消费诉求和对服务产业配套需求的增强，这些因素驱动中国经济结构变迁呈现“去工业化”趋势。这种“去工业化”进程，不仅使得中国智力资本等创新要素融入制造业，而且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产业配套，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1)中国呈现“去工业化”的趋势论证。①服务业就业比例持续递增。由图2可知，1980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为68.7％，服务业就业比例仅为13.1％。随着时间的延续，制造业就业比例持续递减到2010年的36.7％，而服务业就业比例持续递增到2010年的34.6％，至此，两大产业就业比例达到相当水平。这主要是由于FDI的进入以及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的崛起，使得制造业生产率提高较快，由此制造业所需工人比例不断下降，驱使多余工人流入生产效率较低的服务业。此外，随着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加之中国要素资源成本的上升，使得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从而促使劳动力等制造资源流向服务业。②服务业产值比例持续递增。伴随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向服务业的转移，中国服务业产值及其占比均较快增长。由图2可知，1980年中国服务业产值比例仅为21.6％，而制造业产值比例为48.2％；但中国服务业产值比例稳步递增，到2010年其比例已达43.1％，仅略低于制造业的46.8％。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结构正呈现“去工业化”趋势。值得说明的是，中国从制造业“被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多为低技能劳动力，因此这些劳动力也多流向传统服务业，这也是中国服务业仍以低端服务业为主，且创新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
图2 1980—2010年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就业和产值比例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去工业”过程中，制造业就业比例呈递减趋势，但制造业产值比例一直保持在40％左右，并未呈现递减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激化了中国对制造业的依赖；二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并且主要以加工制造嵌入GVC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因此制造业仍为中国的重点扶持产业。
(2)中国“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计量分析。本文借助STATA12.0工具，采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Lowess Smoother)分别模拟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和工业就业占比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和TF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运用时间序列法，以服务业和工业就业占比增长率为自变量，以GDP增长率和TFP增长率为因变量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如图3～图6和表1所示。①制造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降低了制造业产品的平均价格，诱发长期积聚的技术、智力、资本等要素资源从制造业流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图3、图4的模拟结果和表1的计量结果显示，随着服务业就业比例增长，中国GDP增长率和TFP增长率也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并且较显著，即中国的“去工业化”进程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扶持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服务业与制造业得以一定程度融合发展，即借助服务业带动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诸如工业园区、高新区、产业基地的产业链群培育等，从而使得中国经济总体呈现增长态势。②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制造业效率显著提升相比，中国服务业效率增长仍显滞后，致使中国制造业难以获取较高的外部性，以致拉缓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图5、图6的模拟结果，以及表1计量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就业占比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和TFP增长率呈现显著负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中国制造业多以加工制造为主，技术含量较低；加之服务业未得以充分发展，以致制造业难以获得科技研发、工业设计、金融保险等以知识为基础的高端服务业的智力投入，另外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频繁遭遇跨国“链主”的阻击压制。因此，中国制造业难以依靠内生创新力量实现转型升级，拉低了经济增长效率。这从王丽萍(2012)的时间跨度测算法中也可得到证实。故而，中国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应在继续发挥制造业驱动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3.美国需要“再工业化”的实证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呈现“去工业化”趋势，这种“去工业化”历程曾使得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但过度的“去工业化”却使美国经济发展难以获取制造业的支撑和拉动，从而制约了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因为，劳动力过度地从高生产率的制造业流向较低的服务业，将带来社会总生产效率的损失(Yong，2005)；与此同时，服务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较低。因此，随着美国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持续流动，美国经济增速呈现倒“U”型特征。
(1)美国过度“去工业化”的趋势论证。①服务业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由图7可知，195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为35.2％、服务业就业比例为54.1％，随着美国“去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递减到2010年的9.8％，而服务业就业比例递增到2010年的85.1％。这说明，美国在不断推进服务业发展，人口不断向服务业转移。②服务业增加值的比例持续上升。由图7可知，195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比例为57.6％，制造业增加值比例为35.6％；伴随着美国“去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美国服务业增加值持续增加到2010年的80.0％，而制造业增加值比例递减到2010年的12.4％。由此可以判断，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来，一直在积极地实施“去工业化”战略，使得服务业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
图7 1950—2010年美国制造业、服务业就业和增加值比例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
(2)美国需要“再工业化”的论证。然而，美国过度的“去工业化”不仅降低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使得美国高端服务业发展缺乏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以致美国经济增长总体呈现放缓趋势。①过度的“去工业化”使得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并致使美国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缺乏先进制造业的需求拉动和科技支撑。制造业比其他产业需要更多的中间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技术创新所导致的供给增长的源泉，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源泉。一个国家如果过度地将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并导致制造业的萎缩，那么该国必然遇到创新不足的困境。美国的不当政策使得其制造业受到人为削弱，损害了经济增长潜力。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14.36％，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9.14％(孟祺，2012)。此外，这种过度的“去工业化”导致美国现有的高端服务业发展缺乏先进制造业的需求拉动，即尽管美国服务业促进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但由于制造业的萎缩限制了其对服务业的引致需求，致使实体经济不足以支持高端服务业的持久发展。②过度的“去工业化”也使得美国经济增长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亟须“再工业化”以振兴美国经济。从1966年开始，美国TFP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与1929—1966年的高速增长相比，1966—1989年美国TFP下降了51％，与战后(1948—1966年)相比，下降了60％还多。这种倒U型趋势说明，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可提高美国的生产效率，但过度的“去工业化”却可能导致服务业的发展缺乏先进制造业的支撑和拉动，从而降低社会生产效率。图8以及表2的计量结果也表明，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增长率与其GDP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美国过度的“去工业化”放缓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与中国不同，美国服务业多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因此美国服务业就业占比增长率与TFP增长显著正相关。但尽管如此，美国过度的“去工业化”不仅使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缺少先进制造业的需求拉动，而且使制造业的发展受到了挤压，最终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放缓，如图9所示。因此，美国的过度“去工业化”有待纠偏，需要实施“再工业化”，以提高美国的生产率。正是由于近几年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也从2009年开始回升，即回升到9.43％，并进一步上升到2011年的9.89％。
图8 服务业就业占比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关系
图9 工业就业占比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去工业化”，缘于服务业发展滞后，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尤其落后，以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大大弱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致使中国经济增长在近阶段出现放缓的特征。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反哺制造业，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助推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然而，美国恰恰相反，美国经济的发展由于过度“去工业化”，致使经济增长缺少制造业的支撑和拉动，导致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趋势。故而，美国需要实施“再工业化”，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工业基础。但值得说明的是，美国不是要回归传统制造业，而是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因此，中国不仅需要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而且需要推进两者的协同共生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特定的内部国情和外部环境决定了这一进程难以逾越，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既然中国无法从“中国制造”直接跨越到“中国创造”、“中国服务”，那么推进制造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的创新，并籍由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互动，为服务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进而提升制造业的生产率，就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1.促进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
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西方“再工业化”的兴起，再一次警示我们应正确认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即制造业是基础，是带动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服务业不可能完全替代制造业；制造业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例如，德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正是由于其注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才能成功抵御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成功应对当前持续恶化的欧债危机。另外，据统计，当前我国工业增加值率仅为26.5％，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5％以上，美国、德国等先进国家则超过了40％。因此，中国制造业发展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故而，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更不能忽视和放慢制造业的发展，必须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因此，中国应推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即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及新兴技术的融入渗透，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调整升级，以增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2.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发达国家的此次“再工业化”政策并不是重拾传统的制造业，而是在寻求保持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新路径，即创造新兴技术和产业以增强工业的竞争优势，实现产业链、价值链的全面升级。因此，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应遵循“循环经济范式”要求，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以“新兴技术”和“绿色技术”为支撑，坚持技术创新和工业化并举的集约化、开放化道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鉴于此，中国不仅应积极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引进、自主创新、组建技术联盟等方式发展新兴产业，还应推进科技资源的产业化，以催生新兴产业的诞生。
3.推进制造业的服务外包
中国制造企业存在“大而全”的经营理念，很多企业认为外购服务的交易成本较高，并且长期合作可能会陷入“承包方控制”的陷阱，而内部自我服务具有更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因此，很多企业倾向于自己提供生产性服务，而没有实现有效的剥离，从而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产业化水平的提升。因此，中国应积极引导制造企业扭转“大而全”、“小而全”的思想观念，推动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将生产性服务环节剥离为社会化的专业服务机构，从“自己提供”生产性服务转向“外部购买”，从而拉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4.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发达国家近20多年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以通信、金融、物流、研发服务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已超过50％。相对而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始终很低，并未体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例如，199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3.2％，占服务业的比重为41.8％；2005年，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略有增加，为14.6％，但其占服务业的比重却下降至36.5％。因此，中国应加快现代物流、研发设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以将创新要素融入制造业，从而加快制造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的攀升。
5.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融合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日益深入，很多企业依托制造业不断拓展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企业再造和并购重组等方式，从销售产品转型为提供服务，实现了从制造商向服务提供商的转型。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处于点共生和间歇共生阶段，企业间合作关系主要靠硬性的契约安排，而不是软性的信任机制，导致企业间合作难以持久。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快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营造有利的共生环境，通过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和建立有效的法律体系，推动连续和一体化共生组织模式的形成。与此同时，应推动大城市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鼓励工业企业向周边城市转移。而中小城市则应利用产业垂直分工和产业链的衍生，承接大城市的产业扩散，在城市间形成融合配套、错位分工、优势互补的协作格局。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东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彦彦博士后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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