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画谱》名出金元说——兼论《宣和画谱》与徽宗绘画思想无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画谱论文,金元论文,思想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①(下省称《考录》)第161页《宣和画谱二十卷》著录《宣和画谱》版本22种，谓有元大德年间吴文贵刊本(待访)(台北故宫、美国国会)，谓“与《书谱》合刊，有大德七年(1303)正月钱塘王芝序，大德壬寅岁(1302)长至日延陵吴文贵谨识(跋)。”另外，谢氏对于所谓“宋刊本”表示存疑。除去此可疑的宋刊本外，现存最早的《宣和画谱》的版本，应是元大德六年吴文贵刊本。元刘有定注《衍极》所说大德壬寅裒集《宣和画谱》二十卷者，即吴文贵是也。由于种种原因，笔者不能看到此版本，这是一件极遗憾的事。关于《宣和画谱》，学界一般有这样几种解释：其一，是书作于徽宗时期；其二，是书的作者，有人认为是赵佶，有人认为是蔡京等，有人认为是蔡攸，或者是由寺宦所作；其三，是书在徽宗授意和参与下编纂而成，是官方所修之书，体现了徽宗的绘画思想。
但是，作为一本重要的画学著作，《宣和画谱》终南宋之世，始终没有被人提及，直到元初才突然被很多人注意。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一、著录很晚
首先，有关《宣和画谱》的最早记载，在金朝或元初。元刘因《静修集》卷十《辋川图记》：
是图，唐宋金源诸画谱，皆有评识者，谓惟李伯时山庄可以比之，盖维平生得意画也。
刘因是元初人，此记写于1273年，即至元十年癸酉。刘因在这里讲“唐宋金源诸画谱”，这个“金源”即金朝②，也就是说，金朝也有画谱，也有对《辋川图》的记载。按《宣和画谱》卷七李公麟传谓“龙眠山庄可以对辋川图”，则此金朝的画谱，可能指《宣和画谱》，或者其原稿。
金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四《张萱四景宫女》：
《画谱》谓，萱取“金井梧桐秋叶黄”之句为图，名《长门怨》者，殆谓此耶。
则此《画谱》应指《宣和画谱》，但也许“画谱”指的是《宣和画谱》的原本，也未可知。元好问金亡入元不仕，卒于1257年。此文不知何时所写。
又元初李冶(治)《敬斋古今注》卷六：
《宣和画谱》载，李公麟作画，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甫作《茅屋为秋风所拔叹》，虽衣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公麟作《阳关图》，以别离惨恨为人之常情，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不关于其意，其它种种类此。
对照今《宣和画谱》卷七李公麟传，则此书所记即今本《宣和画谱》无疑。按本传，李冶由金入元不久即卒，所以，他看到这《宣和画谱》很有可能在金国即有。
又元初王恽《玉堂嘉话》卷三：
《远涉帖》，予二十年前观于大名魏氏家，未敢必为孔明书，及入秘监，见《宣和书谱》，乃知宋御府所收，为武侯书，明矣。③
按常理度之，王恽中统二年(1261)为翰林修撰，则入秘监看到《宣和书谱》，恐怕在这段时间。而此书成于1288年，即在大德(1297-1307)之前。也就是说，在大德壬寅(1302)吴文贵这次明显的修改之前(说见后)，这两书的名字已经存在，且分别独立成书。则《宣和画谱》与《宣和书谱》两书，也许就是在金国即有，也许是在元初即有。但说是在金元时期，应无问题。
其次，南宋人不知《宣和画谱》。在宋人的笔记文集中并无《宣和画谱》的著录。《宋史》及南宋重要的书目均无其书之记载。《宣和画谱》有宋刊本之说，是可疑的。谢巍《考录》云：
“此书除不著撰人姓氏外，尚有大德吴文贵刻本是否为初刊本问题。叶启发称有宋刊《书谱》二十卷(文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九卷第三、四期)，证似不足，故王重民先生以为‘或即大德间吴文贵与《画谱》之合刊本。’然近又有说《画谱》残存宋刊前十卷，又谓原北平故宫有宋刊元印本。后两说未能见原书，未便遽言是非。”(163页)“至于宋刊元印之说，无证可信。大德本中依照宋颁格式刻板，而并非以宋板于元印之书。王重民先生鉴定此本之刀刻最与‘大德间刻书相似’，可以为证。”(164页)
除了谢氏的推证外，可以认定不存在宋刊本的，即实际在南宋，有很多人不知道此书。尤其是邓椿，竟然不知此书。这是最不应该的。
《画继》卷郓王传及士雷传，凡两次提到“秘阁画目”。如果南宋秘阁有《宣和画谱》或类似的画目，邓椿是有条件知道的。而根据《画继》所反映出的情况，疑邓椿所见之秘阁画目，已无《宣和画谱》或其原本，其所见仅系南宋秘阁画目。也就是说，在南宋秘阁中，没有《宣和画谱》。
邓椿不知道《宣和画谱》，还可以通过邓椿《画继》从未提及此书得以证明。而且，作为一本续继《图画见闻志》之书，其所录画家人名与《宣和画谱》有一些重出者，而对照这些画家的传记，同一画家，《画继》与《宣和画谱》之间，看不出任何必然的关联，这也是邓椿不知《宣和画谱》的一个重要证明。
另外，由宋入元的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二：
山水一轴，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后凉徐麟笔，《画谱》中未闻其名。
《云烟过眼录》卷四：
伯机仲山云，具观《御府书画谱》，已上三者，余皆未之见也。
按《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④，周密卒于1308年，即元至大元年戊申，在大德(1297-1307)之后。则此完全可以写于元初大德以后。
又由宋入元的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四《丹青歌赠王春阳用其神丹歌韵》：
《宣和画史》我尝读，山水王诜并郭熙。儋州秃翁早题品，元祐文章众首推。坡诗一句不收拾，熙丰孽党遗群儿。大坡小坡俱写竹，黜不登载无一枝。
按内容，这个《宣和画史》即应今《宣和画谱》。方回至少在大德九年还活着。他看到的，有可能是吴文贵修订后的《宣和画谱》。
而谢巍《考录》引元人王芝后序及吴文贵跋曰：
王芝《后序》曰：“《宣和书画谱》自宋南渡后不传于江左，士大夫罕见称道，及圣朝混一区宇，其书盛行，好事之家相誊写(中略)，先时纰缪绝多，君能广求他集，与同志参校，遂为最善本。”吴文贵《跋》曰：“《宣和书画谱》乃当时秘录，未尝行世。(中略)”两文皆认为《画谱》于宣和时未尝行世，而为秘录。
阮璞说：“宜其书在当时亦只能秘藏于内府，终宋之世未尝出以行世也。”⑤ 也有同样的看法。综上来看，南宋人并不知道《宣和画谱》。
第三，在今存画史中，最早见《宣和画谱》之名的，乃是元汤垕《画鉴》。其书中有几处有关“宣和画谱”的记载。比如：
古人以画得名者，必有一科是其所长，如唐之郑虔，蜀之李昇，并以山水名。《宣和画谱》皆入人物等部。《画目》称其能山水，而所收止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举，仆凡欲修《宣和画谱》者数矣，惜未得遂所欲也。
是书所说的《宣和画谱》，即应指今《宣和画谱》。《画鉴》的成书时代，至少在元文宗天历元年，即公元1328年。这个时间，则在大德(1297-1307)之后。
另外，《图绘宝鉴》卷二左礼传谓：
《宣和画谱》谓与张南本笔法相似，《图画见闻志》谓与张南笔法相似，岂即张南本也。
按《图绘宝鉴》卷五有赵孟
传，谓其谥文敏。按《元史》本传，赵孟至治二年(1322)卒，则《图绘宝鉴》之作，也是晚于大德年间的。
综上可知，关于《宣和画谱》，在现存文献中，它最早出现在由金入元的人的著作中，在画学著作中最早的出现也在元代中后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人并不知道《宣和画谱》。
二、《宣和画谱》学术水平很低
首先，《宣和画谱》纰缪严重，不似官修画史。《宣和画谱》四库提要谓：
王肯堂《笔尘》曰，《画谱》采荟诸家记录，或臣下撰述不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者，如山水部称王士元兼有诸家之妙，而宫室部以皂隶目之之类。许道宁条称张文懿公深加叹赏，亦非徽宗御撰，盖亦未详绎序文。然所指牴牾之处，则固切中其失也。
关于是书内容纰缪的问题，阮璞先生在《宣和书、画两谱撰人为谁》一文中说：
《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两书，在吾国书学、画学古籍中纰缪最多，其取去之滥，学识之陋，殊与其自以“宣和”标目，示人此是官修之书者不称。(中略)其衡铨无法，徇私予夺，取去之滥，亦已甚矣。至于两书学识之陋，在书学、画学古籍中，尤为罕见。(中略)又如《画谱》董伯仁小传，妄以“董展”为此人之姓名，而谓“董展，字伯仁”，大似束书不观，仅凭耳学议事者所说。⑥
这实际上已经对《宣和画(书)谱》写作之滥，下了非常明确的结论。另外他还举《宣和画谱》“杨宁、杨昇、张萱”三人传窜改《历代名画记》为例，谓是书“望文生义，恐寻常措大著书，断不至不自拘检，乖剌若此也。”⑦
关于杨昇传的问题，我想再补充一点，即《宣和画谱》卷五其传谓：
郭若虚《见闻志》，谓昇尝作禄山像，今亡矣。
按今《图画见闻志》并无此人，更无此事。而此事实出于《历代名画记》卷九杨宁杨昇传注：“《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则可知此谱作者即便是抄录，连书名也抄错，真是草率不堪。
《宣和画谱》是一部以抄袭窜改为手段而写成的书。如其五代宋以来画家之传记，多依《见闻志》、《圣朝名画评》或《益州名画录》等窜改之。其抄袭之法，约而言之，或全文并抄而略改之，或错乱次序而并抄并益以评语，或解释原文、益以评语。关于《宣和画谱》抄袭的问题，笔者另有专文，此不赘述。
其次，御制《宣和画谱》序言确系伪作。
按津逮秘书本，此序后有“宣和庚子岁夏至日，宣和殿御制”。这篇序言水平粗糙，与《宣和画谱》整体上是一致的。并且这个序言有几处硬伤，如“今天子廊庙无事”，这明显不是天子语；又“随其世次而品第之”，而是书根本没有按徽宗“神逸妙能”来分品。而“宣和庚子岁夏至日，宣和殿御制”则明显地暴露出此序乃是有意而为的伪作。
首先看这个“宣和殿御制”。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卷十四《宣和画谱二十卷》，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⑧ 第876页《宣和画谱二十卷》，均以原序无“宣和殿御制”之说。谢巍《考录》对于诸版本有较可信的考察，认为“是书编撰成于宣和二年(1120)。前有序，原不著撰人姓氏，至明嘉靖以后，始添‘宣和殿御制’五字，遂以为宋徽宗撰。”(164页)姑采其说。
另外，“宣和庚子”的说法，可能是作伪者根据童贯传造出来的。按《宣和画谱》卷十二童贯传：“今贯历官任太傅山南东道节度使，领枢密院事，陕西、河东等路宣抚使，封泾国公。”童贯时封泾国公，这是目前《宣和画谱》可考的最晚时间。按元陈
《通鉴续编》卷十二宣和元年秋七月“加宦者童贯太傅，封泾国公。”又宣和三年八月，“加宦者童贯太师，封楚国公。”则可知其时在童贯封楚国公前，泾国公后，也就是在宣和元年七月至三年八月间。今御制序谓在宣和二年，则在时间上并无疑问。然而，这正是《宣和画谱》序作伪者狡猾的地方。伪序“宣和庚子”的说法，正是依据童贯传而作的。“宣和”之说，恐怕也正据此来。
还有一点，即此序言所说此书共载231人，计6396轴的说法也不确。而四库馆臣在提要中显然也沿袭了这个说法。实际上此书(影印四库全书本)实录画家233人(含日本国1)，而按每位画家传后“今御府所藏”轴数计，也只有6391轴，而实际上还不是这个数，而应该是6382轴。作为一个账目或官方藏画记录来讲，依照宫廷收藏程式之严格，这种错误不应该出现。大体来看，出现在具体画家作品轴数上误差是很小的，一般都差错在一轴左右，所以不可能是文字脱佚所致，只能是计数时的错误。这个错误，不应出现在制度严格的宋御府，而可能是在修订时造成的。只能说此序作伪时计错了数。
第三，叙论语气可疑。
《宣和画谱》叙论部分，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用语。如卷五《人物叙论》：“是知谱之所载，无虚誉焉。”卷八《番族叙论》：“皆不兼其所长，故不得入谱云。”卷九《鱼龙叙论》：“宜不得传之谱也。”卷十《山水叙论》：“谱之不载，盖自有定论也。”卷十三《畜兽叙论》：“故非谱之所宜取。”卷十五《花鸟叙论》：“故不得附名于谱也。”
这些关于画谱的论述，其口气宛似另一无关之人。有人认为这是皇帝的口气。但是，作为皇帝，其属文是否必然如此武断专横，也是未必的。更重要的，从所谓的御制序言来看，徽宗皇帝根本就没有看过这部书稿。尤其是卷五“是知谱之所载无虚誉焉”一句，即便是皇帝本人居高临下之语，自我吹嘘，也不至于如此。这是他人对本谱的评语才是。
除了叙论之外，画家传内容也有一些奇怪的用语。如卷十一屈鼎传谓其：
今画谱姑取之，盖使学之者有进于是而已。
卷十七徐崇嗣传谓：
然考诸谱，前后所画，率皆富贵图绘，谓如牡丹海棠桃竹蝉蝶繁杏芍药之类为多，所乏者丘壑也。
又卷十八艾宣传谓其：
虽非入谱之格，缘熙宁所取，故特入谱。
这些奇怪用语的作者，不应是皇帝本人。但其口气又居高临下，统摄取与，武断专横，其身份可能是一个统稿之人，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刘有方所说的吴文贵之流。
另外，是书中不录苏轼等人，一说是因为元祐党人的原因，此说不足为据。是书中有关郭熙的论述，有关李颇的记载，都是有疑问的。而且，《宣和画谱》可能存在大量犯讳的情况。由于版本问题，这个不能深入讨论。
三、与徽宗的绘画主张不相配
邓椿《画继》卷九《论远》：
至徽宗皇帝，专尚法度，乃以神、逸、妙、能为次。
邓椿家世为宋廷重臣，其祖邓洵武，政和中知枢密院，与徽宗关系密切。邓椿所记，应更近于史实。邓椿这段话，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宋徽宗的绘画思想很明确，就是崇尚法度，推重神品。这两点，在《宣和画谱》中根本没有体现出来。
第一，徽宗重法度的创作思想与《宣和画谱》不合。
徽宗崇尚法度的思想，主要指在绘画作品的创作上，要求对于自然现象有深入细致的体察，即了解所描绘对象的规律，并表现之。《画继》卷十《论近》有关徽宗赏画春时日中牡丹者，即孔雀升墩事，即有明确的体现。又《画继》卷六：
李诞，河间人。多画丛竹、笋、箨、鞭、节，色色毕具，宣和体也。
“色色毕具，宣和体也。”则可形象地说明所谓的“法度”，即深究物理者也。“宣和体”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徽宗的嗜好，即细究物理，崇尚法度。但不甚重思致与诗意。
而《宣和画谱》中的“法度”，主要指规章制度，或者画法。如《宣和画谱》序：“将以明礼乐，著法度。”此处所谓之法度，乃指国家之规章制度。此意亦可见宗汉传。卷十六嗣濮王宗汉传谓其：“而唯诗书是习，法度是守。”亦同一意。惟卷十八崔白传谓其：
所画无不精绝，落笔运思即成，不假于绳尺，曲直方圆，皆中法度。
这个法度，指的是规矩，准绳。意近于徽宗所主张之法度，然《宣和画谱》仅此一条。
所以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讲，《宣和画谱》与徽宗重法度的创作思想不合。也就是说，《宣和画谱》始终在强调“思致”与“诗画同一”，实际上也是一个问题，即文人的思致在绘画中的体现。这个恰与徽宗所关心的“法度”无关。
第二，徽宗尚“神逸妙能”的品画思想与《宣和画谱》不合。
徽宗主张“神逸妙能”，而《宣和画谱》根本没有以“神逸妙能”这样的方式对画家进行品评。惟《宣和画谱》卷十张璪传谓其“一时号为神品”，只是这一处出现了“神品”，然而只是机械套用《唐朝名画录》的说法。又卷十七徐熙传：“盖筌之画则神而不妙，昌之画则妙而不神”也只是袭《宋朝名画评》卷三对徐熙的评语而已。
所以，从画品的角度来看，徽宗关于“神妙逸能”的品画主张在《宣和画谱》中根本没有体现出来。所以，从绘画作品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即其创作与品藻的两个方面来看。《宣和画谱》所体现出来的绘画思想与徽宗没有关系。
第三，徽宗语非徽宗撰。
余嘉锡等已指出，《宣和书画谱》中有若干徽宗语气的文字，据此推断是书乃奉徽宗之诏而撰，并呈徽宗乙览。
实际上不尽其然。《宣和画谱》的画家传基本上以抄录篡改他人文字为主，而且很不严肃，如前所举，甚至连书名都抄错。所以是书的写作态度很明显，它的原稿不是一本学术著作，只是一个普通应差的账目而已(说见后)。它的重点不在叙论，也不在画家传，而在作品的著录。画家传的材料，是其随手可取，随意更改的内容，它既可以取过去的画史关于画家的介绍，也可以取徽宗在某画上的题跋，因为它有这种可能。
所以，这些有关徽宗语气的内容，应理解为是最早编撰者纂集徽宗的文字，而并非是徽宗参与编纂的。余嘉锡的问题，即在以《晋书》这样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与《宣和画谱》这样一本极不严肃的书类比，按《晋书》的体例来推测即是徽宗之作。总体来说，徽宗与此书没有关系。
四、徽宗御府与其画目
针对《宣和画谱》所及内容均在宣和初年以前，而且是书最早出现于由金入元的文集中，并与徽宗没有关系，并且粗制滥造这四种情况，我们推测是书的原本，可能并不称为“宣和画谱”，而很可能只是宣和之前的御府绘画账目(画目)而已。
首先，藏画之所御府有两种含义。
《宣和画谱》凡每一画家传后均曰“今御府所藏”若干云云。按宋任广《书叙指南》卷六《仓场库务》：
内库曰御府，又曰内帑。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二十二《少府监》：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
御府之名，古已有之，主要指内库。即针对国家正帑而言，御府为禁内藏物之所。但是，这个情况在徽宗时期有点复杂。《画继》卷一徽宗：
宣和四年，三月辛酉，驾幸秘书省，讫事，御提举厅事，再宣三公宰执亲王使相从官，观御府图画。既至，上起就书桉徙倚观之，左右发箧出御书画，公宰亲王使相执政，人各赐书画两轴。
这里也提到御府，里面有很多徽宗书画。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五《恩荣》有这一事件的详细记载，这实际上是秘书省迁出禁内后落成，徽宗依故事前往视察的事⑨：
上再御提举厅事，须臾，宣召宰执从官，及特宣召等官，观御府书画。
以上文字值得注意的是，御府和秘书省实际上被视为同一个地方。而李纲《梁溪集》卷一百三十八《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长睿父官洛下，与名士大夫游，裒集诸家所藏，是正讹舛，又得逸诗数十篇，参于卷中，及在秘阁，得御府定本校雠，益号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
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御府有两义，即一确指古义上的禁中内库，一指秘阁(或秘书省)。而秘阁所以被称为御府者，疑是因袭旧习，即在政和五年之前，秘阁尚在禁中，而在徽宗政和五年秘阁则迁出端门之外，即已不在禁中。以其在禁中，故沿旧习称为御府，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画和画谱》所说“御府”应指内库。
徽宗时董逌《广川画跋》卷三《书吴怀龙上》：
秘阁吴怀龙定为神品，考之《画录》，则怀第在能品，而传古过之一等。崇宁二年，太清楼见怀龙水图，与世所见龙异甚。(中略)明年冬，上遣使就阁取入，并阎立本二十八宿，除徐熙海棠、黄居
花竹留禁中，余画还之。
卷三《书牧羊图》：
牧羊图，本曾鲁公于纡，以辠没入秘阁，画羊兽皆异状，如坟墓间，蹲羊伏兽，牧者羽服道士。初未有赏者，以是不入校录。明年，少监罗畸，始令工者就装轴，列《画录》中。同舍方会畀工图之，既成，三月，有诏取入，留禁中。
卷三《御府吴淮龙秘阁评定因书》：
今《画录》目为吴怀，而前秘阁所上账目误矣。今御府所出乃作吴淮，相传失也，当为吴淮，盖《画录》承误，并失其名，故宜以熙载所记为证。
以上则显然以秘阁与御府(禁中)为两处。秘阁在徽宗政和五年时被移于端门外，即不在禁中。依其所说，则似是秘阁与禁中为两个重要的藏画场所。赵构《思陵翰墨志》也说：
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僣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联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探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缣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锦褾裭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其间一印以秦玺书法为宝，后有内府印标，题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轴，悉非珍藏，其次储于外秘。
高宗这段话将徽宗藏画之制说得较清楚，即当时有两大重要藏画之处，一是内府，这里藏的是较好的书画，而秘阁(外秘)藏的是较次的绘画。这实际上与董氏《广川画跋》所及禁中与秘书之别相对应，即应是御府，实即内库或内帑，乃由宦官典职之库藏。《宣和画谱》所说的“御府”，即应此禁中由宦者典职的库房。
第三，御府有藏画账目。
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广川画跋》卷三《御府吴淮龙秘阁评定因书》说“前秘阁所上账目误矣”，则宣和秘阁，即确然有上账目之规矩。又前引卷三《书牧羊图》有“校录”“画录”之说，似乎列入《画录》是更高一级的著录。即一般绘画作品初步验录合格，则入“校录”，装轴之后，始列《画录》之中。
另卷三《勘书图》、卷四《书戴嵩画牛》、卷六《书崔白蝉雀图》，皆有画录、画评之说。则至少在董氏的画跋中，出现了“校录、账目、画录、画评”这样的说法。并且指出至少有两处重要的藏画场所，即秘阁与禁中。从董氏的叙述我们推测，校录是初级的绘画账目，画录是较高级的绘画账目。凡藏画场所，均要按规定对于收录的绘画进行记载，其较高一级的记载，按一般画录或画目的体例，则包含对于画家的简介和作品的目录。这些在《宣和画谱》中则体现出来了。而且当时存在于秘阁或御府中的画目，可能不止一种。
第四，靖康之乱，使这独藏于御府的画目(账目)，流失于北方，而终南宋之世，未有人能得睹之。按《宋史》钦宗本纪靖康二年二月：
丁卯，金人要上皇如青城，以内侍邓述所具诸王孙名，尽取入军中。(中略)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⑩
虽然这段文字没有明确地讲书画也在内，然而金人“为之一空”，内库所藏之书画，其必然难逃此劫。实际上，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盖睿好之笃，不惮劳费，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
即透露出书画作品也在劫难逃。与此相应的，其记录绘画作品的绘画账目被随之劫往金国，是理所必然的。更何况，这个画目还有查账的功能：就像内侍出具的诸王孙名单一样。而此账目正是金人索取之依据。这个账目在流入金国之前，并无“宣和画谱”之名。
综上来看，则《宣和画谱》大量出现“今御府所藏”所透露出的，是书只是一个看管内库的寺宦所写的收藏账目而已。吾人仅此点看，就能够理解此书何以错谬百出，而亦可以理解，它又何尝不能成为金人北掳库藏书画之一凭证？而徽宗又何以可能为一个府库的账目作序，甚至参与编撰此一账目？我们也更能理解，这本书何以只是体现了一个普通大众的品画观，而与徽宗的绘画主张并不相配。
五、元大德年间《宣和书画谱》的修订
此账目何时被命名以“宣和画谱”，今无从可考。我们只是从南宋人不知此书断定它在流入金国之前并无此名，也只根据最早的有关文献记载断定此名出于金朝或者元初。元代初年，许多湮灭于民间之书重被发现，如《圣济总录纂要》等。然而，《宣和画谱》原稿却更可能是元灭金后从其秘阁得来的。
第一，吴文贵并未创制《宣和书谱》。元刘有方注郑杓《衍极》卷下“《宣和谱》石峻等书，其诞章之尤者也。”注：
大德壬寅，延陵吴文贵和之，裒集宋宣和间书法文字，始晋终宋，名曰《宣和书谱》，二十卷。
这说的是《宣和书谱》实际上是元大德年间元人所作的。这当然也涉及到《宣和画谱》。
吴文贵作是书的问题，早有学者意识到了。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四《宣和书谱二十卷》、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877页《宣和画谱二十卷》、阮璞《画学丛证》第162页《宣和书、画两谱撰人为谁》皆有辩证。然吴文贵有无作《宣和书谱》的事，诸说皆未能给出有力证据。其实按前王恽《玉堂嘉话》所说考证，“宣和书谱”一名，早于大德六年之前即已出现，则吴文贵作此书之说不攻自破。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在吴文贵的手里，曾经过一次非常重要的修改。
第二，《宣和画谱》体例模仿《圣济总录纂要》。
徽宗时敕编的《圣济总录纂要》，其体例与今《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无二，即凡有总序，而每门类前复有叙论。这本书也恰在大德年间为元人所重辑。按焦养直《圣济总录纂要序》序说，是书在金大定年间(1161-1189)重刊，但到元大德之时，又有所修订而重刊。此序作于大德四年(1300)，而现存最早的《宣和画谱》的版本是元大德六年吴文贵刊本。
关于《圣济总录纂要》，四库提要介绍说：
观焦惠序称，始成于政和，重刊于大定，殆汴京破后，随内府图籍北行，南渡诸人未睹其本欤。
也就是说，今所见之《圣济总录纂要》，虽然在清代有所删定，但在体例上“门类悉依其旧”。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也以为，是书因靖康之乱而北行，故南宋人未得睹其本，这个情况，与我们推测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
从时间的先后来讲，《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成于大德六年，晚《圣济总录纂要》两年。《圣济总录纂要》是广为流传之书，体例详明；而《宣和书画谱》原稿本来就是账目之类，只是画家传和绘画著录，问题颇多。今其体例一并如《圣济总录纂要》一样显明一致，结合我们前面所考证其序言伪作、叙论疑问颇多的情况，我们不妨下一结论，即《宣和画谱》(书谱)的体例，是模仿《圣济总录纂要》的体例而作的。
总之，对于《宣和画谱》，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看法：
《宣和画谱》原本可能是徽宗禁内御府(内库)收藏书画的账目(画目)。这个账目里有对于画家的介绍和其收录作品的清单。由于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由内侍编纂的账目，在对画家的介绍上，并无严格的学术要求，所以纰缪百出，这是可以理解的。
靖康二年，金人对宋廷的宝物一扫而空，这个仅存于内库的画目也难免其劫。这个画目对于金人来讲，它还有一种功能，即依账目索取所有的书画作品，而画目则随着这些书画被一并劫往金国。
这个账目，本来并无《宣和画谱》之名，其原名可能是如“御府书画目”之类的名字。然而由于某种原因，在金国或者元初，便被呼为“宣和画谱”。“宣和”的意思在此恐怕不只是年号的问题，它还更可能是徽宗的代称，即指“宋朝那个宣和皇帝”的画账。而这本账目后来可能被藏在金的秘阁。但它虽然被冠以“宣和画谱”之名，却是一个体例非常混乱的账目，没有分门类，也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列，甚至没有序言、叙论，语气也不统一。
元朝初年，这本很混乱的《宣和画谱》与《宣和书谱》为元人所得。在大德年间左右，元朝官方对重新发现的徽宗御制《圣济总录纂要》进行了重修并颁布天下，而《宣和书画谱》则参照《圣济总录纂要》的体例而重新修订，即加入了序言与叙论，甚至有可能重新分门类。元大德年间的这次整理，是一个较大的重新排编、统一语辞的过程，而所谓宣和二年无名氏序，乃至每门类的《叙论》，可能都是这一时期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宣和画谱》不是奉徽宗意思，由内侍编撰之书。《宣和画谱》不能反映徽宗对于绘画的看法。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普通人对于绘画的理解。所以，《宣和画谱》在收藏上以行家画为标准，理论上又主张诗画合一与思致，实际上只是一些常人之见罢了。所以，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三说：
宣和书画二谱，自是当时大账簿，铺叙虽工，其于品题鉴定，则未也。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注释：
①本文所引著作版本，除标明之外，皆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7月。
②《钦定盛京通志》卷二十七“瑚尔哈河”注：“金时又名金水，俗谓金为爱新，以水发源于此，谓之金源，因建国号曰金。”
③按《玉堂嘉话》四库提要：臣等谨案《玉堂嘉话》八卷，元王恽撰。恽有《承华事略》，已着录。是编成于至元戊子(1288)，纪其中统二年(1261)，初为翰林修撰，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及调官晋府，秩满。至元十四年后，入为翰林待制，时一切掌故，及词馆中考核讨论诸事，始于辛酉，终于甲午(1294)，凡三十四年之事。
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⑥《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60页。
⑦《画学丛证》第161页。
⑧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月版。
⑨《铁围山丛谈》卷一：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徙秘书省出于外，在宣德门之东，亦古东观，类云，秘书省自政和末既徙于东观之下，宣和中间始告落，上因踵故事为幸之。此即《画继》所记徽宗幸秘阁事也。
⑩《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435—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