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跳跃”到不可“跳跃”——重评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发展规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列汉诺夫论文,俄国论文,发展规划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阶段，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活动曾起过决定性作用，其主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当时流行于俄国革命者中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跳跃论”，为俄国提出一种新的发展规划。这一活动决非像过去苏联官方学者所论证的那样，只是为列宁登场作铺垫的跑龙套节目，而是具有独立的理论意义。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了。
一
众所周知，普列汉诺夫是从民粹派行列中分化出来的。他作为19世纪7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亲身经历了该派的奋斗、挫折与困顿。在80年代初，他通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思考，从怀疑、探索而抛弃旧日的信仰，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他倾全力于研究、宣传这一新的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俄国社会发展独特论与跳跃论。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他始终如一地认为俄国只有先通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信念构成了他毕生思想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根据这一信念，他在自己的前半期反对民粹派，后半期则以列宁为主要对手。
在俄国近代社会思想史上，俄国社会发展独特论和跳跃论是一种盛行不衰的思潮。它认定俄国由于自身的某些独特原因(如历史的、宗教的、地理的、经济的特性等等)而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路径，这一路径决定了俄国不应当或不可能重复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而应当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并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我们在最一般意义上考察俄国社会发展独特论和跳跃论时所能说的一切，因为时间在这“两论”基础上培育出了众多的派别，它们在理论倾向和政治纲领上往往全然不同或截然对立，彼此间甚至可以大加诘难。但有趣的是，这些分歧丝毫不妨碍它们都热中于拿出自认为“科学”的种种理由，“发现”各式各样的“规律”，提出一套又一套的发展战略，为使俄国避免西方老路并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设计出自以为便捷快当的模式。俄国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从根本上说，这并不能归之于“文化”——决不能说俄罗斯的“民族性”天生就爱好“独特”和“跳跃”，而只能说，这是落后民族在近现代世界历史现实进程作用下所造就的一种普遍心理。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运动发端于西方，随后从西方一步步扩播蔓延于全世界。西方工业化民族在这一运动中充当了原动力和先进代表，而在这一运动中处于落后地位的民族则被迫扮演接受者和回应者的角色。对它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堪忍受的痛苦与屈辱的过程。因此它们自然要趋向于想方设法趋利避害，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经验很快向它们证明，一味靠封闭保守去对抗西方是毫无用处的，于是既利用西方的先进成就而又避免其弊病，最好是尽量缩短痛苦的阵痛期，一步到位赶上甚至超过西方，便成了诱人的选择。正是这样，我们在近现代史以至于今天的落后民族发展中，到处都看到类似的主张，到处都看到用各种各样的民族现代化“方略”抵制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企图。19世纪俄国的社会发展独特论和跳跃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诚然，是较早的一种——而已。它以主张向社会主义直接跳跃为特色，是因为其时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正在西欧迅速发展，大有在不久的未来战胜资本主义之势。既然资本主义这个怪物在西方都成了没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它搬到我们这里来?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积极影响而一大步迈向社会主义?除去种种繁杂琐碎的理论说教，说到底这就是主张俄罗斯应当实行“跳跃”的最后理由。俄罗斯的“跳跃论”是在本国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的情势下，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应。
在普列汉诺夫之前，上述“两论”的大力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是俄国民粹派，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在许多人心目中，民粹派似乎全是些头脑闭塞狭隘、顽固守旧、一味仇视抵制西方新事物的无知农夫，这却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民粹派中有一批对西方思想相当熟悉的思想家，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热烈地主张吸取西方的成果，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跳跃论。他们主张，正是由于有了西方的先进经验、先进成果作示范，俄国才获得了跳跃的历史条件。历史决定了俄国只要在民粹派革命家的领导下吸取西方先进成果，最好再获得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便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这些民粹派思想家企图不是依靠落后国家人民的情感，而是依靠现代的科学思想来论证自己的跳跃主张。这一特点在民粹派思想前辈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赫尔岑是民粹主义公认的思想创始者。他早先曾属于对西方文明倾心之至的西欧主义者之列，但1847年后长期流寓西欧反倒使他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改变。他目睹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巨大破坏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种种黑暗不公，这促使他得出这样一种看法：俄国不应毫无保留地跟着西欧走，而应当接受西方好的、先进的东西但又避免其不利的一面，走出自己新的发展之路。这一道路的客观依据在赫尔岑看来是现成存在的，它就是俄国的农村公社。赫尔岑并不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无可挑剔地优越于西方，相反，他承认农村公社具有封闭落后的特性。但他认为，到了现时代这些特性不但不妨碍，而且甚至有助于俄国人民比西欧更容易地到达社会主义。他说：“人们只是在1830年革命以后，才开始认识俄国人民。他们惊异地看见对一切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并且没有政治能力的俄国人，却在生活方面比所有欧洲各国人民还更接近于新的社会组织。”“……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普及乡村自治于城市和整个国家，保全民族的统一——这就是关系俄国将来的问题之所在，也是西方思想家力求解决和感觉苦恼的同样的社会矛盾之所在。”(注：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27页，第25页。)
在赫尔岑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确信俄国能够利用农村公社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受到好几代俄国革命进步知识分子爱戴的反专制主义伟大斗士，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理想人格培育了无数革命青年。他在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夜所写的长篇论文《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注意，但在19世纪后期却是激励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去反抗沙皇统治、挽救农村公社的锐利武器。该文通篇运用辩证法来证明俄国农村公社可以被利用来直接向社会主义跳跃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学识渊博而且谙熟黑格尔哲学，他在援引生物学、语言学和社会历史中的大量事例证明了“否定之否定”这个辩证法原理之后，得出下面的结论：
“1.当某一社会现象，在某一民族达到发展的高度阶段时，其他落后民族要完成这个阶段的进程，就能比先进民族完成这个进程时快得多。
2.这种加速度是通过落后民族和先进民族的接近来实现的。
3.这种加速度在于，在落后民族那里，某一社会现象的发展，由于先进民族的影响，便越过中间阶段，直接从低级阶段一跃而进到最高阶段。
4.在这种加速度的发展进程下，原先的落后民族利用先进民族的经验和科学在生活中所省略的中间阶段，只是作为逻辑环节达到理论上的存在，而并不实现为现实的事实。
5.倘若说，这些中间阶段也会达到实际的实现，那也只是就比例来说极其微不足道的
，就对实际生活的重要性方面来说更加是微不足道的。”(注：《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3—124页，第92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上述论证支持了俄国应该依据村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跳跃的主张。这种靠抽象援引“否定之否定”三段式去直接证明一种社会政治主张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它恰好违反了对事物矛盾进行深入实际分析的辩证法要求。然而对此我们置而不论，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并不是靠夸耀美化俄国的农村公社，而是靠高度强调西方“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影响。他并不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是俄国的特有现象，而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只不过是各个民族历史上都普遍存在过的一种“原始旧制残余”，它在俄国之所以保留下来“只是证明(俄国的——引者)历史发展的缓慢和迟滞而已……因此，从对其他民族夸耀方面来说，它是毫无用处的”。(注：《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3—124页，第92页。)他声明，俄国的这种“原始旧制残余”之所以能在现时代变成向未来先进的公有制社会的出发点，并非因为它本身有什么神奇，而只不过是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在西方先进民族那里社会主义公有制将到处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那时公社所有制将成为“人对土地关系的最高形态”。由此决定，俄国在前进道路上便不必先把自己的公社所有制毁坏以便步西方资本主义民族的后尘，然后再去向社会主义缓慢过渡，而是完全可以利用西方先进民族的认识和经验，把村社作为现成的基地，“越过中间阶段，直接从低级阶段一跃而进到最高阶段”。
请看，这种主张表面上是否一点也不像落后民族闭塞排外心理的情绪化产物，倒像是立足于时代先进潮流和未来趋势之上的高瞻远瞩之见?至少，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过：“我们所坚持的对村社的观点属于西方科学的范围，而与斯拉夫派无关。”(注：《评希波夫的<俄国的棉纺织业及其重要意义>》，载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617页；转引自察哥洛夫《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派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中有一批如后来彼得·司徒卢威所称的“民粹派中的西方主义派”，这些人对西方的先进思想充满兴趣，了解甚多，并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真诚地相信自己关于保护农村公社以便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主张是合乎西方社会最新发展潮流的科学结论。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著名俄译者丹尼尔逊(笔名尼古拉—逊)和还处于自己的民粹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都可以划入此列。他们不仅关注西方思想家们的著作，而且特别热心而真诚地把马克思的著作当作自己思想的源泉。他们之所以坚决要求抵制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首先不是把这看作道德选择上的需要，而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的需要。他们甚至毫不含糊地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今天不再把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纯而又纯的铁板一块的话，简直就可以把他们叫做“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者”。
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友好和反沙皇专制制度的巨大热情，有一个时期甚至使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受到影响，以致他俩一起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提出俄国有可能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初步设想。近十余年来，这个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受到极大重视，人们关于它写了数以百计的文章和书籍，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但恕我直言，这场热潮在我看来一开始就抱有某种庸俗的实用目的，其中夹杂了大量的曲解和任意发挥。依笔者之见，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像时下人们所断言的那样接受了民粹派思想并提出了一个“东方社会主义”新设想。实际上他们同民粹派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根本区别。他们的确是希望俄国农村公社能与西方现代社会先进成果相结合，从而走出一条历史捷径，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一部分民粹派的主张相一致；但不能忘记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民粹派是把他们自己视为实现这一结合的决定性推动力，而马克思恩格斯却坚信这种结合要以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希望能够由俄国民粹派革命者率先发起俄国革命，从而进一步引燃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而西方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就会通过援助把落后的俄国一起带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俄国农村公社将会因此而“化腐朽为神奇”，变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便捷途径。这里看起来是在谈俄国问题，潜台词却仍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把俄国民粹派的力量也包括进来了。(注：笔者刚刚就这个问题谈过自己的看法。请参看《关于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真相》，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
可是我们不能不说：即使有这种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次也还是犯了错误。他们既高估了俄国民粹派的活动能量，也高估了西欧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切实估计到，民粹派运动尽管一度有声有色，但并不真正具备推翻沙皇统治的能力，即使推翻了也不会引发西欧革命的及时响应，因为西欧资本主义其实也远远没到濒临崩溃的时候，所以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的设想尽管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在事实上却很难得到有力支持。实际情况只能是：无论依靠自己还是依靠西欧，俄国都无力实现“跨越”。
二
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因为曾经身处民粹派运动之中，对具体情况有更切实的了解，所以能够对问题作出更合乎实际的判断。
普列汉诺夫等人由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时，正值马克思恩格斯对民粹派抱有极大期望之际，所以对普列汉诺夫来说，此时只能依靠自己导师的方法而无法依靠他们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具体意见。普列汉诺夫做到了这一点。从他最初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等著作中已可看出，他对马克思学说有精深的研究，能够从宏观到细微处深刻领会这一学说的方法论精髓。把这些方法独立地运用于俄国，他坚信要想达到社会主义，不先经历资本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所以如此，一是他相信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违逆性，二是他维护社会主义目标的高标准和科学性。
相信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违逆性，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方法论原则。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人对这一条大不以为然，他们往往义愤填膺地批判道：按照你这条原则，历史发展只受自己命定的程序支配，任何人在它们面前都无能为力，这不是机械论吗?难道人的情感、意志、愿望对历史就不起作用了吗?如果我认识到历史应该向哪一个方向发展，难道我也只有坐等历史自己去“形成”吗?说到底，这也正是不少民粹主义者的根本理论依据。他们可以满口承认俄国正在迈向资本主义，但他们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其实是他们不喜欢的)，他们相信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起来、尚未定型之前，用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去阻断这种发展，并促使俄国转向他们认为适宜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种“与时间赛跑”的主张似乎颇有说服力，因为当时俄国资本主义的确还处于幼弱阶段，看上去大有受到决定性一击便可打破之势。然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是极其荒唐肤浅的主张，它的理论基础是历史二元论，它把人的能动作用与历史规律分割开来，变成了两个独立本原，似乎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竟可以产生出具有先进意识的人似的!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以“历史一元论者”著称，就是因为他始终不懈地反对这种二元论而主张一元论。他认为，“规律”和“人”并非历史上的两个互相作用的独立因素；规律处在人们的活动之中，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造就一定的生产力，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情感、意志和愿望(注：“当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影响他以外的自然时，也就使他自己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因此人性本身就有一个历史，要辨明这个历史，必须了解人是怎样影响他以外的自然的。”(《唯物主义史论丛》，《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63页)当代有不少人在批评普列汉诺夫的所谓“机械论”违背马克思主义时，断言他不懂得实践在唯物史观中的意义。上面的话清楚表明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而批评者倒是往往把“实践”这个概念泛化了。)，所以“愿望的东西是从必然的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注：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27页，第25页。)因此普列汉诺夫认为，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注意力应当由愿望的领域转到事实的领域来，从主观的领域转到客观的领域来。也正因此他在自己反民粹派的论战中始终着力于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绝对不是“人为的”偶然结果，而是客观的、不可逆转的必然现实进程。说实在话，普列汉诺夫在19世纪80—90年代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述，今天若从实证角度看是不够充分的，原因在于当时这种发展的确还很有限，以致大大限制了普列汉诺夫的研究；而普列汉诺夫出于与民粹派论战的热情，有时把俄国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夸大了。但这些弱点并没有影响他的整个判断的正确性。他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的真正有分量的论证，不是在经济学方面，而是在社会政治哲学方面；他或许未能运用经济材料有力地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却抓住俄国政治思想运动的固有弱点，有力地证明了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不发展。从历史一元论出发，他认为首要的是考察民粹派认为可以用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意志”到底有没有扎实的现实经济依托。于是他发现，无论是民粹派寄予极大希望的“人民的本能”，还是民粹派自己的“革命家的理想”，都不过是落后停滞的传统农民心理而已，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正在迅速失去其生活基础，拿这种贫弱的主观愿望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相抗衡，必定是可笑的。对民粹派的这种愿望，普列汉诺夫讥讽地写道：“没有一个政党能喊叫说：‘停住吧，生产力；不要动，资本主义!’历史不注意革命家们的担忧，正如它不注意反动派的悲叹一样。”(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载于《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2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是必然的，不是由于它服从于某种抽象的历史哲学法则，而只是由于俄国自1861年以来已经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社会生活的一切有利方面都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而现实中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注：关于西欧革命的影响，普列汉诺夫也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他说，“西欧革命是伟大的，但不是万能的。如果社会结构完全不同，这种影响就谈不上”。(见前引《我们的意见分歧》第252页。))因此，俄国的前途除了资本主义以外，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以上所涉及的都属于事实判断的领域。同时，还有另一个原因，甚至可能是更重要的深层原因，促使普列汉诺夫坚持俄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见，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普列汉诺夫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但那时他和所有别的民粹派人士一样，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表面上看起来，它们都反对资本主义压迫，都主张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制，但在本质上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本质区别就在于，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社会主义，它要求以个人从属于整体的“集体主义精神”为前提，以维护社会生活的简单公平和道德的纯洁性为基础，因此它不但不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条件，反而只能靠避免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瘟疫”去实现。在民粹派眼中，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的条件在淳朴的俄国农民那里最多，而在惟利是图、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那里最少；资本主义被视为这种社会主义的大敌，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威胁到他们所珍爱的社会主义原则。由此，他们不能不把抵制和消灭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头等任务，把唤起农民中的“社会主义本能”(如巴枯宁)或干脆由他们这些“革命家”自己去代替农民搞“社会主义革命”(如特卡乔夫)列为神圣使命。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完全不同。它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已无法进一步推动历史进步时的替代物，因此它不是以对资本主义的消极否定，而是以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为前提；它以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为出发点并由此前进，通过抛弃私有制的方式实现“人类解放”；它追求个性的充分发展，要求实现以此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要达到这些目标，显然必须要有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极大发展，要有现代开放的政治生活和高度民主精神的长期熏陶为保证。而所有这些，又必须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的巨大进步才能具备。总之，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是在东方专制主义土壤上孕育出来的，处处散发出靠少数革命家“英雄”诱使或驱使“群氓”搞“穷过渡”的气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是以西方近代民主和科学精神为内在气质的，要求以实实在在的物质条件和由这些条件中所产生的人民大众的普遍“同意”为基础。(注：在我国学者中，安启念对这一点有深刻阐述。他的《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本很好的著作。)当普列汉诺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这些精神有了深刻体会，于是也就根本不再欣赏民粹派的那种不依靠资本主义发展而依靠“穷过渡”的社会主义了。
那么，这种“穷过渡”的社会主义能否通过革命家的主观努力而获得成功呢?普列汉诺夫回答说，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寄托在少数革命家忠诚、英勇、无私的个人品质上，这就等于把事业托付给偶然性，注定了是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的。但他进一步设问，如果我们“迁就一些，假定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政权’当真落在我们当代的革命家手中，他们这样的成功将达到什么结果呢”?回答是，即使那样也仍然不会有任何社会主义，而只会出现两种必然的结局：一种结局是，由于社会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相应的人民的意图与需要，于是革命家为了组织他们的“社会主义生产”便只好经常使用强制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变成新的绝对统治者，那时得到的将会是一种“家长制的威权共产主义”，“即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另一种结局是，假定革命家对人民不加干涉，而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那时农村公社将会继续分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将会仍旧发展，“社会主义的政府”在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面前将成为“一个可笑的政府”。(注：以上论述可参见《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有关处及《我们的意见分歧》第四章第三节，译文稍有改动。)为了避免这两种可悲的结局则真正实现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指出，根本的客观保证没有别的，只有在有了充分准备的物质条件时由工人阶级大众自己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是绝对不能分开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有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之热情使他几乎有点像“资产阶级自由派”；而在他的前同志、现在的政敌民粹主义者眼中，他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一个资产阶级的同谋。但普列汉诺夫对此是毫不在意的。他对历史进步的客观规律抱有坚定的乐观信念，确信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定会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打下不可缺少的基础，因此他认为有充分理由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欢迎这一新的社会形式，下面的话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态度：
“大家知道，对于任何社会关系的形式，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去考察，即可以从它所给予这一代人的利益出发去考察它，也可以因为不满意这些利益，而去关心它过渡到另一种更高级的、更有利于经济繁荣和人的智力与道德发展的社会形式的能力……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之所以使人感到兴趣，正在于每一阶段的社会靠自己内部的自动性能单独地创造出一种力量，来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形式，并在其废墟上建成新的更好的社会建筑物。一般说来，对于向更高发展阶段过渡的阻碍的多少，是和这一活的力量的大小有密切关系的，因为这种活的力量，正是旧社会形式瓦解的结果……‘甜的’东西只能从‘苦的’东西里面出来，历史为了完成好‘事’，应当，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把坏的‘主意’暴露出来。在分配方面完全‘不正常和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倒是‘正常’得多，而在产生如诗人所说的愿意和能够‘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人才方面，还更要‘正常’得多。资产阶级‘不仅铸好了给自己以致命打击的武器’，换言之，不仅把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引到了这样高度的发展，以致使它们不能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相调和，而且‘还产生了使用这一武器的人，即现代工人，无产者’。”
而对于民粹派所珍爱的农村公社旧式生活的瓦解，普列汉诺夫是毫无惋惜之意的：
“为了全面估计某一社会形式的政治意义，所必须考虑的，不仅是它能带给一代人或几代人的那些经济利益，不仅是它在受到某种有意的外力影响时消极的改造能力，而是主要考虑它朝着适当方向继续独立发展的内部能力。如果没有这种全面的估计，社会关系的分析总是不完全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某一社会形式从这些观点中的某一观点看来可能完全合理，但是同时从另一观点看来，就可能完全不令人满意。这种情形在我们不得不考察的那些落后的还没有成为‘自己社会关系主人’的人民时，每次都会遇到。只有这些关系本身的客观革命性可以把落后的人民引上进步的道路。假如某种公共生活形式显露不出这样的革命性，假如这一形式，从制度和生产品分配的观点上看来多少是‘公平的’，同时又是以很大的守旧性为特色，而缺少向一定方面自行改善的内在意图，那末，社会改革家要么只有放弃自己的计划，要么就诉之于别的足以补充某一社会内部自动性之不足的外部力量来改革它……”(注：《我们的意见分歧》第35—37页，译文有改动。)
他的另外一些论述则更加直率地主张，现时期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工商业资产阶级在俄国的发展是一致的，那种要求不顾一切地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主张则是错误的。他批评那些只会在“对立”模式中思维的社会主义者说：
“俄国社会主义者很好地明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并非总能从这个无可争辩的命题中得出正确结论。因此，例如将这个命题应用于政治，我们的许多社会主义者曾深信，专制制度的倒台会有害于俄国‘人民’，因为它将‘使资产阶级获利’。生活的沉重教训迫使他们放弃了这种粗俗的偏见。但这种偏见直到现在还保留着自己全部的力量。直到现在，还有一大部分俄国社会主义者大致是这样推论的：既然在现有条件下，我国工业发展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都会是首先使资产阶级获利，那么我们就不希望有这样的发展。”(注：《卡·马克思<论贸易自由的演说>序言》，载于《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387页。)
根据以上认识，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最近任务中，最重要、最实际同时又最显而易见和最无可争辩的任务”(注：《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载于《普列汉诺夫全集》第3卷莫斯科与彼得格勒1923年版第95页。)应当是：在现时期完全放弃夺取政权的念头，集中全力传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帮助目前虽然还很弱小、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定会成长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的未来使命，以便尽快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达成协议，结成同盟，共同对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这一斗争的胜利必将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同时也就会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奠定有利基础。在这一斗争中，社会主义者既需要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而奋斗，同时也应当保持自己的阶级独立性，为工人阶级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阵地，这样就能够在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顺利地开展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为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所规划的以上蓝图，核心是认定历史发展阶段不可超越，反对一切形式的人为的“跳跃”企图。它以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进程规律性的理论为基础，充满了这一主义对历史进步所持有的科学理性精神和乐观态度。在更大的范围内，还应认为它属于对工业化现代化运动持乐观欢迎态度的“西方主义”思潮。普列汉诺夫本人对此是自觉认同的，他曾多次说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把近代以来俄国西化的进程进行到底。普列汉诺夫的这些主张相对于自觉不自觉地总想抵制现代化运动的民粹主义理论，在智力上具有巨大优势，加上他本人学识惊人地渊博，论证极富雄辩力量，19世纪90年代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又明显加快，所有这一切，使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对民粹主义的论争中获得了优势。一大批俄国革命青年被争取过来，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劳动解放社开创的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为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三
然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后来也并没有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规划继续发展，而是走上了一条新的历史跳跃之路，即1917年革命的道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回顾起来，普列汉诺夫的规划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它在理论上的确具有说服力，并因此在反对民粹派的思想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把它运用于现实，其中潜藏着两个普列汉诺夫自己也没意识到的困难问题。第一，把它们付诸实践，是否就能够按照预想的那样稳步接近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呢?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显露出来的。如我们在今天所知道的，资本主义一旦成熟，在其内部结构中会发展出极其强大的对自身矛盾的调节能力，它会对工人运动产生潜移默化的同化作用，使之成为“体制内”运动，从而至少在一个迄今仍无法预见其终点的历史长时段内有效地抑制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过程在20世纪初的西欧已经开始，那么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未来是否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呢?如果答复是肯定的，普列汉诺夫的规划在将来恐怕就会受到改良主义的有力挑战，那时他和他的同志们将会像西欧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面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革命与改良的二难选择，最终将是改良主义占尽上风。对于这种可能的未来趋势，本文认为没有理由要求普列汉诺夫去预先考虑，(注：有迹象表明，普列汉诺夫对这样的问题有所察觉。参见塞缪尔·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7页以下。)人们在任何时代都始终只能解决自己面临的任务，而普列汉诺夫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至于未来如果发生上述的情况，那也不能归咎于他，而只能说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第二个问题则在历史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普列汉诺夫及其同志们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刚刚还只有初步发展时把马克思主义移用过来的，他们由此制定的战略，实质上是希望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前先期造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却又要求这一运动服从科学认识意义上的“历史意识”，换句话说，这是要使“主体”走在“客体”之前而又服从“客体”自身内在规律性的限制。这里面暗含着一个预设：主体一旦掌握了科学和理性，便是可以自觉主动地服从这种限制的。然而在实践中，这个预设却难于实现。试设想一下：当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宣传一旦取得成功，在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间的确培养起了热烈的“阶级意识”时，情况将会怎样呢?那时，“阶级意识”恐怕将不会再服从“历史规律”的严格要求，而会把它们之间的位置倒过来，用“阶级意识”去统帅“历史意识”。那时人们将会在马克思主义纲领基础上设计出新的“跳跃”规划，这个规划如果能够通过执行者结成坚强严密的组织，策划出灵活的政治策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早期尖锐矛盾下人民的强烈反抗情绪，就会造就比民粹派运动更有力得多的反资本主义群众运动，并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前夺得政权。那时，普列汉诺夫的严谨设想将会被他所唤起的新的力量突破，他本人如坚持自己的理论规划而抵制这种力量，也会被无情地抛弃掉——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假设而是历史的现实。1903年，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发生了十月革命，它们完全改变了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规划，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就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思想史好似出现了一个新的三段式：跳跃——不可跳跃——新的跳跃。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普列汉诺夫仍是本着先前反对民粹派的同一理由，即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落后必将给社会主义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对这一新的政治思潮和运动激烈批评，不懈战斗，但这次丝毫无济于事。在1917年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时，已届晚年的普列汉诺夫无奈地反复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落后的、半亚细亚的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否开始得太早了呢?”(注：塞缪尔·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
如何评价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涉及到如何对20世纪俄国那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大革命作价值判断的问题，此处不论。但应当承认，他正确地看出了他的理论活动与这一革命之间的历史逻辑联系，尽管已经于事无补。1917年之后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长久地掩埋了普列汉诺夫的战略规划。普列汉诺夫前期反对民粹主义的功绩仍被承认，后期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论争则被彻底否定。这在当时看上去是有很充足的理由的：一个老革命家竟然叛卖性地反对自己所倡导的革命!然而事情还有另一个复杂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按其本意来讲，不仅仅是改变政治统治权力归属，更应当是建设高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落后(这就意味着不仅有“社会存在”的落后，还有自以为能够改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的落后)在这一道路上埋设的重重困难，是一切真诚的革命者们到后来都不能不痛切感受到的严重现实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不能仅靠批判否定对手完成的。列宁作为一位勇于而且善于思考的革命家，在自己晚年的反思中从当年老论敌的攻击性言论那里发现了不少积极内容：他曾向布哈林坦承，在普列汉诺夫19
17年的言论中“有很多真理”，(注：参见费希尔《列宁：神奇的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0页。)而这些言论正是预言俄国的落后将给社会主义带来重大困难。
列宁当然不是说要干脆放弃政权退回到1917年之前，而是希望对这些问题提起十二分的注意，以便通过主观努力——包括尽一切可能吸取资本主义的成果——克服这些困难。但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事实是后来苏俄的发展根本没有完成列宁的任务。于是在苏联存在了70多年终于解体之后，人们又记起了普列汉诺夫当年的预言。在今天，他的理论被当作区别于1917年之后的实际历史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实际上也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选择，重新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对普列汉诺夫的热情持续不断，甚至出现了伪造的“普列汉诺夫遗嘱”，就正是这一情况下的产物。这个争论并不是无谓的，它是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历史争论的当代形式之一，这类争论今后在国际范围内大约还会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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