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关矛盾的处理方法与西方冲突理论关于冲突的解决方法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解决方法论文,矛盾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与西方社会冲突理论，都是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它们都对同一对象——社会互动关系，以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哲学，一种是社会学）进行认知。西方社会冲突理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境下产生的。德国社会学家基奥格·齐美尔、美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刘易斯·科塞，他们从各自的思维角度，清晰地展示出资产阶级意识对社会对抗性矛盾的深刻理解及合理解释，充分表达了统治阶级在调节冲突方面的需求。他们除了研究冲突的传统问题以外，还想方设法为对抗性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稳定”作用寻找论据。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学说，这一学说对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以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寻找解决矛盾的最佳方式，是两种理论共同关注的重点。通过比较研究，吸收西方理论中的先进技术、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对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既坚持又发展，以便为解决新世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复杂多样的新矛盾服务，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矛盾的斗争形式与冲突的强度
一切社会矛盾的产生，最终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的，同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征决定了社会矛盾的存在形式。从矛盾斗争的形式看，社会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的两类矛盾的斗争，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主要表现为激烈和缓和两种趋势。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矛盾都呈现出较为缓和的状态，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的斗争形式的主要特征为矛盾双方的差异性。但是，任何差异都潜在着对立，而对立着的矛盾双方本来就是相反对的。因此，矛盾运动的对抗形式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它的对抗、相抵触的范围要受到统一、聚合的力量的制约，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处于同一共同体内，社会呈现出受控的稳定状态。一旦“正相反对”的力相对增强，而“相互聚合”的力相对减弱，矛盾统一体就难免产生激烈的冲突乃至对抗，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矛盾的斗争形式与属于对抗性质的敌我矛盾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矛盾的对抗形式不等于就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一般来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既是对抗性矛盾，又是敌我矛盾。而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具体条件下，却有着特殊的情形。一方面，由于当年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它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具有对抗的性质，但却不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是拥护社会主义，能够参加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就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作为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无疑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但有时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共产党内的矛盾一时可能是对抗的，此时它也许只是具有对抗的斗争形式，而并非敌我矛盾。但当矛盾斗争进一步激化，这种具有对抗斗争形式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极有可能转化成敌我矛盾。
除此之外，社会矛盾的历史发展，一般都经历差别、矛盾、对立、对抗、外部冲突的演变过程，即从矛盾的萌芽到矛盾的产生、发展，再到解决矛盾，它的阶段划分是根据事物状态的不同，尤其是依据矛盾斗争的程度的不同而定的。毛泽东在分析两类矛盾时，特别强调从“质”的方面考虑，主要把矛盾区分为“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大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实“形式”和“量”也是全面分析矛盾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从“形式”上看，主要指矛盾斗争的表现方式及发展过程，其中对抗和非对抗本身就表示两种不同程度，敌我之间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呈现出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式；而人民内部之间则不是根本对立，矛盾的斗争形式一般呈现为某些利益的不协调和一些是非问题、认识上的不一致，或小的摩擦等非对抗形式，虽然有时也有对抗发生，但常常是形式上的，矛盾斗争并不十分激烈，很少发展成为暴力性的。再从“量”的方面说，它指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力”、“趋势”，及矛盾双方力量发生变化时，它们的大小、强弱的变化。另外，矛盾发生波及的范围、卷入人数的多少也有一个量的问题，而过去我们对每一具体矛盾的表现形式及定量分析，只做了极少的工作。
明确矛盾的斗争形式，是为了采取更有效的方法来处理、解决矛盾。在这一问题上，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具有很多合理有效的应用方法，他们根据人们卷入冲突的深浅程度，用冲突强度和冲突暴力等量项，建立起量化形式的函数关系，这给有效解决冲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冲突论者把冲突引起的动荡程度，区分为冲突的强度和暴力度这两个大的等级。虽然在使用时这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通常是含混不清、交替使用的，而实质上两者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分别代表不同程度的冲突后果。冲突强度主要指集团成员的卷入程度；而冲突暴力度则指常规化的暴烈程度，即冲突双方企图相互伤害和消灭的程度。西方冲突论者对冲突的强度和暴力度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命题，并对其中一些变量，如强度、暴力度、频率以及情感激发程度等都作了规定，具体分析了各变项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具体经验背景下的应用和操作提供了便利。这种先采用测量的方法对冲突引起的后果进行测量，然后采取可操作方法来调控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二、冲突的解决方式和矛盾的处理方法
西方冲突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正视和研究现实的社会冲突，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各种冲突的强度和暴力度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解决冲突的有效方法。
达伦多夫认为，影响冲突程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变项，就是冲 突被明确认可和调节的程度。冲突受调节的程度越高，则冲突的强度和暴力度就越低，反之则越高。他所说的冲突的调节，指的是对冲突的外在表现的调节，而不是对冲突的内在根源的控制方式。其目的在于消除暴力性冲突，或者减少暴力程度。因此，他提出了用和解、调停、“仲裁”对冲突进行有效的调节的方式。
科塞和齐美尔都认为，调控冲突就是允许人们流露敌对情绪，从而改善紧张关系，并通过建立新规范或者肯定旧规范来消除不满情绪。他指出，内部冲突可以在压力状态下，通过排除反对者来避免群体的解体。因此，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安全阀”。如果群体成员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那么它将驱使人们做出某些不顾一切的行动。不同意见的发表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满足，精神上的放松，并能分散对某个问题的注意力。
由于科塞极力希望把冲突的暴力度控制在最小的限度，所以他特别注重从引发冲突的直接导火线的微小因素（如不满情绪等）着手，来进行分析研究，以找出解决冲突的最佳方式。“安全阀”本是人们为防止容器爆炸而设置的一种安全装置，科塞借用“安全阀”的原理，来处理社会矛盾问题。这一机制的设立，可以使冲突在萌芽状态中得到消减，避免大暴力度的冲突的发生。
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和解决它。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对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方法。
为了达到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目的，毛泽东强调：首先必须严格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然后再找出适当的处理方法。他通过对我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系列带根本性问题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制定了一系列处理两类矛盾的基本方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65页。）在1949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他曾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1页。）。1950年6 月的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他还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1页。）
由于人民的内部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解决这类矛盾必须用民主的方法，如“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等。毛泽东指出：“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68～369页。）
民主的方法是一个总的方法，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针。主要有：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是在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前提下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城乡各阶层人民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在处理党群关系、克服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上，是采取整风的方针、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方针；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实行各民族团结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方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则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实现由对抗性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的转化等等。
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系统，既有思想上的是非问题，又有物质利益上得失多少的问题，还有科学艺术领域中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矛盾，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纠纷甚至不满情绪等等。由于毛泽东当年缺乏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使得他在一些问题上混淆了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包括两类矛盾在内的其他社会矛盾，以致于阶级斗争理论在他那里成了一种惯性，很容易就影响到了他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这是毛泽东当年对两类矛盾处理方法上的不足之一。其二、由于视角的偏差，毛泽东较多地关注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而忽略了经济生活中物质利益这个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因而也就忽略了用经济手段来调节人民内部矛盾。其三、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没有保障体制，特别是缺乏法律保障。这些缺失，除了毛泽东本人认识上的主观错误之外，主要还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尽管如此，毛泽东提出的那些调控社会矛盾的方法和手段，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序结合和协调发展，仍是十分有效的。
西方冲突理论由于其理论前提的缺失，决定了它的理论内容的苍白。但冲突论者为了认识社会冲突并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创造了一些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如冲突理论对调适、消除各种冲突所采取的一系列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疏导的方法、“安全阀”机制等），都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社会关系的整合。在分析冲突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冲突导致的后果时，每一冲突学派都从假设、目标、方法论、作用、结果等方面加以描述，并采用测量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冲突的强度、暴力度等项目进行具体的量化处理，这有利于找出更合理有效的方法，以做到把冲突的破坏度控制在最低限度和最小范围。另外注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现实的社会冲突过程，也是冲突理论的一大可取之处。
两类矛盾学说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由于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运动的根本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矛盾以更复杂的斗争形式及前所未有的特点呈现，因而，在注重做好两类矛盾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对西方同类理论的先进技术的借鉴。批判地利用与汲取现代西方社会冲突理论中积累的先进的方法、技术、经验成果，并以此来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我国的社会矛盾，是做这一比较研究希望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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