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中非政治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国际结构的变化、现状与走势
从对冷战后国际关系近10年演变的冷静观察中，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
其一，冷战结束后，国际结构最明显的变化是两极格局的消逝。目前国际结构仍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期：国际结构虽然呈现出向多极转化的趋势，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多极世界格局尚未形成。现时的国际结构依然维系着“一超多强”的格局与特征。
其二，就世界各国对国际结构走势的设计或预期而言，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倾向：一是美国试图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至少是维系“一超多强”的现状；二是法、德、日等西方国家试图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多极世界；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主张建立相对均衡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并存的多极世界。
其三，在国际结构转型的过渡期，新旧矛盾并存并交织在一起：南北矛盾将成为贯穿整个过渡期的突出矛盾；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仍然续存；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西方大国之间的利益摩擦日渐凸显。
其四，21世纪的国际政治秩序仍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和以国际契约为行为准则。国家利益仍然是左右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每一个国家都将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国家利益制定自己的外交战略和地区政策，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对其进行调整。
其五，国际结构与国际关系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国际系统的结构性变化必然要影响到系统成员的对外关系；另一方面，国际结构的定型将取决于国际系统各种力量的长消变化。中国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将取决于其在新的国际结构形成过程中协调一致的程度。
二、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最近20多年来，中国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得到相应的增强与提升。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性大国，而正处于向这一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在国际结构转型期，明确界定中国在国际系统中的处境，并因势利导地制定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地区政策，对中国的崛起意义重大。
对于冷战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应当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和综合比较。就纵向比较而言，中国目前的国际处境可谓是建国以来最佳的。但如果进行横向比较，中国的处境则并不乐观：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同时又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可谓处于“东西南北”矛盾的交汇点。而南北矛盾的格局是“北强南弱”，“东西方”斗争的态势是“西强东弱”。此外，中国的崛起还受到美国的遏制及周边国家的猜疑。而国际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妥协与斗争从来都是以实力为前提和后盾的，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国际结构的新旧交替，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机遇和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并使中国承受着各种压力。中国如欲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除了取决于中国自身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外，还有赖于中国对国际资源的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因此，在国际结构转型的过渡期乃至在整个21世纪，如何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来维系中国的安全利益，便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
三、中国的外交战略及非洲在其间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适应国际结构的历史性转折，世界各国都在纷纷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中国现行的外交战略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1982年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可谓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将之载入宪法，其特征“是真正的不结盟”；其“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其任务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另见《人民日报》，1995年12月6日。）实际上， 上述原则在冷战结束后仍然指导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当然，针对冷战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中国的外交战略又做了一些适应性调整并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其要旨是：实施全方位外交，反对美国独霸世界，推动国际结构向多极化发展。
笔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实质与核心是维护国家安全，促使冷战后的国际结构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并使自身成为其中独立的一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奉行积极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但是全方位外交并不意味着在每个方向均衡用力，而是有所侧重的。基于对后冷战时期国际结构演化的预期，及对自身实力和国际处境的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本着国家利益至上和地缘政治的原则，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或排序为：立足亚洲，睦邻友好，安定周边；稳定和发展与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的关系；联合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促使自己在国际关系中居于主动地位。
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外交战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分的或缺都会对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负效应；同时也是由中国在现阶段的实力、处境及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由于在抱负与实力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中国要想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实现既定的外交战略目标，仍需借助“外力”的帮助。而在这一过程中，非洲有着可资利用的政治、经济资源。
国家利益由诸多要素构成，国际影响力是其中的要素之一。因为国际影响力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促使局势朝着有利于其国家利益方向发展的能力。所以，国际影响力的强弱，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行动自由的程度。（注：参见孙明明、蔡小洪：《动荡中的国家安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事实上，大国在国际舞台上都有各自的同盟军，这是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以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始终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
冷战结束后，非洲自身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虽呈下滑趋势，但它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未变化。非洲依然是中国外交重要的活动场所，可以增强中国在多边外交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对非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其整个外交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对非洲政策所追寻的目标就是要在非洲国家参与下进行世界性的活动。
必须意识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或者说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不单单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且也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需要。非洲大陆虽然贫弱，但国多势众（占联合国成员国数量的近1／3），且国情类同、立场相近；在多边外交中，尤其是在国际组织一国一票的表决中，其向背至关重要。换言之，争取到非洲国家的支持，国际力量的对比就将发生有利于己的变化。因此，任何一个大国如欲提升其国际影响力，都不能无视非洲的存在。在多边外交领域和国际事务中，中国有借助非洲国家支持的实际需求，并且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得到非洲国家有力的支持。当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可为非洲国家仗义执言。
四、中国发展对非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营和努力，中国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有着许多有利的条件：
首先，中非关系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现阶段也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中国与非洲同属发展中国家，双方利益虽非完全相吻合，但中国与非洲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各自的外交政策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
其二，中非双方在政治上互有所需，双方合作存在着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由于非洲已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地位及与西方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面对西方的政治高压，非洲国家看重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作用，希冀中国的同情与支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亦需要非洲的声援。
其三，近40年来，中国对非洲无私有效的援助为中非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中非双方在资源、技术、管理、商品等方面都存在互补性；中非双方的改革经验亦值得互为借鉴。
虽然发展中非政治合作存在着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非关系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随着“非殖民化”的终结，以及紧随其后的政治变革和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胜利，非洲国家对中国政治上的需求相对减少，双边关系中的经济筹码抬升。从近10年来非洲各国的外交实践来观察，其实用主义色彩越来越重。为了摆脱“贫困化”和“边缘化”的危境，非洲各国纷纷将经济利益前置，以谋求外援为基本出发点，强调“外交为发展服务”，外交政策的重点在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对中非合作原有的政治基础构成了影响。
其二，政治与经济是一种互动关系，政治合作必须有经济合作做保证。而就中非经贸合作的现状而言，目前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资金短缺是最大的困难。由于非洲国家经济困难，加之内部缺乏发展的驱动力，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援，在这方面对中国的期望值也较大。而中国在短期内难以满足非洲国家日益增大的需求，这无疑也将对中非政治合作构成负面影响。
其三，中国发展对非关系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近年来，随着非洲经济渐出低谷，拥有丰富资源和巨大市场潜力的非洲大陆又重新受到西方大国的重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在对非援助、投资、技术、贸易、工程承包、地理位置及语言等方面均处于劣势。而中国的竞争对手，或在非洲具有传统影响、语言优势，或具有资金、技术优势，或具有发展经贸的区位优势。
其四，台湾当局的“金钱外交”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同非洲国家关系的严重障碍。但随着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一障碍将逐步被克服。
五、面向21世纪的中非政治合作
探讨21世纪的中非政治合作，首先必须明确中非双方所共同面临的环境挑战以及如何因应这些环境挑战。
1.中国与非洲面临的国际环境挑战。
中国与非洲面临的国际环境挑战主要来自西方。具体来说，这种挑战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二是某些不合理的国际游戏规则。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使得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倒向西方，致使某些西方大国在推行强权政治方面更加毫无顾忌。在非洲，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不仅将经济援助与政治变革挂钩，而且还置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肆无忌惮地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以迫使非洲国家按照其设计的轨道实行政治民主化。在亚洲，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中国这一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也成了西方的眼中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民主和人权问题屡屡向中国发难、施压。西方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促进中国“易帜”或遏制中国的崛起。
冷战结束后，文化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敏感性也日益凸显。许多事实表明，西方国家加强了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发展过程的力度。有些问题看似是纯文化问题，但只要认真思索一下，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如在对人权概念有不同理解的文化体系中，问题就会逐步上升到一种政治层面，具有了政治属性。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冷战后西方的所作所为，就不难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的同时，也强化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或“文化边疆”论，以及“人权高于主权”等新干涉主义论调，目的都是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期将之纳入西方体系，实现西方的一统天下。对西方来说，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此外，西方国家还利用其在国际机制中的优越地位来最大限度地维系其各种权益。随着改革开放及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化，中国和非洲国家日益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这就意味着中国和非洲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按照国际惯例和游戏规则行事。然而，现行的国际惯例和游戏规则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少数西方大国和强国不仅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这些游戏规则的执法者。
上述问题是中国及非洲国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对待和慎重处理的问题。于是，如何应对霸权主义的挑战，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便成为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课题。
2.如何因应挑战。
首先，中国和非洲要想在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的国际结构转型期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就未来国际结构的走势和其他国际重大问题申明自己的立场：诸如建立相对均衡的多极世界；强调联合国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反对以民主、人权等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坚持世界多样性原则及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其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等等。
第二，中国与非洲国家如欲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改善自己的生存空间，必须协调行动。双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抗拒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或改变国际游戏规则，还是促使国际结构朝着有益于中国和非洲乃至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方向转化，仅凭中国或非洲单挑独斗是不行的。冷战后，西方国家虽然处于强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国多势众，只要寻找出双方利益的契合点，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就可以有所作为。
第三，中国与非洲国家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发挥各自的长处，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空间没有虚位以待之事，而要靠自己去争取。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为非洲国家仗义执言，捍卫其权益；非洲国家则应充分发挥其国多势众的优势。中国与非洲应通过密切双边合作来拓展国际空间，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在国际事务中主动性和自主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