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厌恶与利他捐赠行为：基于独裁者实验的研究_收入差距论文

不平等厌恶与利他捐赠行为——基于独裁者实验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裁者论文,不平等论文,厌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慈善捐赠总额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公民人均慈善捐款额度低、捐助普及性不高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目前，富豪捐赠是中国公民慈善捐赠的主要力量，但我国慈善事业整体发展需要普通公民也真正地参与。“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慈善是仁德与善行的统一。”当慈心与善意超越亲情与血缘界限成为一种普遍的推及整个社会的利他行为时，作为社会文明与进步标志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才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有学者提出中国当前两极分化严重的收入格局导致了中国公民难以成为慈善捐赠主体。换言之，在社会转型期，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低收入者受制于自身经济状况将必然在慈善捐赠上缺位。所以有人认为，只有当社会中产阶层占到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人有能力参与慈善活动，社会才会有更大的慈善空间。据此，在当前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巨大的背景下，普通的中国公众是否具有参与慈善的条件？有无可能成为慈善捐赠主体？这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决定着一国慈善发展模式中主体选择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利用实验方法研究在初始禀赋不平等的情况下，利他捐赠行为的变化，试图分析个体与其参考群体收入差异以及与被捐赠对象的收入差异如何共同影响个体的捐赠行为。

      文章余下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在综述已有观点的基础上对不平等厌恶对利他(捐赠)行为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详细说明本文的实验设计与操作，第四部分是实验数据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经济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个人福利相对收入、羡慕与嫉妒的重要性，Thorstein(1922)假设效用受个人及与他人的相对收入影响。其后社会偏好理论被提出，使得个体受其他参与者影响而产生的积极或负面的行为有了合理化解释。社会偏好模型假设，个体可能会关心分配给他人的物质资源。用｛1，2…，N｝表示不同的人，用

表示某一可行的集中物质资源的分配。假设x[，i]表示第i人的物质收入，传统假说认为第i人的效用只取决于

，社会偏好理论认为如果任何水平的

都会受

的影响，j≠i，则个人i有社会偏好。

      (一)不平等厌恶下效用损失的研究

      不平等厌恶是社会偏好的一种，即人们不仅关注自身利益也关注自身与他人的公平性。与前述假设个体效用随着他人福利单调增加或单调减少不同，不平等厌恶下他人对自身效用的影响是双向的。Loewenstein et al.(1989)，Bolton(1991)，Fehr and Schmidt(1999)及Bolton and Ockenfels(2000)均发展了“不平等厌恶”模型。其中，最为经典的是Fehr and Schmidt(1999)模型(记为F&S模型)。该模型提出：收入的不平等分为收入超过别人的优势不平等和收入低于别人的劣势不平等，两种不平等都会伤害人们的效用水平，存在效用损失。所以，个体会有动机改善这种不平等，当其收入领先于别人时，他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而当落后于别人时，他会做出“帕累托损耗”的行为去损害别人。且由于劣势不平等时的效用损失大于处于优势不平等时的损失，所以人们在处于劣势不平等的时候会更痛苦，有更强烈动机去损害别人。

      后来的Bolton and Ockenfels(2000)在此基础上引入信息不对称条件，结论是参与者会采取行动使他们获得的份额接近平均值，无论他们起始获得高出还是低于平均值。

      Fehr、Schmidt和Bolton、Ockenfels经常定性地发现在两人游戏中相似的结果，而在多人游戏中会有有趣的差异。在研究这种差异时，两项研究并不一致。Fehr和Schmidt假设参与者单独比较自己与其他每个参与者的情况。这说明他们对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取决于与这个参与者不同的收入差距。而Bolton和Ockenfels认为，决策者不仅关心每一个对手，还关心所有参与者的平均收入。

      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它们都只研究了一个维度的不平等(无论是相对于个体，还是相对于群体)，但是实际上这种收入差距在现实中分为两类：一是个体与其参考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一是个体与其被捐赠对象的不平等。所以，组间优势不平等和组内的劣势不平等两者同时存在，都可能在不平等厌恶的动机下影响个体利他捐赠者行为。而这两种不平等的作用机理是否一致，又如何共同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至今尚未见有相关研究。

      (二)不平等厌恶与纯粹利他行为的研究

      所谓利他行为，广义是指一个个体的行为对接受者带来好处的同时，对行为完成者没有明显利益甚至带来损失的一种行为。已有文献将其区分为纯粹的与不纯粹的利他。根据Andreoni(1989，1990)的研究，在同样的利他行为背后有不同动机，纯粹的利他动机是捐赠者希望能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公共商品提供，介意或不介意是否有可见或不可见的对自身的回报(Roberts，1984；Becker，1974)。而不纯粹的利他动机主要是指利他者的行为决定会影响到他的声誉、个人效用以及被尊重甚至消费等，各种各样的影响会被利他者视为回报，从而影响了捐赠者的效用(Kingma and McClelland，1995；Smith et al.，1995)。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本文仅研究纯粹利他行为。

      不平等厌恶与纯粹利他行为的关联是一个很难测度的问题。特别是利他行为后面的动机难以测度，也就难以量化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为解决上述难题带来了曙光。在实验条件下，人们的初始禀赋差异被标准化为实验经济学下的筹码或现金，人们的行为由于必须遵从实验规则而大大简化，因而人们的偏好可以清晰地显示在实验数据中，这就使对由于差异厌恶而导致的利他行为量化研究具有了可能性。目前来看，差异厌恶下的效用损失对个体利他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基于公共品实验与独裁者实验，其中公共品实验研究中个体公共品投资行为不能被视为纯粹利他行为，因为实验者会介意且有可见的源于公共池对投资者自身的回报，不是纯粹利他，而独裁者博弈实验可用于纯粹利他行为研究。

      独裁者博弈实验将实验参与者分为支出者和接受者，分置于两室中。实验中，支出者(捐赠者)得到由实验方发给的初始资金，接受者无初始资金，然后让支出者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将自己初始所得资金的一部分捐赠给接受者，实验中作为接受者没有任何回应的权利，只能任凭支出者“独裁”，决定分出多少所得给接受者。这一实验考量了个体的纯粹利他行为偏好①，因为在实验设计中支出者(捐赠者)对他人的捐赠无可见或不可见的对自身的回报。正如Camerer(2003)指出的，之后过多的独裁者博弈实验研究复制了或细化了独裁者利他捐赠分布的结果，并衍生出更多的深入探讨“独裁者”动机的实验，研究偏向于设计给“独裁者”更多的策略选择，并探讨策略集分布的作用。比如，研究者发现当策略赋予独裁者可以从其他参与者那里“拿到”钱的权利后，许多参与者就不愿意捐赠了。它试图解释为什么个体行为在不同的策略集中对同一策略有不同的态度，而其行为背后的“道德”成本如何计量。但是实验中初始禀赋的不平等下支出者之间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支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不平等如何共同对实验中支出者捐赠行为的影响未见有专门、深入的探讨。

      所以总的来看，目前差异厌恶引致的效用损失对纯粹利他行为的影响尚未能得到统一结论；同时就研究方法与内容看也存在明显不足，缺乏统一有效的研究框架，未能厘清个体所得与其参考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组内不平等)、个体所得与其被捐赠对象的不平等(组间不平等)如何影响个体的捐赠行为。在社会慈善行为中，有两个阶层可被视为不同质的组：弱势接受捐赠群体组和潜在的捐赠组。捐赠者之间的不平等与捐赠者与被捐赠对象之间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平等厌恶的动机下作用共同影响个体纯粹利他行为(捐赠)②未见有深入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在现实捐赠行为中，个体面临两重不平等差异：一是捐赠者自身与贫困群体的绝对收入差异，在实验中变现为独裁者(支出者)与接受者的差异。二是捐赠者自身与社会中其他潜在捐赠者的相对收入差异，即支出者之间的初始资金的差异。这一差异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优势差异，即独裁者资金高于独裁者群体的平均数；二是劣势差异，即独裁者资金低于独裁者群体的平均数。这两重不平等在当前贫富不均的现实中究竟对捐赠行为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是否是影响捐赠行为的重要变量？明晰这一点不仅理论上有所创新，对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路径选择也至关重要。

      三、实验设计

      (一)被试选择与实验环境

      本文实验以经典独裁者实验为参照，并在独裁者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围绕初始不平等对捐助的影响展开，实验设计如下：

      实验选取的被试是扬州大学的40名本科生。实验参与者将被分成人数相等的A、B两组，每组20人，让他们分别待在相邻的两个房间，并宣称在A、B组参与者之间随机配对，A、B两组同时作为独裁者，但在A组为独裁者(支出者)的实验中，则实验时宣布B组为接受者；B组为独裁者(支出者)的实验中，则宣布A组为接受者。初始资金按随机方式发放，每一个独裁者(支出者)可以保留全部随机获得的游戏币，也可以分出若干给予他配对的在相邻房间的匿名的接受者。所有游戏币将在游戏结束后兑换成现金，以保证其决策认真、真实。

      (二)实验设计机制

      实验按组间不平等的强弱与组内不平等的强弱将收入分布设计为四种(见表1)，按照四种方式随机发放游戏币数。实验过程中，接受者在另一个房间等待，除了接受捐赠以外，不需要做其他事情。支出者和受赠者的角色是固定的，不互换。每个支出者都与一个接受者配对，但配对是匿名的。每次筹码发放之前实验者会告诉大家筹码的分配方案，所以每人会知道手中的筹码相对于其他人是多还是少。

      第一种：A组的独裁者随机获得｛80，82，84…，120｝中的一个数，｛80，82，84…，120｝是一个间隔为2的等差数列，均值为100。共进行6轮，轮次为1到6轮，作为A1组，代表组内收入不平等程度低。

      第二种：A组的独裁者随机获得｛20，28，36…，180｝中的一个数，｛20，28，36…，180｝是一个间隔为8的等差数列，均值为100。共进行6轮，轮次为7到12轮，作为A2组，代表组内收入不平等程度高。

      第三种：B组的独裁者随机获得｛40，42，44…，60｝中的一个数，｛40，42，44…，60｝是一个间隔为2的等差数列，均值为50。共进行6轮，轮次为1到6轮，B1组，代表组内收入不平等程度低。

      第四种：B组的独裁者随机获得｛10，14，18…，90｝中的一个数。｛10，14，18…，90｝是一个间隔为4的等差数列，均值为50。共进行6轮，轮次为7到12轮，B2组，代表组内收入不平等程度高。

      A组初始所得均值为100，代表支出者与接受者组间收入差距大，分两个实验阶段，第一阶段1—6轮的组内收入差距较小，我们称之为组间强组内弱不平等组(A1)；第二阶段7—12轮组内收入差距拉大，我们称之为组间强组内强不平等组(A2)。B组的初始所得均值为50，代表组间差距小，也分两个实验阶段，第一阶段1—6轮的组内收入差异也较小，我们称之为组间弱组内弱不平等组(B1)；第二阶段7—12轮的组内差异较大，我们称之为组间弱组内强不平等组(B2)。具体参见表1。

      

      为更清晰地看出收入不平等的分布状态，将四组支出者所得用折线图表示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直观看出每组支出者所得差异，其中A1组、B1组组内收入差距小，A2组、B2组组内收入差距大，A1组与A2组组间差距大，B1组与B2组组间差距小。B1组组内组间都为不平等程度弱，A2组组内和组间不平等程度都较强。

      

      图1 四组支出者所得折线图

      四、实验结果及分析

      (一)统计描述分析

      计算四组平均所得、平均支出以及平均捐赠比率(支出总额/所得总额)，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均值为100的A组捐赠无论是平均支出还是平均捐赠比率明显高于均值为50的B组的捐赠，说明初始收入差距与捐赠支出差异的关联明显。其中A组中，A2组(组内收入差距大的阶段)小组捐赠均值与捐赠比率明显高于A1组(组内收入差距小的阶段)，同样在B组中B2组(组内收入差距大的阶段)的小组捐赠均值与捐赠比率明显高于B1组(组内收入差距小的阶段)，其中A2组的数额最大，分别为44.97和0.47，B1组的数额最小，分别为15.7和0.32。A2组为初始禀赋为组间强组内强不平等组，平均支出和平均捐赠比率最大，B1组为初始禀赋为组间弱组内弱不平等组，平均支出和平均捐赠比率最小，意味着组间组内不平等程度越强，可能平均支出和平均捐赠比率越大，支出者的捐赠支出与收入分布的不平等程度有关。

      从表3中可以看出，每组的优势不平等组平均支出都高于劣势不平等组，其中A2组的优势不平等组的平均支出最高为60.63，说明组间组内都处于较强优势不平等时，平均支出最大，B2组劣势不平等组的支出最小，说明支出者处于组间优势不平等弱而组内优势不平等强时，平均捐赠支出最少。值得关注的是，高收入组中劣势不平等的平均捐赠比率略大于优势不平等，似可解释为捐赠支出有一定的惯性，即使收入有所下降，也保持了相应的捐赠水平，相对于下降的收入而言，捐赠比率就显得高。这一假设将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本文接下来通过回归方程进一步分析收入在组内及组间不均等状态与捐赠行为的关联。

      

      (二)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四个模型综合分析支出者收入、支出者所在的组别以及在组别中所处的态势对其捐赠的影响。模型1将支出者收入与组别分设变量，分析其各自的影响；模型2将支出者收入与所在组别的乘积项作为重点，考察支出者所在的组别特征产生的影响；模型3将支出者细分为组内的优势不平等者与劣势不平等者，考察其对支出的影响；模型4将组内的优势不平等与劣势不平等两者与组别相乘为8个乘积项，反映支出者处于优势不平等时和劣势不平等时，不同组别特征对其支出的影响。

      支出者支出额作为被解释变量，用give表示，被解释变量为收入与组别特征，假设为个体捐赠不仅受其收入影响，还受到其组内的收入分布的不平等程度影响，同时也受到组间的不平等程度影响。支出者收入变量用get表示，四个组别分别表示为d3、d4、d5以及d6(A1组为d3；B1组为d4；A2组为d5；B2组为d6)，均为虚拟0、1变量。控制变量有：支出者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用gen表示，男性为1，女性为0；出生年月，用birth表示；家庭收入水平，用income表示，为支出者所在地区家庭收入水平等级，平均水平以上为1，平均水平为2，平均水平以下为3；家庭子女数，用children表示。对每个个体i设置模型如下：

      

      模型1中的

为支出者的捐赠支出额，为被解释变量；c为常数项；

为支出者个体特征变量，包括gen、birth、income以及children四个变量；

为响应的四个系数；

为组别虚拟变量；n为3至6；

反映不同组别对个体支出的影响；

为支出者所得；λ反映支出者所得对支出的平均影响程度。

      模型2中，

表示支出者所得g与组别变量

的乘积，

反映不同组别特征对个体支出的影响。

      模型3将组内的不平等细分为优势不平等与劣势不平等即支出者初始所得get在均值以上为优势不平等，均值以下为劣势不平等，

表示所有收入超过组均值

的优势不平等者，min[get-

，0]=g3为所有收入低于组均值g的处于劣势不平等者，

分别反映支出者所得为优势不平等与劣势不平等对支出的平均影响程度。

      模型4将组内的优势不平等与劣势不平等两者与组别相乘为8个乘积项，反映支出者处于优势不平等时和劣势不平等时，不同组别特征对其支出的影响。

      我们用OLS对上述四个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模型1主要考察所得对支出者捐赠支出的影响。从结果看，模型的检验结果良好，调整后的R平方为0.49，g、d4前的系数为1%水平显著，d6前系数为5%水平显著。这说明支出者收入g对其捐赠支出有正向显著影响。组别对支出也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对照组高收入组d3，低收入组d4、d6系数皆为负，说明不仅是个人收入，组别的整体收入水平对捐赠行为也有影响，低收入组群的个体相对于高收入组群捐赠倾向降低。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所得与组别的乘积项，进一步考察捐赠者隶属不同组别时初始所得差异下捐赠额的变化。从结果看，模型的检验结果良好，调整后的R平方为0.48，d4、d6、gd5以及gd6前系数都是1%水平显著，结果较为可信。具体来看，组别系数结果与模型1类同，低收入组d4、d6系数不仅与对照组d3相比均为负数，且负数绝对值大于另一个高收入组d5前系数的负数绝对值，进一步说明低收入组群的个体相对于高收入组群捐赠倾向降低，组间不公平程度越大，捐出越多。乘积项考量初始所得差异在组间带来的对捐赠的不同影响，gd5前系数为0.40，显著，在交叉项中系数最大，说明与收入水平高且组内收入差距小的d3组相比，同样收入的个体在组内收入差距变大的d5组有更高的捐赠倾向，组内整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影响存在。另一个显著的交叉项是gd6，系数为0.35，小于dd5前系数，说明当组内的不公平程度增加，低收入水平组的捐赠倾向仍然低于高收入水平组的捐赠倾向，组间不平等的影响力大于组内不平等。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收入分为优势不平等、劣势不平等两组，主要考察支出者所得的优势不平等与劣势不平等对捐赠支出的影响。模型的检验结果良好，调整后的R平方为0.49，g1、g3、d4和d6前的系数为1%水平显著，说明当支出者所得处于小组均值之上的优势不平等时，对其捐赠支出有明显正向影响；而当支出者所得处于均值之下的劣势不平等时，对其支出有显著负面影响，并且劣势不平等相对于优势不平等对捐赠支出的影响更大。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优势不平等与劣势不平等与各自组别的乘积项，考察在不同组别中优势不平等与劣势不平等对捐赠行为的影响。从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检验结果良好，调整后的R平方为0.46，结果较为可信。d4、d6、g1d5、g3d5、g3d6前的系数均为1%水平显著，其中，优势不平等在d5组对捐赠影响显著，劣势不平等在d5、d6组中对捐赠的影响显著，前者为正向影响，后两者为负向影响。捐出最少的组别仍为低收入水平组内收入差距小的d4组，在优势不平等与组别的乘积项中，g1d5前系数显著，为0.34，说明在平均收入水平高且组内收入差距大的d5组，优势不平等带来的正向激励明显。同样，在劣势不平等与组别的乘积项中g3d5、g3d6前的系数皆为负，且d5系数绝对值略大于d6，显示在高收入组中劣势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略大于低收入组。

      本文通过收入平均值不同的A、B两个小组的独裁者实验，分别考察了支出者在组内收入不平等程度弱和不平等程度强两个阶段中，捐赠行为的变化，并将组间收入不平等与组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力进行比较，试图由此分析公民与其参考群体的收入差异以及与被捐赠对象的收入差异如何共同影响公民的捐赠行为。实验数据显示：

      支出者初始所得对捐赠有明显正向影响。组别的整体收入水平对捐赠行为有影响，低收入组群的个体相对于高收入组群捐赠倾向降低。当组内的不公平程度增加，捐赠倾向也增加，但组间不平等的影响力大于组内不平等的影响力。

      就组内优势不平等与劣势不平等的影响而言，优势不平等时对其捐赠支出有明显正向影响，而当支出者所得处于均值之下的劣势不平等时，对其支出捐赠支出有显著负面影响，并且劣势不平等相对于优势不平等对支出的影响较大。同时，在高收入组中劣势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略大于低收入组。

      以上结论具有政策含义，即低收入人群虽然捐赠倾向略低，但是依然具有参与慈善的条件，而且从统计意义上看，处于收入劣势不平等者的捐赠比率并不低。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研究收入对捐赠比率的影响。本文的不足主要是样本不够大，可能代表性不够。其次，没有区分不同的收入来源，收入来源的性质不同可能会影响到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和捐赠水平，这些都将在今后的研究中改进并深入。

      感谢匿名专家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①经济学中第一个独裁游戏也可归于Daniel Kahneman，Jack L.Knetsch and Richard H.Thaler的游戏。他们让参与者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尽管是假设的)是将初始的20美元平均分配，独裁者和另一位参与者各得10美元，还是不均匀地分配(如一人18美元，一人2美元)。四分之三的参与者选择了平均分配。为了进一步研究最后通牒游戏中的第一个活动者，Forsythe et al.使用真实的奖金并更加集中活动集又实验了一次独裁游戏，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平均交换数大约是初始资金中的20%。正如Camerer(2003，表2.4)指出的，之后过多的独裁实验研究复制了这一结果，发现通常有60%的参与者会进行交换，平均交换数大约是初始资金中的20%。

      ②即捐赠者与被捐赠对象之间的组间差距与捐赠者之间的组内初始收入差异怎样共同影响利他行为未见有合适的针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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