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地了解，批判地超越——读“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中国论文,批判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克立教授的新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为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成果。
是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宏大体系中考察，还是拘定于一个为文化而文化的小圈子，这是区别一种文化及其研究是否具有开放性和生命力的重要条件。现代新儒学诸辈人一贯将中国传统儒学的研究置于世界文化大系统中比较、参悟，这也是其至今生息不止的原因之一。方著依此种同情之理解，从探讨现代新儒学的思想渊源入手，包括西方的柏拉图等古典哲学思想，现代柏格森主义，中国的先秦儒学及宋明理学，理清其脉络，充分肯定了现代新儒家开放的学术思维和传统的文化操守，并将其吸收到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来。如作者期望“在深入比较研究了世界各大哲学系统之后，会把中国哲学的特点更准确、更清晰地揭示出来，建构起更加符合实际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 （第569页）视角上采用东西哲学比较，或东亚文化圈内的地域比较等都有利于研究的深化，服务于文化的现代化。
方著以平实的态度，如实勾画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全书既有对儒学发展的总体的流变论述，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的形成都进行了系统的交代和分析；更有对现代新儒学的断代分疏，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第一代到杜维明、刘述先和成中英等第三代，都分别进行了论述。既有对代表人物的思想评点，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冯友兰的“新理学”、牟宗三等的“返本开新说”、杜维明的“创造转化论”及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等。也有对复杂的文化背景阐释，如科玄论战，“五四”前后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论战都作了细致的说明。作者还指出，现代新儒学前期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在对现实的切入中却表现得较为疏淡；而其后来学者则于理论体系上正处于构筑之中，但他们更敢于正视现实的格局而进行理论探讨。当然，这不是现代新儒家学者个人学术上的原因，而是历史时代使然。现代新儒家学者中梁漱溟、熊十力等处在水深火热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当时的世界科学水平及社会格局远没完善，而当代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刘述先等处在和平的世界大环境里，理论背景是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应该说，这种分析和结论是中肯的。正是在这种立体结构之中，方著从时间、空间维度，现代新儒学内外的思想流变等多视角展示了现代新儒学的全貌。
方著提出了“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这与其“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的研究原则是一致的。通过探讨学术史上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和“彻底重建”等各种理论，作者提出了学习、借鉴、继承、选择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域文化，即批判继承和“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综合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论，这对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作者指出，对于每一种文化思潮的研究，都要以世界背景下的时代精神为起点，辩证地看待。在讨论“文化中国”论时，作者指出，该理论具有感召力，能凝聚世界上华人的心志，取得方向上的认同，但同时也指出，考诸各地华人世界文化底蕴的相异之点即本质上的不同，“文化中国”论的民族出路是一种空泛之说，这也是中肯之论。
现代新儒家所关注和回答的始终不离“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主题，（第41页）其思想是由“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面临着深切的现代化问题”（第20页）而产生。基于现实服务的宗旨，所以，“现代新儒家的根本精神不在复古，而是企图以此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使之不至于失坠，保存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第71页）在当代中国内地也是“更紧迫地面临着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所以，中国内地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也反映在这一点上。而且现代新儒学的影响，着实存在于当前的学术界，其思想内涵也有很多可补益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的成分，这对于现代新儒学也有其十分必要的促进作用。现代新儒学“收拾不住”的局面一跃变为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显学就证明了这一点。方著对此有着深切的关注。现代新儒家反对西化派否定传统的态度，主张继承优良传统，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方著对此持欣赏、肯认的态度，认为对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补益，尽管对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用人文主义的道德主体来实现转化社会政治的宏愿表示不敢苟同。方著这种现实的抉择是有其原因的：一则现代新儒家的“由内圣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的主张缺失了物质的基点沟通；另外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现实与现代新儒家第三期所指的后现代化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结论的意义在于用理论疏通了现实的文化建设的症结之处，有利于培养学术落归现实的风气。
方著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内地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状况，有课题之缘起，也有十几年来内地的研究态势和成绩等。到1997年，课题组已出版了现代新儒家的学案、研究丛书、辑要、论文集及部分专人研究在内的约1400万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从宏观到微观，从专人到专题，几乎涉猎到现代新儒学的所有领域”。（第609页）所以， 海外学界也评价为“客观、平实、公正、全面”。但是，方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指出，内地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总的还停留在介绍、评述、分别进行专人、专题研究等基础性工作上，新儒学研究真正高水平论著还没有出现”。（第622 页）这也就确定了内地新儒学研究在进路和层次上都有待深化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