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弄臣”——达里奥#183;福与他的讽刺喜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弄臣论文,喜剧论文,达里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度诺贝尔奖文学奖颁给意大利戏剧家、演员达里奥·福，他在贬斥权威并维护受压迫者尊严的喜剧创作中，继承了中世纪丑角的精神。”
——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一、瑞典皇家学院的惊人之举
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结果的揭晓，总会使一部分人惊诧莫名。而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落在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编剧和导演达里奥·福头上，连文学界一些老谋深算的人都不知所措了。一时间，毁者痛心疾首，誉者则奔走相告，授奖本身也成了新闻热点。
中国人对达里奥·福的了解更为有限，消息公布之后许多人在互相发问：达里奥·福何许人？其实达里奥·福在1970年曾到中国做过私人访问。当时他的革命热情正处于高涨阶段，前来中国也许是出于对“世界革命中心”的向往。由于这次访问未事张扬，加之当时的特殊社会环境，一般国人并未留意。70年代他的作品被介绍到东欧，引起一阵达里奥·福热。国内的戏剧杂志也曾对此有过报道，但同样未能引起公众关注。
达里奥·福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得知这个喜讯的。10月9日他在罗马拍完一个电视节目驾车回米兰的途中，一位记者收听到了电台广播，追上他的车子向他打出了“达里奥·福，你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标语，他吃了一惊。他说：“当时我目瞪口呆，半个月前我就知道我进入候选人的最后竞争，但我并没有希望能得到它，当然与皮兰德娄、贝克特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很惬意的。”
达里奥·福对能否获奖没有把握，但他对受奖自认当之无愧，而且认为对喜剧演员来说，早该如此。他说：“……这个诺贝尔奖不只是给我一个人的，而是给所有那些从事戏剧的人的。这是第一次把诺贝尔奖给了一个作家兼演员。第一次认识到，不仅写出来的语言有价值，说出来的语言也同样有价值。皮兰德娄是一位非凡的戏剧大师，但他没上过台，我却上台了。这样，这个诺贝尔奖就意味着对戏剧演员的一个鞭策。喜剧演员自古便被强权所禁止，被皇帝下令放逐，这些可怜的江湖艺人，今天可以用这奖来昭雪了。”他的妻子拉梅认为：“瑞曲文学院把文学奖给予福是对的，福所受的委屈很值。”
诺贝尔奖委员会所选的作家一般都是政治上争议不大的作家，因此有人认为这个委员会不敢过问重大社会问题。这次对达里奥·福的授奖，可算是一次校正。但在18位委员中，只有13人投赞成票，这也说明委员们对此事仍有重大分歧。
这种分歧在意大利国内表现得更为明显，梵蒂冈的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态度就相当激烈：“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近年来授奖给不太知名的作家，不太懂行的人说这是因为知名作家的上乘之作太少，其实授奖给连其基本作品都有问题的作家才是不可思议的。”梵蒂冈人士甚至说：“把诺贝尔奖授给一个江湖艺人是没有头脑的选择。”意大利新纳粹组织民族联盟党领袖菲尼对达里奥·福获奖表示震惊，他愤怒地质问：“达里奥·福究竟对意大利或世界文学做过什么贡献？”
文学界也有人持反对意见。86岁的意大利文学评论家卡洛·博则说：“没有人料到他会获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一切在变，甚至文学也在变。我太老了，实在搞不懂其中的原委。”文学评论家贝拉伍迪奈认为达里奥·福“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作家”，对达里奥·福授奖是“国外对意大利的当代文学不了解的极端现象”。当然他坦言，他“不喜欢作为演员的达里奥·福”。
福的获奖在他的同行中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上届诺贝尔奖得主，波兰女诗人申博尔斯卡听到达里奥·福获奖的消息后说，除了衷心祝福他外，也希望他身体好，能忍耐。因为他未来这一年会很难度过的。知名度往往是个大累赘。她还表示，很高兴以后有机会在波兰剧院欣赏达里奥·福的戏剧。在意大利，包括现任文化部长维尔特·洛尼在内的左派知识分子与政界人物对他的获奖都表示高兴。哥伦比亚小说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打去电话向达里奥·福祝贺。意大利最著名的导演斯却勒说：福的获奖使“意大利文学和戏剧有了更高的声誉，作为欧洲人和戏剧工作者，我们为他感到荣幸”。喜剧演员阿尔贝尔说：“这是对一位优雅、宽容、蔑视权贵、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的承认，终于扩大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概念。”
不管怎么说，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他的作品在欧洲受到广泛的欢迎，他是当前作品被演出最多的一位当代戏剧家。
有论者认为，“本年度诺贝尔奖的选择，是对欧洲现代派戏剧传统与欧洲喜剧传统相结合所表示的敬意。”实际上它也是该奖开阔视野的一种迹象，把诺贝尔奖奖给一个江湖艺人、一个“人民的弄臣”，也完全符合世纪末平民化的潮流。
二、游戏的反抗者
达里奥·福以在舞台上逗乐为职业，观众的笑声是他艺术劳动的伴随物，但是沉淀在笑声底层的是淡淡的酸楚和隐约可闻的低沉的怒吼。布衣之家的出身和流浪艺人的经历使他只能如此。
达里奥·福1926年3月24日出生于意大利伦巴第区瓦莱萨的桑加诺镇，该镇距文艺复兴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的米兰不远，中世纪以来的几百年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他的父亲是铁路工人，靠自己的奋斗当上了火车站站长。母亲是农场工人。福自称“我从来就是无产阶级大众的一分子，我和玻璃匠、渔夫和走私犯们生活在一起，我耳濡目染，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以笑为手段讽刺世上的不公、不义和伪善。我生而具有政治立场”。青少年时代他曾帮助父亲把受伤的盟军士兵送到中立国瑞士。
福从小就笼罩在意大利通俗演出艺术和叙事文学传统的氛围中。他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民间说唱艺人，他的父亲也有登台演出的经历。因此戏剧的因子早已渗透到他的天性中去了。40年代，他在米兰艺术学院学习过艺术、建筑，还在享有盛誉的布尔拉学院学习戏剧布景设计。
50年代初的意大利还是一个“贫穷的帝国主义国家”，差不多2/3的人每周只能吃一次肉。出身贫民的达里奥·福相当苦闷，有一度甚至陷于精神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戏剧能使他精神放松下来。这一时期他在有表演歌舞的餐馆和小型剧场有过大量演出。1951年12月起，他参与了电台的系列独白节目《可怜的矮子》的创作。广播剧和幽默连环画一样，是40年代前、中期风行意大利的通俗文化样式，直到战后他们才被与“常设剧场”运动同时兴起的大众戏剧及新现实主义电影取代。达里奥·福演出的节目主要是由他改编的名剧和传说故事。但他往往将结局颠倒过来，使原来的弱小者、受欺负者获得胜利。
“戏剧疗法”给了他双重的收益：在戏剧艺术上有了长足进步，同时精神疾患也渐渐消失了。
1952年，福首次作为演员在米兰奥得翁剧院登场，演出的是根据他创作的广播剧改编的《可怜的矮子及其他故事》；1953年福与人合伙创办了名为“权力”的讽刺剧团，并与法兰科·巴莱蒂和朱斯蒂诺·杜拉诺合写了讽刺时事的剧作《眼中的手指》，在“米兰小剧场”演出，由福主演。“米兰小剧场”是意大利第一所固定剧场，创建者主张：“我们将在劳动人民中，在工人与青年中，在工厂和企业中，在事务所和写字间中，在各类学校中寻求我们的知音。这家剧院是一所向所有观众开放的艺术剧院。”1947年5月14日该剧院的首演剧目即是苏俄作家高尔基的《底层》。这个剧场与福早期的创作关系甚密，而其广泛的艺术活动，对意大利战后整个戏剧表演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创建是意大利戏剧界有识之士为创建大众化的常设剧场艰苦努力的结果。
1954年达里奥·福与著名女演员拉梅结婚。拉梅出身戏剧世家，她8岁起便跟随父母的流动剧团到处演出。她们是1951年在米兰的一次时事讽刺剧演出中认识的，从此成为最亲密的同志和最和谐的合作伙伴。他的戏剧有相当一部分是和他的妻子合作的。夫妇俩曾替一份周刊写专栏文章，用喜剧笔法针砭时弊，并且组成家庭剧团巡回演出。他们将当地的历史加以戏剧化再现的艺术手法和拉梅本人无可置疑的演出才能都是福后来戏剧创作中的重要元素。
1955年他完成了第一部长剧《大天使不玩台球》，从此放弃了原来的戏剧样式，转而模仿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他对苏联诗人、戏剧家马雅可夫斯基和德国表现主义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布莱希特极有兴趣。
福的作品为50年代的意大利观众提供了一种省察当下历史的全新的、奇特的角度。他的立意激烈的《极端健康》1954年在米兰小剧院演出时引起了各界的恼怒和严厉谴责，权力剧团也随之解散。此后福一度赴罗马涉足电影编剧，最重要的作品是1956年的《疯子》一片，同时他还为电视台写的电视剧《五里拉的小钱》。
1956年，福重回戏剧舞台，在米兰小剧院陆续上演了《小偷、模特和裸女》四部曲系列的前三部作品：《一个光身男人和一个长尾巴男人》、《死鬼们通信、男人们脱衣》、《不是所有的床都是坏事》（最后一部《粉刷工们没有回忆》至1975年才在该剧场上演）。1958年，福又为都灵固定剧院的“最后的喜剧家”活动创作并演出了四部剧。1959年，福开始作为艺术指导为电视台每周一次的音乐讽刺剧《谁看见了》工作。同年，他们夫妇俩创建了自己的剧团福——拉梅剧团，拉梅任女主角，福担任编剧、导演、男主角和丑角，这个剧团直到1967年才解散。
从1959至1967年初，论者称之为达里奥·福的“中产阶级时期”。这一段时期是意大利社会经济复苏的所谓“经济奇迹渐次显形，达于鼎盛又破产”的时期：工业起步，投机盛行，商人倍增，进入了所谓福利社会，而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也角逐争斗，联合、分化、再组。
1959年，福在米兰奥德翁剧院上演了《大天使不玩台球》，这是一部轻松幽默的喜剧，但是所含的社会批评视点一如既往。写的是，小伙子隆哥受一群小伙子愚弄，以为自己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安杰拉，不久发现安杰拉其实是个妓女。在一系列复杂离奇的事件后，隆哥从睡梦中醒来：这一切原来都只是一场梦。隆哥非常痛苦，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安杰拉。他痛骂和他一起玩台球的大天使们。而隆哥的梦也是一个预言：梦中婚礼场面的一切都在现实中重演了。在现实中隆哥控制住了局面，并最终得到了心爱的姑娘安杰拉。
这部戏有许多梦幻场景、错认、戏中戏，还有古典“艺术喜剧”的典型身体噱头。比如，当医生把耳朵贴到隆哥的胸前听心跳音的时候，那群小伙子站成一列，都作出同样的听诊姿势；在罗马政府内阁中的狂欢中，当隆哥试图索要他的津贴时，面前是一排小隔间和关着的百叶窗，但是他却从窗子底下抓住了办事员们脖子上挂着的印章，盖在他的文件上；以及隆哥在狗窝里扮演狗的滑稽场面、充斥于舞台上的丢裤子的滑稽表演等。虽然这是一部中产阶级戏剧，但达里奥·福后来的政治倾向已隐约可见。此剧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
1962年，福和拉梅参与了红极一时的电视音乐节目《如歌》的演出，由于无法忍受当局对节目的审查，二人拂袖而去。从此他们公开以叛逆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创作了许多尖锐的具有论战性的关于意大利社会和政治的讽刺剧和闹剧，用漫画和插科打诨的手段笑天下可笑之人。他们先后在米兰奥德翁剧院上演了《他有两支长着白眼睛和黑眼睛的手枪》(1960)，《偷一只脚的人会在爱情上走运》(1961)，《伊莎贝拉、三匹马和一个骗子》(1963)，《第七戒：少偷一点》(1964)，《总是魔鬼的错》(1965)。他们还在都灵卡里纳诺剧院上演了《我们讨论，我们歌唱》(1966)，在意大利著名的曼佐尼剧院上演了《要滚蛋的小姐》(1967)。这些作品“政治化”、通俗化倾向越来越强，也越来越不符合中产阶级审美趣味，越来越刺目刺耳。他大量借用、化用民间歌谣曲调，不遗余力地展示通俗文化的无穷魅力。这些作品被称为“人民政治戏剧”。
60年代后期开始的全球范围内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在意大利也是风起云涌，学潮此起彼伏，“占领校园”运动在全国蔓延。学运、工运、妇运互相呼应。1966年，福周游美国、古巴和东欧，他和拉梅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中产阶级小丑”。拉梅说：“除了最为反动愚钝的一小撮对我们怀有本能敌意的人外，大部分中产阶级、上流社会人士对遭我们迎头痛击的直接反应竟是愉悦！难道他们都是受虐狂吗？不，是我们在无意之中帮助他们消化了我们的作品。是我们的鞭打加速了他们的血液循环，我们之于他们，一如在清爽的蒸汽浴后来一点小小的皮肤刺激。换句话说，我们竟成了为这些丰衣足食、幽雅睿智的中产阶级服务的吟游歌者。中产阶级不介意我们的批评，尽管通过使用讽刺和荒诞技巧，我们的批评显得那样严苛，但是终究我们还是在他们控制之下的结构体系内暴露他们的堕落和罪恶而已。”
于是，他们决定彻底抛弃商业性剧场，全力为劳动阶级服务。他的作品在街头巷尾、露天市场、罢工者占领的工厂和马戏棚中演出。1968年，他们在意共的文化娱乐部支持下创建了合作剧院“新舞台”，这个戏剧团体致力于探索新的戏剧观念——推倒第四堵墙，请观众直接参与进来，演出结束之后与观众一起讨论成败。每场演出的最后版本实际上是由观众的意见来决定的。1968年，他们在热那亚青年剧场演出了布莱希特式的训诫剧《工人认字三百，老板认字一千；所以他是老板》、《把我绑起来，否则我就把什么都砸了》，矛头直指主流社会，同时也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的“革命不彻底性”。这使他们与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些文化领导人有了分歧，该剧团不久脱离意共解散。这一时期，意大利共产党已成为国内三大党之一，并一度获得多数选票，具备了问鼎执政党地位的实力，达里奥·福却毅然退出了意大利共产党。但是后来他对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仍抱支持态度。
由于他们的作品触怒了法西斯主义者，1973年，一群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劫持并且强奸了拉梅。但是夫妇二人并没向恶势力屈服，次年，在与当局进行长期谈判后，这对夫妇占据了米兰的一所剧院——自由宫。他们在剧院的墙壁上绘上了革命主题的图案，继续进行演出。观众席、入口、台阶、照明台和舞台两侧都坐满了人。
1969年，福在米兰上演了《滑稽神秘剧》，这部戏以中世纪寓意剧的形态进行结构，并有效地利用了丑角艺术的技巧，用十分灵活的手段处理当代意大利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病症。这部剧由一系列单人独白剧组成，每一单元的首尾两段独白均是直接针对观众而发。他形容这是“反向的拼死一搏”，对观众来说也是全新的“镇静体验”。全剧的主题是人类的苦难、怜悯和尊严。福告诉人们，一无所有的人们仍然有“笑”这个武器。
1970年，福与夫人拉梅一起创建了演剧团体“公社”，巡回演出于工厂、公园、体育场等公共场所，他们的团址最初也就设在科来达大街的一处工棚内。这一年，不畏强权、维护正义的福，在黑手党横行的米兰写成了剧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在论及这出戏时说：“该剧主人公的荒谬行为使官僚们的谎言昭然若揭。”70年代他们合作的戏还有：讽刺60年代末70年代初暴政和恐怖主义的《联合起来共同战斗，但请你原谅，你不是老板吗？》(1971)，《砰、砰、砰，谁来了？原来是警察》(1973)；反映妇女问题的《让我们谈谈女人》、《上床、吃饭、去教堂》、《成人的兴奋》和《两贼之间》。
1980年，美国政府拒绝发给福入境签证，因为他是个支持囚犯组织的会员，同时他又是个共产主义者，是意大利左派的代表。1984年，在里根总统的干预下，他才得以和妻子前往纽约，观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演出。进入老境，他们夫妇俩的麻烦事还是不少，1997年5月，福差点被人绑架，警方从一个名叫瓦拉里奥·雷蒙迪的绑架者的交代中得知，他曾计划在意大利北部亚德里亚海滨的别墅中绑架这对老夫妇，以便狠狠敲诈一笔。
近年来他们正致力于妇女题材的作品。福还为夫人写了表现女权运动的剧本，结集成《女性角色》，剧中讽刺了意大利传统男人对女人的看法，由他的夫人在欧美各地演出。《大胸魔鬼》，最近完成。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此剧正在意大利公演。
诺贝尔奖文学奖委员会称他“擅长以中世纪弄臣的方法来痛斥当权者，进而维护受压迫者的尊严”。他的作品“同时具有逗人发笑，引人入胜并为读者提供多种视角的力量”。的确，在嬉笑怒骂和严肃的反省中，他使人清楚地看到权贵的真面目和社会的不义，因此获得了“人民戏剧家”的称号。
1996年他70大寿时说：“写了47个剧本，导演过80出戏，谱了70首歌曲，还画了数不清的画，我此生无憾。”
三、福的主要作品
达里奥·福自称是“人民的游吟诗人”，“创作有战斗性的戏剧”是他的座右铭。因此他的作品总是在诉说大众所关心的话题。他非常精通各种制造剧场效果的窍门，他的作品都十分注重调动观众的参与热情，扣动观众的心弦。
《一针见血》(1954)是处女作，对装腔作势和虚假的英雄主义进行嘲讽。
《滑稽神秘剧》（1969年问世，系列剧）从中世纪游吟诗人的作品中撷取素材，对中世纪传说加以整理、加工和再创造；形式也借中世纪街头剧的形态，无布景、道具，一个演员演独角戏。剧中对《新约圣经》的随心所欲的解释，让意大利的主教们感到窒息。在1968-1970年间18个月的巡回演出中，大约有一千万人观看了这出戏，影响空前。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70)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政治讽刺剧，是他的代表作：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带到了警察局的办公室，他这已经是第12次进警察局了，但是却从未被判过刑。因为他自称是个精神病患者、疯子。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负责。
疯子喜欢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达到痴迷的地步，今天他又自称是上面派来的法官，要来澄清一个案子，那个案子涉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杀。警官们对他的真实身份心里没底，想赶他走，但是他总是以新的面目又返回办公室，经过一番表白，再次使人们对他将信将疑。警察们只得配合他，向他提供有关那个案子的情况。警官们的说法各有不同，前后也有矛盾，这使他们显得越来越被动。
这时又来了个女记者，她也想了解那个案子的真相。疯子便显出诚心保护警察的样子，多方为他们开脱，并且使人们相信他其实是个主教。但是“主教”的话总是语带双关，其中充满一个一个的小圈套，使得警官们不由自主地把事实真相渐渐说了出来：原来当初那个被控告在火车上放置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未犯罪，他也没打算自杀。可是在警察的严刑拷打之下他被打死了。警察为了掩盖事实，便把死者的尸体从楼上的窗户里扔到大街上，说他是畏罪自杀。
警察们渐渐意识到已经说出了全部事实真相，十分后悔。他们想弄清面前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他们翻检他带来的包，发现里面有精神病治疗手册，有各种文件，表示他曾经是美术教师、职工医疗互助会会员、妄想狂患者、纵火狂患者、诈骗者、冒名顶替者、伪造者……他去过全国所有的精神病院，作过环意大利之游……
在警官们被这一切搅得晕头转向时，这位疯子又声称他的包里还有个录音机，今天的全部谈话已被他录了下来。他将把这些材料公诸于众。原来他并不是个疯子，而是个头脑十分清醒的调查员。
这出戏是对司法和警察当局的尖锐批判。
此剧的演出在整个欧美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
《喇叭、小号和口哨》(1981)，写菲亚特集团大老板阿涅利在一次车祸中负重伤，被一名菲亚特的工人搭救，在医院里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证。医生根据上面的照片对老板进行手术整容，使他同那个工人一模一样，并由此产生种种戏剧性效果。在剧中，荒诞、幽默、讽刺融于一炉，有着奇特的艺术效果。
《伊利莎白塔》(1984)是又一个古剧翻新，剧中的主要人物阿尔内基诺是中世纪即兴喜剧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行当。哥尔多尼用他作了《一仆二主》中的仆人，达里奥·福保留了即兴喜剧中这个人物粗俗机智的特征，又赋予他现代思想，使他成为平民大众的代表人物。
至今为止，达里奥·福的主要剧作已被翻译为十几种文字，在各国上演。
诺贝尔文学奖极少奖给戏剧家，更少奖给演员，德里奥·福以喜剧演员获奖，是十分罕见的（在诺贝尔奖授奖史上这是唯一一个）。这说明他的作品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也说明他所关注的问题，足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存的人们当中引起强烈共鸣。中国的戏剧界，剧本创作贫弱已经是个积重难返的问题。北京人艺一直在呼吁以重金收购剧本，但是长期以来不但好的剧本如凤毛麟角，勉强够上演水平的剧本也难得一见。话剧市场潜力需要好作品的刺激，从而释放出来。1998年10月，独立制作人郭富民策划制作，孟京辉导演，中央实验话剧院和信都北方公司出品的达里奥·福代表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将在中国首演。这次演出无疑会在新老观众中、在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当中产生震动，它不但对剧院经营上的低迷状态是个刺激，对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也将是个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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