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的出版经过、思想价值及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本主义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出版经过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篇重要文章。对于它的写作背景，毛泽东在1961年3月23日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一个说明。他说：“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以前的事。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1929年12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1930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1]
毛泽东所说的“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其代表是1929年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指导工作的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刘安恭到红四军后，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夺取了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并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在工作中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当时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左”倾认识和“左”倾政策出发，对红军实行错误的领导，使革命遭受了很大损失。这种局面直到1929年12月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才得到纠正。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批评刘安恭敬等人的，就是批评他们所代表的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上级决议和指示出发来指导革命工作的恶劣作风。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主要是指总结了当时与刘安恭等人的恶劣作风做斗争的经验，是在此基础上写出来的。所以他在另一个场合谈到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时，曾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2]252
毛泽东为了批判刘安恭等人所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当时连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在江西寻坞县写的一篇短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后来他觉得这篇文章太短，没有把道理说透，不足以说服党内的同志，就又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调查研究》。两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一致，不过后面一篇对反对本本主义有更多的发挥。这两篇文章当时有油印本，但后来在战乱中都散失了。它们是毛泽东喜欢的两篇文章，他对它们始终萦绕于怀。建国后他曾派人到处寻找它们，但一直都没找到。
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在收集革命文物时，在福建省意外地收集到了《调查研究》一文的石印本。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1961年初。当时他为了纠正党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正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在这样一个时候，找到这篇散失已久的文章，他感到非常高兴。1961年3月，他在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都提到它。特别是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详细地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文章的主要目的和内容，希望这篇文章对全党正在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尽管毛泽东对这篇文章非常喜欢，但他并不赞成马上把它公开发表，只同意先在内部印发。印发之前，他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这种修改主要是把一些过时了的用语改成更易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的用语，如把“布尔什维克”改为“共产党”，把“苏维埃”改成“政府”，“六次大会”改为“党的第六次大会”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党内许多同志要求公开发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前，他对文章做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修改：一是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二是在文章的最后定稿上，加写了一句后来被广为征引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句话对整篇文章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它虽然是加写上去的，但其所包含的思想在文章中是本来就有的。除了这两个方面的修改外，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对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修订。
文章发表之前，田家英还为这篇文章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协助毛泽东确定了文章的写作时间。最初，毛泽东回忆说这篇文章是1929年写的，田家英对此表示怀疑。他于是找人将毛泽东1929年1月至1930年8月这段时间的活动搞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将写作时间最后定为1930年5月。
作了上述加工后，1964年这篇文章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首次公开发表。[3]
从《反对本本主义》的出版经过，可以看出：
第一，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很早，但公开出版却是迟至30、40年之后，这种情况在出版史上虽然不是没有，如中国历史上就有少数的优秀著作是在写作完成几百年后，才得到公开问世的机会，但总的来说并不多见。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表面看似乎是因为文章散失了很长时间，但实际上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在党内的地位受到压抑是有关系的。因为受到压抑，这篇有着重要思想价值、对于中国革命能够产生重要指导意义的文章，没有能够及时得到公开发表。如果当时能在党内刊物上公开发表，也就不会发生后来文章的散失了。
第二，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出版是非常慎重的。他自己虽然很喜欢这篇文章，但在找到这篇文章后并没有急于发表，而是先在党内印行，直至1964年才公开发表。毛泽东对待出版文章、著作的这种慎重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第三，对这篇文章的出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不仅将找到的这篇文章及时送到毛泽东手中，而且协助毛泽东确定了文章的写作时间，并对文章的文字作了一些修订。这篇文章的出版历史，应该是和田家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二、思想价值及实践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它的主题是论述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及调查工作的方法。这从文章最初的题目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初重新找到这篇文章后，毛泽东将它的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也说明了这一点。这篇文章第一个方面的思想价值在于：在论述为什么在革命工作中要开展调查研究，怎样开展调查研究等问题的同时，正确地解决了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何对待上级决议，如何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制订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等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从而初步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一开篇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4]48他认为，如果对某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没有调查，就随便发表意见，这等于是闭着眼睛瞎说一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的途径是迈开双脚，深入群众的斗争实践，去收集材料，了解情况；或者召集各种了解情况的人开调查会，把发生问题的原因弄清楚。情况弄清了，原因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产生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在强调调查研究重要性的同时，毛泽东着重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而且盛行一时的“本本主义”。这是一种不问客观实际情况如何，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是一种机械盲目地执行上级决议，而不管这种决议在实际斗争中是否能够行得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是一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党的策略路线之所以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作怪。毛泽东认为：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表面上是完全而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但实际上，“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4]50
在批判了“本本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后，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中国革命斗争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欢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应该遵循的思想路线，而且实际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这是这篇文章最主要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反对本本主义》第二个方面的思想价值是：毛泽东在论述如何开展调查研究时，强调了要到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强调了正确的斗争策略是来自于群众的斗争实践，来自于实际的经验。他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4]55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群众路线的部分重要内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方法。
《反对本本主义》第三个方面的思想价值是：毛泽东强调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靠中国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斗争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才能取得胜利。这实际上初步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与西方国家和俄国社会不同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能照搬照抄十月革命的经验，而必须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不可能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社会主义苏联对中国革命虽然是支持的，并且也给予了一定的援助，但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在很多情况下是从苏联的民族利益出发的，是有条件并且是有限度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依赖苏联的援助，而必须把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我们什么时候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什么时候就能更加顺利的进行，就会较少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路线的干扰；什么时候这一点做得不好，什么时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就会出现一些波折甚至受到损失。所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很大的。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基本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之后，毛泽东正是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一步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其实践意义却不能与其思想价值相提并论。这篇文章写成后，并没有能够公开发表，因此其传播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在党内产生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它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所产生的指导作用也是很小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有关，他当时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毕竟还不是全党的领导人，还只是某一个方面的领导人，他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只能影响他所领导的江西革命根据地，甚至在江西革命根据地，这种影响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有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半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特别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相当流行。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其矛头直指“左”倾教条主义，当然不可能得到中共高层的认可。这样，这篇文章也就不可能对全党发生影响，甚至公开发表都不可能。后来，毛泽东确立了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有了发言权，但是这篇文章却由于辗转迁徙而丢失了。因此，这篇文章问世后大约有30年的时间，对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所起的指导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20世纪60年代初，这篇文章被重新发现，当时毛泽东正在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对这篇文章本来非常喜欢，丢失之后一直念念不忘，这次能够重新找到，对他来说是一种惊喜；当时全党正在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需要有理论指导，《反对本本主义》的内容是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正好可以起到这种理论上的指导作用，这对他来说是二重惊喜。所以他接连在几次会议上介绍这篇文章，在1961年3月23日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是详细地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并结合当时党内存在的不了解实际情况，不重视调查研究等问题，逐节地讲解了它的主要内容。他说，这篇文章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但它现在还有指导作用。它的指导作用就在于“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2]256这篇文章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党内印发，对当时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应该说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1961年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不遗余力的提倡，另一方面也由于这篇文章所提供的理论指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些极“左”的农村政策被纠正，经济困难的局势也得到了迅速扭转。所以，在时隔30年后，这篇文章终于发挥了它的作用。到了这时，它不仅具有了思想价值，而且也产生了实践意义。这种情况说明，任何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可能对人们的实践发挥影响，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再好的思想，再好的理论，都有可能湮没无闻。《反对本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主要因为当时占党内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还不能容纳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不足以使他向全党推广这种思想。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篇文章能够发挥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以及现实政治实践的需要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