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元看货币一体化的发展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前景论文,欧元论文,看货论文,币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月1日，欧元进入账面流通。2002年1月1日，欧元现金开始流通，从2002年3月1日起，欧元作为惟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虽然在欧元进入流通以前，人们对欧元寄予厚望，但是自从欧元进入流通以来，欧元区的表现却差强人意，经济增长乏力（见图1），劳动生产率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连续三年超标。虽然欧元区经济表现不好受到了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但是就我们研究的结果来看，货币一体化显然是造成欧元区经济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货币一体化对欧元区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一，货币一体化产生的通货膨胀效应；第二，货币一体化造成的差别产品效应和国际竞争力的削弱；第三，货币一体化带来的组织呆滞效应。其中，第一个效应是造成欧元区内需乏力、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第二个效应则是造成欧元区内新的贸易壁垒（即差别产品壁垒）的主要原因，由于差别产品壁垒的产生，货币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便被大大抵消了；至于由货币一体化带来的第三个效应，不仅没有能够带来欧元区货币地位的上升，反而使得欧元变成一种更加刚性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货币。
一 货币一体化的通货膨胀效应
欧元流通所产生的第一个效应是通货膨胀效应。从统计数据来看，当日本遭受通货收缩的痛苦时，欧元区国家却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通货膨胀现象，欧元区的广义
货币增长率逐年上升，1994年为2.3%，1995年为5.5%，1996年为4.0%，1997年为4.6%，1998年为4.8%，1999年为5.5%，到2001年时竟然高达1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广义货币如此快速的增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欧元区愈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倾向（见图2和表1）。
图1 欧元区1999～2003年GDP增长率（不变价）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4。
图2 1999～2003年欧元区总体和各国平均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4。
表1 欧元区国家年通货膨胀率(1999～2003)%
国家\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德国
0.6 1.4 1.9
1.3 1.1
法国
0.6 1.8 1.8
1.9 2.2
意大利
1.7 2.6 2.3
2.6 2.8
荷兰
2
2.3 5.1
3.9 2.2
比利时
1.1 2.7 2.4
1.6 1.5
卢森堡
1
3.2 2.7
2.1 2.6
西班牙
2.4 2.5 2.6
3.9 3
葡萄牙
2.3 2.8 4.4
3.7 3.3
希腊
2.1 2.9 3.7
3.9 3.6
芬兰
1.3 3
2.7
2
1.3
爱尔兰
2.5 5.2 4
4.7 4
奥地利
0.5 2
2.3
1.7 1.3
欧元区
1.1 2
2.4
2.3 2.1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4。
现在的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欧元区持续增长的货币供给，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不断超标的通货膨胀率？
（一）货币统一的政策效应
欧洲中央银行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保持单一消费者物价指数逐年递增率低于2%来维持欧元区内的货币稳定。但是，欧洲中央银行的这一最终目标很快就受到欧元区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的挑战，并迫使欧洲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容易引发欧元区通货膨胀的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决策，尽管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度设计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众所周知，统一货币的实施，使得欧元区的各个成员国丧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各国调节经济冲击的政策重任就必然会落到财政政策上。但是为了防止各国滥用财政政策，早在1997年，欧元区各成员国就签署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元区成员国每年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否则就可对其处以最高达本国GDP0.5%的罚款。
另一方面，在欧元区成立之前，为了顺利加入欧元区，各成员国也确实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力求使本国的财政状况达到公约所规定的要求，尽管各成员国几乎都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低生产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不景气。
在货币一体化和欧元正式流通之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欧元区各成员国为了使各自的经济能够从低生产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低迷状态下走出来，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力度较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有多个国家的财政赤字突破了条约所允许的程度。面对这样的局面，为防止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导致欧元区的解体，货币一体化以后的欧洲央行就不得不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满足各成员国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欧元区各个成员国之间显著扩大的通货膨胀方差足以证明这一点（见图3）。
图3 1999～2003年欧元区各国通货膨胀方差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4。
欧元区不断扩大的通货膨胀方差完全是由其集中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并存造成的。由图3可以看出，从1999～2002年，欧元区各国的通货膨胀差异在扩大。方差由1999年的0.51扩大到2002年的1.24，只是在欧洲央行果断地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后，才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落，到2003年下降到了0.86。这种情况表明，假如欧洲央行不采取比较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各成员国相互间不断扩大的通货膨胀方差就有可能导致欧元区的解体。然而，欧洲央行的这一举动虽然缩小了各个成员国相互间的通货膨胀方差，但是它却造成整个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超出当初规定的最高限。结果，尽管伴随着广义货币供应快速增长而来的是欧元区的失业率从两位数下降到1位数，且各个成员国违反条约规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收敛，但是通货膨胀却突破了预先确定的2%水平。
（二）欧元流通的技术换算效应
在欧元实际流通的时候，欧元与欧元区各国货币的汇率采用间接标价法，即将1欧元表示成折合多少其他国家货币的方法。折算率使用6位有效数字，其他国家的货币换算成欧元后，欧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的第三位则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形成的欧元与欧元区各国的原货币的换算汇率如表2所示。
表2 欧元与欧元区各国原货币的汇率
货币1欧元等于
比利时法郎 40.3399
德国马克 1.95583
西班牙比塞塔 166.386
法国法郎
6.55957
爱尔兰镑
0.787564
意大利里拉 1936.27
卢森堡法郎 40.3399
荷兰盾
2.20371
奥地利先令 13.7603
葡萄牙埃斯库多
200.482
芬兰马克
5.9457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1月1日。
从表2所列的换算比率来看，欧元区许多国家的货币在换算成欧元时，由于币值软弱，导致单位货币换算为欧元时，没有对应的货币单位。例如，1欧元＝1936.27意大利里拉，则1意大利里拉≈0.0005欧元，但是欧元发行的最小货币单位为分，没有1里拉对应的欧元货币单位。这样在意大利，一些相对便宜的物品，在欧元流通以后的标价就明显地提高了。比如价值10里拉以下的物品和服务，由于只能标0.01欧元，结果就大大提高了这些物品和服务的价格。不仅如此，任何物品和服务，在其标价中只要有10里拉或以下的尾数，也都只能标0.01欧元，比如110里拉标价为0.06欧元。事实上，除了意大利之外，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因此，原来各成员国的主权货币兑换欧元时产生的这种换算效应使得欧元区国家普遍地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通货膨胀倾向。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各国商品和服务的定价都存在着“路径依赖”，比如原来是标价1马克的商品，换算成欧元标价以后就需要找零，这样就会增加商品买卖中的交易费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人们就会逐渐地将欧元定价回复到欧元流通前马克定价的数值上。这种发生在定价机制上的“路径依赖”也对欧元区的价格上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预期效应
在讨论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策略的过程中，有一点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欧洲中央银行必须在以下两种可能性中选择其一：以控制货币供给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策略和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策略（艾芬阁和汉，2003，中译本）。显然，就欧洲央行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而言，它就必须选择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策略。当欧洲央行选择的是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策略，而实际的货币供给量又大到了使得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超过其预定的2%的控制目标，从而导致人们对其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表示怀疑时，就会发现，公众必定会对通货膨胀形成不可逆转的预期。而且，这种预期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引发经济滞胀。从图4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区的失业率虽然从2位数下降到了1位数，但是就业依然没有太大的起色，经济滞胀现象已经比较明显。
图4 欧元区平均年失业率(1999～2003)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4。
二 货币一体化的差别商品效应和竞争力效应
一般而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通常会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来自于贸易保护政策的限制；第二，由空间距离和运输成本所造成的贸易壁垒；第三，由货币因素所造成的贸易壁垒。货币因素之所以会成为国际贸易的一种壁垒，就是因为不同货币的兑换不仅会产生交易费用，而且还会因为各国政府对汇率的干预造成贸易双方竞争力的变化，进而对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世界经济中经常可以见到的竞争性汇率贬值现象，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贸易战。
为了避免这样的贸易战，欧元区国家决心实施货币一体化合作，开展这种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消除国际贸易中的货币壁垒来提高其内部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增加各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量和规模。但从目前欧元区的贸易情况来看，货币一体化的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整个欧元区的贸易流量并没有随着货币一体化的推进而增长。
从表3可见，整个西欧的对外贸易1995至2000年的增长率甚至比1990至1995年还要低许多，到了2000年以后，更是因为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使得西欧地区的对外贸易继续处在较低的增长状态。不仅如此，伴随着欧元区建立以来的贸易发展还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见表4）：第一，2002年与1995年相比，欧元内部的贸易总额并没有因为货币一体化而发生显著的变化；第二，2002年与1995年相比，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欧元区的对外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数量不等的下降趋势。现在的问题是：货币一体化为什么不能促进欧元区的贸易发展，反而导致了欧元区贸易状况的恶化？这可能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差别商品效应；第二则是国际竞争力效应。
我们先来讨论差别商品效应对欧元区贸易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按照新国际贸易理论，差别商品的存在恰好是国际贸易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克鲁格曼，2001，中译本）。但是，这一贸易理论所暗含的一个基本前提假定是：国外的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选择偏好只受其支付能力的约束，或者是产品品质的约束，从而可以根据其消费支出的预算约束来选择所能够并且也喜欢的商品来满足其效用最大化的消费需求。但是，实际情况是，受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多数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品选择时，大都具有本国产品的消费偏好。譬如说，英国人喜欢喝茶，法国人喜欢红酒和乳酪，而德国人喜欢啤酒，欧洲各国不仅饮食习惯不同，而且在生活习惯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有这些差异不仅为世界带来了可供贸易的差别商品，造就了各国之间不同的消费偏好，而且由于这种偏好大都具有本国特点，从而成为贸易的一种壁垒。在此，我们不妨把这种壁垒称之为“本国商品偏好”的贸易壁垒。
从国际贸易的这一壁垒来看，它很难通过贸易自由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加以消除，因为这一贸易壁垒产生于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它具有“自然性”，从而区别于那些由于各种各样的人为因素而形成的“贸易壁垒”。既然如此，那么欧元区国家试图通过货币一体化来增加区内的贸易流量和规模也就是徒劳的了。结果像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欧盟15国从1962到1990年，区域内贸易份额从56%上升到66%；但从1990年以来，欧盟内部贸易份额一直稳定在2/3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自欧元实际流通以来，区内贸易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出现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因为货币一体化打破了贸易的货币壁垒以后，欧元区国家的企业家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更加注重具有本国文化特征商品的生产，以便能够用新的“差别商品”壁垒来替代货币一体化以后不复存在的“货币壁垒”。
表3
西欧商品贸易
%
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
1980～1985-1 -3
1985～199016
16
1990～1995 7 6
1995～2000
2 3
2000
4 7
2001
0 -2
2002
6 4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3,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表4
西欧经济体内部的商品贸易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3,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国际竞争力效应。在货币一体化以前的货币联盟时代，欧元区的各个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来选择和调整本国货币的汇率（特别是对美元的汇率调整），尽管这种调整会受到欧洲货币联盟所规定的调整范围大小的纪律约束，但是各国拥有相机抉择权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自从货币一体化以来，各国这种相对独立的调整汇率的权力就被集中到了欧洲央行的手中，这样的变化究竟会绐欧元区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方面，集中了欧元区国家货币与汇率政策决定权的欧洲央行是不可能根据某个成员国的竞争力变化进行汇率或者利率调整的，因为这样的调整势必会伤害其他成员国家而造成体系的崩溃，1992年英国退出欧洲货币合作联盟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是，只要欧洲中央银行不能根据成员国家竞争力的变化而进行灵活的汇率调整，那么就总是会有部分成员国家因为竞争力的下降而失去贸易机会，进而影响整个欧元区内外的贸易规模。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世界货币体系与世界贸易体系不一样，其中主要区别就在于世界货币体系具有十分明显的霸权性质，自以英镑为霸权的世界货币体系解体以来，无论是在布雷顿体系还是在后布雷顿体系之下，美元一直充当着世界主导货币的角色，各国货币的定价权基本上掌握在美国的手中。当美国执行强势美元政策的时候，世界其他国家就只能听凭本国的货币走向贬值，相反，当美国执行弱势美元政策的时候，世界其他国家又只能听凭本国货币随之走向升值。这种状况在欧洲货币一体化付诸实践以后并没有得到改变，就连欧元的定价权也基本上控制在美国人的手中，即当美元升值时，欧元就只得贬值，而当美元贬值时，欧元又不得不被迫升值（见表5）。考虑到欧元是一种由多个国家货币集合而成的共同体货币，又不能像日元那样，作为一种单一国家的货币而采取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汇率政策对美元汇率的变化做出反应，以致美国汇率政策的任何一种变化，都会对欧元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当美国采取货币贬值政策的时候，欧元的被动升值必将给欧元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巨大的伤害。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像欧元这样一种对内存在调整刚性，对外又缺乏竞争力（相对于美元而言）的国际货币，必将给欧元区成员国的对外贸易带来消极的影响，以致欧元的正式启用不仅没有带来欧元区内外贸易的增加，反而使得欧元区成员国家的对外贸易陷入了危机。就像表3和表4所显示的那样，欧元区的贸易增长是停滞的，欧元区内部的贸易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欧元区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却是趋于下跌的。面对上述的窘况，欧元区国家只得用对外投资来替代商品贸易，结果就出现了欧元启用以后欧洲资金大规模流向美国的态势，欧元也就随之出现了疲软之势（见表6）。
表5
世界3种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美元
1
1
1 1 1 1
1 1 1
欧元1.067 0.924 0.896 0.939
日元 102.2 94.1 108.8 121.0 130.9 113.9 107.8 121.5 124.0
说明：2002年的数字为预测数。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
据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由于存在差别商品效应和国际竞争力效应，货币一体化并不一定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贸易本身的自由化可能比货币一体化更加重要。既然如此，以极其昂贵的成本来建立一种一体化的货币，并且确定它的主要目标旨在推进贸易的增长，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事。
三 货币一体化的组织呆滞效应
货币一体化的组织呆滞效应突出地反映在欧洲中央银行的“不作为”上。
最近两年来，随着美元贬值，欧元的强势汇率已经明显损害了其出口竞争力。2004年，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经济学家在讨论欧洲经济问题时一致认为，欧元汇率持续攀升不利于欧洲经济的发展。OECD首席经济学家让·菲利浦·科蒂指出：美元汇率下跌、欧元汇率上升危及欧洲经济增长。他强调，欧元对美元汇率的再次提高只会把欧洲经济带入“危险境地”。尽管如此，相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欧洲央行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应却仍然是非常消极和滞后的。
从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来看，始自2002年2月的美元贬值更多地反映了美国政府当局对汇率政策的调整，而非其经济基本面的变动：2002年美国经济增长2.4%，欧盟只有1.1%；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3.1%，欧盟和欧元区分别只有0.8%和0.4%。面对美元的大幅贬值，为了抑制日元对美元的升值而产生的不利影响，日本有关当局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干预措施，到2003年9月底，日本已发行和抛售了价值约合1000亿美元的日元。相形之下，欧洲中央银行则基本采取放任汇市的“不作为”政策，结果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幅度明显高于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至少在汇率政策上，欧洲中央银行的应对和调整措施是相当呆滞的。
表6
欧元区各国海外净直接投资
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数据中心整理，2004年6月29日）。
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产生了：欧洲央行为何对欧元汇率表现出如此漠不关心的态度？它为何不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积极采取政策措施对欧元汇率施加影响，以维持欧元区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呢？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应该从两个层面进行剖析。第一个层面与欧元汇率的决策机制有关；第二个层面则涉及隐含在汇率决策机制背后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从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第二个层面也是更深层面上折射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决定了欧洲央行在面对外部变动甚至冲击时的反应滞后与决策的迟缓。
现在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欧元区汇率政策的形成机制。在法理上欧洲央行、部长理事会对欧元汇率有着决策权，并且存在着运用合适的汇率政策提升欧元在对外贸易中竞争力的可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马约》就欧元区汇率政策的形成提出了两种安排，一种可以称之为“硬约束形式”，即要求由成员国的财长们达成关于欧元对非欧盟国货币汇率体系的正规协议；另一种可以称之为“软约束形式”，即在缺少一个对某种或更多的非欧盟国货币汇率体系的情况下，要求提出一种对这些货币汇率政策的总方针（雷志卫，2000）。这些正规协议与总方针均应以不损害维持价格稳定的首要目标为前提。
再从决策程序来看：正规协议需要由欧洲中央银行(ECB)或欧盟委员会提出建议，欧盟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对此一致同意，咨询ECB以保持与价格稳定的目标相一致，再咨询欧洲议会之后方可达成。总方针则需ECB或欧盟委员会提出建议，理事会以合格的大多数同意，再咨询ECB以保持与价格稳定的目标相一致，方能决定采用、调整或放弃欧元的中心汇率。按照程序及《马约》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在汇率政策与运作上各国中央银行、ECB、欧盟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构成了由低到高四个层级的职能分工。其中，关键的决策者是部长理事会及ECB；欧盟委员会发挥一定的指导和建议的作用，但大量决策由部长理事会具体制定；部长理事会在进行决策时必须征询ECB的意见，以使汇率政策同货币政策目标相一致；ECB在汇率体制及汇率平价决策上虽然有咨询权，但并没有最终的决策权，只有日常汇市干预及储备管理等权限。
上述这样的决策机理和制度安排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一个单一而又中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与由12个成员国的财长组成的部长理事会在组织上就是不对称的。前者在决策时产生的交易费用较低，而后者在决策时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则较高，从而难以在宏观经济调整特别是汇率调整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配合，以致难以避免决策迟缓的组织呆滞效应。
其次，把涉及外部均衡的汇率决定与调整的权力交给部长理事会，而把稳定内部物价的任务指派给ECB（尽管在制度安排上允许相互协商和咨询），这种做法显然是犯了蒙代尔所说的指派不当的错误，因为根据蒙代尔的指派模型，财政政策在协调内部经济平衡方面比较有效，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经济均衡方面比较有效（华民，1998）。
正因为存在着组织不对称和指派错误这样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欧元区的汇率调整框架中必定会存在许多“模糊地带”，比如部长理事会达成的汇率正式协议或总方针对ECB究竟有无约束力？换句话说，协议一旦形成，ECB是否有严格的义务去维持这种协议？此外，总方针与维持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是否一致”，究竟应当由谁来进行评判？是以部长理事会的意见为准，还是应当以ECB的意见为准？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模糊地带”，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两派意见曾经发生激烈的争论。更为糟糕的是，当部长理事会难以就汇率的调整达成一致意见时，ECB要想在汇率政策上有所作为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有以上这些问题足以表明，货币一体化及其产生的组织呆滞效应可以说是导致欧元区汇率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在汇率调整的决策方面ECB由于上述原因而无所作为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其拥有充分独立性的决策领域内（如通过调整利率或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来影响欧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ECB为何仍然无动于衷呢？为此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讨论隐含在决策过程背后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行为。
根据Olson的理论，“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个体”可称之为“集团”；当存在共同利益或集团利益时，组织就能一显身手，“它们特有的和主要的功能是增进由个人组成的集团的共同利益。”集体利益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容性的(inclusive)，另一种是排他性的(exetusive)。前者指利益主体在追求这种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正和博弈；后者指利益主体在追求这种利益时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对不同的集团来说，具有选择性激励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同样，较小的集团也比较大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
从欧元区汇率决策相关的各个利益主体来看，可以明确加以界定的利益集团至少有三方：ECB、欧盟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欧元区内的各国出口商。ECB、欧元区内各国出口商分别属于相容性集团，因其目标对各自的成员来说都是一致的：前者的目标是欧元区价格的稳定，后者的目标则在于寻求一种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汇率。然而，若对这两个利益集团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组织规模等方面又有很大的区别。其中，ECB作为“独立性”的决策机构，其首要目标在于“维持价格稳定”，考虑到其内部成员规模、相互关系以及激励与惩罚机制等因素，ECB可称为“有效率的小集团”。欧元区各个国家的出口商虽然在欧元汇率水平上有着一致的共同利益，但由于其成员分散于各国、各个行业，且数目众多，又缺乏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手段”将这些分散的当事人凝聚成一个有效的集团，因此，它们在汇率决策过程中很难发挥影响力。即使某国出口商能够对本国政府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每一国政府在欧盟部长理事会中所占席位有限，其行动必然会受到“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制约。
与上述两个利益集团不同，欧盟部长理事会在涉及欧元汇率的相关利益上是排他性的。部长理事会的共同利益可视为欧元区整体经济的增长，但是各成员国依其贸易结构的差异对欧元汇率存在不同的偏好，对出口导向型的成员国来说，欧元汇率下跌有助于带动其经济增长。对进口比重占GDP较大的国家来说，汇率下跌恰好提高了它们的进口成本，可能带来通货膨胀等不利影响。这种一国之得恰恰成为另一国之失的决策博弈，使得该利益集团内部的博弈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欧元区内各国出口商这一利益集团的行为。这一利益集团分属于各个成员国，无法直接进入决策过程，因此必须通过本国政府的代理而进入决策过程，这样，首先就会产生较高的代理成本。我们先不考虑欧盟部长理事会的排他性问题，并且假定出口商的影响力强大到足以影响后者的行为，即便如此，这仍不足以保证出口商利益集团共同利益的实现。因为任何一国出口商通过支付代理成本、推动本国政府去改变或者调整一种不利于自己的汇率政策的努力，都将被其他成员国家的出口商所分享，由此产生的搭便车问题，使得利益相同的各个成员国家的出口商限于囚徒的困境而无法实现正和的博弈。最后，ECB作为有效率的小集团，由于《马约》对其的职能定位有误，它的主要职能显然在于保持价格的稳定，因此，它不可能在汇率问题上承担更多的义务与责任。尽管ECB可以运用欧洲货币市场利率来影响给定外国货币市场利率条件下的欧元名义利率，进而达到使欧元升值或贬值的目标，但是这样的汇率调控方法与其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有冲突。因此，当维持物价稳定成为ECB的最终目标时，实现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水平就只能成为一种从属的目标，而且只要后者与前者发生冲突，ECB就必定会放弃后者而去确保实现物价稳定这一最终政策目标，否则ECB就会有被重组的危险。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虽然ECB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具有中立的性质，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立利益的集团，ECB的独立利益就在于它有独立的外汇储备账户，考虑到外汇储备的价值会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因此，ECB在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时通常都会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这样，尽管从理论上讲，适合欧元区的可能是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以便可以根据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来确定中心汇率，并对欧元汇率适时地做些微调（雷志卫，2000年），但是在以上两种利益（保持物价稳定的利益和维持外汇储备资产价值的利益）的共同作用下，ECB对待欧元汇率的基本态度一定会倾向于“消极的不干预”。难怪当美元大幅贬值以后，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对各国政府的建议是“结构改革”。这一建议当然是有价值和中肯的，但却是一个只有在长期内才有可能实现的任务，对于解决欧元区国家目前所面临的短期问题显然是无补于事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第一，货币一体化会产生很高的社会经济成本，比如通货膨胀成本、竞争力下降成本以及组织呆滞成本等；第二，货币一体化的收益是非常不确定的，特别是在文化差异很大的经济体之间推行货币一体化合作，可能遭遇差别产品陷阱而造成货币一体化的收益大打折扣，这意味着要想从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获益，仅有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的相似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文化和习惯上的相似作为充分条件；第三，货币一体化所带来的调整成本也是很高的，在多个利益集团并存、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多达十几个财政政策并存的决策框架里，要想在受到内外经济和货币冲击的情况下对多变的汇率加以适时而又灵活的调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这意味着货币一体化的后果可能是宏观经济调控（包括汇率调整）效率的降低；第四，在存在货币霸权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即使像欧元这样一种区域性的一体化货币，也不太可能获得独立的定价权，所以试图通过区域货币一体化来提高货币的竞争力可能是徒劳的；第五，借鉴欧元的经验，东亚的货币合作不能走区域货币一体化的道路，各国货币当局享有充分自主权的货币合作联盟可能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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