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经济社会发展论文,以人为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是文明社会的永恒主题，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期间”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这一决策，是正确估量国际国内形势所作出的科学论断，是一个立意深远的战略性决策。然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发展？这是一个十分具体也十分重要的问题，发展不仅是描述性的问题，而且是规范性的问题，描述性问题是指“是什么”，“呈什么样的状态”等问题；而规范性问题则是指“应是什么”，“应该怎样”的问题。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中国迈向21世纪之际，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十五”计划，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开始实施后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关系21世纪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十五”计划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
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取向，作为社会的一种状态和行为过程，从宏观的角度，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政策选择过程。选择，既是一种价值认识活动，也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本身体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表现在主体需要与客体可能性的结合。政策选择过程中的目的性的设定，受到了可能性空间和主体自身条件的约束。可能性空间就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中各种可能性、趋向性的集合。可能性空间是选择活动的前提条件。如果一切都是既定的，那也就无所谓选择了。选择是政策主体的选择，选择的实现范围或程度从根本上受制于政策主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能力。因而，这种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决策者的目的与环境及过程的因果关系。
“十五”期间，我们将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部署，从“温饱”到“小康”，是我国经济社会的一次深刻变革，从“小康”到“中等发达”，基本实现现代化，更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提出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实现现代化，在21世纪中叶站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是合目的性的。然而，能否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的发展？即是否具有这种可能性？是否具有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后，我国20年中保持了平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九五”期间超过了8%的平均年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七位，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这一切都来自于我们这20年快速发展。然而我们是人口大国，虽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七位，但是人均水平还是很低的。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00年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800美元。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854元，比1995年增加157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10元，增加632元；1996年至1999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幅分别达到5.6%、5.4%，超过“九五”计划预期目标。1998年世界各国平均的人均GNP为4890美元（按汇率折算），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95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25510美元。我国人均GN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3%。即使按PPP方法计划，我国人均GNP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1.9%。表明我国虽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但人均水平是很低的，而人均水平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我国要在21世纪中期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也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我们只能比它们增长得更快才有可能赶上它们。因此，世纪之交，面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我们必须加快发展，必须保持高于世界和发达国家经济的成长速度，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
第一，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具有必要性。
发展是实现本世纪新的战略目标的基础。五中全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力争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1999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81910.99亿元，按照2000年增长8%计算，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应当达到88500亿元。以此为基数，到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应当达到177000亿元。10年中至少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达到7.5%。
加快发展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加快发展不仅可以为实现新世纪战略设想的实现奠定基础，还有助于促进改革，培育市场。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我国将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来的五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为推进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推进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物质基础。
加快发展是化解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很多严重问题，只有在加快发展中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如我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低速或中速发展不能解决我国劳动就业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近些年由于劳动力年龄人口进入就业高峰期和企业减员增效、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失业和下岗分流人员较多，通过“九五”时期经济较高增长，社会已经吸收和化解了数千万人员的就业。然而，由于人口问题的惯性和市场竞争，今后一段时期内，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受这一国情制约，我们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化解这一就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只有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才能为改善低收入人员生活、提高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解决东西部差距和实现公平收入，提供较多的积累。本世纪，我国人民生活将由小康走向较为富裕。这一切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
加快发展是促进国民经济质量整体提高的基础。我国目前正在由粗放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增长方式，在这种转变中，许多产业和企业的效益同时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增长速度两个方面，转变中只有通过速度效益来扶植技术进步效益，才能顺利实现转变。为此，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提高企业效益，实现国民经济良性成长的重要途径。
为了实现“十五”计划和2010年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加强生态建设、加快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加快投资，需要繁荣经济、活跃市场。而加快投资的前提是经济有较快的增长，以便有更多的积累和物质条件。中国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就将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因此，低速或中速的发展，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满足我们以上的各方面的要求。超高速发展、过快的发展速度，容易引起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并严重破坏中国的环境。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反而会降低。如果能够保持着7.5%-8%左右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经济目标就能达到。这个高速增长，应当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基础上，一个是结构优化、升级；另一个是质量效益提高。所以，这个增长速度不是单纯追求数量扩充的产物，而是实现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有机结合，发展速度和发展效益并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新世纪的宏伟蓝图就一定能够实现。
第二，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具有可能性。
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落后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助推力，加快提升经济结构，跨过传统工业化的某些阶段，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中国实现跨越发展具有可能性，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将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二是巨大的市场潜力，是中国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拉动力。三是基础产业的长足发展，基本消除了制约中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瓶颈”。四是高储蓄率的保持，将为中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五是劳动力的充分供应，构成中国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条件。诸多的有利条件，说明中国经济具有持续快速发展的巨大潜力。中国走向现代化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关键是把握机遇，克服困难。
第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政策动机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政策决策由政策动机、政策行为和政策对象或可能性空间等基本要素构成。“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1页。）任何政策决策活动都是由一定的动机（需要、利益、目的）所驱动的。政策选择的直接动力，首先是需要和利益。一定的需要或利益便形成了一定的目的或动机，进而导致了一定的行为。公共政策要体现公共利益，物质需要或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因而满足需要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社会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中的选择，都是建立在物质生产过程的选择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当人们的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可能谈得上进行其它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最基本的选择，就是这个道理。
政策是否具有一种可感觉到的推动力量，是否具有权威性，具有规范和命令的功能，与政策决策者能否权威地协调各种利益和反映公众利益的要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社会成员对现行政策没有任何认同，那么这一政策无法运转，也不能发生功效。只有社会政策价值观与政策系统取得了某种一致，政策系统才能有效地扩大政策能量，实现与政策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代表了广大人民利益的，因此，是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的。
二
“十五”时期我们要加快发展，这是我们的选择。然而，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发展？同样面临选择，如何发展，这是一个具有价值判断的问题。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利益取向和不同认知水平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发展观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发展观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
过去人们把“发展”与“增长”等同，认为“发展＝经济增长”。这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以联合国规定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为目标，忽视了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在70年代以前，发展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即迅速取得的总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注：迈克尔·托达罗：《发展的含义》，见《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鼓励的是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热烈追求，导致确保长期增长的资源和环境基础遭到破坏，甚至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其后果是资源短缺，生态系统失衡，人民实际生活质量下降，最终使发展难于持续而陷入困境。
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在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确实实现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指标，但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却基本上依然如故。这种情况暴露出发展的狭义定义很不恰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现在大声疾呼‘把国民生产总值赶下台’，并要求加强直接解决对普遍存在的绝对贫困、日益增大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日益上升的失业问题。”（注：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发展，还包含社会状况的改善和政治行政体制的进步，不仅有量的增长，而且有质的提高。现行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指标中，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价值，没有显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的代价。相反，资源消耗越快、环境破坏越严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越快。
80年代以后，“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自身内在条件为基础的，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本世纪末，“综合发展观”又有新发展，在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同时，重点是把人类自我发展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
当代发展研究中真正把以人为中心提到发展观高度的，是在1995年3月的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该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指出：“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在这里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
新的发展观已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人类发展的目标。1990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发表了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发展概念以及测量人类发展程度的指标，到目前为止已发表了8份《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扩大人民发展的机会和能力，包括接受教育和训练机会，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从事就业劳动的机会，也包括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等等。所谓能力，则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竞争的能力，提高自身收入水平的能力，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包括民主参与的能力，等等。所以说，发展是一个相对广泛的、需要协调和平衡各种不同目标的目标集，经济增长是实现人类发展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增长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增长服务。这是目前联合国每年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阐述的一个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发展观。
中国政府于1995年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从以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上来。当我们把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和社会制度持续地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来讨论时，起码有一些基本核心价值，如生存、自尊和自由，是所有个人和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生存：提供基本需要的能力。每个人都有某些基本的需要，没有它们就不能生存下去。这些基本人类需要包括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当其中任何一种缺乏或严重供应不足时，“绝对不发达”状况就存在。经济发展是改进生活质量即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社会和个人水平上持续不断的经济进步，实现人的潜能就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必须“有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注：古雷特：《残酷的选择》第124页。）。因此，增加人均收入，消灭绝对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不平等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自尊：一种觉得自己有价值和自尊感，而不是作为被他人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利用的工具。所有的民族和社会都在寻求某种自尊的基本形式。但是，国家富强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价值标准，只有拥有经济财富和技术力量的那些国家，才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和尊敬。因此，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目标。自由：自由含有社会及其成员选择范围的扩大，而同时在追求我们称之为发展的社会目标时外部限制达到最小。W·阿瑟·刘易斯强调经济增长与从奴役下取得自由之间的关系，他得出结论说：“经济增长好处并不在于财富增加了幸福，而在于它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范围。”与贫困相比，财富可以使人们获得对自然界和物质环境更大的控制能力。发展还可以使人们获得个人安全、法律规则、政治参与和机会均等的物质基础。
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中国迈向21世纪之际，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
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指向是人而不是物，人是可持续发展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确立可持续发展为人类行动目标的《里约宣言》开宗明义地写到：“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力。”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包括以下含义：
(1)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意味着发展必须“服务于人”，人是发展的参与者，又是发展的最终受益者。因此，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获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不管这种美好生活包含什么内容，所有社会的发展最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目标：一是增加诸如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并扩大它们的分配。二是提高生活质量。不但增进物质福利，还产生个人和国家更大程度的自尊。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
(2)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意味着发展必须“造就人”，可持续发展应该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使人类在发展中提高素质求得全方位的进步。发展的主体是发展中的人。人的发展是人类最终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又是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健康发展。
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全球生态危机标志旧的工业生产方式已走到尽头，而必须深入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对于自然资源通过知识进行科学、合理、综合、集约的配置，并且通过智力资源开发自然资源来创造新财富，知识逐步替代工业经济时代依为命脉、已经短缺的自然资源。如信息科学技术的计算机芯片来自石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的受控热核聚变原料来自水中的氢。传统工业经济中资金、设备，有形资产起决定作用，而知识经济则是知识、能力，无形资产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人的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人的潜能的发挥是发展的关键。
(3)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人民生活水平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目前，中国人民的生活已接近小康水平，在新的发展时期，要更加强生活质量的提高。
(4)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注重世代平等的发展伦理。可持续发展强调的人，不是指地球上某一部分或某一时期的人，而是指现世和未来的全部社会的人。这一界定意味着不能为了实现某一部分人的发展而忽视或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意味着不能为了实现某一时期的人的发展而忽视或损害另一时期的人的发展。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伦理（注：见《里约宣言》第二和第三原则。）。我们追求的发展伦理，要从根本上扼制在发展中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全局利益、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的种种不可持续的行为，注意与后人之间的公正。今天的中国对于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可能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论是破坏环境还是将自然资源消耗殆尽，都是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的加害行为。地球资源属于全体人类，可持续发展立足于代际公平，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如果当代人的发展建立在后代人利益基础上，就无可持续发展可言。
三
在实施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时，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现阶段，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下，因此，要因地制宜，分层次、有侧重地解决。在公共政策选择上，既要注重经济增长又要注重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是指人类在生产能力增长的基础上，基本消除贫困，实现充分就业，享受更好的卫生保健、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更健康的精神生活、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和谐的社会氛围。它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一方面，一切经济发展都是为了人，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需要人，需要人力资源和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同时还应该看到，促进社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也是改善经济增长软环境的需要。
政府在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发展中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在公共政策中要体现这一选择取向。
(1)公共政策在缓解贫困，关怀社会弱者方面要加大力度
生存，即提供基本需要的能力，是发展的最基本的衡量指标。消灭绝对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不平等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目前农村还有3400万贫困人口，有关资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总量已超过1000万人。“十万”期间，政府应集中力量解决这些人的脱贫问题。
农村贫困人口多居住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脱贫任务十分艰巨。政府的公共政策要着力解决以下问题：一要通过退耕还林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努力改善贫困地区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二要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素质，增加他们的劳动技能，使之既能在当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又能到其他地区寻求增加收入的机会；三要通过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水平及其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
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由下岗职工及其赡养的人口组成。贫困是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而没有就业机会或就业不充分又是贫困的主要根源。“十五”期间要关注城市贫困群体，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城市贫困群体的扩大和在大中城市出现贫困人口聚集区。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途径是，加快经济发展，并通过选择正确的技术进步路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就业需求。第一，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要通过改革和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增长达到其潜在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第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广开就业门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第三，加强劳动培训，扩大劳动者对工作岗位的适应性。产业结构调整将使一部分劳动者失去原有的就业岗位，也将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由于工种的变换，一些劳动者将因不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而失去工作。通过劳动培训，劳动者可以获得新的劳动技能和就业机会。
(2)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保障政策实际上是政府运用社会成员之间和同一社会成员不同时期之内的收入所得而进行的转移支付方式，强制性地安排、保障那些无收入或低收入的社会成员，仍然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政策体系。目前的社会保障政策由于缺乏立法约束，社会保障机构缺乏权威性，给基金的征收、管理和保值增值造成很多困难。一是基金征收困难，企业拖欠情况严重。二是由于目前社会保险基金分散使用，分部门管理，使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缺乏有效的手段。三是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透明度。四是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城乡差距大。因此，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实际上很难得到保证（注：参见国务院研究室编《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3页。）。“十五”时期必须建立起至少能够覆盖城镇居民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安全网，为年老者、失业者、患重病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安全保障，并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相应提高保障水平。第一，尽快制定和颁布《社会保障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制度，依法在城镇各类企业从业者中强制推行社会保险；第二，在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中，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鼓励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提高社会保险费征缴率，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制度；第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管理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养老保险的全面覆盖。随着农村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农村中传统的赡养模式亦将趋于瓦解，“十五”期间要为农村养老问题的持久解决制定相应的法规、法律，并着手建设农村养老安全网。
(3)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努力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贫困阶层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努力开发人力资源。
首先必须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义务教育的主要障碍，一方面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不足，教师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另一方面是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贫困家庭无力承担子女教育费用。解决的根本办法，一是切实履行国家在义务教育方面的职责，增加公共教育经费，提高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比重，适当减免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的费用；二是实现义务教育经费更大范围的统筹。目前，乡镇及以下的教育经费由乡镇财政拨款，县管学校由县财政拨款。这种体制存在着弊端，由于各地财政能力是不同的，一些财力较弱的乡镇无法按时支付教师工资，产生了义务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必须变革教育财政管理体制，以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足额、到位。
同时开发人力资源必须是中长期内首要政策之一。人力资源构成一个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一个国家只有不断地增进本国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加以有效地利用，才能在其他方面取得进展。在当代世界，“投资于人力资源并使之优先发展”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战略共识。在工业发达国家，培训费用在过去10年间一直是政府支出项目中增加最快的一项。许多国家尽管受到财政的压力，但仍试图不断加大人力资源投资的强度。在发达国家用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6.5%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世界平均水平为5.7%。“投资于培训”已成为许多企业和公司的投资重点。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发展目标的侧重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的矛盾和任务。政府应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适时制定和调整社会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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