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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问题领域（issue-ar-eas）通常分为两大范畴：“低级政治”（low politics）与“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战争、和平、军事安全等问题属于高级政治，围绕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展开的国际现象则归入低级政治。美苏冷战结束之后，一种认为战争与和平问题、军事安全问题已经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受到高度重视的论调开始盛行。这种论调的失误有三：第一，国际关系现实中的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从来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定的国际经济交往得以进行的安全前提，以及它在安全领域内引起的效应，至少是与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本身同等重要的问题。第二，高级政治范畴的显性表现程度并不等于高级政治本身的重要程度。即使认为冷战后全球安全形势明显趋缓、全球经济社会交流日趋活跃，这也只是两种范畴分别处于隐性状态和显性状态的差别，而绝非此轻彼重的体现。第三，对现象的感觉远远不能替代严肃认真的学术分析。在对国际关系诸问题领域进行细致周全的考察之前就下结论，在理论上是不可取的，在政策上更是贻害无穷。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更有必要在冷战后继续关注国际战争与和平问题。为此目的，梳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种种观点和见解，进而理解影响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取向的基本价值观和理论基础，便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四次大辩论
把握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诸战争观的内涵、关系及影响，首先必须追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脉络。
国际关系理论的正式诞生源于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5月30日， 巴黎和会上的英美代表同意在本国建立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机构。之后，至30年代初，各种国际关系研究所、院系、课程在英国和美国大量涌现（注：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3页。）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20年时间里，支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是理想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代表，倡导用道德准则、民主制度和国际组织缔造新型的国际社会，以避免战争的重演。但是，二战的爆发使这一乌托邦式的梦想彻底破灭。此时，以卡尔和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开始涌现，它强调主权国家对于强权和国家利益的追逐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并抨击理想主义的“国际道德论”、“利益和谐论”以及“主权有限论”，掀起了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第一次大辩论。
6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成为第二次大辩论的焦点。卡普兰、多伊奇、辛格等学者主张引入系统论、沟通论、博奕论、量化研究等科学行为主义方法，而传统主义学派则捍卫哲学、历史、法律、外交等传统研究思路的价值。辩论的结果是诸方法论走向融合，国际关系理论进入后行为主义阶段。
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际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再度引发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大辩论：新现实主义对新自由制度主义。这次的焦点回到了国际关系的实质性问题——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限制国家对外行为的先定结构，致使主权国家无法进行实质性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坚信，国际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深入发展正在为利己主义的国家进行切实的合作创造愈益充分的条件。随着辩论的深入，双方发现彼此在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的判断上几乎一致。于是，新现实—新自由式的综合（neorealistneoliberal synthesis）使此次辩论逐渐导向国际合作中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s）与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的关系问题。 与此同时， 被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罗伯持·寇汉（Robert Keohane）称之为“反思主义”（ reflectivism）的新流派应运而生。该流派意在推翻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共同拥有的理性主义假设， 而代之以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vism）、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等更具包容力的新逻辑。目前，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的第四次大辩论仍在继续（注：Iver B.Neumann and Ole Waver,eds.,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ters in theMaking,London:Routledge,1997,pp.7—25。）
在上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脉络的大框架下，我们可以较深入地把握目前在西方较有代表性的五大战争观：新现实主义战争观、新自由制度主义战争观、建构主义战争观、民主和平论以及“大战过时”论。对于这5种战争观，我们可以连续进行两次划分。首先， 按方法论的区分标准，大战过时论属于传统反思型战争观， 而另外4种同属于科学分析型战争观。其次，在科学分析型战争观内部， 前3种又因相同的特征（从国际系统层次的角度审视战争），而与民主和平论（从国内单位层次上看待战争的论点）相区分。以下依次对这5种战争观加以评述。
三、新现实主义战争观
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新现实主义理论……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世界上的战争连绵不绝，此起彼伏。新现实主义者……要说明长期存在的环境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图谋或事件都能引发公开的冲突。热战起源于冷战，而冷战的根源就在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的结构导致战争一再爆发。（注：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4页。）”在这里，国际关系理论第二次大辩论中科学行为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冲击明显地表现出来。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性论基础，转而采纳了科学系统论的内核，把国际体系的结构——无政府状态视为理解国际关系和战争问题的关键。其实，早在1950年，约翰·赫兹就批评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性论基础，他写道：“人的本性到底是爱好和平、倾向合作的，还是仗势欺人、侵略成性的，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社会条件而非生物学条件抑或人类学条件。（注：John
H.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 2(Jan.1950),pp.157—180.）”华尔兹本人则在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中指明了第三种图景——国际无政府状态相对于另两种图景的优越性。吸收了科学系统论思维的新现实主义开始把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斥着的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战争的根源，实际上这就等于宣告，只要全球还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战争就不可避免。为了进一步详细地探究国际体系稳定的程度，华尔兹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论述了权力分布结构的概念。在他看来，仅仅了解国际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还远远不够，另一项任务是考察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造成的影响。他的这一兴趣实际上因应并推动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均势问题的深入探讨。
均势理论是“国际政治理论中最古老、最持久、最有争议的理论之一”（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传统的均势理论从现实主义的国家权力斗争观念出发，主要通过对国际关系史和外交行为的研究，关注国家间实力的消长和国家体系本身的存亡。可以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并不是传统均势理论真正标的所在；相反，国际战争与国际和平正作为可供选择的手段维持着另外一些价值目标，如强权、势力范围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实现和延续。科学行为主义的烙印使均势理论的兴趣转向研究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国家间权力分布结构之间的精确关系。美国学者罗伯特·鲍威尔总结了均势理论在这方面的进展，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无论是持“权力均衡分布有利体系稳定”观点的学者（汉斯·摩根索、英尼斯·克劳德、昆西·赖特、阿诺德·沃尔弗斯），还是持“权力倾斜分布有利体系稳定”见解的学者（杰弗里·布莱尼、奥尔冈斯基、杰西克·库格勒）都不能得到经验论据的有力支撑。鲍威尔依据博奕理论分析阐述了这两种观点的病根：它们只看到了权力在国家间的分布情况，却忽视了利益的当前分配这个同等重要的因素。 鲍威尔认为，
利益的当前分配（the
status
quodistribution of benefits）与使用武力所能实现的分配（即权力在国家间的分布）之间的差距越小，战争的概率就越小；反之，则趋大（注：Robert Powell,"Sta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World Politics 48(Jan.1996),pp.239-267.）。
但是，均势理论研究权力分布特定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必须在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总前提——国际无政府状态使国际战争不可避免——之下得到说明。由于新现实主义者认定国际无政府状态是给定的，不可改变的，他们否认国际关系随历史演进能够取得实质性改善。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说：“国际政治是不断重现、循环往复的领域”（注：Martin
Wight, "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 Theory?",in H.Butterfield and M.Wight,eds.,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Allen and Unwin,1996,pp.26.）。这句话充分揭示了新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意义：在特定情况和条件下出现的体系稳定只是战争与和平反复交替的国际关系大画面中的一个断点而已。
四、新自由制度主义战争观
以罗伯特·寇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抓住新现实主义无法解释二战后长期和平的漏洞，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结构论发起挑战。在他们看来，仅仅用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论把握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不完备，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国际体系的过程性因素。寇汉强调，在国际层面上，是结构与过程共同决定着国家的对外行为，两者缺一不可。 这些国际体系过程层次上的因素从两方面影响着国家行为：1、支配国家对外行为的过程性动机，如收益与代价的权衡； 2、改变国家间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在前一方面，寇汉指出，武器杀伤力的增强加大了发动战争的代价，而科技日益广泛和高效地运用于生产、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日益增强都在扩大国家间进行合作的收益，这自然会极大地改变国家对外行为的动机，使之更乐于合作而不是冲突。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思总结道：“当前，通过贸易获取所需的原材料和市场比通过领土征服获取对它们的控制权更容易。
（注：RichardRosecranc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New York:Basic Books,1986,pp.159.）”在后一方面，寇汉认为， 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 包括国际规则、准则和制度在内）的大量滋生改变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模型“囚徒困境”中国家之间进行博奕的根本前提，也就是说，国际机制为国家间的沟通和合作提供了渠道，从而使各国乐于合作的动机得以转化为国家间普遍合作的现实（注：Robert O.Keohane andJoseph S. Nye,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Internatioal Organization 41(Autumn 1987),pp.745—747.）。
运用新自由制度主义战争观可以为解释二战后的长期和平提供某些方便，然而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的加强能在相反意义上为某些战争的进行提供合法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为捍卫所谓的“自由秩序”，在1991年动用武力挫败了伊拉克控制海湾地区石油资源的企图，这就是在全球实践新自由制度价值观的一个实例。1998年初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只是这一斗争的延续。
五、建构主义战争观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围绕战争问题展开的辩论，暴露了它们的共同缺陷，这一缺陷被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揭示出来。温特指出，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把国际无政府状态尤其是国家在“安全困境”中的自助行为视为给定不变的先天结构，这是得出战争不可避免结论的关键前提假设。温特针锋相对地提出，无政府状态和自助行为只是国家间社会互动过程的一种结果表现，而绝非先天给定物；“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相反。以此为出发点，温特指出，国家所具备的利益（interests ）和特性（identities）都是在社会互动中建构出来的，而不是外在于国际过程的给定物。
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犀利地指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无意中掉进了新现实主义理论设下的“理性选择”和“利益外在于过程”的陷阱，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国际过程论和国际制度论在说明国家利益可被转换的事实方面蕴藏着的巨大能量（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Spring 1992),pp.391-425.）。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驳斥既存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共同存在的理性主义缺陷，目的是更好地支持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国际过程为国家间的合作创造着条件。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战争观与建构主义战争观在结论上是一致的，两者都认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并给出了避免战争的条件。
六、民主和平论
以上评述的3 种战争观都是从国际体系的层次上借助科学概念得出的，另外一种与科学分析相联系却从国内单元的层次上探讨战争问题的理论是民主和平论（The Democratic Peace Thesis）。应该说， 从国内单元层次上捕捉战争问题的角度绝不只民主和平论一种（注：C. W.Kegley,Jr.and E.R. Wittkopf,World Politics:Trends andTransformation,4th ed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pp.443-450.），但在90年代，民主和平论却异军突起，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显性话题，并逐渐走入了政策的殿堂。
民主和平论的思想渊源可上溯到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95年所著的《永久和平论》一书。目前流行的民主和平论的基本观点是：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打仗，而且民主国家更易于用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由于民主和平论者用于佐证论点的理论论据和经验论据彼此大相径庭，很难归总出支撑民主和平论的被广为接受的论证方式。又由于民主和平论在90年代中期以来已备受批评，它的林林总总的理论和经验论据大多漏洞频出，目前民主和平论的理论反响已有削弱。
从理论逻辑上看，民主是一种国内的政体形态，那么它何以从国内溢出到国际关系中，并决定国家的对外行为特征呢？某一国的人民在选举和监督本国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方面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该国是否与另一同样的国家开战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民主和平论大体从两个方面回答这类问题：1、 民主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制衡机制的约束；2、民主国家共同享有一种民主的观念和准则， 这种观念和准则约束着暴力冲突的发生。但是，美国学者乔安·戈瓦指出：1、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主要受利益制约，而非准则，此外，并非只有民主国家的利益才与和平解决争端相一致；2、 非民主国家的国内过程中也有与民主国家的制衡机制相类似的替代物（注：Joanne Gowa,"Democratic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s",International Organiation49(Summer 1995),pp.511—522.）。
从经验事实上看，如何区分哪些国家是民主国家，哪些不是，以及如何解释民主制在二战后长期和平中的作用，甚至民主与和平在经验上谁为因、谁为果，这些问题都直逼民主和平论的要害。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衡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一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二战后，“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打仗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们必须团结起来对抗苏联；更有学者指出， 是和平促进了民主， 而不是相反（注：William R.Thompson,"Democracy and Peace:Putting the Cart before theHorse",Internatioanl Organization 50(Winter 1996),pp.141—174.）。
民主和平论作为一种理论的致命缺陷，并没有妨碍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现今，民主和平论的主要政策意义就是为大国的霸权干涉提供注脚。
七、大战过时论
以上4种战争观都属于科学分析法的产物。 在科学行为主义深刻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的今天，从传统人文历史反思的角度审视战争问题的观点很少见。 但是，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穆勒（JohnMueller）是一个例外。 穆勒的战争观被他自己称作“大战的过时”，这一观点的确立是以彻底否定任何科学主义的层次分析法为前提的。在穆勒看来，人性战争观、国际系统结构战争观（即新现实主义战争观）、国际系统过程战争观（即新自由制度主义战争观）、国内系统战争观（即民主和平论）乃至建构主义战争观（照此逻辑推断）都掉入了层次分析法的陷阱。而种种层次分析法只不过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战争本身的问题上移走，而去关注影响战争频率的因素。（注：John Mueller,"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in C.W.Kegley,Jr.and e.R.Wittkopf, eds., 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Perspectives,4th edn.,McGraw-Hill,1995,pp.45.）”穆勒禀承的是进化论的历史哲学，他确信战争不是一种由外在条件限定着的重复出现的结果，而是一种观念、一种习惯、一种历史过程的积淀。他把战争比喻成象决斗和奴隶制一样的人类历史文化习惯，从而用决斗和奴隶制在地球上的消失说明战争也会并正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而“过时”。他告诫众人，不要把战争看得太严肃，不要试图从各种各样的层次为战争找理由，那样是在自寻烦恼。当战争象决斗和奴隶制一样被视为“鄙下”、“血腥”、“徒劳”和“代价惨痛”的代名词时，一句话，当人们觉得不该有战争时，战争自然会离开我们。与此同时，穆勒又提醒我们，不要把和平的光景设想得过于美好，和平只是不完美的和平，即消极意义上的没有战争的和平，而利益的敌对与冲突将继续存在，只是不再诉诸武力而已（注：Ibid.,pp.44-53.）。
穆勒的大战过时论在建构一种独具特色的历史人文反思观的同时，亦揭示了层次分析法诸战争观不能解释或存在误导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荷兰化现象（荷兰、瑞士等国两百年来不再打仗）、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因果关系问题、世界政府的逻辑以及战争—和平的相关性问题等等。值得专门指出的是，穆勒驳斥了“核武器在二战后长期和平中作用突出”的观点。他认为，二战的惨痛记忆、超级大国对现状的满足、苏联谨慎务实的战略，以及害怕局部有限冲突升级为大的常规战争的心理，都足以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世界的稳定是主要发达国家告别战争的长期潮流的一部分 （ 注：JohnMueller,"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Fall 1988),pp.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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