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中国论文,产业集聚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对中国不同时点上的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程度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由于存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产业集聚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然而，学界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及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产业集聚变化的影响却鲜有分析。由于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为代表的多种所有制划分也成为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得到迅速发展，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共同打造了中国产业的空间格局。因此，有必要通过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空间布局变化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产业集聚，从而厘清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对中国产业集聚动态变化的影响。 一、中国产业集聚总体变化趋势 (一)理论研究显示制造业集聚趋势明显 从理论来看，在产业集聚的研究方面，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衡量产业空间结构变动和集聚。一些专家利用产业集中度(CRn)指标对1997年中国28个制造业地区集中度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产业向地区集聚的特征已十分明显，并呈强化趋势。还有学者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和第二、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考察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集中程度，发现至1995年，中国的许多制造业都高度集中在几个沿海省份。一些学者分析了中国1998～2003年制造业行业集聚的趋势，以及影响行业集聚的微观基础，发现在此期间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呈上升态势，地方保护主义、溢出效应、运输成本和自然禀赋是影响行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另外一些学者用区位商衡量产业集聚，进而分析产业集聚对工业空间演化的作用，以及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现有理论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态势明显。
图1 1998～2008中国平均产业EG指数值
(二)中国产业集聚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 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产业发展也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呈现集聚态势。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率先打开了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的大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涌入和对外贸易的兴起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运输成本优势、区位优势和要素优势，吸引了大量企业集聚于此。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布局被打破，经济组织也随着市场扩大和分工细化而不断发展创新，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完善，产业组织也产生了一体化、垂直分工等多种变化，这也使得产业空间布局发生了相应变化。伴随着激烈的区域竞争，地方政府相继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当地落户，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导致市场分割的地方保护行为，这使得国内产品和要素无法跨区域自由流动，从而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下由要素流动引起的产业进一步集聚，致使中国的产业集聚水平在尚低于诸多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就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同时，东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巨大差距导致国内运输成本偏高，不仅使得由产业关联引起的产业集聚难以形成，也使得东部地区已形成的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无法有效地向中西部地区扩散，从而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三)产业集聚水平快速上升后保持稳定 本文采用1998～2008年的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从企业层面的数据入手，同时考虑地理集中与产业集中情况，综合得出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的“EG指数”。通过计算1998～2008年31个两位数制造业的EG指数，再计算其算数平均值得出这一时期中国制造业的平均产业EG指数。结果显示，1998～2008年，以EG指数衡量的中国平均产业集聚水平表现出先大幅上升，再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2005年之前，产业集聚不断上升的趋势与之前学者所做研究结论一致，而本文发现2005年之后产业集聚却相对停滞且稍有下降。这一发现与之前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原因主要是本文考察了更长的时间序列，而之前学者的研究时间段大多截至2005年。 EG指数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即产业就业的原始地理集中指数
和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
，而且EG指数的变化主要由
之间差别的变化导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可见，1998～2008年，中国平均产业的集聚程度不断上升，而且主要是由原始地理集中指数的上升引起的。赫芬达尔指数
，并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走势。将全部企业按照不同所有制分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的变化并不是由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规模变化引起，而主要是由国有企业的规模变化引起的，其他所有制的该指数均保持相对稳定。基于这一事实，下面的分解工作将主要针对原始集中指数
进行。 二、中国产业集聚动态变化的分解 本文借鉴Ellison和Glaeser(1999)按照企业所处生命周期对产业集聚进行分解的方法，建立一个类似的框架，按照企业不同所有制对产业集聚的变化进行分解，从而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产生的影响。 (一)不同所有制企业就业变化巨大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按照企业登记注册的所有制类型，本文将全部制造业企业样本中的16种所有制划分为五大类，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外资企业。本文按照中国产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中13～43类的两位数产业代码，利用其就业数据并采用省级区划作为地理范围，分析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情况。 数据分析显示，1998～2008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就业情况经历了巨大变化。制造业企业的样本数量从14.668万个增加到38.5594万个，由于2004年的普查，企业数量在2004年激增后又在2005年稍有下降。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数量迅速下降，它们在全部企业数量中的占比从30%以上分别下降至1.56%和2.38%。与此相反，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私营企业，企业数量增长了二十多倍，而且企业数量占比从6.93%上升至58.7%。
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虽然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但其就业人数在略有下降后出现了大幅回升，成为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平均规模最大的企业类型。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自2001年起就超过了所有企业的平均水平，并于2004年成为企业规模第二大的企业类型。国有企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在各种类型企业中最高，这也表明国有企业的行业集中度较高。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集聚水平不同 虽然1998年以来中国总产业集聚EG指数不断上升，并于2004年后趋稳，但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集聚水平和趋势却大不相同。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呈现出不断分散的趋势，而其他类型的所有制企业却依然趋于集聚。 不同类型的所有制企业存在不同的集聚水平。按照五种所有制类型对企业进行划分并分别计算其EG指数，可以发现集体企业的集聚水平大幅上升，从倒数第二位跃居至第一位，也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中集聚变化最为活跃的。外资企业的集聚水平在2004年之前不断增强，而在其后集聚程度却缓慢下降。私营企业的集聚程度在2004年之前有所下降，之后又缓慢回升。股份制企业保持了持续上升的集聚态势。国有企业的集聚程度最低且情况最为与众不同，在2001～2004年集聚水平快速上升后，从2005年开始集聚程度大幅下降，甚至在2008年出现了负值。不同所有制EG指数的变化情况也印证了上文对平均产业EG指数的分析结果，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从不同角度导致中国整体产业集聚水平下降。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产业集聚变化的贡献不同 根据对原始地理集中指数动态变化进行分解的公式，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数据，按照不同所有制类型对产业集聚的变化进行分解。与之前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本文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原始地理集中指数的动态变化与前一时期的集聚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即平均产业布局倾向于偏离原来的集聚中心。 通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进一步分解发现，不同类型所有制对原始地理集中指数动态变化
的贡献度随时间变化保持相对稳定。外资企业始终对原始地理集中指数变化产生负影响，并且2004年以后外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分散趋势，即外资企业的布局趋于分散，从而引领了中国整体产业趋于分散。其他类型所有制企业总体上仍趋于集聚，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变化并不显著。 (四)不同产业的集聚水平差异显著
图2 1998～2008不同所有制赫芬达尔指数
图3 不同所有制的EG指数值 中国30个两位数代码的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程度相差甚远且变化趋势各不相同。2008年，从EG指数最高达0.12的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到EG指数最低为0.004的造纸及纸制品业，各行业的集聚水平各不相等地分布于两者之间。如果按照集聚水平的高低对30个行业进行三等分，即将产业分为高集聚水平、中等集聚水平、低集聚水平三档，那么有21个行业处于第三档，第一档和第二档分别只有3个和5个行业。通过对行业的分解可以发现，最终的产业集聚水平是由哪种产业主导的，不同产业的集聚变化又是由哪种类型所有制企业主导的。 高集聚水平的产业表现出较弱的继续集聚的趋势。其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主导了该类产业集聚程度的加强，而私营企业却被边缘化，使得集聚程度减弱。中等集聚水平的产业集聚态势更为强烈，除股份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均推动了产业趋向集聚，其中外资企业是最主要的推动力。低集聚水平的产业呈现出继续分散的态势，这主要是受到外资企业较强的分散趋势带动，而以集体企业为代表的内资企业仍有继续集聚的趋势。 按照1998～2008年中国两位数代码制造业的集聚变化情况，我们将30个产业划分为集聚趋向型产业和分散趋向型产业，并按照所有制类型对两者进行分解，考察各种所有制对两种趋向型产业的作用。与上述分析结果一致，外资企业在两种趋向型产业中均起到了主导作用，它既推动了集聚趋向型产业继续集聚，又主导了分散趋向型产业的分散趋势。
三、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影响 (一)国有企业拉低整体产业集聚水平 国有企业产业集聚度偏低是中国制造业集聚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从上述分析可见，1998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数量迅速减少，但其就业人数却出现反弹，成为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平均规模最大的企业类型。国有企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在各类企业中最高，表明国有企业倾向于向大企业集中。同时，在EG指数的变化上，国有企业的集聚水平在各种所有制中最低，而且呈不断下降的走势，并在2008年出现负值。这也表明，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集中度超过了其空间集中程度，从而使得取决于原始产业集中指数
和赫芬达尔指数
的EG指数出现负值。 通过考察国有企业所在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可以发现，在三个产业内国有企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占比超过50%。烟草制品业的赫芬达尔指数从1998年的0.00731上升至2008年的0.03217，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在其中的占比始终在90%以上。由于中国对烟草制品实行国家专卖，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对烟草行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因此该行业几乎由国有企业垄断，加之行业内部企业不断进行并购活动，这就使得烟草制品业的赫芬达尔指数迅速上升，而国有企业在其中的占比却保持稳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和国有企业占比在2007年之前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然而在2008年却突然大幅上升，尚不确定是由于产业机构本身变化还是数据误差所致。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赫芬达尔指数在1998～2008年间逐渐从0.01191下降到0.00489，而且国有企业的比重也从95%下降到62%。然而，这一水平的产业集中度仍然高于其他大部分产业，而且该行业中的大型企业仍以国有企业为主。以上三个行业是导致国有企业平均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也使得2008年国有企业的EG指数为负。数据表明，中国尚存在一些国有企业集中度十分高的行业，它们的高集中度也导致了中国产业集聚度较低。 虽然EG指数显示，国有企业的集聚水平较低，但通过对原始地理集中指数的分解发现，国有企业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正如有关专家的研究结果，国有企业能够作为地方保护的代理变量。中国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地方国有企业，以获取更多税收和财政收入，这一偏好导致国有企业的布局较为分散，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本文测算的国有企业的EG指数在各种所有制中最低，这也证实了地方保护的确阻碍了中国产业的集聚发展。同时，国有企业的原始地理集中指数
自1998年以来显示出平稳上升的态势，这使得国有企业对平均产业集聚变化产生正向拉动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的地方保护有所缓解。 (二)外资企业引领产业集聚和转移 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共同影响中国整体产业集聚水平。本文通过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30个两位数代码制造业的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998～2008年，虽然中国平均产业的EG指数有所上升并保持稳定，但产业却倾向于从原有的集聚中心转移。2004年以后，外资企业集聚水平开始从较高水平缓慢下降，对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均起到了副作用，即推动产业分散布局。外资企业在不同集聚水平的产业和不同集聚趋势的产业中同时促进产业集聚和产业分散。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外商投资企业率先集聚在东南沿海地区，随着政策影响开始向内陆地区转移，从而导致了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趋于分散。
图4 国有企业的EG指数、原始地理集中指数和赫芬达尔指数
图5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外资企业区位商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推动产业向这些地区集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集聚仍处于较低水平，很多产业尚存在进一步集聚并享受正的外部性的潜力。然而，在强烈的区域竞争背景下，内陆省市政府出台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使得外资开始逐渐渗透到内陆地区，以利用更加低廉的要素成本开发更广阔的市场。 外资企业向内陆地区的扩张对产业分散起到了拉动作用。根据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除香港、澳门和台湾)，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沿海省和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广西、新疆、西藏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区位商分析可见，东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区位商虽然稍有下降的趋势，但在吸引外资上仍占据绝对有利地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外资企业的区位商均较低，中部地区利用外资稍有上升，西部地区则保持稳定。这也印证了上述分析中提到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内陆地区。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商投资企业的份额在广东、福建和上海均有所下降，而在广西、江西和江苏却明显上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外资在相邻的省份存在正向的外溢效应。 (三)其他内资企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从产业集聚动态变化的分解来看，1998年以来，私营企业数量增长迅猛，到2008年企业数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其在全部制造业企业中的占比从6.93%上升至58.7%。私营企业的集聚程度在2004年之前有所下降，之后又缓慢回升。私营企业对产业集聚有所贡献，但作用并不显著。其拉动高集聚水平产业趋于分散，也在集聚趋向型产业中发挥分散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私营企业在更多的市场选择而非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布局相对稳定。 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类似，其数量迅速下降，在全部制造业企业数量中的占比从30%下降至2.38%。但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集体企业的集聚水平大幅上升，从倒数第二位跃居至第一位，也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中集聚变化最为活跃的。集体企业对中国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它主要拉动低集聚水平的产业趋向集聚，同时又在分散趋向型产业中发挥集聚作用。集体企业的高集聚态势也与企业改制后其布局相对集中有关。 股份制企业构成比较复杂，涵盖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1998年以来，其数量不断增加，企业数量占比从14.35%平稳上升至17.94%。同时，股份制企业的集聚水平持续上升，但总体仍维持在较低水平。与集体企业类似，股份制企业对中国整体产业集聚也发挥积极作用，其在低集聚水平产业和分散趋向型产业中均发挥集聚作用，但作用不及前者显著。 可见，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中国产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以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为引领的产业空间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的影响。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应当凭借国有企业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机遇，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的集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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