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趋势_欧洲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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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5)05-0066-08

       学生流动是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源地，欧洲有着灿烂而悠久的学生流动史，是当代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繁荣发展的历史源流。及至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特别是博洛尼亚进程开启之后，促进学生流动成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并在改革实施的十余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欧洲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生流动不仅提升了欧洲的国际吸引力与内部凝聚力，而且还引领着当前国际学生流动的发展趋势。

       一、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的历史轨迹

       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有着灿烂而悠久的发展史，这为当代欧洲学生流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世纪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繁荣期。欧洲学生流动是伴随着学生阶层的出现而产生的，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1158年，意大利皇帝费列特·巴巴罗萨正式授予学生阶层的特权许可，这些汇集四方的学生组织便是大学的雏形。[1]12世纪后，欧洲学生流动的中心先后落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这一时期也称为“学术朝圣时代”。例如，1215年，巴黎大学38％文科硕士来自英格兰。1333～1494年，3，300名德意志同乡会成员参加了巴黎大学文学院的考试，其中1，116人(61％)来自罗马帝国，229人(12％)来自英格兰，79人(4.3％)来自瑞典。[2]由于当时大学数量有限(1300年欧洲共有16所大学)，同时受欧洲留学传统的影响，所以“游学”风气盛行。除此，又因优势学科(博洛尼亚大学的罗马法，巴黎大学的神学、医学)和名师的吸引(巴黎大学的亚培拉，博洛尼亚大学的欧内乌斯)以及欧洲国家赐予“游学”学生的特权(减免关税、通行费、杂税)等原因，[3]使得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生源具有明显的跨境流动特征，[4]虽其深度和广度与现代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当时已初步具备了高等教育跨境流动的性质。

       民族国家兴起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衰弱期。16～18世纪的欧洲大学整体上处于衰退期并逐渐封闭，致使大规模的跨境学生流动相对减少。17世纪欧洲的国际学生比例为10％，到18世纪又再次减少。[5]1517年的宗教改革造成了欧洲宗教的分裂、政治格局分化甚至解体。民族国家的建立也加重了国家间的对立，统治者们认为异国大学是“宗教和政治污染之源”，甚至禁止学生出国求学，以防受到“精神洗礼”。例如，1559年西班牙国王宣布禁止国民跨境求学，波兰(1534年)、葡萄牙(1538年)、法国(1603年、1629年)也颁布了类似的限制性法令。[6]总之，由于欧洲大学数量的增加(从1300年的16所增至1500年的72所)，3/4的学生能够就近接受高等教育。[7]再加之宗教改革、地方限制性政策以及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特别是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以及1688年的“九年战争”，使得这一时期学生流动相对减缓。[8]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恢复期。19世纪70年代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了自然科学的大发展，高等教育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支撑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许多国家纷纷派遣学者到科技较先进的国家求学，学生的流动也随之逐渐频繁起来。这一时期欧洲的学生流动中心先后集中在德国、英国和法国。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德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希腊、荷兰、比利时等国学生纷纷赴德求学。[9]法国的外国学生在校比例在1900年是6％，1920年是13％；在欧洲经济大萧条之前的1927～1928年间，法国高校的外国学生共1.5万人，在校比例高达20％；1930年为22％。在英国，从1900年到1930年，牛津大学的国际学生占在校学生比例从6％增长到12％。[10]

       “两战”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停滞期。进入20世纪之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整个欧洲学生流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随着欧洲局势的动乱，欧洲国家间的学生流动出现了短暂的停滞期；另一方面，“两战”及战后政治格局的动荡使人们认识到，学生的流动不仅有利于消融国家间对峙，增进认同，而且也有利于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政府更加注重控制和协调学生流动，不再对其放任自流。例如，“一战”后，法国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国际学生联盟”，德国于1925年成立了“德国学术交流总署”，英国于1934年成立了“英国交流协会”，以期通过协助学生流动促进国家间的交流。[11]因此，受国家意志的主导性影响，这一时期学生流动的政策性地位和组织化程度较之前有了很大提高。

       冷战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自由放任期。20世纪50和60年代，欧洲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合作相对较少，学生流动主要是由政治因素推动的，大学成了被动的合作者。考虑到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1971年“欧洲共同体第一届教育部长会议”上，高等教育的发展首次被正式纳入政策议程。[12]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十分强调市场调节，因此政府开始注重与高等教育界的对话，倾听多方利益相关者(学生、雇主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声音，尽可能地少干预教育、文化等公共领域。[13]“中层结构弱小”是此时欧洲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即“大学机构自治权威较弱”，又加之整个欧洲处在社会变革的动荡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欧洲学生流动是夹裹在政府与高校中间的自由放任状态。

       欧洲一体化时期——欧洲学生流动的复苏期。20世纪70年代后，在全球跨境学生流动以及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推动下，欧洲学生流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态势。1960年全世界跨境流动学生共计24.5万人，1980年为110万人，1990年为130万人，2009年增至340万人。[14]与此同时，启动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蔓延到高等教育领域，用高等教育带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欧盟的重要战略规划之一。1971年欧洲6国部长级会议首次提出要在欧洲实现文凭互认，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此后欧盟相继开启了“伊拉斯谟计划”和“苏格拉底计划”，在促进欧洲内部学生流动的同时又吸引了大批非欧洲国家学生的流入。[15]

       二、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的现实走向

       于1998年开启的博洛尼亚进程，作为欧洲当代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里程碑，将欧洲学生流动带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学生流动首次作为一个可量化的目标被提出来——到2020年实现欧洲高等教育区至少20％的大学毕业生拥有出国留学或培训的经历。作为“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促进“流动性”一直是博洛尼亚进程政策制定及改革实施的重中之重。例如，在《博洛尼亚宣言》制定的10个目标中，其中半数以上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消除学生流动障碍而制定的，另外4个目标主要通过促进学生流动提升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吸引力。现阶段的学生流动主要是由欧洲国家以及国际性、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发起的，通过定期的部长级会议制定一系列政策得以稳步推进，这与以往历史阶段的学生流动相比，更具组织性和政策性。总体看来，呈现出以下几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输入型学生流动的趋势加强

       所谓输入型学生流动(incoming mobility)，或称内向学生流动(inbound mobility)，指的是由一个国家外部流向内部的学生流动。国际上通常用输入型流动的比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作为学生流动目的国在全球留学市场中的吸引力及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输入型流动的比率是根据该国输入学生的数量占本国学生的总数得出的。来自欧洲学生调查小组的数据显示，1999-2007年间，从世界各地流向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学生数量增加了116％，相比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学习者数量(60％)超出了56个百分点。欧洲接收的国际学生的数量，从博洛尼亚进程实施之初1999年的82.7万人增至2007年的150.8万人，国际学生占在读学生的比例由4.5％提高到6.9％。[16]其中，法国接收的国际学生数量由1999年的13.1万人分别增至2007年的24.7万人和2012年的27.14万人，国际学生占在读学生的比例由6.5％提高到11.3％和13.5％；德国接收的国际学生数量由1999年的17.81万人增至2007年的22.79万人和2012年的29.71万人，国际学生占在读学生的比例分别由7.9％提高到11.3％和13.1％。[17]可以说，博洛尼亚进程实施后，欧洲在吸引非欧洲国家的学生方面确实成效显著。

       2010年。全世界有136万国际学生赴欧洲留学，相比博洛尼亚进程之初2000年的96.35万人，增长了42％。[18]根据全球5个大洲学生输入-输出情况(图1)可知，2010年全世界将近半数(46％)的流动学生选择了欧洲，1/4选择了美洲，1/4选择了亚洲和大洋洲，2％选择了非洲。[19]这就是说，从输入学生数量的绝对值来看，欧洲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生源接收地，越来越多的流动学生选择到欧洲国家求学。

      

       图1 全球跨境学生流动的目的地和生源地(2010年)

       资料来源：Margarida Rodrigues.Determinants and impacts of student mobility:A literature review.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2:34.

       在对欧洲40国进行的学生流动统计(图2)中，25％的国家的输入-输出比例大于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平均值，尤其是英国，净输入学生是输出学生数量的17倍，奥地利、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的净输入学生数量都在输出学生数量的3倍以上；在输入-输出比例相对较低的7个国家中，除了摩尼西斯外，其他也都在10％以上。总体而言，欧洲各国的输入-输出学生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对较高的，流向欧洲的国际学生正在逐年递增。

       (二)欧洲内部学生流动频率加快

       近十多年的欧洲学生的统计数据显示，博洛尼亚进程开启后，欧洲内部学生流动的频率明显加快。根据欧洲高等教育区流动学生统计报告显示，在2010年全球流动学生中，46％选择了欧洲国家，这其中24％来自欧洲高等教育区内部；在欧洲流动学生中，83％选择欧洲其他国家，17％选择非欧洲国家。[20]这就是说，大多数欧洲流动学生的目的国仍然是欧洲国家。对于像德国、奥利地、西班牙这样的大国来说，从2001～2002学年到2008～2009学年，流入这些国家来自欧洲国家的学生增长比例约为40％；对于像比利时、塞浦路斯、罗马尼亚、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来说，从2004～2005学年到2007～2008学年，流入这些国家的欧洲学生超过137万人，增长比例约为13％，平均每个学生在国外学习的时段为6.1个月。2006～2007学年，欧盟对高等教育的预算增加到2.3亿欧元，其中约82％的经费用于学生流动，大约有16万学生参与了欧洲国家间的流动。2009年，欧洲参与跨境留学的大学生超过370万人，比博洛尼亚进程实施之初的2000年增长了77％。[21]这些数据表明，在欧洲内部，学生流动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

      

       图2 欧洲高等教育区内各国输入-输出学生的比例(2010年)

       (其中，输入-输出学生的比例=净输入学生总数/输出学生总数)

       资料来源：Angelika Grabher,Petra Wejwar,Martin Unger,Berta Terzieva.Student mobility in the EHEA-Underrepresentation in student credit mobility and imbalances in degree mobility.Projektbericht Research Report,2014:35-36.

      

       图3 “伊拉斯谟计划”中跨境流动学生的数量变化图(1997/1998-2009/2010学年)

       资料来源：Margarida Rodrigues.Determinants and impacts of student mobility:A literature review.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2:5.

       作为以促进欧洲内部学生流动为主要目标的“伊拉斯谟计划”，在推动欧洲国家间的学生流动方面(特别是在硕士生流动与学分流动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故被称作“欧洲产生杰出欧洲人的典范”。现在，每年有15万欧洲学生通过该项目参与欧洲国家间的跨境流动。继1987年的“伊拉斯谟计划”、2004年的“伊拉斯谟世界计划”后，欧盟于2011年开启了“全民伊拉斯谟计划”，作为其2014-2020年度预算框架的一部分，该项目计划7年内拨款195亿欧元，其中2/3的资金用于资助人员跨国流动。最新一轮的“伊拉斯谟+”计划于2014年启动，该计划是欧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方位的交流合作项目，总预算达147亿欧元，计划资助200万名高等教育学生出国学习，2.5万名学生攻读联合硕士学位。[22]图3显示了通过该计划参与跨境流动的学生数量显著增长的趋势，与最初的1987年相比，每年平均保持着20％的增长幅度，其中短期学生流动(学分流动)的增长幅度尤为显著。[23]这也从侧面显示了欧洲内部学生流动频率逐步加快的趋势。

       (三)欧洲各国学生流动的不均衡

       在国际学生流动的数据统计中，通常将学生流动的不均衡分为“绝对失衡”和“相对失衡”。学生流动的“绝对失衡”通常发生在当“从A国家流向B国家的学生人数”减去“从B国家流向A国家的学生人数”大于1，000时(在这个定义中，东道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生人数不算在其中)。

       学生流动的“相对失衡”=从A国流向B国的学生数/B国学生总数＞从B国流向A国的学生数/A国学生总数

       (此定义只适用于当输出国的学生流出量占目的国学生总数的比率超过1％时)[24]

       在欧洲，不同国家学生流动的规模各不相同，各国的流出和流入学生数也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从流动方向的主要趋势来看，欧洲学生流动表现为从欧洲南部流向欧洲北部，从欧洲中东部流向欧洲西部，从非英语国家流向英语国家。学生流动数量在国与国之间是有差别的，甚至是差别很大的。

      

       图4 欧洲27国学位流动中输入型与输出型流动学生所占比例(2010年)

       (其中，输出型流动学生的比例：从A国输出到某一国家的学生数/A国原有学生总数；输入型流动学生的比例：从某一国家输出到A国的学生数/A国原有学生总数。)

       资料来源：Angelika Grabher,Petra Wejwar,Martin Unger,Berta Terzieva.Student mobility in the EHEA-Underrepresentation in student credit mobility and imbalances in degree mobility.Projektbericht Research Report.2014:38.

       图4显示了欧洲高等教育区内输出型流动与输入型流动间的关系，以及输入型流动学生、输出型流动学生与东道国学生总数间的关系。通过对该组数据的进一步统计得知，3％的欧洲学生正在他国进行学习；高等教育区中4％的学生是流动学生。[25]通过与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平均值(上页图4中EHEA)相对比，可将这些国家分为如下六种类型：

       1.输入型、输出型比例均偏高的国家：爱尔兰、挪威、德国、瑞士、奥地利；

       2.输入型比例偏高、输出型比例持平或偏低的国家：法国、英国、丹麦、捷克共和国；

       3.输入型、输出型比例均持平的国家：芬兰、比利时、瑞典、匈牙利、荷兰；

       4.输入型比例持平或偏低、输出型比例偏高的国家：冰岛、希腊、斯洛伐克、马耳他、摩尔多瓦、保加利亚、格鲁吉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塞尔维亚

       5.输入型比例偏低、输出型比例持平的国家：阿塞拜疆、罗马尼亚、葡萄牙；

       6.输入型、输出型比例均偏低的国家：乌克兰、土耳其、波兰、斯洛文尼亚、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西班牙、意大利。

       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成为了欧洲高等教育区中输入型学生流动比例最大的国家：在奥地利，1/5的学生来自其他国家，超过1/2的奥地利学生在邻国获得了学位，而来自德国的学生(36％)以及来自意大利的学生(12％)是奥地利输入型流动学生的主力军。而瑞士在这方面的情况与奥地利相似，拥有大量来自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

       表1显示了部分欧洲国家间输入型学生流动的相对失衡，例如，在列支敦士登，35％的学生来自奥地利，26％来自瑞士，12％来自德国；而来自列支敦士登的学生仅占了奥地利学生总数的0.1％，瑞士的0.3％以及德国的0.001％，这就形成了奥地利、瑞士、德国与列支敦士登之间学生流动“相对失衡”局面。卢森堡的情况与列支敦士登相似，该国14％的学生来自法国，7％来自德国，5％来自比利时，而相比之下，卢森堡流入到这3个国家的学生仅占3个国家学生总数的0.1％。[26]因此，在输入型学生流动方面，来自这3个国家以及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与卢森堡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失衡。而在看待这种失衡局面时，也应考虑到卢森堡、列支敦士登的国家面积以及他们输入型学生数量的绝对值等方面的因素。

      

      

       表2显示了按照地理范围划分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内的区域性绝对失衡，分析表2中数据得知，从欧洲任何一个区域流向北欧的输入型流动学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它向其他任何一个区域输出的学生数量，从南欧、东欧和非欧洲区域流向西欧国家的学生数量明显多于从西欧流向南欧、东欧和非欧洲区域的学生数量。

       三、欧洲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的本土启示

       通过对欧洲高等教育领域中学生流动的历史轨迹及现实走向的考察，为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诸多启示。

       第一，学生流动是当前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及人才强国战略的关键环节。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间的联系和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学生作为重要的知识和文化载体，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学生流动作为提升国家教育影响力、扩展外交范围、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价值，在近年来的欧洲乃至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政策与改革中受到高度重视，也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我国也正在努力吸引国际学生，力争成为世界主要留学目的国之一。

       第二，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学生流动市场中的吸纳能力。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与吸引力的提升是吸引海外优质生源以及留学人员归国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国在吸纳国际学生方面呈持续上升势头，但仍存在下述问题：学生流动逆差仍较大，输出学生远多于输入学生；来华学生在总体规模、层次以及占在校生比例方面仍偏低。例如，2012年国内高等院校来华学生在校比例基本低于1％，而这个数字在西方很多国家大于或等于10％；从来华生源看，亚洲仍占多数。2012年我国来华学生中63％来自亚洲，17％、11％和8％分别来自欧洲、美洲、非洲。[27]因此，在广泛吸纳国际学生的同时还应重点吸引高水平的优质生源，促进高层次学历的流动；建立健全人才引入机制，增加留学生教育经费投入，设立多层次多类别的留学生奖、助学金；加强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等。

       第三，拓宽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流动的国际平台，实现高层次、宽领域、多样化的学生流动。首先，要进一步推动与境外高水平大学，特别是与享有国际声誉的世界一流大学强强联合、强项合作，为学生提供高层次的国际流动平台。其次，要拓宽学生流动的范围。不仅要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应加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既要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也要注重与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区域性组织的合作。同时，更要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为学生流动提供更广泛的国际空间。最后，学生流动的形式要多样化，应鼓励各级各类高校和教育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学生交流活动，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合作与交流。

       第四，加强我国内部高等教育领域的学生流动。我国内部各区域间教育及社会发展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态势，例如，我国八大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层次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以泛长江、珠江三角洲、泛渤海湾区域的经济水平最高，以陕甘宁青经济区和西部生态区的经济最为落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由于高等教育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及相关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各省市、地区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因此，加强我国内部区域间的学生流动，对于缓解我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实现教育乃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无疑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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