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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钓鱼台国宾馆向参加“2001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中外代表详细阐述了中国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来自国内外的经济学界和企业界人士对此进行了讨论。对于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界著名人士的提问和建议，戴相龙行长作了精彩的回答。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有六大成功、四点不足
尼古勒斯·拉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在中国，去年，投资机构至少二分之一是通过股票发行或者银行来投资的，换句话说，通过金融系统的中介使之成为推进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投资机构。中国要真正建立一个商业化的系统还要花很长的时间。首先强调一点，要在金融领域增加竞争。中国已经开始一些方面的改革，比如法律政策方面，各商业银行自负盈亏。其二，加强了人民银行的监管和监督的权力。其三，2400亿元的资本注入了国有商业银行。其四，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消除了大批不良资产。其五，一些有利可图的潜在的贷款如房屋抵押、教育贷款等作为消费信贷的出现，去年新发放的贷款中有30%是这类的贷款，而且做得很好，这也将会成为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这一点将来会越来越重要。其六，在最近两年来特别是去年企业增加了盈利，在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工人人数减少，这些结果都将是积极的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盈利程度的，他们是国有银行的主要借款者。
以上是积极的方面，消极的一面主要是：其一，银行在中国作为金融机构仍然是主要的贷款来源，通过股市、募集等其他手段融资只占GDP的1.5%，在国内资本市场所筹得的资金大概是1700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是13300亿元人民币，可以看出银行系统是企业融资的最主要的来源。政府的债务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企业的公司债券几乎完全没有了，只有发行股票来融资，而股票融资数额也不够大。其二，银行的利润还是比较低的，戴行长几周前新闻发布会指出2000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是146亿元人民币，这个数额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实在是太小了。其三是不良贷款的问题。其四，四大银行的成本结构不合理，成本太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人数太多。
我认为中国金融部门确实需要进一步加强竞争；要有公司债务的市场——这应该成为主要的融资来源之一；同时，显而易见，在股市操作上是有一些改进余地的。我认为应该有外国金融机构加入以加强竞争，现在有177家外国银行在中国，但是他们只占整个资产的2%，事实上只有1.5%，他们的资产比例很小，我想在中国入世后的五年中，增加幅度会很大。外资银行应该进一步增加，保险公司也是如此，需要加强竞争，证券市场上也是一样，需要外国证券公司来加入竞争。大家都知道，如果开放得太快会有风险，但是也应看到，开放得太慢也有风险，而后一点往往得到忽视。竞争有助于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
戴相龙：我想就几个问题进行一下信息的沟通。去年我们从股市上筹得的资金是1500亿元，如果加上从国外筹得的资金，股市筹得的资金应该在3600亿元以上。其二，去年四家银行利润是146亿元，刚才拉迪说太低了，如果按照过去同口径计算，我认为它们的利润应该是900多亿元：由于债转股减少利息收入200多亿元，由于增加营业税减少收入100多亿元，由于为了调控宏观经济，存贷利差减少了0.75，当年少收了600多亿元，把这三个因素算进去，事实上应该有800多亿元到900亿元的利润。当然，即使考虑这些因素，我的看法也是利润显得低了些，但这种状况肯定会逐步好转。其三，不良贷款增加的原因除了有市场的风险、信用的风险等等因素以外，还由于我们进行了体制性的改革，我们很多国有企业进行了重组，这种情况在去年9月份已经好转，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不良贷款一直是下降的趋势。
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应该是能够动员资金并且将资金分配到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回报率最高的产业部门和企业。现阶段中国经济中，应该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部门最有竞争力，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部门中主要的企业是中小企业，我们知道中小企业在我国现有金融体制下，既不能在资本市场上融资也不容易与大型国有企业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银行资金的服务，非常高兴见到戴行长对这方面比较关注。我们知道，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最有效的是中小银行。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最近亚洲开发银行委托我做了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中国的民营企业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户，即很小的民营企业，它的雇佣人数不超过8人，另一种是大一点的私营公司，这两种企业的总就业人数是8300万人；其中3/4是个体户，其注册资本是平均每人5000元；私营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平均每人55000元。现在银行有两万多亿元的存差，如果两万多亿元的存差都拿来解决就业的资本的话，以50000元一个劳动力来算，可以解决4000万人的就业，所以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是太严重。
迪恩·欧哈尔（美国丘博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需要加强国内的金融市场来加快经济的发展，并且使风险分散。中国中小公司获得的贷款非常少，只占1%，在美国中小企业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比大公司要有效得多，所以中国发展银行以外的资本市场的时机要选择好。另外，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说，公司治理结构非常重要。
戴相龙：关于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大家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贷款用于中小企业的占我们全部贷款的48%，有人说中小企业贷款只占1%，不知道出自何处。我们城乡信用社的贷款主要是给中小企业，另外，城市商业银行主要是面向中小企业。一些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也用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大家十分关心的，我的想法是，第一，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也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总行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第二，我们打算把100多个城市商业银行改造为市民银行，明确地讲就是为市民服务，为中小企业、个体经济服务，为就业服务，这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贷款会有很大帮助。此外希望地方政府建立更多的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我们也将探索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由各种投资人组建各种投资公司，由他们向中小企业提供各种贷款。至于民营银行，是一个复杂的含义，从广泛的角度讲，城市信用社实际上是一种存款类的民营金融机构，城市商业银行大部分事实上是个人的股份，而且我们有了民生银行这样的银行。
斯蒂芬·龙（花旗银行执行副总裁）：拉迪先生提到应该让外国银行在中国加强竞争，我想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问题，应引入外国金融机构来促进这一个过程。你认为这方面缺乏的仅仅是专业人士、人力资源吗？您如何加速人力资源的培养？
盖瑞·拜那纳夫（纽约人寿保险副董事长）：中国中小企业缺乏资本，为使之获得资本尤其是来自中国以外的资本，重要的是要保证债权人的权益。外国金融机构对于给中小企业贷款不放心，除非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利得到清楚的界定，尤其是抵押贷款。同时他们也认为应该有一个银行方面的法律使他们能够在债务公司经营不好时让公司破产关闭或对公司进行重组。
戴相龙：花旗银行的代表谈到我们是不是缺人力资源，是的，但是首先应该用好自己已有的人才，当然我们应该吸引境外的人才。关于小额贷款，我们将继续办理和扩大办理小额贷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但是现在中央银行很难让商业银行通过降低利率、降低贷款条件来发放贷款，这个方面，应该更多地通过财政的扶持加上商业银行的运作来进行，而不能通过中央银行让商业银行降低贷款条件来发放扶贫贷款。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年扶贫贷款将进一步增加，中央财政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贴息也会增加。
资本市场的开放没有时间表
休伯特·奈斯（德意志银行亚洲区董事长）：大家都接受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只有在国内的银行体系得到充分加强之后才能够进行，我想问国内改革到了何等地步之后您才会考虑对外开放资本项目？
凯撒·扎拉米（美国国际集团高级副总裁）：我有一个建议，建议人民银行加强运用市场工具的能力，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和调控，第二个建议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对货币供应的调整，减少对于外资银行的利率的限制，对于保险业来说我建议要允许引入一些先进的专业的保险产品，比如对于中国公司的上市提供保险、对于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比如“美国产品负债保险”来为中国产品卖往美国提供保险，我认为还应加速外国保险公司对保险的参与来减少中国国内保险公司所承受的风险。
戴相龙：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开放，我认为我们现在实行的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在资本项目方面就是积极吸收外商的直接投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同意外国资本换成人民币来购买中国的人民币的证券，这个问题，我相信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随着国际收支平衡能力的加大，随着我们的金融结构更稳健，具备这些条件后再逐步放开，放开的办法可能是要求外国资本成立一种基金，比如证券投资基金来投资股票市场，我想这个并没有时刻表。我认为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冲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放开资本市场。我认为中国要创造条件推进资本市场放开，但是如果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来推进放开，对外国投资者也是不利的。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我们的保险公司将会继续开放，我相信我们的保险监督委员会，将由他们制定进一步开放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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