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演变解体的经济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根源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是本世纪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它涉及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问题，涉及到社会广义发展的许多根本规律问题。科学地分析苏联演变解体的原因，正确地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的发展和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几年来，国际国内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探索这一事件所发生的根源和教训，尽管结论未必完全一致，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互相启发。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有内因，也有外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本文只试图从经济根源加以分析，以就教于学术界同行。
在导致苏联演变解体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根本的因素。长期以来，苏联社会的经济问题不断积累与加深。社会经济形势逐年恶化，发展成为深重的经济危机。苏联也曾试图通过改革克服危机，然而不仅经济危机没能克服，反而加深并最终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全面危机，使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并全面爆发，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苏联社会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演变成低速、停滞以至倒退。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战前1929—194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14.8%，战后1951—1960年为10.2%，1961—1970年为7%，1971—1980年为5%，1981—1989年不足3%，1990年为－4%，1991年为－15%。 虽然1991年的下降带有特殊性，但整个经济发展的轨迹就是如此。
第二，国家经济实力下降，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苏联统计年鉴的材料，从1960年到8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实力一直为美国的2/3左右。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西方国家的情报学术机构以及苏联和中国的专家学者近年的研究结果都表明，苏联的经济实力实际在美国的1/3以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为日本所超过， 到解体前的最后几年，约为美国的1/4。 脆弱的经济艰难地支撑着日益不堪负担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意味着这个超级大国正在走向衰败。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停滞以至下降。从战前到战后初期，苏联由于忙于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卫国战争以及恢复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得有限。从50年代的后期到70年代初，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1966—1970年，苏联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为5.9%， 此后不断下降，1986—1988年仅为1.4%。进入90年代以后， 由于生产下降， 商品短缺， 通货膨胀（1990 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已达两位数， 1991年为三位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即使在剧变之前，在苏联已成为世界军事和重工业超级大国的情况下，苏联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苏联自己认为，1975年居民的实际收入为美国的一半左右，而据西方测算，1979年苏联的职工月收入只为美国的30.5%，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水平只为美国的1/3。 苏联人均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的数量、质量和档次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年代以来，苏联与发达国家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造成上述社会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首先在于传统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是基于产品经济观、以国家为核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在它初期以及战后的恢复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又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与现代经济发展规律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上，传统体制要素对经济运转的推动作用已逐渐有失殆尽，而其弊端却日益突出：不能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缺乏内在的动力机制，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制约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使国民经济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切使苏联经济走上了下坡路，无论国家作出怎样的努力，采取了多少措施都无法制止经济下滑。它意味着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管理体制已经失灵，除非进行彻底的改革，超级大国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从50年代中期，苏联就开始进行调整和改革，然而由于对旧体制的基本矛盾缺乏深刻的总体认识，直以80年代中期，30余年的经济改革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完善原有体制的“完善型”改革方针，主要在“行政分权”、“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上打转转，始终未能触动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关系，始终没能破除产品经济观，经济运行始终没有摆脱行政权力机制，一句话，始终未根本触动传统的经济体制，因而也没能扭转经济发展的这种颓势。
其次是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错误。它表现在：
（1）长期实行“速度第一”的方针，轻视效益的提高。 苏联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在他们看来要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得有高速度，因此，“速度第一”一直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突出战略方针。速度固然是重要的，但它只有建立在效益的基础上才能持久。而苏联重速度轻效益，长期靠高投入高消耗来维持，就为日后的发展造成大量的问题，投资来源日益枯竭，现实能够利用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使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不仅如此，苏联的高速度只是重工业、军事工业的高速度，而农业和民用工业长期发展缓慢，致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基础不稳。
（2）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 忽视农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战后以来，虽然世界热点冲突未断，但时代的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苏联领导人看不到这种变化，不顾国力与美国搞军备竞赛、苏联的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甚至1/3， 而军费开支甚至比美国还要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苏联经济是被美苏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拖垮的。军工生产消耗掉了巨额的国民财富，不能回到扩大再生产中的军工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左右。 它排挤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财力物力紧张，是苏联经济下滑的重要因素。此外，庞大的军工系统也制约了苏联经济结构的调整。苏联机器制造业有近半数直接间接用于军需，由于军工系统不能削弱，军备竞赛不能放弃，所以调整经济结构就成了一句空话。
（3）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 忽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切不说战前苏联过高的积累率，战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30年间苏联积累率一直在25.1%到28.1%之间，而对于人民群众的消费实际上是按“剩多少算多少”的原则来安排。结果，国家强大了，成了超级大国，但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这种情形在非常时期是可以的，但在和平发展时期，尤其是比较开放与外部交往频繁的情况下，横向对比以及由此形成的反差往往是人民群众难以接受的。不少人认为，苏联搞社会主义70多年，没有带给他们应有的富裕的生活。而在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年代，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改善反而下降了。这正是80年代末多数选民选人民代表时之所以不投苏共候选人的票的首要原因。
第三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失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国家社会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的局面，决心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寻找出路。但在改革决策上出现了许多失误：其一，经济体制改革急于求成，计划脱离实际，改革方案频繁出台，却缺乏操作性和实效性。其二，农业改革滞后，没能为整体改革提供稳定的基础。其三，没有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戈尔巴乔夫虽有关于外交的新思维——正是这些新思维导致了苏东联盟的解体，但他在推行国内改革时却没有实行对外开放，因而国内改革缺少外在的推动力。其四，经济改革推不动，他将责任归咎于政治体制，匆忙地将改革重点转向政治领域，公开性和民主化迅速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机制，但新的市场经济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结果，经济形势不仅未见好转，反而陷于日益深重的危机之中。经济改革的失误使戈尔巴乔夫预想通过改革推进经济发展的计划落空。使他失去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的机会。本来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人民对改革抱着很大希望，然而，由于改革始终不见成效，使人民对改革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不相信改革方案会取得成效，更不相信改革能带给他们任何实惠和好处，也不相信苏共能领导国家摆脱困境。失去了群众的信任苏共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
总而言之，苏联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败北的。靠着高积累高投入，苏联在竞赛中维持了一段高速度，一度使苏美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这种低效益基础上的高速度岂能持久？更何况这种高速度只是重工、军工的高速度。再向前发展，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现实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使高积累高投入都难以做到，再加上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使企业和劳动者个人都缺少生产积极性，经济发展缺少内在动力，使苏联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赛中，靠牺牲质量、效益和人民生活换来的局部性速度优势最终也失去了。除了畸形发展的军工生产之外，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经济没搞好，人民群众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这是苏联演变的最根本原因。苏联的教训再一次印证了列宁的一句名言：“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