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压力与应对方式特点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压力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方式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70(2003)01-0007-05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有幸踏入大学校门，大学已成为大多数人才成长的必经阶段。大学期间，每位大学生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国外（Heins等，1984）对大学生进行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压力源主要有两类，一类与学业期望及成绩有关；另一类与社会因素有关，如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等。
综观国内外有关压力的研究，可发现如下两大特点：其一，研究对象的选择“重两端轻中间”，即重视18岁之前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轻视18岁之后到成熟的中间阶段压力与应对特点考察。青年期，尤其是青年中期和晚期日常压力与应对特点的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青年中期的压力与应对研究远落后于成人方面的研究，也落后于儿童期的研究。美国心理学家科雷沃(W.Kleiwer,1991)指出：“有关成人的压力与应对研究已处于‘成熟期’，而有关青年的这方面研究尚处于不成熟的‘婴儿期’。”这种现状与发展心理学生命全程观不够协调。其二，重静态特点研究，轻动态发展考察。已有研究对压力和应对随个体成熟而发展变化的特点缺乏考察，对18岁以后的大学生压力和应对的发展特点尤其缺乏足够的探讨。大学生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针对性较强的工具，这个问题对于压力研究显得尤为突出。
我国大学生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背景和校园生活。四年当中，由于面临的学业任务和人生课题不同，各年级大学生面临的压力源也各不相同。目前，虽然压力和应对问题日渐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对我国大学生的压力和应对尚缺乏十分系统的实证研究。一方面，适合大学生压力和应对的研究工具较少；另一方面，对成长过程中大学生压力和应对的变化特点缺少足够的关注。查明不同成长阶段的大学生的压力及应对方式特点，对于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发展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十分必要。此外，近年来大量涌入大学校园的独生子女大学生也值得研究。本研究拟考察大学生压力与应对方式的发展特点，并对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压力及应对方式特点进行分析。
二、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从北京地区三所高校（其中一所重点高校，两所普通高校），抽取文科和理科各年级大学生共660名。大一被试为271人（其中，有234名参加了时隔两年的追踪研究，大三时接受了第二次测查）；大二137人，大三315人（含大一时参加测查的234名），大四171人，共计894人次参加了本研究。其中，男生356名，女生304名。独生子女229名，非独生子女431名。
（二）研究工具
1.自编“大学生压力源问卷”。
共68个条目，过程如下：首先，请400余名选修“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的各年级学生列出大学期间可能或已经出现的令其苦恼、焦虑、紧张的生活事件；然后，在大量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及大学生心理咨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问卷构想，同时对第一步的原始资料整理并归类，初步形成问卷；接着，在32人的小范围内进行预试、初步的项目分析与修订；最后，正式合成“大学生压力源问卷”。对每个条目均要求评价其“影响程度”和“影响时间”。每个条目的压力值＝“影响程度×影响时间”。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为.95（根据本研究因素分析所确定的条目计算）。
2.应对问卷。
由卡佛(C.S.Carver,1989)等编制。包括14个分量表。整个问卷共包括53个条目，分别在“1从不”～“5总是”的5点量表上评定。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2（根据本研究因素分析所确定的条目计算）。
3.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了解被试的年级、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等信息。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数据的收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测查某高校全体新生240名。在承诺绝对保密的前提下，所有被试均填写了学号和班级。第二阶段测查距第一阶段两年，对本研究的全体被试施测。其中234（6人因故未参加第二次施测）名追踪被试（已升入大三）填写了姓名和学号，其余被试均为匿名。
三、结果
（一）大学生压力的特点
1.大学生压力源问卷的因素分析。
我们对自编的《大学生压力源问卷》68个条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Varimax旋转，生成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12个，累积方差解释率为59.1%。根据碎石检验(scree test)判断，对68个条目进行抽取7个因子的因素分析，此7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50.4%。考察Varimax旋转因素负荷矩阵，删除在任何因子上负荷均较低（小于0.35）的条目，以及在两个因子上都具有大于0.30且大小彼此接近的负荷的条目，对存留的53个条目再次进行抽取7个因子的主成分分析，此7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54.5%。经Varimax旋转，获取最终的因素结构。
各因子命名如下：F1：重大与突发性压力，主要指一些突发性的，或对大学生具有较重要意义的压力事件，如发生意外事故、面临退学、违纪或受处分等。F2：经济压力，主要指由于经济困难带来的心理压力，如“父母为自己上学欠了一大笔债”，没有足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等。F3：前程压力，主要指由对前途的担心而产生的压力，如担心找不到好工作，感到前途渺茫等。F4：学习压力，主要指和学生有关的压力事件，如考试成绩不理想、学习负担重等。F5：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主要指来自一般人际交往或社交场合的压力，如与同寝室或同班同学关系紧张，怕在众人面前讲话等。F6：异性关系压力，主要指由与异性交往而产生的压力，如暗恋他人、遭到喜欢异性的拒绝等。F7：自主与独立压力，主要指由和父母间观点不一而产生的压力，如“父母不理解我的愿望和选择”、“我与父母在一些重大事情上意见分歧”等。
需要说明的是，重大与突发类事件在大学生中的发生率较低，本研究中92.7%的被试重大事件的发生率为零。我们认为，“重大与突发”事件具有偶发与低发性，与本研究所关注的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压力变化特点没有紧密联系。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仅关注其余六种日常压力源。
2.大学生压力的发展特点。
首先，以年级为自变量，控制性别、是否独生和经济状况等可能的影响变量，对七种压力源进行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Pillai's F=4.229,P=.000，说明四年当中，大学生的压力总体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为进一步考察压力的年级差异，我们对六类压力进行了One-Way ANOVA检验，结果发现，六类压力及压力总均值的年级差异均显著，大二和大四的前程、学习、异性关系、自主类压力及压力总均值均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三。说明四年的大学生活，不同时期的压力大小不同，总体来看，大二和大四的压力大于大一和大三。图1清晰地说明了这一趋势。
图1 大学生各类压力的发展特点
以同一年级为考察对象，分别对四个年级各类压力进行配对T检验，结果发现，尽管大二和大四的总体压力显著大于大一和大三，但与上述差异性并存的，是各年级间压力特点的一致性：各年级位居前两名的压力源均为“前程”与“学习”压力，说明学习与发展是贯穿整个大学生活的主要压力源；除大四外，各年级排名后两位的压力源均为“异性”与“自主”压力。此外，不同年级的压力源也存在特殊性：大四时，自主压力跃居第三，并且与位居第二的学习压力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大四面临新的人生选择，与父母发生分歧的机会增加有关。
（二）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特点
1.应对方式问卷的因素分析。
我们对应对问卷53个条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Varimax旋转，生成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12个，累积方差解释率为55.13%。根据碎石检验(scree test)判断，对53个条目进行抽取8个因子的因素分析，此8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44.4%。考察Varimax旋转因素负荷矩阵，删除在任何因子上负荷均较低（小于0.35）的条目，以及在两个因子上都具有大于0.30且大小彼此接近的负荷的条目，对存留的41个条目再次进行抽取8个因子的主成分分析，此8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50.58%。经Varimax旋转，最终获得的因子命名及简要解释如下：
F1，积极筹划与行动，主要指制定计划、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关注事件积极之处等。F2，寻求社会支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寻求情感支持，如向他人倾诉，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安慰等；二是寻求工具性支持，如征求他人建议、多方咨询，和能够提供具体帮助的人商讨等。F3，接受，主要指努力接受既成事实。F4，求助宗教，主要指祈求上帝的帮助、相信上帝等。F5，停滞与放弃，包括放弃努力，不再为目标付出，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等。F6，主动克制，主要指尽力挖掘事物光明面，耐住性子，等待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等。F7，情绪宣泄，主要指发泄焦躁、苦恼等不良情绪。F8，心理解脱，主要指通过其他活动转移注意力、尽量少想，比平时睡得更多等。
2.大学生应对的发展特点。
首先，以年级为自变量，控制性别、是否独生和经济状况三个可能的影响变量，对八种应对方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Pillai's F=2.498,P=.000，说明四年当中，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总体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单元变量分析以及One-Way ANOVA检验均表明，八种应对方式中，只有情绪宣泄、停滞放弃和求助宗教三种应对方式年级差异显著，具体结果见表1。表中可见，大二和大四学生较多地运用了情绪宣泄；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比大一新生更容易停滞放弃；大四毕业生比大一和大三学生更多地“求助宗教”；大二学生比大四学生更多地运用“心理解脱”。说明四年的大学生活，不同时期采取的应对方式不尽相同，尤其是情绪宣泄、停滞放弃、和求助宗教三种应对方式。
以同一年级为考察对象，分别对四个年级各种应对方式进行配对T检验，从表1可看出，尽管应对方式总体上存在年级差异，但与上述差异性并存的，是各年级间应对方式特点的一致性：各年级位居前三名的应对方式均为“筹划行动”、“接受”与“主动克制”；各年级位居后三名的应对方式均为“求助宗教”、“停滞放弃”与“心理解脱”。
表1 各年级大学生的应对特点（平均数±标准差）
注1:a与大一的同类应对差异显著；b与大二的同类应对差异显著；c与大三的同类应对差异显著；d与大四的同类应对差异显著；显著性均为P<.01。
注2:1代表与本年级的“筹划行动”差异显著；2代表与本年级的“寻求支持”差异显著；3代表与本年级的“情绪宣泄”差异显著；4代表与本年级的“接受”差异显著；5代表与本年级的“停滞放弃”差异显著；6代表与本年级的“主动克制”差异显著；7代表与本年级的“心理解脱”差异显著；8代表与本年级的“求助宗教”差异显著。
（三）不同大学生亚群体的压力与应对特点
1.独生子女亚群体的压力与应对特点。
以是否独生为自变量，控制年级变量，对七类压力进行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Pillai's F=11.09,P=.000，说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压力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单元变量分析表明，独生子女的经济压力(F=57.65,P=.000)、异性关系压力(F=10.66,P=.001)及社交压力(F=9.67,P=.002)均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
以是否独生为自变量，控制年级变量，对八种应对方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Pillai's F=3.53,P=.001，说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应对方式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单元变量分析表明，独生比非独生子女寻求社会支持更多(F=9.16,P=.003)、心理解脱较少(F=5.58,P=.018)。
2.不同性别亚群体的压力与应对特点比较。
以性别为自变量，控制特困、年级与独生变量，对七类压力进行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Pillai's F=883,P=.01，说明男女大学生压力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单元变量分析表明，男生的异性关系压力(F=4.75,P=.03)显著高于女生。以性别、特困与独生为自变量，对七类压力进行多元方差分析(MANOVA)，除性别外，其余变量主效应仍显著，但三变量所有可能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以性别为自变量，控制特困、年级与独生变量，对八种应对方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MANOVA)，结果Pillai's F=882,P=.000，说明男女大学生应对方式总体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单元变量分析表明，女生在“寻求社会支持”、“情绪宣泄”、“接受”、“心理解脱”、“求助宗教”上的得分均高于男生。
四、讨论
（一）大学生的压力及其发展特点
大学阶段是人生的重要转折期，甚至被称为“第三次断乳期”。在此期间，大学生不但要经历生理上的最终成熟，而且要在心理上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一个准社会成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当今信息时代，愈演愈烈的社会竞争难免使大学校园里的学子们时刻受到紧张氛围的影响。大学生究竟面临哪些压力？不同年级大学生的压力有何特点？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主要面临如下七种压力：①重大与突发性压力，主要指一些突发性的，或对大学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带来的压力；②经济压力，主要指由经济困难带来的心理压力；③前程压力，主要指由对前途的担心而产生的压力；④学习压力，主要指和学习有关的压力；⑤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主要指来自一般人际交往或社交场合的压力；⑥异性关系压力，主要指由与异性交往而产生的压力；⑦自主与独立压力，主要指由和父母间观点不一而产生的压力。这一发现与国内的有关研究结果不乏相似之处，王宇中等(1999)编制的“大中专学生生活事件”将大中专学生的生活事件分为四类：有关个人能力等的事件；有关人际关系和心理支持方面的事件；有关经济条件及身体健康方面变化的事件；有关奖惩方面的事件。
本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大学生压力具有显著的年级特点，大二和大四的压力大于大一和大三。大一新生压力较轻的原因可能有三：①初入大学，大学生活的立体全貌尚未完全展示出来。对新生活的憧憬和新鲜感暂时掩盖了大学生活深层的真实紧张；②学生管理工作部门对大学新生给予了特别关注，如举办各种迎新晚会、专家讲座等等；③初到陌生环境，个体的不安全感增加，可能促使新生通过参加社团、同乡会、结交新友等方式获得归属与认同感，另外，它也趋使个体努力与周围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另一项研究（刘玉新，2001）的发现支持了这一解释：大一新生“结交新友”与参加“社团”事件的报告率显著较多。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大一新生暂时未强烈体验到新的学习任务、同伴关系、生活方式的严峻挑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感逐渐消失，新生得到的特别关注也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频繁人际互动中同伴冲突的增加。其他研究也发现了与本研究类似的结果：与入学初期相比，在一段时期内，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不仅不会降低，而且有所增高（陶沙，1998）。
除上述原因外，大二学生压力较大还有两个原因：初次接触大量专业课，由于专业课不仅内容更宽、更深，而且对新的学习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个体十多年来养成的基础课学习习惯和方法面临调整和变革；多数大二学生将面临全国英语四级统考，虽然一次通不过还有机会，但毕竟这次考试不仅事关将来求职，而且直接影响到能否顺利毕业。
大四学生压力较大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三个：①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虽然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仍然偏低，但由于毕业生自身的期望值与就业市场的现状存在较大差距，加上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导致多数应届毕业生难以迅速适应工作，造成多数用人单位不愿接收应届本科毕业生；②考研人数激增。近十年来，我国报考硕士研究生的人数连创历史新记录，尽管招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但考研仍是大学生继高考之后的又一场战役；③大四生同时面临多重压力。由于考研冲刺复习和联系工作单位具有较强的时间性，均集中在大四第一学期，对许多希望二者兼顾的学生而言，必然面临时间上的冲突。此外，作为学生的天职，专业课学习丝毫不能怠慢，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也是大四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上述多重事件层层累加常使大四学生倍感压力沉重。
前途不仅只是大四学生不得不关注的眼前现实问题，本研究还发现，各年级位居前两名的压力源均为“前程”与“学习”压力，说明学习与发展是贯穿整个大学生活的主要压力源。古丽娜(1999)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最大的压力源中，“未能达到个人目标及理想”、“前途出路不明朗”位居首位，“学习成绩不理想”也在榜上名列前茅。此结果提示我们：不仅新生需要关注，各年级大学生都需要有关部门的关注，加强大学生“学习与发展”心理咨询、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十分紧迫。
（二）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发展特点
通过考察各年级大学生的应对特点，本研究发现，四年间，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总体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情绪宣泄、停滞放弃和求助宗教三种应对方式具有显著的年级差异：大二和大四学生较多地运用了“情绪宣泄”；大一新生最不容易“停滞放弃”；大四毕业生比大一和大三学生更多地“求助宗教”；大二学生比大四学生更多地运用“心理解脱”。此外还发现，尽管各年级在应对方式上存在上述差异，但也存在一致性：各年级位居前三名的应对方式均为“筹划行动”、“接受”与“主动克制”；各年级位居后三名的应对方式均为“求助宗教”、“停滞放弃”与“心理解脱”。这些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大学生的应对特点。
上述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较为积极、健康，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一结果与已有的研究基本一致。卡佛等(Carver,1989)对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学生较多地使用那些理论而言具有适应性的应对方式（如制定计划等），而较少使用从长远来看具有非适应性的应对方式（如行为与心理解脱），但大学生对于个别非适应性应对方式的使用也达到了接近中等的程度。我国学者张卫东(1998)和古丽娜(1999)也有类似的发现。本研究发现，“筹划行动”和“主动克制”均是各年级大学生使用最多的应对方式，其平均使用程度都在中等以上，说明多数大学生面对压力时能够制定计划、关注事件积极之处，需要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克制自己，排除干扰，以实现目标。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大学生有时也采用一些不够积极、健康的应对方式来缓解压力，如放弃努力，不再为目标付出，承认自己无能为力；通过逃避的方式来寻求心理解脱；少数大学生甚至听天由命，祈求上帝的帮助。上述问题应当引起高校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具体而言，大二、大四运用“情绪宣泄”式应对显著多于大一和大三，这可能与他们压力较大有关；大一新生比其他年级更少应用“停滞放弃”，说明随着年级升高，大学生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热情有所减退。大四毕业生更多地“求助宗教”，其原因可能在于大四是个体不断做出多种抉择的关键时期：首先面临着“求职还是深造”的选择；继而是求职中追求“物质待遇还是发展机遇”的选择；接着又可能面对“自己做主还是听命父母”、“爱情与事业”等多重选择。此外，对于涉世不深的大学生来说，外部世界既神秘又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少大学生因对模糊情景的耐受力较差而感到重重压力。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有些个体可能因为感到前途命运操之在人，自己无能为力而采取听天由命、求助上帝的应对方式。
上述结果提醒我们：①要注意引导大二和大四生的“情绪宣泄”方式，防止他们通过消极甚至危害他人的方式来宣泄情绪；同时，要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大学生提供健康的情绪宣泄渠道。②应加强大学生挫折教育，增强其承受压力的能力。③要重点做好大四毕业生的心理保健工作。已有研究和我们的心理咨询实践表明，
毕业生常见的身心症状有头疼、失眠或睡眠不佳、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强迫性思维、焦虑、抑郁、情绪波动较大等。因此，毕业生的心理健康值得关注，要防止少数个体采取不健康的方式应对压力。
（三）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压力与应对特点
近两年来，我国大学生中出现了一类引人注目的新群体：出生于70年代末的第一批政策性独生子女大学生。考察独生大学生的压力及应对特点，不仅有助于丰富独生子女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探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一代独生子女的可能影响。要全面揭示当代大学生的压力和应对特点，就必须对这一群体进行考察。
通过对比考察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压力及应对特点，我们发现，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压力总体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的经济、异性关系及社交压力均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应对方式总体上也存在显著差异，独生比非独生子女寻求社会支持更多、心理解脱较少。
上述结果说明，独生子女压力较小，应对方式也相对更健康，这与国内外有关独生子女心理发展占一定优势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已有研究表明，造成独生子女心理优势的并非其独生身份，而是环境因素，尤其是父母教育方式和家庭资源。有的研究者从亲子交往的角度予以解释：独生子女父母对其关注更多、反应也更积极，即“亲子互动论”(Falbo,1986,1987,1993)。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显然享有更多的资源。这些家庭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还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成就期望、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对社会技能训练的重视程度，提供的社会支持等等。无论是父母关注与反应方面的上述不同，还是资源上的种种差异，都可能导致独生子女经济状况更佳、处理与异性或其他人际关系更得心应手。也正是由于各种资源较为丰富，一旦遇到压力事件，他们也更愿意寻求社会支持，而较少通过逃避来获得心理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