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国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必然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如何对这种必然性作出让人信服的论证呢？这问题似乎还可以再作推敲。到1917年10—11月间（公历），俄国革命形势已经锐不可挡，谁也不能阻拦住这样的历史洪流。这种人力无法扭转的历史走向，就是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这场革命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必须从那一时代的社会现实去揭示，而不在于今日人们的一厢情愿。
纵然后来的苏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着一些过失，然而，十月革命本身是不必为此直接承担责任的。作为一次历史事件，十月革命是后世社会主义实践的起点，但是，后人的是非成败并不能作为人们判断十月革命是否必然发生的理由。总之，任何人都不应该把对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权的价值评判，与论证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混为一谈。事实上，相隔八十年后，我们正好能够透过历史的迷雾，重新分析十月革命前夕复杂的社会环境，从而得出附合历史真相的结论。
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为什么是必然发生的呢？我以为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去寻找原因：
1.二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怎么垮台的？临时政府的不能留存，是十月革命发生的前提。
2.临时政府的无能造成了一场更巨大的社会动荡。全社会各阶层都坐立不安了，各种力量都为自己的利益激昂了起来。革命形势不可逆转，革命不可能停留在二月政权的台阶上。
3.这时候，布尔什维主义点燃了绝大部分俄罗斯人的激情。要求冲破困境的各种力量，成为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合力。
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来临了，革命的群众基础决定了革命的必然胜利。
一、临时政府的垮台和苏维埃的胜利
1917年2月27日（俄历）俄国二月革命胜利， 这一日产生了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同时成立了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3月2日，成立了以李沃夫为首脑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中包括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和克伦斯基等人，临时政府代表着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着旧沙皇贵族的财产的特权。临时政府向协约国承诺，它要把战争进行到最后一刻。这一诺言使它迅速得到协约国的承认。临时政府作为一个政体在俄国开始行使起政府的职能。
然而，临时政府自始而终都处在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事实上，它一直是一个“悬在空中”的机构，全国各地的工兵苏维埃、农民苏维埃都凭籍自己的群众基础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力量。李沃夫政府成立后，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坚决反对承认苏维埃的合法性，要求它回到国家杜马中去，古契柯夫失败后不得不自动辞职。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宣称新政府将继续进行旧俄国的战争，并恪守战时协约国之间订立的各项条约，米留可夫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不得不从政府中辞职。司法部长克伦斯基保留下大部分原沙皇时代的检察官，沙皇贵族的财产和特权都得到了维护，农民对土地的愿望未能实现。新政府没能实现民众渴求的“和平面包和土地”，社会形势再度恶化。临时政府岌岌可危。李沃夫被迫改组临时政府，克伦斯基就任陆海军部长。6月末， 克伦斯基发动一次对德奥军队的攻势，军事进攻的彻底失败使李沃尔政府摇摇欲坠。7月8日，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克伦斯基当上了新联合政府的总理。迅即，克伦斯基主动迎来了“可靠的”前线科尔尼洛夫军队的反革命叛乱。克伦斯基在这一事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原是指望科尔尼洛夫来对付拒不服从命令的首都驻军，却反而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克伦斯基不得不求助于革命力量，科尔尼洛夫不战自败，新联合政府威信扫地。9 月底，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上极为勉强地改组了政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脆弱的临时政府频频换人，然而，无论谁来组阁都是不可能拯救这个已成“空中楼阁”的临时政府的。
10月25日，临时政府在一天之内即被推翻。短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什么注定要垮台？这个秘密要由苏维埃来揭破。
二月革命胜利当天，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宣告成立。在短短时间内，全俄各地的工人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都成立了起来。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是全俄苏维埃的中心。从性质上看，苏维埃仍不具备完善的政权机制，但是它却有着坚实的基础。厌战的士兵、饥饿的工人和农民都坚定地站在自己选举出来的苏维埃的一边。可以说这一时期，历史真正实现了谁贴近群众，谁就将获得胜利的真理。军官指挥不了士兵，官吏的命令无人理睬。任何决定都必须经苏维埃许可后方能执行。在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并存地格局中，苏维埃的优势决定了临时政府的无能。
第一，转向革命的士兵和饥饿的工人农民是苏维埃的支柱，他们由于“和平、面包和土地”的共同利益而战斗在一起。临时政府则成了官吏和上层军官的空架子，失去了士兵的支柱之后，它无力约束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甚至可以说临时政府只有名义上的性质。
第二，苏维埃直接产生于士兵和劳动者之中，它完全是一种灵活的工具，时刻在根据工人群众的态度而调整自己。在非常时期，苏维埃代表了形势的走向，它取得了民众的信任，有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临时政府则为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而频频与工人农民发生尖锐冲突，它一步步地由革命而转向反动。临时政府已经堕落为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对象。
第三，临时政府的失策逐渐掏空自己仅有的一点儿社会信任基础。而在苏维埃内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较量中，布尔什维克则由少数变为多数。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苏维埃终于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直接向临时政府挑战。当全社会各阶层都起来反对时，临时政府已成垂死之势。
于是，在一日之内临时政府宣告垮台，短短的时间里，全国各地苏维埃都夺取了政权。
二、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社会各阶层利益要求分析
俄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上多次革命都在寥寥几声枪声中实现了政权的交接。1917年10月俄国再现了这一图象，革命在社会各阶层一轰而起时瓜熟蒂落了。在革命的岁月中，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见解和利益要求充分展示了出来，这些要求促成了革命形势的成熟。
二月革命胜利后，饥饿的工人农民，疲惫厌战的士兵都翘首以待一个新社会的出现。形势稍为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当临时政府向协约国作出了继续进行战争的承诺，当古契柯夫要求整治军纪，取消苏维埃时，形势又急剧动荡起来。工人再次走上街头，于是，“四月危机”“六月危机”“七月危机”“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等一连串的事件瞬息不停。士兵高呼“打倒侵略政策”，工人高举“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打倒战争”的旗帜，农民夺取地主、寺院、教会的土地和财产。社会动荡如火如荼。
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士兵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厌倦了战争，对任何驱使他们重回战场的命令都是充满敌视的。临时政府的产生就是得益于沙俄士兵对旧沙皇的倒戈，而当这个临时政府也驱赶士兵去投入战斗时，士兵们又起来反对临时政府了，在4月至10月间， 士兵对临时政府这种敌对不断加强。就在士兵们被要求去镇压起义的工人时，士兵掉转枪头与工人一起参与了推翻临时政府的起义。士兵把自己对战争的仇恨通通发泄到临时政府头上，事实上，这时期的俄国士兵，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推翻了沙皇，建立了军官不敢不服从的苏维埃。他们处于这样的地位“决定接受什么命令，拒绝什么命令完全在于士兵们共同的意志。追求和平的士兵甚至会做出这样的行动：〈1〉如果德国进犯， 就抵御德国人；〈2〉如果反革命进犯，就抗击反革命；〈3〉如果临时政府企图用暴力镇压工人，他们就起而对付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后两者，掌握着“枪杆子”的士兵让临时政府品尝了前沙皇吃过的苦果。
工人是苏维埃的台柱。自从1905年革命以来，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的思想就在工人心中扎下了根，他们决心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苏维埃。战时恶劣的生存环境使饥饿的工人走上街头呼唤“和平、面包和自由”，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子弹的回答。游行不断升级为政治斗争，当“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发展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时，这种斗争已经上升为推翻临时政府的政治革命了。这时期的工人有着这样的特点：〈1〉组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赤卫队， 他们随时准备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投入战斗；〈2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工人恨透了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觉悟工人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未觉悟工人在自发的斗争中再也不愿回到昔日的悲惨处境中去；〈3 〉苏维埃为工人们提供了自己的政治舞台，由工人和士兵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代表一旦不代表工兵的意志时即被撤换，工人们的意志在此刻是如此地融成一体。当工人们的愿望始终不能由临时政府兑现时，临时政府的末日逼近了。
占俄国大部分人口的农民也末能从临时政府那里实现自己的愿望。对于农民来说，面包和土地永远是第一位的，战争则又使他们多了一份对当兵同胞的担忧，他们同样盼望停战。长期生存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俄国农民，从来就梦想着自己的土地，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土地而投入到任何战斗中去。当战争使农民的处境极度恶化时，农民们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煎熬，饥饿的农民怀着对土地的渴望和对地主的仇恨，狂热地投入到斗争中去。农民的反抗精神被彻底地激发出来了，他们缔造了自己的组织——农民苏维埃。这一组织在全国各地与工人苏维埃遥相呼应。工人的政治纲领吻合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一旦城市工人暴动获得成功，农民就以自己的行动来加以支持。农民的这种利益要求最终为十月革命在全国领域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稳固的工农联盟使全国大部分人口投入到了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去；另一方面，农民与穿着军装的同胞们——士兵有着共同的利益要求，他们都追求和平、面包和自由。必要的时候，农民和士兵是会互相支持的。身处广阔农村的农民，当彼得格勒再次燃起革命的烽火时，农民把这种火势引遍全俄各地。这时候，布尔什维克发出了废除私有制，实现土地国有化，全部土地和农具为农民支配的政纲，农民热烈地欢迎新生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
另外，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呼声被掩盖在革命的硝烟中，而宣扬革命理想的激进知识分子则成了革命的骨干和领导者。孟什维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号被布尔什维主义吞没了。革命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着，最后，在这场革命中真正支持临时政府的只有资产阶级豢养的士官生和已被工人农民击溃的地主资本家。
三、布尔什维主义点燃了俄国民众的激情，斗争被引向推翻临时政府，建立新政权的十月武装起义
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产生以后，布尔什维克并未能在苏维埃中迅速取得领导权，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俄国革命就是以临时政府的更换入手，与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由少数向多数转变两条线索发展着的。
在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孟什维克，他们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热衷于附和临时政府的各项政策。他们仇视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主张，甚至以空洞的“自由、民主”的口号试图使群众信任临时政府。“七月事变”之后苏维埃一度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把持下堕落为临时政府的帮凶。这时候，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布尔什维克面临的迫切任务转变为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的发生成为整个事态的转折点。克伦斯基政府威信扫地，布尔什维主义在士兵和工农中急剧膨胀。是布尔什维克在粉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所进行的深入宣传起到了关键作用。彼得格勒驻军眼看临时政府召回“可靠的”前线军队来对付自己，科尔尼洛夫军队中的士兵明白了自己的角色，工人看清了孟什维克的嘴脸。布尔什维克在这一事件中博得了民众极大的尊敬。随即，8月31 日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以多数票表示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布尔什维克人在苏维埃中占据了多数。这时候，布尔什维克重提“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当然，此时这一口号离”全部政权归布尔什维主义”已不远了。接下来的事情是，布尔什维克成立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组织进攻的时刻到了。
一时间，士兵、工人、农民都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共同点燃了攻向临时政府的炮火。已经厌极了临时政府的民众是一堆堆干柴，布尔什维克点燃了火种，革命烧成燎原之势。而临时政府里呢？当士兵们放弃了对它的支持时，在工人农民的进攻下它还有什么力量抵抗呢？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最艰苦的关头，它们喊出了民众的心声，这些号召体现了民众的愿望，赢得了俄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事实上，与其说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十月革命，不如说是民众选择了代表自己意志的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就这么水到渠成地发生并胜利了。
布尔什维主义为什么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呢？有三个方面值得一提。
第一，布尔什维主义坚决的和平、停战的口号最大限度地让士兵们找到了共同点，在这样特殊的时期里，士兵由历来的现行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变为不合作者，谁提出了停战口号，谁就获得士兵们的信任。布尔什维克做到了这一点。至于如何停战呢？那还得等待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在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事件中，士兵们，尤其是彼得格勒驻军加深了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任。
第二，在布尔什维克“和平、面包、自由”的口号下，工人们逐渐从孟什维克空洞的口号中解放出来。在长达8个月的混乱局面中， 工人们跟着孟什维克口号走，多次向临时政府示弱，却差点儿遭到“可靠的”科尔尼洛夫前线军队的镇压。工人们在长期的共产主义的宣传中萌发了赶走资本家，自己管理生产的愿望。这种愿望在饥饿的战争年代中表现得更为淋离尽致。布尔什维克全面国有化的政治见解吻合了工人的这种愿望，工人决心跟着布尔什维克走。
第三，在当时所有的革命团体中，只有布尔什维克表达了农民的理想。土地，农民心中的乐土，眼看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就能实现。农民们热心地呼应布尔什维克旗帜下的十月革命，全俄国各地遍开革命的火花，反革命再无处藏身。
俄罗斯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在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在东正教精神哺育下，他们学会了忍耐。然而，这种忍耐是有极限的，战争把俄罗斯人忍耐的弓弦崩断，俄罗斯人性格的另一极端面——反抗出现了。而且，这种反抗一经出现，又注定是无比激烈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火种把这种反抗情绪彻底地激发出来，有如狂涛一般的革命呼声迅速把临时政府淹得无影无踪。
四、有关思考
十月革命发生后，有关这场革命该不该发生的争论就未曾停歇。列宁与第二国际领导人的争论是一个高潮，目前又掀起了一次争论的热点。然而，争论似乎一直未曾找到一个共同的靶子。显然，关于十月革命发生必然性的问题，与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两个问题。革命有着积极的意义，当然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然而，问题的根本所在是，革命的的确确地发生了。评价它的功过是可以的，但是，既使有人认为革命过大于功时，也不能借此成为对革命本身发生必然性的否认。
在列宁与第二国际领导人的争论中，两者都坚持自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他们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问题。那么，怎么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去分析问题呢？我喜欢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一句话。他说，“马克思试图通过经济基础，即生产力状况，科学技术知识，工业和劳动组织，理解全部社会。从经济组织出发了解各种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作为一种方法也许还是最好的了。”（摘自《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著，第193页）。 相比而言，列宁真正做到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社会现实；而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则更多地强调了未来社会主义该在什么条件下建成的论调，从而否认了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事实，然而，这却已经是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列宁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得出了符合这一时代的结论，他尊重了此时此刻的社会存在。而第二国际领导人则似乎太多地拘泥于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原理，却忽视了现实的革命形势。在我看来，列宁是正确的，第二国际领导人则有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味道。后者的做法至少在三个方面是不足取的：〈1 〉他们一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机未曾成熟，因此就忘记了对现实的分析；〈2〉当他们一再强调世界革命的必要性时， 却不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扼制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借口；〈3〉在形势急剧直转， 实际存在着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正进行着时，否定了这种革命就是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尊重社会存在的精神，而沦为列宁所说的“书呆子”。
如果从较抽象的层面上来看，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历史发展必然规律与各种在漫长历史上只能算做偶发事件的结合。战争使沙皇统治者、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个被历史淘汰，实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战争也使士兵这样一群特殊的人，在非常时期扮演了一次与自己一贯身份不相符的角色，没有他们的参与革命是很难这么顺利的。列宁则体现出伟大人物的特殊作用，没有他提出的一个个表达民众愿望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是很难代表人民的意志的。革命就在这些偶发事件一齐汇聚的同时形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