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识论文,华盛顿论文,北京论文,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失败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Wlliamson）在一个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术语，其实质含义是指，美国所实行的一切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完全私有化、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最小化的政府职能配之宏观经济稳定。
究竟“华盛顿共识”对世界是不是真正具有“普适”价值，我们不能够简单在理论上去推导，而必须依据世界各国的实践来检验。
首先看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这些国家希望通过走美国式的道路，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这虽然在某个时段、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本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又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如贫富差距严重拉大，债台高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和政治动乱等。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则是最典型的例证。
其次看转型国家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苏联解体和政治变动后的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在政治上思想理论上向美国一边倒，请来了萨克斯担任总顾问，寄希望推行“华盛顿共识”，创造自由市场体制，实现经济起飞的奇迹。
但这些转型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后，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却造成了一系列严重恶果。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骤变后的前十年的改革中，国内生产总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下降，以至比骤变前的水平还大幅度降低。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黑手党对经济的控制。有的国家内部还出现了分裂和混乱。
“华盛顿共识”实践的不良结果，使得世界上普遍对其产生了严重怀疑，并受到严重的批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指出：“华盛顿共识既不是经济增长成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
“华盛顿共识”与亚洲特别是东亚和南亚所信奉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亚和南亚，国家政府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因此被称之为政府主导发展型国家。
“华盛顿共识”还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特征视而不见，比如广泛采用的佃农合约。佃农的实际税率高达50％，有的场合甚至高达60％，远远高出“华盛顿共识”所关注的许多其它税率。对佃农的激励这个大问题，却被那些大谈特谈“寻求合理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的国际金融机构忽略了。
斯蒂格利茨在批评“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其任务就是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即市场可以自动导致经济效率。“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例如，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的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而正是这外部性赋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和积极的职能。
二、“北京共识”的提出及其在世界上的强烈反响
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 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亦译为“拉莫”），发表了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转型）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概念。 他把“北京共识”定义为：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如台湾问题）；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大的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雷默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适价值”。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求发展，又要保持独立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道路。
雷默对“北京共识”概括出了三个基本定理：其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化解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其三，自主发展，不依赖外国。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之所以是“共识”，是因为一个深深融入国际秩序的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希望的重要模式。
雷默严厉批评了约翰·威廉森创建的“华盛顿共识”，指出“华盛顿共识”在过去10多年来阻碍甚至严重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并引发了诸多国家的政治不稳定。
雷默的论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同年5月21日，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推进改革和经济转型是果断明智的。英国《卫报》5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 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5月24日刊登的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 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文章都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实力增强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认为“北京共识”已经取代了“华盛顿共识”。目前巴西、越南等情形各异的国家都在追寻中国模式。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尔瓦拉（Ramgopal Agarwala）说：“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的经验应当最受称道。 中国的成功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受羡慕的，其他国家应尊敬它并向它学习。”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和独特的发展道路
雷默教授对中国是十分友好的，但不仅盛赞中国的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做出了“北京共识”贡献。但他毕竟是个外国人，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时间还不够长，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感知还不够深刻。他对“北京共识”内涵的分析还不足以从更深层次上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很多人在过去的较长时间内并不知道“华盛顿共识”的概念，直到雷默教授提出“北京共识”，才把“华盛顿共识”的概念引了出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并不怎么知晓“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甚至是在与华盛顿“斗而不破”的长期摩擦中实现的。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是“内生”的制度创新。即便是我们虚心学习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也完全“内化”为“中国造”了。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稳操胜券，并取得巨大的成效？国内外都在探索这个“中国之谜”。
（1）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在这个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 尤其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具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也是确保社会长期稳定的政治前提。国内情况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社会，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成功是不可思议的。
自从有了“世界”以来，各国之间实际上总是根据实力大小不平等地交织在一起的。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某些强国总希望把“祸水”和“不幸”引向别的国家，特别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种世界格局中，每个国家既不能闭关自守，又不能完全开放，必须以强有力的国家主权来保护本国公民和国家的利益。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政党及其政府才具有这种国际力量，这是为本国公民提供的最重要服务。
（2）不搞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而搞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就好像修一条水渠，土一点一点的挖，石头一块一块砌，最后水到渠成。
例如，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不搞“雪崩式”私有化，而是渐进式多元化。当国有企业改革改不动时，先不要硬碰硬急于改革。一方面，逐步在国有企业内注入新体制因素，让新体制因素逐步“蚕食”旧体制因素，促进新体制因素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成长；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旁边发展起来一批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形成强有力竞争，以内在压力和外部示范两重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在改革早期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人们社会承受心理还比较脆弱情况下，强行和硬性在国有企业搞资产重组并购和职工下岗分流，势必会使千百万职工利益受损，可能激化矛盾从而可能产生难以设想的灾难性后果。
（3）经济改革“理性超前（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保守）”的非对称组合。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搞经济政治齐头并进的一揽子改革，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开辟战场。20多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外人士批评和指责这是“保守主义”，呼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甚至政治还应该超前进行，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殊不知，正是这种“保守”却是中国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现，我不妨把其称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体制比既定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而且，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则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世界各国的改革和发展历史都表明，对政治改革不能“图痛快、图风光”。想当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多么的风光，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紧步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喝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的某些人也被搞得眼花缭乱。但戈尔巴乔夫把“诺贝尔和平奖杯”还没捧热，前苏联东欧的执政党和国家就分崩离析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人民和历史所永远抛弃。
社会不稳定是一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第一大天敌，因为这必然导致改革的社会成本骤增，一旦社会不可承载这个成本，必然会使改革停滞甚至逆转。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就是全局性的，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收拾残局都措手不及，还谈何改革。正是经济改革“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保守”的非对称组合，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和人民社会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从世界民主化潮流推动，还是中国进一步改革攻坚的客观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向前台。但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
（4）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高度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在西方国家来看，是怪怪的、不可思议的；国内也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何必要不伦不类地加个“社会主义”呢？而中国正是要以“社会主义”原则来约束和抵制原教旨的、完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这个原则就是国家主导和整体利益、社会目标和伦理道德。无论是效率目标，还是对外开放方面，都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原则。比如，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的部分专家，都力主中国尽快对外全面开放资本市场，而中国政府坚守不放。结果，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不仅自己基本上平安无事，而且对亚洲各国克服金融危机做出了积极贡献。如果当年中国未能守住自己资本市场的门户，让世界资本大鳄自由进出，中国必然会深深卷入亚洲金融危机，那必定会给亚洲及其世界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怎么谈得上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做什么贡献。
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大大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连续27 年GDP年均增长9％以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年均增长最高、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这样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每10年就使产出和收益增加一倍。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使3 亿人摆脱了贫困。一直对中国转型道路持不同意见的世界银行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在评价中国经济转型成就时也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经历过这么快的增长。”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进口拉美和亚洲商品的大国，中国的增长支撑着全球钢材、石油和其他原料的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支持中国的增长，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长。这种情况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盟。这必将使更多的学者抛弃“华盛顿共识”，转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独特发展道路。包括过去不少对中国怀疑、不满、指责和对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回过头来纷纷抛弃前嫌和陈见，对中国刮目相看和翘首称赞。
四、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也没有两个完全同样的国家。比如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就具有巨大差别，而且从历史、人文、地理、人口、气候、灾害等各个方面，中国都比美国复杂得多。毛泽东说过“中国应当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认真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之所以成为伟大名言，因为它以通俗的、老百姓的语言阐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我想，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成功，也没有多少玄机，无非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由此，我推导出另外一句“猫论”——“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猫”者，立志为中国做贡献之仁人志士也；“鼠”者，影响和阻碍中国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问题也。中国的GDP虽然已过万亿元大关，居世界第六， 但中国的人口等于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前16个人口大国的总和，人均下来就少得可怜，居世界一百多位。中国目前还存在着多方面的经济社会问题（诸如腐败、下岗失业、市场秩序混乱、收入差距过大、三农等）亟须我们解决。有些问题之“鼠”不仅多和大，而且还很顽固并反复孳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在某些问题上（如腐败），各种关系还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我们要坚持不懈，进行一场灭“鼠”的持久战，直至把“鼠”消灭。
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就要打破一切学说和思想的“原教旨主义”。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过搞教条主义灾难的深重历史教训。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理论创新，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实践化。
但往往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由于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因而人们对此高度警惕，防之如毒。但有的人却自觉不自觉地钻进了对美国、对当代西方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满脑子装了一大堆西方的模型，总习惯于以西方的模型观察和套用中国的一切，甚至习惯于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分析、评判和阐述中国的现实，而不管这个模型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能不能被中国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坚决反对这种新的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它同样会对中国造成严重危害。
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羡慕、崇尚和希望学习美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直选式政治民主，中国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行乡村干部直选，联合国、美国和中外许多学者对此高度重视，观摩直选过程，并进行了大量赞美式宣传，认为中国迎来了“真正的政治民主的新曙光”。几年过后，试行干部直选的乡村，有很多都不太成功，产生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于是乎，原来高歌赞颂中国试行乡村干部直选的联合国、美国和中外许多学者，都无可奈何的“集体失语”，怎么好端端的、先进的政治民主制度在中国就变味走型了呢？不管怎么疑问、彷徨、悲叹，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使我想起几年前有一位外国人到中国考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许多事情很奇怪，许多做法不可思议，但却有效。这就是中国特色。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在160年前由于自身的衰落和世界列强的侵略， 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弱国家。历代国民和学子都矢志不愈想要复兴图强中国。18世纪中后期，一些人提出完全学习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制度（全盘西化）才能复兴中国，于是产生了西方和东方两种文化、或者说西学与国学二者孰优孰劣的碰撞和争论，最后形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主导思想。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最早探索。
再例如，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的急需，选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前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前苏联革命经验。归国者中有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完全按照前苏联的做法指导中国革命，却差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经过严重的挫折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成功。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成功探索。
民主是当代世界的潮流，也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深刻地内涵着民主的发展。但当代中国也只能够一步步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别无他策。
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就必须真正立足于中国，一切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出发。中国的国情特色不仅指整体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包括中国国内各地区的差异。就像世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中国也没有两个完全同样的地区。由于幅员广大，人口和民族众多，自然资源和气候迥异，各个地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比如中国西部落后地区派干部到东部发达地区挂职学习，学习三年回到西部地区后，东部许多非常好的政策、做法在西部推行不开，或者无效。
中国的某些现实情况可能很不理想，但我们只能是“立足现实，改造现实”。有的人不太喜欢“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提法，把这看作是阻碍中国步入世界大道的借口和理论盾牌；主张推倒这个借口和盾牌，按照西方“先进的”模型一揽子设计和改造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对中国目前某些不理想的现实，则主张“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改革的理论和主张。我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天真”和“浪漫”的激情。
实践已经证明，“天真”和“浪漫”的激情是无助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是抓不住“中国鼠”的。有的人很具爱国情结，很想抓“中国鼠”，很想为社会做些贡献。这是非常可贵的。但在思想上却认为，只有“洋猫”才能抓住中国“土鼠”。真的是那样倒也好——不管“洋猫”、“土猫”，能抓住“中国鼠”就是好猫。但这也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由于某些问题的产生，近两年社会上对“海归派”、“海留”总有些微词。我看这则大可不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整个社会的宽容心态也在静悄悄地发展。大家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者，对建设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应当立足于认真总结经验，着眼于开创未来，何必说三道四争论出个是非曲直来。国人对“海龟”、“海留”、“海龟”、“海留”对“土鳖”、对国人，都要以宽容的心态相互待之。尤其是对我们的“海归派”更要如此，要允许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建设事业有个认识、熟悉和把握的过程。还是一句话：大家都在“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的基础上多一点沟通，多一点交流，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信任，多一点团结，多一点互补，多一点合作，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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