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条约》与清政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约论文,清政府论文,江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朝日《江华条约》的签订，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朝鲜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劝告，才被迫与日本签约的。如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中说：“朝鲜政府对于日本强盗的侵略行动，起初只作消极反抗，随后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争论不休。这时清政府又劝告说：与日本作战对朝鲜不利。结果，朝鲜政府未能采取积极的外交方针，竟派申
、尹滋承等人去江华府，同日本人开始谈判。”[①a]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教授在其所著《韩国近代史》一书中也写道：“挑起云扬号事件的日本，为清除清朝对它进入朝鲜的阻碍，以朝鲜与清朝之间的从属关系为由，首先向清朝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受到欧洲各国侵略折磨的清朝，深怕事态扩大，便劝说闵氏政权与日本签订条约。因此，朝鲜政府经过多次的谈判，最后签订了《江华岛条约》。”[②a]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认为，劝说者为李鸿章。他说：“总之，派去的军舰起了作用，同时清廷的李鸿章也劝朝鲜议和，所以国王压服了大院君一派的主战论。”[③a]
另外，曾有学者在分析李鸿章给总理衙门所提“为息事宁人之计”的一项建议后指出：“清廷同意李鸿章的建议，遂由礼部将日本要求转咨朝鲜，而听其自行处理。朝鲜以中国之意既在‘息事宁人’，显然不会在日朝谈判中给以积极的支援，在日本武装威胁下，乃于1876年2月26日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④a]这种看法虽与前述“劝说”有异，但也认为清政府的态度给了朝鲜某种暗示，致使朝鲜被迫与日本订约。
《江华条约》（亦称《朝日修好条规》）是日本逼迫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朝鲜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起点。通过这一条约，日本取得了开放朝鲜三处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更为严重的是，《江华条约》第一款写入了“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①b]的内容。日本通过这一条款，否定中朝之间既有的宗藩关系，为实现其独霸朝鲜的阴谋做了铺垫。对于为祸如此巨大的一个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到底负有何等责任，需要认真研究。笔者经过考察，认为对上述各种说法尚需进一步讨论。
一、清廷并未向朝鲜提出劝告或暗示
1875年9月，“云扬舰事件”发生后，日本决定抓住时机强迫朝鲜开国，以实现其多年宿愿，便派出陆军中将黑田清隆为全权办理大臣，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副大臣，率军舰前往朝鲜追究“云扬舰事件”的所谓“责任”，胁迫朝鲜与之订约。同时，任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乘履新之机试探清政府对此举的态度。
森有礼于1876年1月5日抵北京，交接礼毕，即于1月10日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件节略。该节略首先歪曲云扬舰事件真相，继而陈诉日本派赴朝鲜修交使节屡次被拒情形，然后宣布日本已派军舰前往朝鲜问罪，并声称：“本大臣窃祈朝鲜国以礼接我使臣，不拒我所求，以能永保平和也。若不然，事遂至败，则韩人自取不测之祸必矣。”[②b]这段话就是告诉总理衙门，如果朝鲜不同意签订条约，日本便要开战。
对于日本侵朝的野心，清政府早有认识和防范。187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于第一条中写入“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③b]的话，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实欲预杜此意”[④b]。所以，总理衙门在接到森有礼提交的节略后，自然以《修好条规》作为与森有礼交涉的基本依据，反对日本对朝鲜的武力要挟。1月13日，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欣具节略对森有礼做出答复，首先辩明朝鲜的无辜，然后针对日本的恫吓，严肃指出：“中国之于朝鲜，固不强预其政事，不能不切望其安全。”这等于说，日本如果动武，中国不能坐视。复文驳斥了森有礼的强词夺理，最后表示：“唯希贵大臣转致贵国政府，不独兵不必用，即遣使往问一节，亦须自行筹画万全，务期两相情愿，各安疆土，终守此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言，是则本王大臣所切盼者也。”[⑤b]
1月17日，奕欣等将与日使来往两件节略呈奏。奏折叙述朝日起衅及森有礼来华交涉经过后提出：“臣等查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惟使臣森有礼既到臣衙门面递节略，自应转行朝鲜，俾得知有此事。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照录往来节略，照案咨送礼部备文转交朝鲜。”[①c]当时朝鲜事务归礼部管理，清政府遇有需同朝鲜交涉的事情，一般都由礼部具咨文，通过盛京礼部转递朝鲜。清廷准总理衙门奏后，礼部即于1月19日将此奏折及两件节略“由五百里飞咨”朝鲜国王[②c]。朝鲜收到此项咨文，是2月5日（正月十一日）[③c]。
此后，根据总理衙门的奏折，礼部又向朝鲜咨转过一次文件。文件包括总理衙门与森有礼往复辩论的照会7件，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1件。发出时间是2月27日（二月初三日）[④c]。在此前一天，《江华条约》已经签字。而该项咨文送达朝鲜的时间，则迟至3月16日（二月二十一日）[⑤c]。因而可以肯定，第二次咨文与《江华条约》的签订毫无关系。那么，1月19日礼部发出的咨文，是朝日议约期间清廷行文朝鲜的唯一文件。
清政府这项咨文的内容，已如前述。其中既没有如《朝鲜通史》所说的“与日本作战对朝鲜不利”的“劝告”，也没有如《韩国近代史》所说“劝说闵氏政权与日本签订条约”的内容。
论者所谓“清廷同意李鸿章的建议，遂由礼部将日本要求转咨朝鲜，而听其自行处理”，也是不符合史实的。所谓李鸿章的建议，即李氏1月19日致总署函。总署收到该函是1月22日[⑥c]。李鸿章在此函中提出了由总署劝告朝鲜“以礼接待”日本使节的所谓“息事宁人之计”。且不说清廷自始至终都未同意过李鸿章的这个建议，单从时间上说，总署1月17日即已奏准咨转朝鲜，1月19日咨文已经发出，怎么能说咨文是李鸿章建议的结果呢？
论者把清廷“由朝鲜自行主持”的态度概括为“听其自行处理”，如果单就是否同意与日本建交而言，倒是庶几近之。但接着便断言“朝鲜以中国之意既在息事宁人，显然不会在日朝谈判中给以积极的支援，乃……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这就把清廷的态度说成暗示朝鲜向日本妥协或推脱对朝鲜的责任了。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清政府的“由朝鲜自行主持”的态度，是为其传统的宗藩观念所决定的。清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所结成的宗藩关系，是亚洲所特有的一种国家关系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清朝自称并被称作“天朝”、“上国”；藩属国要接受清朝皇帝对其国王的册封，奉清朝的“正朔”，向清朝纳贡（清朝通常给以价值远高于贡物的“回赐”）；清朝则承担保护属国安全的义务。藩属国依靠中国的威势，可以免遭别国的侵犯，并巩固其国内的统治秩序；清政府的主要利益所在，则是所谓“守在四夷”，即以周边属国的稳定来保障边疆的安全。正因为如此，清政府对属国采取怀柔政策，不侵占属国的土地，不贪图属国的财物，对属国的内政外交也一般不予干涉。正是受这样的宗藩观念的支配，清政府不仅不干涉朝鲜的内政，而且，朝鲜通过对马藩的臣服一直与日本发生关系，清政府在二百余年中也从不过问。传统宗藩观念与近代国际法观念是抵牾的，按照国际法，宗主国有权干预附属国的内政，并主持其外交。但这时的清政府，还没有接受国际法的宗主国观念，仍在按照传统的宗藩观念行事，所以，对于日本要求与朝鲜订约的问题，只能由朝鲜自行主持。这不是推脱责任，不是不给以“积极的支援”，也不是暗示朝鲜与日本妥协。从咨转文件的内容来看，总理衙门答复森有礼节略中对日本无理要求的批驳，重申《中日修好条规》中“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让，不可稍有侵越”的规定，反对以武力胁迫朝鲜订约，宣布中国有保护朝鲜的义务，都是态度明朗，毫不含糊的。至于谈到“积极的支援”，如果说这是指给朝鲜以军事援助的话，当时还没有看到这种必要。而且，即使已经很有必要，如果没有朝鲜的求援（如明代中朝联合抗倭之役），清政府也是不能主动提出的，这是宗藩关系的惯例。
二、李鸿章“函劝”真相
比较起来，朝鲜经李鸿章劝告乃与日本签约的说法，还是多少有些“根据”的。李鸿章于1882年为朝美议约一事对美国海军司令薛斐尔（Schufeldt,Robert W.）说：“朝鲜自古以来为中国属邦，其内政外交事宜向来得以自主，从前尚不愿与日本立约，何况泰西？彼时曾经本大臣函劝，方肯与日本立约。惟朝鲜虽奉中国意指，未经来华请教，只在本国仓猝议成，议成之后，始知会中国。”[①d]如果李鸿章此言不虚，那么，尽管清朝并未以朝廷名义对朝鲜进行劝告，也完全能够认为清政府“劝说”之说可以成立。但是，李鸿章的说法，是否果真不虚呢？且看事实。
早在1875年12月初，李鸿章就已得知森有礼来华的消息，并从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Pethick,William N.）处得知森有礼“专为高丽事而来，欲请中国居间调停”。李鸿章当即表示：“高丽虽我属邦，向不干预其国政，且条约载明彼此所属邦土不可侵越，中国只有劝日本不可违约兴兵，不便令高丽必与议和。”[②d]李鸿章并将此意函告总署。显然，总理衙门采纳了他的建议，与森有礼的交涉，正是以此为基调。
当时，朝鲜是以对外实行锁国政策、敢于对抗西方强国而闻名的。1866、1871年法国、美国几次派军舰攻打朝鲜，不仅没有使朝鲜屈服，自身反而遭受打击，败逃而归。但是，李鸿章早就认为，“朝鲜能拒西洋，国小而完”，只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因为“法美皆志不在此”[①e]。而日本则是蓄谋已久，志在必得。就国力和军力来说，朝鲜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所以，李鸿章一面主张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一面又担心朝鲜依然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而招致战争。
就在得知森有礼来华的消息后不久，李鸿章恰巧收到朝鲜前领议政李裕元的一封信。李裕元是朝鲜国王李熙的叔父，在朝廷地位显要，秋间奉使来华，返国时途次永平府，将书信一封和礼品数件交知府游智开，请其转寄李鸿章。信的内容仅为表达仰慕之情，显然意在结纳这位清朝权臣。李鸿章立即复函说：“东方为中华屏蔽，方今海滨多故，尚冀努力加饭，益摅忠谟，宏济时艰，实所厚望。日本与贵国疆宇相望，迩来交际如何？中土幅员过广，三面环海，揆厥形势，既未能闭关自治，不得不时加防备。”[②e]复函措词虽然婉转，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认为在目前“海滨多故”的形势下，已经不可能再闭关自治了，应该因时制宜，适应形势的变化，既要跟日本建立正常的邦交，又必须时刻对其加以提防。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绝无劝朝鲜不顾权益苟且订约的意思。
李鸿章所谓朝鲜经其“函劝”方肯与日本立约，显然是指这一复函而言。那么，复函是否真的对《江华条约》的签订产生了影响呢？
李鸿章收到李裕元函，时间是1876年1月9日（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复函作于1月10日[③e]。至少在1月11日，李裕元就已经回到朝鲜汉城，因为据记载，他在1月12日（十二月十六日）受到了朝鲜国王的接见[④e]。如此看来，李裕元离华前根本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回音，李鸿章的复函是李裕元回国后以某种途径送达的。既然如此，为确定复函与《江华条约》的关系，首先应该考察复函送交李裕元的时间。
李裕元在收到李鸿章复函后，曾于1876年6月6日（光绪二年五月十五日）再次致函李鸿章[⑤e]。根据习惯，此函会记载收到李鸿章复函的时间。假使如李鸿章所说，复函促成了朝日订约，则此函必然对此事有所叙述。但不知为什么，李裕元此函并未像其他一些函件一样被附录于《李文忠公全集》中，现已无从寻觅。
然而我们对复函送达朝鲜的途径，却得到了一条线索。1879年8月，因总署奏请，清政府谕令李鸿章利用其与李裕元曾有通信联系，函劝朝鲜向西方国家开放，借以牵制日本。在李鸿章向总署报告其劝告情况的函中曾提及：“敝处与李裕元复信，向交永平府游守，俟其贡使携去。兹因关系紧要，已加封递至盛京，请岐子惠将军妥速转递矣。”[①f]由此可知，李鸿章的复函，是通过贡使捎往朝鲜的。他没有通过盛京的驿递，因为当时驿递只传送北京礼部和盛京礼部咨行朝鲜的公文。李鸿章的复函完全出以己意，属私函性质，多少还有点怕犯“轻与藩服使臣往来通问”[②f]之忌，不可能由驿递代送。1879年这次给李裕元的信是奉上谕而作，所以才送给盛京将军岐元，交驿递专送。
对于朝鲜贡使的往来，《李朝实录》中均有记录。据载，李裕元回国后，最近的一起贡使是朝鲜陈慰使（正使李秉文、副使赵寅熙、书状官郑元和）。回到朝鲜的时间是3月31日前的一两天，因为31日（三月初六日）这天他们受到国王的接见[③f]。很清楚，李鸿章的复函是由这起贡使捎交的，也就是说，直到3月底才到达李裕元的手中。这时，《江华条约》签字已经一月有余。
李鸿章的复函，内容无可指摘，如果提前送到，也不应该成为签订《江华条约》屈辱条款的理由，而由于其姗姗来迟，就更无法归咎于它了。
既然复函并未在《江华条约》的签订中产生作用，作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清朝重臣李鸿章，何以竟至向薛斐尔吹嘘朝日订约是他函劝的结果呢？其中确有原因。当时李鸿章正与薛斐尔谈判朝鲜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问题。《江华条约》是朝鲜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条约。朝美订约，必然要参考《江华条约》。李鸿章为使朝美条约避免《江华条约》的弊端，在谈判中坚持了两项原则：其一，坚持要在朝美条约中写入“朝鲜为中国属邦”；其二，反对以《江华条约》为蓝本草拟朝美条约。为了说明朝鲜为中国属邦，他故意说《江华条约》的签订是他函劝的结果，是“奉中国意指”；为了说明《江华条约》有诸多弊端，不能作为蓝本，他接着说朝鲜“只在本国仓猝议成，议成之后始知会中国，朝鲜今日乃大悔从前日本立约受亏，现在万不能以朝日原约为依据也”。他这番话说得很狡黠，既申明了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又不把《江华条约》的责任兜揽过来，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三、清政府对朝鲜对日态度的错误判断
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对朝鲜局势的看法，存在一定差异。总理衙门在1月17日的奏片中有意回顾了近十年来西方国家要求进入朝鲜，纷纷求清政府为之关说之事，并称“嗣闻法、美两国兵船往攻朝鲜均未得志，近数年间西洋各国使臣亦未以前往朝鲜之说来臣衙门饶舌。”回顾这一段历史，用意是很明显的，即认为朝鲜能够顶得住西方国家的打击，便也能顶得住日本的要挟。奏片还提到日本“近日一切改从西法，人心不齐，莠民乱兵时思窃发，朝廷不能驾驭”[①g]。这是暗示日本未必有发动战争的条件和决心。李鸿章的意见则相反。他认为，如果不加过问，朝日之间肯定打仗，且朝鲜必败无疑。奕欣等人与李鸿章的分歧，主要是在对朝鲜实力的估计上。但他们有着一项共识，即均认为朝鲜对日本会坚持深闭固拒的强硬态度。
然而奕欣等总署大臣和李鸿章的这项共识却是错误的，过时的。坚持对外强硬政策的朝鲜摄政者大院君，早在1873年12月就已经被反对势力以国王亲政为名赶下了台。代之而掌握政权的闵氏戚族一派，反其道而行之，正在寻求向日本妥协的途径，以减轻来自日本的压力，从而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大院君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只是由于大院君势力的强大，他们有所顾忌，才没有马上与日本妥协。清政府一向对朝鲜的内政不闻不问，所以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史实表明，在这样一种国内背景下，朝鲜当政者根本不希望从中国取得支持以对付日本，甚至根本不愿中国与闻朝日关系之事。
云扬舰炮击事件发生之后，朝鲜政府一直未将此事告知中国。清政府是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郑永宁的函[②g]中得知此事的。近代以来，凡发生西洋舰船侵入朝鲜海域的情况，朝鲜无一例外地要向中国通报——“洋匪滋扰，移咨中国，即近例然”[③g]。日本人虽不被视为“洋匪”，但云扬舰事件的严重程度却不下于“洋匪滋扰”。连日本都已向中国通报了情况，而奉清朝为“上国”的朝鲜却对此秘而不宣，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1875年12月中旬，日本派出的先报使广津弘信到达釜山草梁馆，向朝鲜政府通报日本将派特使前来追究“责任”。接着，在釜山又发生了倭馆日本人杀伤朝鲜军民12人的事件。这时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朝鲜政府直到收到清政府咨文，一直无意于向中国通报情况。
清政府1867年即曾向朝鲜咨转过外国报纸所载日本欲攻打朝鲜的消息[④g]。1874年日本侵台期间，传说日军退出台湾后将进攻朝鲜。总理衙门为此曾奏准将洋员日意格（Giquel,Prosper Marie）的一项对策咨转朝鲜[⑤g]。清政府对日本侵朝严密防范的态度，朝鲜政府是非常清楚的。闵氏政权显然担心清政府阻止其向日本妥协，所以不向清政府通报朝日起衅的情况。
日本派黑田清隆到朝鲜“问罪”，虽做出了准备开战的姿态，但实际上是一次军事讹诈。日本政府给黑田清隆的训令说：“应以与彼结约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视为对于云扬舰事件之赔偿，不必再行苛求。”[①h]日本把目标放在订立条约上，而不是立意发动战争或进行报复。当时日本国内政局不稳，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内乱——士族叛乱和农民起义。同时，森有礼使华试探的结果表明，清政府坚持其对朝鲜的宗主国义务。尽管清政府总的方针是“力保和局”，但如果紧接其“龙兴之地”的朝鲜真的受到侵略，清政府决不肯袖手旁观。假使朝鲜政府坚持平等建交的原则，不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并主动劝取得清政府的支持，日本到底会不会发动战争，战争能不能打下去，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朝鲜戚族当权派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条款。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江华条约》签订之后，朝鲜并未将条约全文或主要内容咨报清朝。《江华条约》的具体内容，清政府是由德国公使巴兰德、日本公使森有礼先后提交的条约文本中得知的。直到1876年4月19日前后，清政府才收到朝鲜国王陈述条约签订过程的咨文。其中有关条约的内容，只有如下含混数语：“条约有具，以其称号之有所嫌碍，故大事小事只用两国臣僚平等通信；以其互市交易非今创行，故许其港口通商，划有界限，以安主客；以其混淆无别，易致滋事，故不许携带他国客商及奇技淫巧物事。纲领节目，大略如是。”[②h]从这几句话中，实在看不出原约的面目。朝鲜政府深知，条约第一款订明朝鲜为“自主之邦”，以及条约签署时间不用清朝年号，有失藩属之道，是难以面对清政府的。所以不敢呈递原文，只好以寥寥数语略作敷衍。如果清政府事前真有要其与日本订约的劝告，咨文肯定会以故作赞扬的语气大加征引，以为卸责地步。咨文中没有任何这种痕迹，更可证明所谓“劝告”是子虚乌有的。
1882年11月，李鸿章在一件奏折中称：“今朝鲜与日本立约已越七年，当时约款竟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在朝鲜，昧于公例，无足深责，而咨报礼部转奏，并未一加驳斥。”[③h]此处李鸿章有误。当时总理衙门奏折说：“（朝鲜）虽未据将条款抄送，而所称办理条约现在弭兵修好等情，大致亦属相同。”[④h]可证朝鲜确未将条约文本抄送中国。但当时清政府已经收到了日本提交的文本，何以未据以驳斥呢？很清楚，清政府既然已经表示由朝鲜自行主持，生米已成熟饭，这时已无法再予驳斥了。
注释：
①a 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朝鲜通史》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页。
②a 姜万吉著、贺剑城等译《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184页。
③a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3页。
④a 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0页。
①b 《李朝高宗实录》，十三年丙子二月二日。
②b⑤b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2、3页。
③b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7页。
④b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49页。
①c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1页。
②c③c④c⑤c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80、307、299、321页。
⑥c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第30页；《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76页。
①d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三，第8—9页。
②d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第30页。
①e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45页。
②e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四，第32页。
③e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77—278页。
④e 《李朝高宗实录》，十二年乙亥十二月十六日。
⑤e 薛福成：《代李伯相答朝鲜国相李裕元书》，载《庸庵外编》卷三，第38页。
①f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363页。
②f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32页。
③f 《李朝高宗实录》，十三年丙子三月初六日。
①g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1—2页。
②g 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64页。
③g 《李朝高宗实录》，八年辛未五月十七日。
④g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0—53页。
⑤g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四，第37页。
①h 《日本外交文书》第8卷，第146页。
②h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10页。
③h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第32页。
④h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