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性质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批评论文,性质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探索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从整体上把握它的基本性质与特点，我得出“理论与批评一体化”的结论。
须说明，在这个论式中，“理论”是主结构，“批评”则是次结构。否则，这个论式就不能成立。
再说明，这个论式中的“理论”不是文学理论的全部，“批评”也不是文学批评的全体。它们各拥有所属领域的哪些特定内容？我们先分析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结构。
在我看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均各有两个层次的内容构成。文学理论由一般理论与具体理论构成，即由文学原理与研究具体对象的具体理论构成。文学原理是有关文学的本质、特征、规律、功能和作用，以及有关文学范畴、文学概念、术语和文学标准的基本理论。在它之下，是一组平行的具体理论，它们是文学创作理论、文学发生学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等。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批评的一般原理、批评范畴、批评概念、批评方法，以及具体的批评理论体系。
文学批评由理论批评与实用批评构成。对文学批评内容的构成作这样的区分，是我的观点能否成立的关键。在许多人看来，文学批评即是实用批评。在这种解释中，少了理论批评这个重要的层次。应该说，这种解释适合于文学批评的常态，但它解释不了20世纪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新的批评形态，即理论批评形态。理论批评形态撑破了实用批评的疆界，并与实用批评一起扩大了文学批评的“版图”。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会发现理论批评形态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等文学研究流派中就出现了。不过，理论批评与实用批评并驾齐驱，甚至远远超过实用批评的现象，唯20世纪文学批评所具有。
当然，说学术界一点没有注意到理论批评也未必公允。例如，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里，就将文学批评分为“理论批评”与“实用批评”。可是，艾布拉姆斯对“理论批评”的解释却让人失望。按照他的解释，理论批评的“宗旨是在一般批评原理的基础上，确立一套统一的批评术语，对作品加以区分归类的依据，以及评价作家和作品的标准。”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这类批评最早的杰出论著。理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和弗莱的《批评之解剖》，是这方面颇具影响的英文论著”。（注：1引自孔耕蕻：《论理论的批评化》， 《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6页。）在他看来，理论批评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或“诗学”是一回事。确切地说，他在这里与其说是对理论批评的解释，不如说是对批评理论的解释更准确。而他对实用批评的解释，则基本准确。他说：实用批评“注重对具体作家与作品的讨论。”（注：引自孔耕蕻：《论理论的批评化》，《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6页。）艾布拉姆斯将两者包括在文学批评内，无非是让它们构成文学批评的两大层次。然而，正是他的解释，使刚刚露面的理论批评从一开始就滑入了批评理论的范畴，结果使理论批评仅仅成为批评理论的一个别称。二则，将批评理论拉入“批评”之内，不是艾布拉姆斯一人之所为，不少人就是这么处理的。可是，批评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该纳入“批评”范畴。批评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而不是批评本身。
确立理论批评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对于研究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性质与特点，至关重要。所谓理论批评，就是以特定的理论为基础，以构建文学理论或文学理论体系为目标，结合文学作品，进行形而上的理论性批评。它与实用批评正好相反，不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而是将文学作品当作一个用来演绎或证明理论的抽象符号。这样，它与实用批评就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两个层次，显示了批评的两种功能，前者为了评价具体文学，后者为了构建理论。
我们发现，在20世纪西方的文学研究中，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过渡区（或称“结合部”、“连结处”），有一片“理论”与“批评”混沌一体的交叉地带，这就是“理论”与“批评”共生一体的地带，即批评理论与理论批评共生一体的地带。这个地带的理论和批评一头远离文学的一般理论，一头脱离实用批评。正是在这个“共生带”，出现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奇观：一个又一个标新立异的批评理论轮番登场，形成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主潮；一个又一个新理论、新流派的产生，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发了文学研究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现在可以说，“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实指“批评理论与理论批评的一体化”。
二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性质与特点是“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其基本的性质与特点由自主性、互为性、超前性和创新性等具体特点来表征。其中，自主性是其他“三性”的基础。
自主性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两个有密切联系但又完全不同的概念，各属文学研究的不同领域。然而，在实际的生成、发展和研究活动中，它们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理论是对批评实践的升华与概括，又反过来指导批评。批评介于理论与文学之间，它一头通向理论，一头通向文学，是沟通理论与文学的桥梁。它连结文学，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既可评价文学，又可为最上层的理论提供思维材料，用以丰富理论、构建理论。它通向理论，为的是向实用批评提供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评价的标准与尺度。批评贯通理论与文学，就“形成了由下而上的升华与蒸发和从上到下的反射与观照的双向同构格局。”（注：朱向前：《黑与白》，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普遍的理解到此常以判断性的结论出现：文学理论不能凭空产生，它植根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没有批评作基础，会造成理论的“空悬”。反过来，没有一套理论、概念、评价标准和方法作指导，文学批评也无法进行。
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种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到20世纪被突破了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20世纪文学研究中创构的一个个独特的批评理论，均非源于批评实践，即理论生成的途径不是遵循“由下而上”的线路，而是直接在上层的横向联系中生成新理论。具体地说，20世纪的批评理论是在吸收“非文学”学科的理论的情况下，经由理论批评相助而生成新理论的。本世纪，文学理论由于与“非文学”学科诸如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类学和现代哲学等学科交叉渗透，先后构建了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心理批评、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学接受理论、读者反应批评、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理论。
这些批评理论把自己从“关系”中独立出来，显示了充分的“自主性”。自主性是以自主自足、自在自为为特性的。既然它们是一种自主自足的系统，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再也不是绝对地依附于批评实践的存在了。
在批评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理论批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为适应20世纪文学理论在“形而上”层面直接生成的需要，文学批评也作了相应的革命，即文学批评从传统的“实践性”转向现代的“理论性”。理论性批评表现出对“非文学”学科的理论的极大兴趣，它的目标不是遵循“从上到下”的原则以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阐释、评价，而是以“非文学”学科的理论为基础，以构建新的文学理论或理论体系为指向，结合类型化作品，在“形而上”层面对理论进行演绎和证明，以便建立“普适性”的理论模式或理论体系。
为了说得具体些，我们以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为例。
20世纪最大的批评理论流派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批评理论是继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之后，盛行于六、七十年代的又一重要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流派。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同时继承了布拉格学派的思想，以语言的结构揭示文学普遍系统的内在结构，建立了一整套以文本结构分析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的主要成就集中在叙事理论研究中，“结构主义叙事学就是力图通过对各类作品的简化、归纳，找到隐藏在一切故事之下的那些基本的叙述结构，由此达到对于不同叙事作品的普遍性的解释。”（注：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00页。） 格雷马斯的语义学叙事研究，托多罗夫以《〈十日谈〉的语法》为代表的叙事语法研究，巴尔特的叙事结构分析，以及为结构主义叙事学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起点的普罗普的童话叙事结构功能的研究，等等，均可“说明结构主义注重的是抽象的模式而不是具体文本。”（注：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7页。）其中， 结构主义叙事学的集大成者罗兰·巴尔特的影响最大。
1966年，巴尔特发表了《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总结当时各家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理论。巴尔特认为，叙事作品是一种超越国家、历史、文化而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学样式。对于这种样式，人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描述它的几个十分个别的种类，而应该建立起能够区分、辨别它们的法则，也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描述整个的叙事作品的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共同模式。“不依据一个共同的模式，怎么对比长篇和短篇、童话和神话、正剧和悲剧（人们曾经做过千百次）呢？”在巴尔特看来，“这个共同的模式存在于一切言语的最具体、最历史的叙述形式里。”（注：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见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275、280页。）因此，应该把语言学本身作为叙事作品结构模式分析的基础。为了建立这样一个模式，巴尔特从语言学借来一个重要概念——描述层。在语言学中，一个句子可以进行多层次的描述，这些层次处于一种等级关系中。虽然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单位和相关单位，可以单独描述，但某个层次的任何单位只有结合到高一级层次里去才具有意义。巴尔特把“描述层”的概念引入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之中，创立了一个由三个描述层组成的文学作品结构模式，即功能层、行动层和叙述层。这三个层次是按照逐步结合的方式互相连接起来的，“一种功能只有当它在一个行动者的全部行动中占有地位才具有意义，行动者的全部行动也由于被叙述并成为话语的一部分才获得最后的意义，而话语则有自己的代码。”（注：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见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275、280页。） 在具体的论述中，巴尔特对每个描述层的内容又进行分层，详细而科学地论析了每个描述层的构成与作用。论述中，巴尔特分析了《一颗纯朴的心》《金手指》等作品。但是，他主要讨论的是一般叙事结构而不是具体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也就是说，巴尔特对这些作品进行的理论性批评，意在以此作为“理论”的验证材料，而不在作品本身。更多的情况下，巴尔特不是以具体文学作品，而是以整个叙事作品（作品抽象）为理论运演的材料。
互为性 20世纪的批评理论与理论批评一体化，是以互为性为条件的。互为性在关系中体现为双方各自既为自身，同时又包括对方。或者说，各自既为自身，同时又为对方所包含。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主要是批评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具有针对性，带有批评的功能指向，而理论批评恰恰又是在“形而上”层面对批评理论的演绎或证明。特雷·伊格尔顿曾说：“当代绝大多数文学批评并非仅仅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注：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 指的就是理论批评为理论而构建理论的特点。理论具有批评性，批评具有理论性；理论是批评的理论，批评是理论的批评，这就是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互为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结构的：批评理论借助理论批评的演绎或证明而构建，理论批评依赖批评理论提供的理论而运作，二者共生互为，缺一不可。
超前性 文学理论生成的特殊性，使20世纪文学理论获得了特殊的性质——理论生成的“超前性”。在以往时代的文学研究中，我们看见主要是批评（实用批评）的需要推动着文学研究，也就是说，批评常常走在理论构建之先。但在20世纪，我们发现纯粹的理论构建开始走在批评的前面。正如陈圣生在为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译本所写的前言中所说：“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不能单独地从文学创作的普遍趋势中寻找文学理论的产生根源，理论鼓吹在先、创作效法在后的情况并不少见。”（注：见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译本前言， 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创新性 安纳·杰弗森和截维·罗比指出：现代文学理论的特征是：“现代文学理论决不是单一的整体。相反它由各种常常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理论构成。”（注：安纳·杰弗森、 戴维·罗比等：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7页。）这种特性使它们在理论的创建中，均表现出极大的创新性与极大的片面性，在片面中追求新的发现、新的创造。由于它们均在某一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发现，因而使它们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由它们的片面性所致的缺陷，恰恰又成为其他后继理论崛起的原因。例如，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和原型批评突破印象式批评，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深层无意识的新领域。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反抗超文学因素的外部研究而转向内部研究，即转向文本形式的研究，这又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在构建文本理论时，完全割断了文本与作家、读者和世界的联系。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在批判结构主义中构建自己的理论，它否定文本中心和作者权威以及终极意义，强调阅读的重要，把批评的重心从对作品内在结构（文本）的关注引向对读者参与文本意义创造过程的关注，使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最终演变为一种阅读理论。由对形式主义的批判而产生的文学接受理论，又是一个新的发展，它将读者与文本阅读正式引入文学研究中，强调一部作品的意义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而读者反应批评则将文学接受理论推向极端，它排开作者而只留下读者，认为读者是文学的真正本体，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激起的意识活动，才能看到作品的含义，文学批评是读者反应的记录。至此，文本中心遭到彻底颠覆，而阅读理论也陷入了困境。80年代以后盛行的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理论均表现出在批判与否定中构建新理论，开辟研究新领域的特点。
三
最后，从学术界的批评入手，进一步探索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性质与特点。
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批评，归纳起来集中在两点：一、理论的创新与偏颇、真理与谬误并存，影响了理论的涵盖性。二、理论脱离批评、脱离文学，影响了理论的有效性。前者对应着理论的创新性，后者对应着理论的自主性和超前性。
关于第一点，孔耕蕻在《论理论的批评化》一文中，作了极有见地的评价：“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一反实证主义的批评传统，将理论视野分别深入到文本、作者、读者和语言文学本体，虽无不具有一种罕见的深刻性，但各派理论都是以对真理的部分占有和对真理的部分失去为代价的，它们之间相互排斥，各派批评理论，固守一方阵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各自的理论视野‘定格’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其理论框架太窄，这就限制了它们各自的批评视野，难以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左右逢源，举一反三，理论版图的狭小，容不下文学生命的整体性、丰富性，势必影响它们各自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注：孔耕蕻：《论理论的批评化》， 《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11、5—11页。）
无疑，这段评价是公允正确的。实际上，它反映了学术界普遍的看法。必须看到，这段评价是以具体的理论在结构及其功能方面存在的缺陷为根据的。从这个视角评价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必然得出这样的评价。我们似乎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从文学理论发展角度探索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探索，我们已经发现，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在批判与否定中开辟道路，在片面中构建理论，目的是为了突破传统文学理论的樊篱，开辟新领域，创建新理论。我认为，这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快速发展的奥秘之所在。
我的看法，这两种看法实质上是不矛盾的。前者是以静态观为内在尺度而对具体的理论存在的缺陷作出的价值判断，后者是以文学理论在发展中构成的关系为原则而作出的价值判断。两种判断虽不等值，但可互通，互相说明。持这种看法，会使我们的判断更理智，更能准确地把握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性质与特点。
关于第二点，我们仍引述孔耕蕻的研究。原因是他在《论理论的批评化》中，对20世纪批评理论的批评，不仅吸收了众多杰出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指出：文学研究中批评理论与实践批评分离，理论研究与文学本身分离的现象，是20世纪普遍的一个国际现象。这些理论以一种接近形而上学的方式去实现各自的理论目标，以超越文学经验的方式去研究文学，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建筑起一座座理论与概念的迷宫。在这些概念之外，难以看到客观的、实在的内容，概念本身也难以得到文学经验的证明。这些理论有时也涉及文学，但是，它们有时引入文学，只不过是为了让文学“布丁”为其理论体系及其观念、概念服务，以证明其理论原则、理论体系的合法。结果，造成理论的“空悬”，理论话语的“空洞”。文学研究中暴露出来的这种弊病，主要原因在于：理论同批评的脱轨，批评对理论的游离。理论家既不研究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也不研究当前的文学创作，放弃了批评的任务，而一种接近形而上学的哲学应用于文学理论研究的企图，导致理论家执著于纯观念的研究，热衷于建立高度抽象的文学法则，仿佛要在文学的此岸世界建造起一座通往文学的彼岸世界的“巴别塔”。（注：孔耕蕻：《论理论的批评化》， 《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11、5—11页。）
论述在理切实，相当出色。我们知道，普遍的看法至多到此为止。然而，探索到此还没有结束，因为接下去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20世纪文学理论的实际价值没有得到落实。须特别说明，孔文的主旨是论理论的批评化，对此的进一步探索与批评不是孔文的任务。但是，顺着孔文的研究继续进行价值追问，就遇着难题了。既然20世纪文学理论脱离了批评实践，脱离了文学，执著于纯观念纯理性的抽象的理论构建，那么，它们又有什么价值呢？我知道我的这种追问会对20世纪文学理论的意义构成威胁。追问所获的结论最终可能只有两种：20世纪文学理论要么有价值，要么没有什么价值。说它们没有什么价值，虽然符合逻辑推论，却不完全符合事实。不论你指出20世纪文学理论有多少缺陷，但它们所显示出来的价值是抹煞不了的。但是，它们的价值在哪里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对此问题的解答，可以从三个设问开始。第一，理论是否非得经过“由下而上”的方式生成？换言之，理论“由下而上”生成的方式是不是唯一的？第二，理论能否直接在“形而上”层面生成？第三，这样生成的理论有没有价值？若有，它的价值主要在哪方面？
前两个设问无须再论，前面对20世纪文学理论的“自主性”的论述可以作为对它们的回答。答案是：文学理论“由下而上”生成的方式是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文学理论可以在“形而上”层面生成。这样生成的文学理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构建新理论，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等方面。事实证明，这些批评理论确实为文学研究开拓了一个个全新的领域，构建了一个个富有创新性的理论体系，由此而发展了文学理论。不错，它们是远离了批评实践，远离了文学，不过，它们原本就没打算直接通向具体批评、具体文学作品，而是直接通向理论。这是它们的理论策略。至于这些理论能否为批评所用，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批评所用，那是批评的任务，需要批评在实践中对它们进行转换与取舍。
文学理论既不源于批评实践，又不直接作用于批评，这样的理论有用吗？答曰：有用。但需要附加一个条件，即这些理论必须是优良的，它们既能为批评提供新的有价值的理论，又能经批评的选择、转换与重新调整后，为其所用。20世纪文学理论具有这种优良品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20世纪文学理论是在片面中表现出“有限度”的优良品质的，可以设想，它们的长处所产生的效应足可改变一个时代文学批评的形象，提高文学批评的功能与素质。这一点可以用第二点来证明。第二，目前，这些批评理论远没有全部为批评所转换所运用，但从已经被批评所用的部分理论所产生的不同凡响的效果来看，可以肯定它们是优良的。黑格尔说：“诚然，我们尚可超出狭隘的实用观点说：研究逻辑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这门科学的本身，因为探索最优良的东西，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目的。这话一方面固然不错，但从另一方面看来，最优良的东西，也就是最有用的东西。……那最优良的东西却能促进特殊的目的的实现。”（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只要看看科学史、哲学史，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理论根本违背了“由下而上”生成的原则，它们脱离实验，脱离分析，有的源于猜想假设，如古希腊时期的科学与哲学理论。有的纯属抽象的观念性的构建，如德国古典哲学等。有的如同20世纪文学理论，以某一学科或众多学科的理论为基础，构筑全面涵盖的普适性理论，如20世纪的系统科学等。然而，正是这些纯粹的理论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既然科学和哲学能够这样，文学理论又为何不能呢？这是个新问题，值得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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