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措施论文,经济论文,刘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下半叶的新疆经济在战乱与沙俄野蛮的殖民掠夺下，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到清军收复新疆时，整个天山南北“城市邱墟，人烟寂绝。”〔1〕居民“荡析离居，存者无几。”〔2〕大量渠道年久失修，使原来的“膏腴之地，尽化污莱”〔3〕，“耕者不及十分之二。 ”〔4〕“道路桥梁荡然无存。”〔5〕到处是一派破败、萧条的景象。因此，作为收复新疆及其善后事宜具体执行者的刘锦棠，为了解决入新官兵的吃粮问题，早在征战过程中就为恢复新疆的经济作了许多努力。收复新疆后，刘锦棠继续在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中做了大量工作。
一、安置、赈济流民
充足的人力是进行各项建设事业的首要保证。刘锦棠在作战的同时，即已开始着手进行“招集流亡”的工作。光绪三年（1877）攻克达坂城后，他向以前逃到乌鲁木齐避难的达坂城“土回三百余名给以牛、种，令就达坂城水地耕垦栽植，俾复故业。”〔6〕收复南疆东四城后， 又将白彦虎裹胁的难民10余万人救出，派人送返原籍。先后送回乌鲁木齐的达二千七八百人，送回哈密的的达二千五六百人，“皆给以牛、种，俾各安业。”〔7〕光绪九年（1883）， “又收抚流散在伊犁以外的索伦、锡伯、额鲁特人众四五万人。”〔8〕将“吐尔扈特南部落难民七千八百余名口，由伊犁、 西湖仍归喀喇沙尔珠尔都斯地方游牧”〔9〕，并拨发白银4万两予以赈济。以前，“蒙古各部素畏天花，但闻有患痘者，无论平顺与否，余皆相率避处，纷纷转徙，尽室偕行。”〔10〕为了解除病害，安辑边民，刘锦棠先后在哈密、巴里坤、昌吉、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玛喇巴什、叶尔羌、和阗等地设立了13个牛痘局，招募医生一面分段点种牛痘，一面选派维吾尔儿童入局学医，“开局以来全活甚众。”〔11〕不仅解除了病害，而且使蒙、维各族免遭因避病而带来的颠沛流离之苦。但是由于战乱，此项工作进行的极为艰难，“北路镇迪辖境，历年招徕安辑，至今大县人民多者不过一二千户，少者数百户。”〔12〕这些已经安居的居民成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的重要力量。
新疆财政历来靠内地各省的协饷维持，战乱之后，百废待兴，急需大量资金。清政府由于连年用兵，国库空虚，已无力筹拨大量资金补贴新疆财政。各省给新疆的协饷也已积欠多年，无力拨解。为了利用现有资金办更多的事，减轻当地人民的负担，光绪五年（1889），刘锦棠呈请左宗棠，将在喀什噶尔、阿克苏、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地收缴阿古柏匪帮及地方首领呈献的湘平银70153两，用作善后费用〔13〕。 建设各项工程所需民工半借营勇，半靠民力。除营勇外，“所有夫役皆系被灾穷民。仿以工代赈之法，每日给发食粮。惟所雇民匠除日给食粮外，仍按日酌发工价银两。”〔14〕这种以工代赈的佣工方法与乱派差徭相比，既赈济了灾民，又修复了城市、道路、水利等设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二、修治河渠、驿道
刘锦棠自光绪三年（1877）率师光复新疆南路各城，治军之暇即兼筹善后事宜。他目睹地方凋蔽情形，“知最为切要之务，莫急于兴水利以除民患，通驿路以便行旅，固城防以资守御。”〔15〕即在招抚、安置流民的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善后重建工作。
水利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命脉，在新疆尤为重要。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时，刘锦棠专门设置玛喇尔巴什直隶厅水利抚民通判一员，管理该地的水利建设事宜。刘锦棠的精心治理，使大量年久失修的水利设施得以修复。光绪七年（1881），刘锦棠先后派余虎恩、陶生林、董福祥、张俊、罗长祜等人堵塞了喀什噶尔河龙口桥上游的决口，并将英阿瓦提、牌素巴特等地渠道整修完毕。叶尔羌河也已“堵筑决口，挑挖沙洲，并将老岸及长堤加高加厚”〔16〕，使下游因旱涝而废弃的土地重新得以耕种。
在大力兴修水利的同时，刘锦棠还派人修治了毁于战火的道路、桥梁和驿站。阿古柏残匪南逃时，多掘水断桥，使南疆的道路、桥梁遭到严重的破坏。进驻喀什噶尔后，刘锦棠即派罗长祜、张春发、段伯溪、刘必胜在城南各路修造大小桥梁30多座，平整道路数百里。同知王维国在七克托修桥两座，汤彦和、杨金龙修整了龙口桥、玉代里克各台站之间的桥路。各地台站因战乱，“举目荒凉，居民无多。”来往公差因无“驻宿公所，多占驻民舍”〔17〕，既不便于公务，又易造成扰民事端。对此，刘锦棠令各善后局在各站就近盖造官店，供来往公差使用，从而避免了公差对居民的骚扰，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回疆西四城自兴修各项工程以来，闾阎鲜水旱之忧，行旅忘跋涉之苦。转输文报，无虑迟延，田赋税厘渐有起色。”〔18〕这段话可能有点夸张，但从中不难看出治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三、改订屯田章程
清代新疆的屯田原有旗屯、兵屯、民屯、回屯和犯屯之分。战乱之后，各屯“地亩荒芜，耕者不及十分之二。”清军出关之际，左宗棠为了解决西征军的粮食问题，命令张曜等人在哈密一带进行屯田，进而推向全疆。
为了招集流亡，扩大民屯生产，光绪十二年（1886），刘锦棠与魏光焘对原来的民屯章程进行了修改，制定了新的《新疆屯垦章程》。章程规定：凡是来疆屯垦民户，每户给地60亩，由政府借给籽种粮3石， 制办农具银6两，修盖房屋银8两，耕牛2头，合银24两。 不管是父子共作，还是兄弟同居，或雇伙结伴，均按2人为1户计算，并且每月发给盐菜银1.08两，口粮面90斤。自春耕至秋收，按8个月计算， 籽种粮照时价扣除，合计共需白银73两左右。先由公家借发，限期初年缴还一半，次年全还，遇到歉收可以酌情缓纳。“额粮则自第三年时，初年征半，次年全征。”〔19〕仿照兵屯建制，10户设一屯长，50户设1屯正，5屯正设1委员。“凡请领成本督察农工一切事宜，地方官责之委员， 委员责之屯正，屯正责之屯长，仍十户出具连环保结，互相纠察，层层钤束，以免领本潜逃、耗费、旷工及滋事不法诸弊。”〔20〕屯正、屯长领借地和钱粮与普通民户相同，只是每月另给屯正银4两，屯长银2两，也按8个月计算，免于扣还。《章程》颁布后， 吸引了大量流亡农民来到新疆，当年就在迪化县安插流民306户，奇台县安插100户，昌吉县安插104户，阜康县安插53户，绥来县安插320户，济木萨县丞安插66户，呼图壁巡检安插74户，哈密通判安插45户，精河巡检安插22户，“总计安插土、客一千九十户”〔21〕。其后，“土、客生息蕃庶，岁屡有秋，关内汉、回挟眷承垦络绎相属”〔22〕。内地农民群众大批到新疆各地屯田生产，对发展新疆经济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减征赋税
为了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刘锦棠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制定了新的税则。收复新疆后，以往旧制荡然无存。刘锦棠函商左宗棠废除原来南疆维吾尔中实行的“按丁索赋”制度，改行与内地相同的“摊丁入亩”制。光绪四年（1878），刘锦棠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在征得左宗棠的同意后，“仿古中制而更减之，按民间收粮实数十一分而取其一”〔23〕，开始在新疆征收农业税。光绪五年（1879），因为全疆清文地亩的工作尚未完成，仍按这一税则执行，当年共收粮261900余石〔24〕，第二年增加到347200余石〔25〕，这与以往新疆岁纳米粟仅143000余石〔26〕的数字相比增加了1倍以上， 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工作还刚刚开始，富庶的伊犁地区尚在沙俄手中，如果没有刘锦棠妥善的屯垦措施，剔除维吾尔中伯克的中间剥削，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他们的劳动热情，政府要获得如此数额的田赋是不可能的。
光绪十二年（1886）， 清丈镇迪、 阿克苏、 喀什噶尔三道11480190亩耕地的工作完成后，刘锦棠根据新的需要，制定了新的税则。他把耕地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分区征收不同的税额。北疆迪化、昌吉、阜康、绥来、奇台、吐鲁番、济木萨、呼图壁等地，上地每亩科粮7升，中地4升，下地3升，不征草不征耗；镇西、哈密、 库尔喀喇乌苏、精河等地仍照旧章征收：南疆各地，上地每亩科粮4升到5升不等，科草5斤。中地每亩科粮3升，科草3斤。下地每亩科粮1.5升或1 升不等，科草2斤，“照章概不征耗”〔27〕。各采矿区居民免交铜、金， 一律改征粮石。伯克未栽养廉地和拨作义学、坛亩的官地也一律升科纳粮。远离城市200里以外的居民可以免交本色而改征折色， 但有一定的限制。 根据这一税则， 三道每年应征本色粮约203029 石， 本色草约13958216斤，应征粮草折色及地科银约57952两〔28〕， 有了固定的征税标准。由于恢复生产的一切工作都还刚刚开始，土地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加上水、旱、蝗灾的不时发生。为此，刘锦棠先后多次呈请中央政府，免除了镇西、奇台、迪化、绥来等地受灾农民的税额，并拨款救济，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痛苦，减轻了各族人民的负担。在他的治理下，新疆荒芜尽辟，户口日增，“风俗渐变，鸡鸣犬吠，烟火相望，如是者万里不绝”〔29〕。
五、整商置税
战乱之后，新疆许多昔日繁华的商业都会均已不复存在。但是，由于新疆财政拮据，协饷不足，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就开始在全疆各地设卡征厘。《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商人根据条约规定，享有在新疆各地贸易暂不纳税的特权，华商则仍旧照章纳税，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华商的利益。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三日（1882年7月8日）清政府下令，“所有进卡伦货物，往来新疆各地贸易者，著概行暂免厘税，俟商务兴旺照约议立税则时，再复旧章”〔30〕。这一命令颁布后，新疆各地厘卡一律撤销，大大便利了华商。加之刘锦棠治驿传，修道路，商道为之畅通，“废著鬻财之额连袂接轸，四方之物并至而会”〔31〕，天山南北逐渐形成了古城、迪化、吐鲁番、伊犁和喀什噶尔几个比较大的商业中心，新疆商业贸易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早在清廷下令取消各地厘卡时，刘锦棠就从新疆建设急需资金着眼，主张在暂免行商税厘的同时，仍对本地经营金、铜矿业和牲畜的民户按规定征收课银。随着新疆商业的兴旺发展，光绪十一年（1885），刘锦棠在哈密设局，征收东路百货入税，在古城设局征收北路百货入税。光绪十三年（1887），刘锦棠在省城迪化设税务总局，委员试办地方税务，兼管哈密、古城各局，并在绥来、吐鲁番设立分局，抽收西路货税。为了照顾华商的利益，他把税则值百抽五改为值百抽三，对华商经营的洋货仍然照例征税，以抵制洋货在新疆行销对华商的排挤。
但是，新疆开始征收商税以后，俄国商人借有“暂不纳税”的条款，任意贩卖当地的土特产品和牲畜。“每有俄商入境勾引中国商民，百计诪张，肆行包庇。或将原领旧票卖于商民，或引商民车辆同行，希图蒙混。”〔32〕刘锦棠的税收政策不可能顺利执行。从主观上来讲，刘锦棠整商置税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弥补经费不足，所征税额值百抽三，比内地要轻的多，一般情况下可以促进新疆商业的发展。但是，在俄、英商人享有免税特权、对新疆加紧经济侵略的情况下，不仅很难达到增加政府收入的效果，反而使本地商民的生计日益艰难，影响了新疆本地商业的发展。
六、统一币制
清代新疆原北路使用制钱，南路使用红铜普尔钱。该钱每枚重1.3钱，以1文当制钱5文，以500文为1挂，合银1两。阿古柏窃踞南疆后， 又铸造了“形圆如饼，中无方孔，每圆五分”〔33〕的银钱天罡。这样，天罡与普尔钱就一起在南疆流通，币制十分混乱。加之使用时间一长，成色份量高低不一，很不方便。为了统一币制，光绪四～五年（1878—1879），左宗棠在兰州制造新式铜模交给张曜，要他在阿克苏开局铸造新钱。这种“钱用银片捶成，不须熔铸，枚重一钱，外圆内方，轮廓分明，字迹显朗，大小厚薄如一，与制钱相权。银为母，铜为子，市廛通用，可免畸重畸轻之患。”〔34〕但是，由于新钱使用捶铸，工多费巨，时间不长就停止了。此时，北路制钱也几乎全被内地商人携带入关，天罡遂通行于全疆各地。为了使新疆货币与内地各省统一起来，刘锦棠奏请清政府批准，禁止天罡在新疆流通，暂缓恢复制钱，改铸统一的红铜普尔钱。他先后派人开采库车、拜城等地铜矿，采取铸钱原料。但是，由于南疆“产铜之区多系童山，且隔民居，动辄数站，负粮运炭咸苦远涉。北路人烟稀少，工价更昂，铜复不旺”〔35〕，加之工匠技艺未娴，效率很低，当时，制钱2000文兑换白银1两，红铜普尔钱则500文就可以兑换1两白银，两者相比竟差至4倍。遂在迪化设官钱局，沿铸红铜普尔钱为统一货币，大大便利了人民生活和政府的财政税收。
注释：
〔1〕《清军西征后古城、济木萨地方情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卷625。
〔2〕《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0六。
〔3〕《新疆图志》，卷七十三。
〔4〕《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一九。
〔5〕〔14〕〔15〕〔16〕〔17〕〔18〕《刘襄勤公奏稿》， 卷二。
〔6〕《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十。
〔7〕魏光焘：《戡定新疆记·武功三》。
〔8〕《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一六。
〔9〕《刘襄勤公奏稿》，卷三。
〔10〕〔11〕《刘襄勤公奏稿》，卷六。
〔12〕《刘锦棠疏稿》，光绪九年，〈六〉。
〔13〕《刘锦棠奏报查交各军所获“逆财”情况的附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第44卷，第1号。
〔19〕《刘锦棠疏稿》，光绪十二年，〈十〉。
〔20〕《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二册，第2246页。
〔21〕〔27〕《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二。
〔22〕《清史稿》卷一二0《食货一》。
〔23〕〔24〕〔34〕《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十六。
〔25〕《刘锦棠疏稿》，光绪八年，〈一〉。
〔26〕《新疆图志》，卷一。
〔28〕《新疆图志》，卷三十。
〔29〕《刘襄勤史传稿》，第30页。
〔30〕《清德宗实录》，卷一四六。
〔31〕《新疆图志》，卷二十九。
〔32〕〔33〕〔35〕《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