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论文,日本论文,海洋论文,徽商论文,土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兹据大庭修、松浦章等学者编纂的相关资料集，结合本文的其他史料，将中日贸易史料出现的一些徽商（或推测可能是徽商）的人名加以整理、论列：
表4： 清代中日贸易中程、汪等徽州人之史迹
姓氏
籍贯备注
程楚臣活跃于元禄(清康熙)年间
程敏公活跃于元禄(清康熙)年间
程坤如元禄九年(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
)南京船船头
程弘玉元禄十三、十四年(1700年、1701
年,康熙三十九年、四十年)南京
船船头
程方城正德元年(1711年,康熙五十年
),南京船主
程益凡十二家额商,亨保十四年(1729年,
雍正七年)已见,活跃于文化、文
政、天保、弘化、嘉水(清嘉庆、
道光)
程慎恩宽延元年(1784年,乾隆十年)六
番船头
程监生 金阊(即
活跃于宝历、明和(清乾隆)年间
(字玉田)苏州)
程国锟 松江(注: 号竹泾,又号云间、申江人,南京
(涧南、剑南)著名的明 船主,活跃于宝历、明和、安永(
代笔记《 清乾隆)年间
云间杂识
》,有"
松民之财
多被徽商
搬去"的
说法,松
江显然是
徽州人麇
聚的地
方.)
程闲南活跃于安永(清乾隆)年间
程冀若活跃于明和、安永(清乾隆
》年间
程赤城 苏州 活跃于安永、天明、宽政、
享和(清乾隆、嘉庆)年间
程敬伦与程赤城同时出现
程养拙曾与程赤城一同到长崎,活
跃于安永(清乾隆)年间
程奇堂活跃于天明(清乾隆)年间
程荣春十二家船主,活跃于宽政(
清乾隆)年间.
程万元 苏州 乾隆六年
程洪然 歙县 淮北盐商兼办铜官商,活跃
(天和)于文化年间(清嘉庆十二至
十七年)
程廷梅文化(清嘉庆)年间,书长
崎"集贤祠"扁额
程德逊 新安
程子延活跃于天保、弘化、嘉永、
政(清道光、咸丰)年间,
长崎在留船主
程稼堂 苏州 活跃于咸同年间长崎在留船
主
程缦云 苏州 同治三年
程四德同治三年
程登口(?) 同治三年
程振新同治三年
程泓歙县岑山
(渡)
汪公民活跃于元禄(清康熙)年间
汪相廷贞享三年(1686年,清康熙
二十五年)
汪复楚活跃于享保(康熙、雍正)年间
汪虞上享保十年(1725年,雍正三年)到
长崎
汪伯先(光?) 活跃于明和(清乾隆)年间
汪永(绳武)新安 活跃于明和、安永(清乾隆)年间
汪鹏(竹里)杭州(徽
活跃于安永(清乾隆)年间
州)
汪桐峰活跃于安永、天明(清乾隆)年间
汪永增 苏州府长 淮北盐商,活跃于嘉庆年间
州县(休
宁)
汪晴川 杭州 活跃于宽政、享和(清嘉庆)年间
汪小园 苏州府长 活跃于文化(清嘉庆)年间
洲县(休
宁)
汪松棠活跃于嘉庆年间
汪松巢活跃于文化(清嘉庆)年间
汪介春活跃于文化(清嘉庆)年间
汪炳(注:兴福
休宁 生于宽政十年(1798年,嘉庆三年
寺墓碑作"汪炳 ),天保六年(1835年,道光十五
",刘序枫"办 年)
铜官商一览表"
作汪炳符(道光
十九年至二十一
年),并判断他
为新安商人,可
能是汪永增的一
族.)(符)
汪执耘活跃于文化、文政(清嘉庆、道光
)年间,长崎在留船主。
汪竹安活跃于文化、天保(清嘉庆、道光
)年间
汪福官 休宁 汪炳之子,天保六年(1835,道光
十五年)
汪循(修)南 活跃于文久、庆应(清同治)年间
吴圣休宁 贞享四年(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
年)
吴观洪 歙县南乡 文政十年(1827年,道光七年)生
人,明治二十年(1887年,光绪十三
年)卒
吴四桂 徽州府酉8番得泰船,文政九年(1826年
,道光六年)卒
汪稼圃 苏州 活跃于文化、文政(清嘉庆、道光
年间)
江芸阁 苏州 活跃于文化、文政(清嘉庆、道光
)年间
黄龙新安 字云升
黄宣新安 号玄斋
方德光 徽州歙邑 明历二年(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
)
方西园 旌德(徽 活跃于安永(清乾隆)年间
州)
鲍允谅享保二年(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
)人港
鲍颖升活跃于享保年间,为信牌持有者,
多次将信牌让给其他南京船主。
项德照 歙县 宽政四年(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
)生,天保二处(1813年,道光十
一年)卒
项福庆 歙县 项德昭子,寅十番船炮手
沙起云(注:从新安 有《万寿春林》等诗
其名字上看,此
人似为徽州僧
胡兆新 苏州 享和三年(1803年,清嘉庆八年)
随同乡程赤城来日
孙子明 徽州府休 享保十年(1725年,清雍正三年)
宁县
姓氏
籍贯 资料来源
程楚臣《江户时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
の研究》(注:大庭修著,同朋舍
1986年10月版.)
程敏公仝上页
程坤如仝上书,页170
程弘玉仝上
程方城仝上书,页33
程益凡《唐船进港回棹录;《割符留帐》;
《长崎的唐人贸易》
程慎恩《江户时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
の研究》页167
程监生 金阊(即
《古画备考》卷49(注:朝冈兴祯
《古画备考》(序于明治癸卯,明
治三十七年即1904年发行)卷49"长
崎画人传".);《崎阳司真寺内
(字玉田)苏州) 塔碑志》
程国锟 松江(注:《古画备考》四十九《长崎画人传》
(涧南、剑南)著名的明 ;《宝历三年八太岛漂着南京船资料》
代笔记《 ;《唐船宿町顺》(注:《长崎县史
云间杂识 》史料编第四,页564,《明安调方
》,有"记》中有《唐船宿町顺》(自明和元
松民之财 申年于天明七未年,即1764到1787年
多被徽商 ,乾隆二十九年到五十二年),这份
搬去"的
资料记载这二十多年间到长崎的唐船
说法,松
所泊宿的町名.据徽商汪鹏《袖海编
江显然是 》的记载,"长崎七十二街,街各有
徽州人麇 名,又有町,殊近古,町有町长,客
聚的地舟至,则一町主之."他本人多次到
方.) 长崎,《唐船宿町顺》都有记载.此
份资料对于研究徽商,颇具史料价值
.)
程闲南《唐船宿町顺》
程冀若《唐船宿町顺》
程赤城 苏州 割符留帐(注:日本正德五年(171
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颁布的"
正德新例"规定,实行信牌制度(
信牌亦即从事长崎贸易的通商执照
),日方称之为"割符".发放"
信牌"的底帐,即称"割符留帐"
,藏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此据日
本学者大庭修据此所整理的出的长
崎入港唐船船头(船主)的姓名,
见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
刊九(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唐
船进港回棹录、岛原本唐人风说书
、割符留帐》"收载资料の解题"
,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4
年3月发行,页7-17.另,松浦章
《中国商人と长崎贸易--嘉庆、
道光期を中心に》一文,亦有"《
割符留帐》になぇる中国商人の来
航表",载《史泉》第三十四号,
关西大不史学会,1980年5月,可
参见.)
〗程敬伦 《西游旅谭》卷3 (注:《司马江
汉全集》(八坂书房1992年12月版
)一《西游旅谭》卷3,页112.)
程养拙《唐船宿町顺》
程奇堂仝上
程荣春割符留帐,页7
程万元 苏州 《漂着唐人滞在中日记》
程洪然 歙县 《长崎の唐人贸易》,页185-186
程廷梅《长崎名胜图绘》卷2下
程德逊 新安 仝上书,卷1 (注:程德逊为长崎
寺庙的大雄宝殿捐匾额,下署名为"新
安弟子程德逊敬题并书".当时在长
崎佛寺中捐钱立匾的,都是大商人(
如福建巨商何高材、魏之琰等),所
以这个人应当是徽商中比较大的一个
商人.)
程子延《割符留帐》;《唐船风说书》
程稼堂 苏州 《割符留帐》;《重修悟真寺碑序》
程缦云 苏州 《重修悟真寺碑序》
程四德仝上
程登口(?) 仝上
程振新仝上
程泓歙县岑山 《长崎画史汇传》页557 (注:岑山程
(渡)
泓,善于画屏风.岑山也就是徽州
歙县的岑山渡.该地程氏家旅在清
代前期出过两淮最早的数名盐各总
商.),《古画备考》二十五"名画",
页1052
汪公民《江户时代にな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
研究》,页526
汪相廷《存诚长崎笔谈》
汪复楚《唐船进港回棹录》
汪虞上仝上
汪伯先(光?) 《唐船宿町顺》
汪永(绳武)新安 《古画备考》卷49;《长崎画史汇传》
汪鹏(竹里)杭州(徽 《视听草》四集之十,页176; 《割
州) 符留帐》
汪桐峰《唐船宿町顺》
汪水增 苏州府长 《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
州县(休
宁)
汪晴川 杭州 《视听草》四集之十,页176; 《割
符留帐》
汪小园 苏州府长 《割符留帐》
洲县(休
宁)
汪松棠仝上
汪松巢仝上
汪介春仝上
汪炳(注:兴福 休宁《兴福寺の唐人墓地》
寺墓碑作"汪炳
",刘序枫"办
铜官商一览表"
作汪炳符(道光
十九年至二十一
年),并判断他
为新安商人,可
能是汪永增的一
族.)(符)
汪执耘《割符留帐》,《唐船风说书》
汪竹安《割符留帐》
汪福官 休宁 《兴福寺の唐人墓地》
汪循(修)南 《长崎幕末史料大成》5 开国对策编
(注:长崎文献社1971年7月,页155
,转引自松浦章《长崎贸易になおな
在诏荷主にっぃこ》一文注(39))
吴圣休宁 《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
吴观洪 歙县南乡 《兴福寺の唐人墓地)
人
吴四桂 徽州府仝上
汪稼圃 苏州 《德泰船笔语》等
江芸阁 苏州 《割符留帐》
黄龙新安 《古画备考》卷49
黄宣新安 《古画备考》卷49
方德光 徽州歙邑 《崇福寺の唐人墓地》
方西园 旌德(徽 《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
州)
鲍允谅《唐船进港回棹录》;《华夷变态》
鲍颖升《唐船进港棹录》;《唐船风说书》
项德照 歙县 《兴福寺の唐人墓地》
项福庆 歙县 仝上
沙起云(注:从新安 《长崎名胜图绘》卷4
其名字上看,此
人似为徽州僧
胡兆新 苏州 《长崎画史汇传五·来舶诸家》
孙子明 徽州府休 崇福寺の唐人墓地》
宁县
说明：1、仅一、二见的，直接写于何年出现：有多年出现的， 则写“活跃于某某年间”。
2、籍贯如包括祖籍和现籍，则括号内为祖籍。
3、上述的人名可能会有重复， 一种情况是：如《唐船宿町顺》中的“王竹里”和王桐峰，当即汪鹏（竹里）和汪桐峰，这是可以轻易判断出来的（明代汪直也称王直，亦为一例）。但有时却殊难断定，如“程闲南”是否就是“程剑南（润南）”，两人活跃于同一时代，而且从读音上看，也有这种可能，但因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所以只能另列。另外一种情况是，船主的名姓、字号颇多，在不同场合出现，所以有时难以断定。
表5：上表姓氏数的统计
姓氏 程 汪 吴 江 黄 方 鲍 项 胡 孙 其他人数
27
19 3
2
2
2
2
2
1
11
表6：上表姓氏的年代统计
年代 顺康雍 乾嘉道 咸同光 不明人数
15 34 8
5
上述的程氏计有27人（不包括下引《安政杂记》中出现的程姓家属），汪氏有19人，吴氏3人，江氏、黄氏、方氏、鲍氏各2人，胡、项、孙诸氏及其他各1人。有些人虽然我们无从判断他们的原籍， 但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应当仍可作些推测。例如，山胁悌二郎先生指出：淮北盐商程洪然有可能与额商程益凡是一族（注：《长崎の唐人贸易》，页185）。大庭修先生也指出：元禄年间的程坤如、 程弘玉二人有可能是同族（父子或未可知）。他们都是南京船船头。大庭修引《增补华夷通商考》的解释说——船头分两种，一为货主亲任并随船渡海，一是货主不随船，由其亲戚代理船头来航（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中华书局1997年7月版，页170、页168。）。另外， 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曾指出来航长崎的汪执耘、汪介春、汪松巢等人，都与在苏州的汪氏船主、徽商汪永增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明人金声的说法：徽州人往往“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这种立足于血族乡党的商业经营，在中日贸易中大概也不会例外。因此，表中所列诸人，如果不是全部，至少绝大部分应当都是徽州商人。
从年代分布来看，从顺康雍、乾嘉道一直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都有徽商活动的身影（特别是程氏，一直赓续不绝）。松浦章曾指出：清初展海令发布后不久，徽州商人就已混迹于沿海商人之中，以经营海外贸易牟取利润。贞享三年（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在长崎与锅岛直条的侍官营存诚笔谈的汪相廷，就有可能是徽州人。当然，上表所见，显然以乾嘉道年间为数最多，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徽商及淮浙盐务最为繁盛的时期。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土》曾说：
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为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岭（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中华书局1997年7月版，页170、页168。）
岑山渡程氏，在清代前期曾产生过数名两淮盐务总商（顺治年间的程量人，康熙年间的程之韺和程增等）。此后，乾、嘉、道三朝的盐务“首总”，也分别为徽州人黄源德、江广达、洪箴远、鲍有恒和黄瀛泰等人（注：民国石国柱等修，许承尧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铅印本， 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46号，页157。）。对照上述的表4，程、汪、江、鲍诸姓族人出现在海外贸易的活动中，也就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不过，上述62人中，直接记载或可以判定是徽州人的仅17名（占四分之一强，27%）。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对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来说，徽州毕竟是内陆鲜为人知的一个山区（除了徽墨、歙砚（注：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页34；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页34—35。）的名气很大外），而这些徽商的侨寓地苏、杭一带，对于日本人来说，显然更具吸引力。自报家门者，自然也就更具有自豪感（注：江户时代的一些日本人认为“唐商多瞒人，言说不足信也。”（《琼浦偶笔》卷2 ）事实上一些商人往往夸大其实，如姓朱的就自称是朱熹的后裔（《得泰船笔语》中的朱柳桥，就自称是“贤人文公后裔”），这是姓氏上的自我炫耀，而自称吴趋或金阊人，除了确实是侨寓地外，应当也还包含着一层炫耀的意味。）。其二，诚如臼井佐知子所指出的那样：“乾隆末年以后，有关徽商的记载减少了，……这个变化主要是当时有相当多的徽州人向以江、浙为中心的各家商地移居，并在那里定居下来。”（注：《徽商及其网络》：关于这一变化，笔者称之为“侨寓徽商的土著化”，见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页58）74。当时断言：“至迟到乾隆年间，以侨寓地为中心重建宗祠，如果不是扬州盐商中普遍的现象，那至少也是相当多的一种情形。”（页71）1996年10月，笔者于黄山屯溪老街购得抄本《（歙县）岑山渡程氏支谱》（残本6册）。据该书第4册“量能公”传文，康熙十六年（1677年）以前，程氏就己在扬州创建宗祠了，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侨寓徽商土著化倾向的重要标志。）苏州是当时布业的中心，徽商中的许多人都是从抱布贸丝发财致富的，而且，苏州还是办铜官、民商局之所在。故而上述的籍贯中自称来自苏州的有10名（另有杭州2名，松江1名），显然并不多么令人费解。
有理由相信，上表所提供的徽商名单是极不完整的。因为在长崎贸易中出现的商人，如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其他姓氏（吴氏、黄氏、潘氏、胡氏和洪氏等），都有可能是徽商。但除了上述明确指明之外，却无法得到确证。不过，即使是这样，如此众多的徽州人出现在清代的中日贸易中，还是给以下所引的一份尺牍，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注脚。题作“星源汪文芳宗淮”所辑的《增补书柬活套》，其中有一份《海洋来往活套》：
海天辽阔，不获时通信息，罪歉良深！而异乡身体，惟宜珍重自爱。早眠晏起，强饭加衣，乃旅人之大方法，幸祈垂意焉！异域风土，非可久羁，惟愿顺时自重，稍可如意，即当归棹，毋使故人望洋而忆也。阻被汪洋，徒切怀人，水天遥远，能不依依？回浪千层，萍踪如许奔波。飞
一叶，形影相随天外。梦寐思维，君其亦同此离别情乎？奔走天涯，原图觅利，言旋须速，不可以异乡花草为恋。海阔天空，思情如缕，水远音积，离想若割。何日再睹光仪，聚首谈心，以舒积悃耶？汪洋迢隔，鱼雁难通，惟有临风怀想而已！（注：《增补书柬活套》收入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语学资料丛刊尺牍编》第3卷，1986年6月不二出版，《海洋往来活套》见页382。）
“星源”也就是徽州的婺源，据波多野太郎先生的解题：“《增补书柬活套》：四卷四册，汪文芳编，扫叶山房刊，刊行年月不明。”扫叶山房在苏州，星源汪文芳可能为汪氏一支的成员。所谓活套，是一种尺牍范本，供各类人写信时模拟、套用。“海洋来往活套”，显然是大批徽州人从事海外贸易背景下的产物，它凸显了清代前、中期徽商在苏州与日本贸易方面的重要角色。
《新增书柬活套》卷3《学业关书》中， 有“某某官”的字样（页384）。据中川忠英《清俗纪闻》卷2《居家·应对》记载，此为福建等地人的命名方式。另据前引宫田安《兴福寺の唐人墓地》中徽州人吴四桂和汪炳符的墓志，其中也有“寿官”和“福官”的人名。显然，“某某官”的称呼在长崎非常盛行。在江户时代的长崎，来舶的中国商人中，以江浙和福建两地的人群势力最大。笔者认为，“某某官”的名称，推其原始，起源于福建人的命名习俗，后为长崎贸易中的徽州等地人所接受（注：详见拙文《契兄·契弟·契子——围绕着日本汉文小说〈孙八求人得福〉的历史民俗背景解读》（待刊））。这是此书与长崎贸易有关的另外一个旁证。
《海洋来往活套》中的“奔走天涯，原图觅利，言旋须速，不可以异乡花草为恋”，是说商人在长崎的沾花惹草。日本内阁文库保留有一封江户时代中国的一位妻子写给在长崎经商的丈夫的一封信——《沈门何氏书启》，收在《视听草》二集之六。信封上这样写着：“内安信一封／信佩相公台启／铁研清进室／沈门何氏拜书。”也就是沈言佩的妻子何淑贞寄给丈夫的一封信。她写道：
荷钱贴水，堤柳鸣蜩，遥想相公与时多福、贵体康泰为慰。兹启者，自别以来，倏经四月有余，家中翁、言（注：《古画备考》二十五“名画”引此文，作《唐妇尺牍》，此处作“姑”，甚是。见页1051。）两大人玉体全安，无庸挂念也。至于朝夕侍奉左右，妾虽不才，自当留心。其一切诸务，妾自料理。再儿辈教书，虽有先生教诲，然妾亦当日夕勉励，大女安吉，女婿今春闱得第进士，是为万幸。但妾近闻相公在崎迷恋烟花，使妾亦为未信。因相公在家，凡事皆有斟酌，况飘洋渡海，莫不为名为利，岂又如是耶！妾在家独桃寒灯，操持拮据，亦莫不为家业计。乞相公切不贪亦（恋）闲花以失素守，千祈三思布行，则家门幸甚！妾书中言语，倘有冒犯，犹祈宽宥为感！余再叙，专此须诣／近安／上／言佩相公 清鉴 贱妾淑贞敛衽启／六月初七日冲。
“相公在崎迷恋烟花”，就是指商人在长崎与游女的交往。何淑贞何方人氏，从信中无从判定。不过，这应当反映了商人家庭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情况。徽商汪鹏的《袖海编》曾指出：“（长崎）港口中流有山如拳，俗名换心山。货库前有桥，名落魂桥，言唐人经此心变魂销，挥金如土矣。”这或许是摹仿自徽州祁门目连戏中对凡人踯躅黄泉途中的场景——根据郑之珍的铺张渲染，人死了之后要通过一座桥，这座桥就叫做“奈何桥”，此乃生人和死鬼的阴阳之隔。而在当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日本是“天朝”之外的一个异域，长崎作为进入“异域”的窗口，故有“换心山”和“落魂桥”之场景。
在长崎贸易中，不少商人往往在本土已有了妻子，但因为经常在日本经商，所以在长崎也有比较固定的游女。《得泰船笔语》中日人野田笛浦曾问：“杨史有妓么？”船主杨启堂回答说：“引田屋丝萩，试以日本字写之：伊登巴义（いとはぎ）。我二十岁往崎港，共走九次经营，一切帐（眼）目在崎，不得安乡。（注：《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得泰船资料》，页513。）根据汪鹏记载， 当时的丸山游女往往为中国商人“谨出人，握筹算，若将终身焉，……大抵居客馆，俨然伉俪”。也就是替后者操持家务，就好象是他的妻子一样。这种情况非常象是中国苏州一带“两头大”的婚俗（注：褚人获《坚瓠戊集》卷一“弃旧恋新”条曰：“诗云：‘不思旧姻，求我新特。’诗刺弃旧恋新。……今三吴所号为‘撞正’者也，俗谓之‘两头大’。”）。也就是因经商的缘故，妻子长期不能在身边，往往在经商的地方另外再娶一个。程子延与游女歌琴，程赤城与游女夕梅，江芸阁与游女袖咲、袖扇等，都是为日本人所艳称的著名的浪漫故事（注：见古贺十二郎《丸山游女と唐红毛人》前编第三章第六节“唐人行の游女”。）。
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对苏州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极大地打击了苏州徽商的势力。程氏原先在苏州虎邱东山滨建有“二夫子祠”，咸丰兵燹之中被毁，“各派裔孙散居他处”（ 注：《新安篁墩程氏世谱》卷3《金阊花步里经懿祠事略》。）。以前列山斗迁吴程氏世系图中所列诸人来看，四世程炳信、五世程承基和六世程熙，其妻妾汤氏、杨氏和王氏等，均在兵燹中“殉难”（注：《新安篁墩程氏世谱》卷3 《山斗派》。）。《新安篁墩程氏世谱》卷4有《旌表录》， 其中载有贞烈节孝总祠（建葑门内平桥南）传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死亡之惨烈。该书作者程熙因“避至乡间”，辗转逃难而得苟免。光绪《程氏支谱》的作者程为烜也指出：庚申之乱，先君子在城殉难，族中之殉难者亦复不少，余名流离迁徙，死伤殆半。”（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中华书局1997年7月版，页170、页168。）， “流离迁徙”者之中，先前从事海外贸易的一些徽商，显然因便得以携家挈眷逃往日本。日人小栗宪一著《丰绘画史》卷下“千夕田”条曰：“清国毛贼之乱，吴中人遁逃，舶来于长崎者不少，多携带古书画，售以取给。”（注：小栗宪一著，全三册，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藏本，卷下。）这是指太平天国时期，很多苏州人逃到长崎（注：荒濑桑阳《崎阳谈丛》有“唐人书家乞料”条，说唐人避“天德之乱”扶老携幼到长崎者约有千人。防府史料保存会，1963年8月，页24。从所述事实来看， “天德之乱”似指太平天国之乱。）。万延元年（亦即上述的庚申年，1860年，咸丰十年）五月廿五日，程稼堂家族十人和仆人二名（见下），共计十二人，乘美国蒸气船到达长崎，得到长崎奉行冈部骏河的允许上陆并入了唐馆。
本妻生物（引者按：当为惣） 领 缦云 九岁 次妻生长女 庆珠 十三岁
同（引者按：指次妻）次女 增珠 十岁 初妻生二男 长星，八岁
次妾生三男 长丰 七岁 右长丰生母 萃芝 三十三岁
缦云本生惣领 泰兴 八岁 同二男 泰隆 八岁
妾腹生三男 泰顺 五岁 泰顺生母 桐梁 十七以上拾人
仆赵发同周起祥（注：藤川贞《安政杂记》，“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36，第十六册，史籍研究会出1983年12月版，页497。 另，古贺十二郎《丸山游女と唐红毛人》后编第八章第三节《异国女渡来の禁废撤后唐美人、唐少女の渡来》页206—207，亦引类似资料，但文字略有差异。）
程稼堂其人是十二家船主之一，也是长崎在留船主（注：《唐船风说书》万延元年，大庭修编著《唐船进港回棹录、岛原本唐人风说书、割符留帐》，页258。）。其中的程稼堂和程缦云， 见前引《重修悟真寺碑序》。从中可以看出，程稼堂名列董事的榜首，显然是三江帮的主持人，当系徽商巨子无疑。
3、中日贸易在徽州的投影
《海洋来往活套》中的鱼雁传情，也引发人们将目光投向徽州本土。明清时代既有众多的徽州人从事海外贸易，这应当不能不在徽州当地留下一些痕迹。在歙县，潘世镛《大阜十六咏》之一有“李王庙”：
（庙）在村东，其蔚公与族人同建。康熙乙亥，公特铸大鼎以镇庙。鼎有款识，乾隆间家君与族人同修。嘉庆甲子，榕皋伯归里，为理斋兄祈嗣于神，有应，特酬香案一具。
烈烈李开府，南宋将帅臣，十年成大捷，身后为明神，神功保赤子，灯火时时新，大鼎镇古庙，吾颂作鼎人。（注：《大阜潘氏支谱附编》卷十《文诗抄》，23a。 另据钟瑞的《歙行日记》：“乃诣村口李王庙，神为南宋中光将，讳显忠。康熙间七世祖倡建此庙，并铸大炉，乾隆中重铸，今又毁。余就墙阴摩挲其款识，庙旁茶亭已废，仅留壁上“汔可小休”四字。亭后关帝殿尚在，其僧即领取公费，置备茶汤者，亦进拈香，乃返。”（仝前42b）大阜潘氏在苏州的一支， 显然也与海外贸易有关。《大阜潘氏支谱正编》卷6 《敷九公支四房南有公支》：“二十八世，宗聿暄公，……生于清雍正二年甲辰九月三日，卒于清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正月十日。……女三，一适汪阶霄，一适王日桂，……。”王日桂可能即赴日办铜商人之一。）
大阜潘氏有不少了迁居苏州，徽州潘氏族谱中有李王庙，最初我并不清楚这是什么样的信仰，后来读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先生对“李王庙”的研究。他认为：“……这些土神（引者按：指李王等）大都是有保护海运、水运的传说，说明江南农村与东亚海上世界有着结构性地关联。”（注：《近世江南海神李王考》，见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页217—248，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3月。）李王庙在徽州歙县等地多有所见，虽然， 徽州的李王庙与江南各地的是否相同或相似，仍有待进一步确证，不过，明清时代的徽州，也确实与东亚的海上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藤井宏氏引万历《歙志》中有关歙县漆器的记载：“其上者，欲追果园厂，而旁之窜入日本国。”进而推断说，徽州的漆器曾输往日本（注：见《新安商人的研究》，《徽商研究论文集》，页155。）。 按：果园厂是明永乐年间在北京皇城内的果园厂建立的御用漆器作坊，制作水平代表了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时期）漆器杰作的最超水平，乾隆皇帝《咏永乐漆盒》诗有“果园佳制剔朱红”之句。歙县漆器“欲追果园厂”，显然说明了制作水平的高超。据张荣先生的研究。当时，果园厂从南方征集了一批制漆高手，其工艺也就有来自日本者（注：张荣引《嘉兴府志》：“张德刚，父成，与同里杨茂俱善髹漆。剔红器，永乐中日本、琉球购得，以献于朝。成祖闻而召之，时成已殁。德刚能继父业，随召至京，面试称旨，即授营缮所副，复其家。……”见其所著《漆器型制与装饰鉴赏》，中国致公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页136。下引《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皿》一文指出：徽州人方信川模仿日本漆器的制法。并说：“如效砂金倭盒，胎轻滑，漆与倭无二，今多伪矣。漆器惟倭为最，胎胚式制亦佳。”（36a））。 高濂《燕闲清赏笺·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皿》载：“穆宗（隆庆）时，新安黄平沙造剔红，可比园厂，花果人物之妙，刀法圆活清郎。”（注：黄宾虹编：《美术丛书》第3集第10辑3册。）清吴骞《尖阳丛笔》载：“明隆庆时，新安黄平沙造剔红，一合三千文。”（注：转引自张荣《漆器型制与装饰鉴赏》，页162。 ）黄平沙即黄成（号大成），作有《髹饰录》，此书是明隆庆年间的著名漆器著作，代表了当时漆器工艺发展的最突出成果。道光十七年（1837年），徽商吕松年捐房13间作为苏州的漆业公所，显然反映了徽商在苏州漆业中的地位（注：见《徽商研究》，页104。）。
通过在苏州的徽商和其他江南各地的海商，不仅徽州的漆工，而且新安的墨工，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关于这一点， 从宽保二年（1742年，乾隆七年）刊行的《古梅园墨谱》及安永二年91773年， （乾隆三十八年）春刊的《古梅园墨谱后编》（注：关于《古梅园墨谱》，松浦章《乾隆时代の长崎来航中国商人——汪绳武·汪竹里·程赤城を中心に》一文已有涉及。）中可以窥其端倪。
《古梅园墨谱后编》唐方传制中有一个“神仙墨”，题作“用唐山漆取按明大玄氏／秘方造 古梅园珍藏”。关于古梅园墨，《得泰船笔语》中的中国商人朱柳桥说：“日本古梅园墨上品。”据《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得泰船资料》中田中谦二先生的译注 古梅园在奈良市椿井町，是现存的制墨老铺。另外，汪鹏在《袖海编》中亦曾指出：“日本贡墨最佳，其官工为古梅园和泉橼，世制贡墨。”《古梅园墨谱》的御墨图式：“日本官工古梅园和泉橼松井元泰制／大清乾隆辛酉岁次新安凤关詹受天镌。”章末曰：“右数品之墨印，清国徽州印工汪君奇，新安印工詹受天，以彼地铁梨木雕刻。泉州属中龚氏将来，予特蒙官许得求焉，故此墨为家制第一品。”后面还有“新渡唐墨”（也就是刚从中国舶来的墨）二方，一为“御”墨，一为“官”墨。前者题作：“用日本古梅园家制油烟煤／大清官工程丹木监造”，所谓官工，当指承办宫庭御墨的墨工（如下文的曹素功）；另一方题作“用日本官工古梅园家制松烟煤／大清官工程丹监造”。作者松井元泰还说：
右二品种大小四种。元文已未（引者按：1793年，乾隆四年）秋，予以崎港日，以家制之松油二种煤，附归帆之唐客。庚申（1740年，乾隆五年）冬，徽州官工程丹木以唐胶剂制墨数十挺（梃）远寄，是予家百世可宝。以吾国煤所制之唐墨，前世未闻有之，谅可谓在下之珍墨乎，故登谱者也。……
另外，“唐方式”中还有“徽方真墨”（元文已未清人面授／日本官工古梅园贞文制）和“浙江徽墨”的字样。据宽保二年（1742年，乾隆七年）松井元泰《新制墨谱跋》曰：
南都盖吾邦之墨薮也，墨匠世业而家砻户琢，超铁诸方。元泰磔厉数世于斯，未尝得华邦之传以为恨。壬子（享保十七年，1732年，康熙十年）冬，禀乎崎之官厅，得通书于浙江郎亭陈氏、福建秋埜龚氏，受其真法，然后依法精制，乃赠其墨数丸，蕲其评论，犹如尝天厨一脔，而未便便矣。已未秋，蒙官许自赴西州，滞留崎港，见于清客之解墨法者九员焉。朗亭既扬帆，唯秋埜觏止矣。且又附疑问数条于归舶，以寄于徽州官工曹素公、游元绍、詹子云，往复款曲。三子盖当世之外家
曹素公当即曹素功（圣臣，室名“艺粟斋”），是徽州岩寺镇人，与汪近圣、汪节庵和胡开文并称清代四大制墨名家，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誉。康熙南巡时，他携带得意之作时献，深受青睐，御赐“紫玉光”一名。“紫玉光”为三十六锭的集锦墨，每锭图案为黄山一峰，拼合则成为一幅完整的黄山图，为曹氏墨的代表作。此后，曹素功墨业更加兴旺，乾隆年间移店至苏州，长期包揽贡墨生意（注：季家宏主编《黄山旅游文化大辞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页333—348，页484。参见尹润生著《墨从史话》， 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4月版，页96。据《青湾茗宴图志》， 日人收藏有“詹成圭制气叶金兰”墨。）。詹子云（乾一氏，室名“文鉴斋”），据尹润生先生的描述，清代徽州制墨，为歙县、休宁和婺源三县，婺源制墨家中，以詹姓为数最多，如詹鸣岐、詹文魁、詹成圭、詹乃寰、詹衡襄和詹子云等（注：尹润生著《墨林史话》，页142。）。 《古梅园墨谱》后编，有新安人黄云升题的《满庭芳·奉咏古梅园藏墨寄赠元汇词台郢正》，以及申江程剑南、金阊程玉田等人的题词。《古梅园墨谱后编》有安永二年春汪鹏的跋文：“笔时乾隆三十七年岁次壬辰嘉平月，杭郡竹里汪鹏。”汪鹏携带此书回到中国，他的钱塘同乡梁玉绳，就曾从他那里观赏到此谱（注：松浦章引梁玉绳《瞥记》七《杂事》（《清白士集》卷24）：“仝里汪翼沧（鹏）三至日本，携归其国松井氏墨谱一帙。所造墨数百品，佛足碑墨为最。余于汪处见之，小楷科式皆精。汪云：有王衍墨长寸余，阔八分，两头如圭。凡误书文字，不假刀水，直以墨就误处磨之，一扫无痕，惜购不得。”他认为，“松井氏墨谱一帙”当即《古梅园墨谱》。）。后来，扬州盐商马曰琯（徽州祁门人）门下的食客——厉鹗看到该谱，并作有《试灯前一日同人集赵谷林小山堂观流求国官工松元泰新刻墨谱用山谷松扇韵诗》（注：载厉鹗著《樊榭山房诗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页1232。另，日人北静庐《梅园日记》（弘化二年刊）卷5有“古梅园墨谱”条，认为：因墨谱有琉球国程顺则所写的古梅园墨赞，故厉鹗将作者误作流求官工。见吉川弘文馆“日本随笔大成”第3期，第12卷，页203—204。）。
可见，从《古梅园墨谱》的形成及其流传来看，它与徽商及徽州的墨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歙县柘林（结林）是明代嘉靖年间海商头目、“徽王”——汪直的故里。“柘林”这一地名非常耐人寻味。根据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的考证，广东潮州和浙江都有“柘林”的地名，不仅与海上交通有关。而且这两处地区也都在嘉靖年间的倭患中，频频地在文献中亮相（注：关于潮州及浙江的“柘林”，见饶宗颐《柘林与海上交通》，载《文化之旅》页61—69，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书趣文丛”第五辑。）。因此，我认为，汪直的故里也叫“柘林”，似乎并非是偶然的巧合，可能有着海外贸易的背景。其实，类似的例子可能还有不少。例如，作为海上三仙山之一的“瀛洲”，这样的地名竟然镶嵌在绩溪大地上，是否也会让人将内陆山区的这方水土与海洋产生出某种联想？事实上，在休宁，当地人从事海上贸易，早在明代就相当有名。众所周知，明代中叶的“倭寇”中，有不少人即是徽商。迄今，在日本长崎的福江、平户等地，还流传着不少有关汪直的传奇故事。其中，尚存于五岛列岛的“六角井户”（用六块石板圈成的水井），据说就是汪直根据中国的技法挖掘而成的（注：县别シリ一ズ42，《乡土资料事典（长崎县·观光と旅）》，人文社1976年12月牌，页126“五岛列岛”。）， 它与徽州本土（注：参见俞宏理、李玉祥编《老房子·皖南徽派民居》下册，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9月版，照片310，江西婺源思溪的六角水井（清代）。）以及徽商“殖民地”——扬州城中所见的那种水井，极为相似。明休宁吴子玉《茗洲吴氏家记》卷十《社会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条：“讹言徽商私通夷货，致边患，朝廷不时来屠灭，以故邑子逃窜，椎埋之徒乘机剽掠，久之而后息。”（注：此书最早承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中岛乐章学兄惠借、提供复印件，特此致谢！）也就是说，当时谣传徽商私自从事与日本的贸易，致造成中国东部沿海的倭患，朝廷要派兵来杀徽州人，所以休宁县人纷纷四处逃窜，一些无赖之徒借此机会到处抢劫，过了很久才平息下来。显然，休宁一带从事海上贸易者当为数不少。
在《茗洲吴氏家记》描述的年代，苏州一带的货物及工艺，在日本非常走俏。据友野瑍著《锦天山房诗话》下册“益田助”条载：
（益田助）字伯邻，号鹤楼，称助右卫门，其先相州人。北条氏据八州日，世掌财货交易、卖买估价、督察奸非、催驱赋徭事。国初，徙相州豪于都下，其高祖友嘉率其族而来，遂为江户人。初，永禄丙寅有吴舶来泊三浦，友嘉奉北条氏命，掌其事，因受五灵膏方于吴估，试之果验，求者日多，遂致财巨万。（注：友野瑍著《锦天山房诗话》下册，《日本诗话丛书》卷之九，页393。）
永禄丙寅，即1566年（永禄九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当时还是日本的室町时代后期。此前的一段时期，正是汪直等徽商及“倭寇”活跃的年代， 同时又是江南一带社会鉴赏风气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 这无疑将促使我们将徽商、苏州（吴俗的核心地带）以及日本三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收集到一些资料，此处限于篇幅暂时打住，只提出一点值得探讨的问题：明代中叶以还，徽商在江南一带大规模地收集文物，曾经引起整个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一般认为，徽州人大量收购古玩字画，主要是出于对士大夫生活方式的盲目模仿，在文人士大夫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些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收购和鉴赏古玩，一向被认为是富裕的徽商不事生业、玩物丧志的一种表现（许多人认为，这是最终导致徽州盐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如果从中日贸易的视野去考察，便不难看出，日本的古玩鉴赏风尚是与中国江南一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注：参见：浅野长祚《漱芳阁书画铭心录》（“大东急纪念文库善本丛刊·近世篇”16“美术书集”， 汲古书院1979年2月）“凡例”；长野確《松阴快谈》卷4。）。徽商大批收集古玩字画， 即使是赝品亦在所不惜，应当并不是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是暴发户不识货、附庸风雅的表现，而真正的目的实际上仍然在于盈利。换言之，追求文人趣味的江户日本人（可能还有朝鲜、越南等汉文化圈内人）才是真正的“冤大头”（注：钱泳《履园丛话》九《碑帖·伪法帖》；《漱芳阁书画铭心录》卷1；古贺精里《精里全书》卷18、卷19 （“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十五卷，静嘉堂文库所藏，ペりかん社 1996年2月初版）。）。因此，徽州人“近雅”或附庸风雅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深层的商业动机。进而一点，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清代扬州等地的徽州商人招养食客，资助文人，校雠书籍，从而在淮、扬、苏、杭一带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氛，应当也与这层商业动机息息相关。太平天国以后，江南一带“提倡风雅绝无人”，这与海外贸易及鉴赏风气的嬗变有关。因此，研究江南社会文化，应当置诸整个东亚的背景中去考察。
一九九七年十月初稿，一九九八年八月二稿，十月三稿改定
附识：本文在’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期间，曾得到周绍泉、范金民、李琳琦、阿风以及日本学者松浦章等先生的教正，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