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斯论文,述评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史为蓝本设计出来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这一理论的某些内容，但不可能一用就灵。在当今国际条件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重重障碍，“起飞”更为艰难。发展中国家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起飞” 资本积累 主导部门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是较有影响的理论之一。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过一系列依次递进的不同阶段：在超越了长久的传统社会之后，经过准备阶段，实现经济“起飞”，达到成熟阶段，然后进入高额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这一发展序列中，“起飞”是关键和核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阶段。欠发达国家只有通过经济“起飞”阶段，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尤其是其中的经济“起飞”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经济“起飞”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追求的目标之一；“起飞”，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热门话题。与此同时，这一理论也遭到来自多方面的责难和批评。有的学者批评阶段论是一种单向历史观，将复杂的发展过程过份简单化了，将特定的发展阶段序列过分普遍化了。其实，客观地说，在罗斯托的理论本身和对它的各种批评中，都存在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应当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作出恰当的评价和判断，吸取其合理的部分，用于指导各国的经济发展。
一、“起飞”和“起飞”的临界水平
按照罗斯托的阐述，经济“起飞”是指在工业化初期的较短时间内（20—30年），突破了不发达经济的停滞状态，生产方法以致整个经济活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渐进的量变过程，而是一种质变，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过渡时期”。他非常强调“起飞”的临界性，反复指出经济“起飞”阶段“产生了一些能够导致社会和经济大规模进步的结构上的变化”，“生产性经济的活跃程度达到了临界水平”。这个“临界水平”指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摆脱了纳克斯（R·Nurkse）所说的“贫困恶性循环”。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收入低下，形成两个恶性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导致低储蓄和资本短缺，进而导致低生产率，并必然造成收入低下；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购买力低，市场不旺，从而投资引诱不强，投入生产的资本少，因而生产率低，必然导致收入不高。这两个循环相互影响，使经济无法好转，发展十分艰难。结果是贫穷造成贫穷，引起恶性循环。
二是摆脱莱宾斯坦（H·Leibenstein）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莱宾斯坦认为，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任何导致人均收入上升的刺激，都必然会促使人口增长，最终使人均收入降至仅能糊口的水平，即回到“低水平均衡”。
在罗斯托看来，一旦发展中国家超越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个“临界水平”，他们的不发达经济就可以像飞机摆脱地球引力，冲破空气阻力那样，突破长期停滞状态，实现“起飞”，也就是经济的发展产生一种剧烈的突变或质变，跨出传统社会，进入经济大规模持续增长阶段。
社会经济的发展，总是从低级到高级向前演进的。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时期变化演进的不同原因和形式，因而显示出不同的阶段性。罗斯托的阶段论既不是循环论，也不是跳跃式的，而是沿着其进程依次递进的。他从社会经济成长发展的一系列阶段中概括出“现代经济历史范畴”，即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成熟、高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看得出来，罗斯托的阶段论有明显的历史学派痕迹，它是以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为蓝本制造出来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
在罗斯托的阶段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一理论的核心——“起飞”问题的论述：经过一个准备时期，达到某种“临界水平”，突破停滞状态，实现“起飞”，进入经济高速、迅猛增长阶段。在此以后，经济活动趋于成熟，并进入更高阶段。“起飞”理论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无疑是富于启发性的。
罗斯托说，经济“起飞”是“能够导致社会和经济大规模进步的结构上的变化”，这一变化“最好被看作质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程度的变化”。量的变化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质的变化。因此，罗斯托强调的“临界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发展中国家确实需要使自己的经济发展达到这样一个“临界水平”。问题在于这一“临界水平”的含义和内容。罗斯托认为是要跳出“贫困恶性循环”，越过“低水平均衡陷阱”，其实就是要发展中国家摆脱收入低、资本投入少的困境。因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和莱宾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都是说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收入低，资本少，最终导致生产率不高，收入低下，所不同的是后者加进了人口增长因素，从人均收入角度分析而已。收入低，资本短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罗斯托当然看得见，但无论是他还是纳克斯和莱宾斯坦，都回避了或不愿意多谈造成发展中国家收入低、资本短缺的真正原因，以及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途径。这是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的一个致命弱点。
二、“起飞”的条件
罗斯托不仅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时期是“起飞”阶段，阐明了经济“起飞”的“临界水平”，而且详细分析了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是他的经济“起飞”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采的部分。
罗斯托认为实现经济“起飞”应该具备的主要条件是：
第一，“增长必须以利润不断重新投资为条件”，要实现经济“起飞”，资本积累率必须达到10%以上。显然，这是罗斯托把哈罗德——多马（R·Harrod-E·Domar）模型套在发展中国家所得出的结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简单公式是：
这一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储蓄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因而这里的储蓄率可以理解为资本积累率或国民收入的净投资率。在上述公式中，增长率与储蓄率（积累率、投资率）成正比，而与资本产出比成反比。发展中国家在“起飞”准备时期，人口增长率较高，为了抵消人口增长的压力，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可是在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通常经济效益低而不稳定，因而资本产出比较高（即增加1单位产出需要增加较多的资本投入）。根据上述公式，在资本产出比较高的条件下，要保持比人口增长率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有较高的积累率。假定人口增长率为1%，要使经济增长率不低于3%，在资本产出比为3.5的条件下，就必须使积累率保持在10.5%以上。如果在更高的资本产出比情况下要求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则要求积累率更高。
第二，必须建立起若干高速发展的主导部门。所谓主导部门是指那些不仅自身采用高新技术，发展很快，而且能扩散现代技术，带动其他部门快速发展的产业部门。罗斯托强调经济“起飞”的部门变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实质上是部门的增长过程”。经济增长总是由某一备受社会关注、首先采用新技术的部门开始的，它作为初始的加速力量，通过一定的关联方式将它的推动力传输到整个经济的各个部分，带动整个经济“起飞”。因此，这些部门不是孤立地发展，而是形成一个“主导部门综合体系”，它包括相互联系、相互推动的若干产业部门。
值得指出的是，罗斯托认为主导部门经过三种途径影响和带动其他部门：后向影响、前向影响和扩张性影响。后向影响指主导部门带动为它供应原料、机械设备、动力的部门和建筑业的发展。前向影响指主导部门未来发展所需要的新原料、新能源、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制和开发。扩张性影响指主导部门对所在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包括交通、城镇建设和服务业的发展。
罗斯托的主导部门学说与赫尔希曼（A·O·Hirschman）的不平衡增长战略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赫尔希曼论证了有名的“联系效应”。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后向）和产出（前向）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之间联系效应是比较微弱的。这些国家应集中力量，把资源配置到联系效应较大的部门，促使其优先发展，再通过其联系效应，带动其他部门发展起来。
罗斯托关于建立主导部门通过三种途径影响和带动整个经济的论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有意义的。投资所产生的后向、前向和辐射影响是不应当忽视的，应当在确定投资之前就研究和考虑这些影响，并尽可能加以利用。不过，罗斯托并没有说明什么是最优的主导产业，他只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列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5种“主导部门综合体系”序列。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本国的主导部门。
第三，必须进行制度上的变革，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投资刺激强的经济制度。在这方面，罗斯托只是提出了问题，理论和政策建议上建树较少，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新古典学派则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他们强调结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着重研究了使国民经济结构从传统农业为主转变为现代化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机制问题。
三、发展中国家能“起飞”吗？
罗斯托为发展中国家描绘了经济增长阶段序列的诱人图景，也阐明了怎样创造条件以实现经济“起飞”。如果发展中国家照此办理，果真实现了经济“起飞”，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可惜，事实与罗斯托的理论相差甚远。二战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130多个发展中国家，算得上已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只有10几个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举步维艰，大约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然极端落后、贫穷。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大多在非洲，那里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德国《经济周刊》今年4月25日的一篇文章说：“第三世界经济起飞的信号，在非洲几乎不见任何踪影。”
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之所以在学术界走俏一时（60年代西方有的学者说，“起飞”这个术语已成为本世纪中叶词汇中的一个标准名词。“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能有他那样的地位”），而在实践上却收效甚微，首先是因为他把发展中国家复杂的情况过分简单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发展困难，有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其中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这些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独立前极端落后、贫穷，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结构严重畸形，这些绝非短时期能够解决。可是，罗斯托和其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一样，把资本短缺当成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约束条件，片面地、过分地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他提出的“起飞”的“临界水平”和三个条件，核心都是要摆脱收入低下、资本短缺，加速资本积累。似乎只要有了适当的制度使积累达到10%以上，就能建立起主导部门，进而带动整个经济“起飞”。其实，当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储蓄率都已超过10%。目前世界上最穷的13个国家中，黑非洲国家占10个，那里的储蓄率去年达到15%，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在印度，人们将平均收入的24%存入银行，储蓄率比许多发达国家还高。可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起飞”，黑非洲近20年来甚至每年下降1%。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资本进一步短缺，这是事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了“两缺口模式”理论，提倡利用外资以弥补国内储蓄之不足。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引进外资，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从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就给黑非洲发展援助1200亿美元。一些非洲国家集中了数百个援助组织（例如，卢旺达有250个，布基纳法索有400多个）。然而，国际社会的援助并未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远非只要有了资本投入就能够“起飞”的。
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之所以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奏效，还由于他把发展中国家一个个孤立起来，只就一国范围内观察和分析问题。事实上，二战之后，随着生产国际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不断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步加强。市场早已全球化了，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形成，国际投资日益多元化并向更广阔的地域分布。这对发展中国家既是发展的机遇，又是新的困难。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国际垄断资本支配着全球经济生活。90%的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生产的40%、新技术和工艺专利的80%。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着许多国际经济和货币机构。世界经济一体化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在外，处于无权地位。长期以来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未能改变以生产原材料为主的畸形单一产业结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少数几种初级产品占全部出口的大部分，而国内需要的制成品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由于国际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初级产品价格一压再压，制成品价格一涨再涨，发展中国家因此每年减少收入约500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流入的外援数额的10倍以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赤字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只转让在他们国家早已广泛应用、无需再进行垄断的技术，而且索取高价，作为获取高额利润和进行扩张、控制的手段。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障碍。不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只是空谈而已。当前，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联合起来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另一方面，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