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明[1]2003年在《湖南近代交通发展与社会变迁》文中指出交通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定地域在一定时期内交通发展的状况必定是这个地区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表征。本文从湖南近代交通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系统地考察了湖南在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内交通发展的过程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文章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分别从水路和陆路两个方面介绍了湖南传统的交通方式，并客观地评估了传统交通方式在近代湖南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部分 深入分析了近代化交通起步与发展的动因：经济动因是推动湖南近代交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政治动因在推动交通发展的同时也对交通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第叁部分 分别介绍了近代湖南轮船航运、铁路、公路起步与发展的过程，以及各阶段的发展状况。总结了近代化交通逐步取代传统交通的历史趋势。 第四部分 从经济变迁、政治变迁、社会生活变迁、思想观念变迁四个方面分析了交通进步对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论证了交通发展在湖南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 文章认为，湖南近代交通发展多从经济、政治目的出发，而交通进步产生的影响却有别于或者超出了人们当初的期望，遍及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诸多领域。因此，交通发展必须着眼于它对于社会变迁的整体效应，使之与社会进步更好地相互促进。
杨志军[2]2010年在《近代湖南区域贸易与社会变迁（1860-1937）》文中认为近代湖南区域贸易的兴起建立在叁个市场体系的基础之上,一是全国市场的渐趋统一与区域分工的形成；二是湖南省内区域市场体系的形成；叁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对中国市场的渗入与影响。它的兴起标志主要是五口通商,特别是岳、长开埠后,以湘潭为转口贸易中心转向以长沙为全省经济中心的形成。在西方冲击与内生性的商贸增长互动中,湖南区域贸易逐渐摆脱了传统的贸易形态,实现近代化的转型。明清时代,湖南区域贸易主要为国内转口贸易,未知有外洋贸易之利弊。近代以来的湖南贸易,按其性质可分为叁类：一是直接对外贸易,包括洋货直接进口与土货直接出洋；二是洋货转口贸易,洋货由通商口岸进口；叁是土货转口贸易,包括土货由通商口岸进口及土货输往通商口岸。按贸易领域,则又划分为农业农产品贸易、手工业产品贸易、工矿业产品贸易叁大类。在这叁大贸易领域内,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贸易规模的扩大,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大幅增长；湖南特色手工业贸易勃兴；工矿业特别是矿砂贸易逐渐成为湖南新的经济支柱之一。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整理与认知,本文认为,近代湖南区域贸易的总量大为膨胀,贸易结构发生调整,贸易性质发生变化。国内贸易继续扩大；外洋贸易有挫折,也有新发展；区域内的贸易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近代湖南区域贸易形态呈现出崭新面貌,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近代湖南区域贸易也还带来新经济制度的变迁。这些新制度包含了湖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近代湖南区域贸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湖南的发育提供了可能性。近代湖南区域贸易仍然是湖南社会现代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区域贸易的发展扩大催生了湖南商业城镇的兴起和繁荣、交通的现代化、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生活的变革。在社会文化层面,近代湖南区域贸易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日益突显,可以简单概括之,即：贸易改变湖南。透过全文论述,本文强调,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区域贸易在近代湖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湖南的立省之本在农业,近代湖南当局亦提倡“工业立省”,对商业贸易的价值则有所忽略。但是,有必要看到,农业的近代发展和早期工业化受到近代湖南区域贸易的严重影响；近代以来湖南的商业贸易实质上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以往研究成果所忽略的地方。可以说,在湖南工业化之前,乃至早期工业化阶段,湖南区域贸易仍然是湖南社会的主导性经济力量,促进了湖南商品经济发展,带动了商业性农业的增长,带动湖南特色手工业发展,为近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并使得商业精神弥漫于湖南社会。“商务兴省”是近代湖南经济发展最现实的路径,其成功与挫折对当代湖南经济发展仍然有相当的历史启迪。
胡卫星[3]2010年在《近代江西新式交通发展与社会经济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江西自唐宋以来,交通渐趋发达。19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式交通的出现,江西的交通方式有了新的发展。轮船在省内各主要河流都辟有航线;南浔铁路、浙赣铁路把赣北、赣东和赣西地区联成一体;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江西省内的公路网也基本建成。新式交通的发展,对近代江西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新式交通的出现,拉近了江西与周边省份的时空距离,为区域社会经济合作提供了更多契机,抗战前后的湘赣经济互动、浙赣经济联盟,以及抗战时期的东南区域经济合作等,就是典型明证。其次,新式交通的出现,也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型。受惠于新式交通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力量不断壮大,而在新式交通沿线的农村,农业种植结构有了一定调整,农村社会经济在非战时呈现发展态势,工矿产业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善,也有新的展拓。再次,新式交通的发展,也推动了赣鄱大地市镇变迁的进程,许多传统城市开始向现代城市转型,一些交通沿线的市镇迅速崛起,而某些传统交通线上的市镇则逐渐走向衰弱。近代百年江西新式交通的发展,对江西社会经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近代江西新式交通本身的不足、交通路线结构的不均衡、深受政治军事变动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制约了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功能。
黄娟[4]2009年在《湖南近代航运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湖南省位于我国中部,居长江中游,是典型的内陆省份。境内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资、沅、澧四水及其支流,向东南西叁面呈辐射状分布联通省内腹地,北与长江相接,形成一个外联长江内通74个市镇的水运网络,水上交通堪称便利。至近代,湖南航运业的发展兴衰引起了沿岸城乡及辐射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居于内陆的中部省份,这种变迁更能发映出中国整体经济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和程度。本课题主要着眼于湖南近代航运业兴衰变迁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既关注湖南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历程,也关注这种变化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并进而探讨内河航运在立体运输网络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得天独厚的水运网络为近代湖南航运业兴起提供了航道优势,近代社会各种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迁则为之提供了深层的经济动力。近代航运业作为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代表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然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决定了湖南近代航运业的发展是不寻常的。从最初的受制于外国航运势力,到后来国民政府时期的发展高潮,从抗战期间急遽衰落,到内战时期的短暂复兴,湖南近代航运业的发展过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各个阶段都因历史环境的不同呈现出各自的差异,但从整体上来看仍然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除了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湖南航运管理机构、民间行业组织从制度层面对湖南近代航运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作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政府与民间航运组织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分歧,并通过二者之间从未间断协调与沟通、冲突与矛盾的互动关系反映出来。政府管理机构和民间航运组织之间的对话与权衡,既是时代造成的,同时又对历史发展趋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南近代航运业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并深受经济变迁的影响;同时其发展兴衰的过程也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反作用。运输能力的提高在扩大市场前提的基础之上,推动了区域产业的进步、贸易的繁荣,改变了人们经济生活的习惯;与此同时航运业的发展亦对城市的兴衰产生重要影响。而与鄂省近代航运业发展对比我们发现,湖南近代航运业的发展深受区域经济特点的影响,又对区域经济的性质起到一定的巩固和促进作用,湘鄂两省的近代航运业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省的经济也在近代航运的推动之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航运承担了内陆省份重要的运输职能,亦是生产重要的环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航运的发展既得益于区域经济的进步,深受区域经济性质的影响;反过来航运的进步也是对区域经济特点的一种承继和巩固,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各种运输方式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可相互取代。从运输经济特点看,航运业在运输成本、运输能力、运输能耗和固定资产效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将之纳入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立体运输网络中,让航运业充分发挥其特点和优势对其他运输方式进行有效的补充,不仅能提高整个运输体系的效率,也将为促进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提供便利。
张河清[5]2007年在《湘江沿岸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期～20世纪初期）》文中指出湘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也是湖南省境内最大的河流，自秦代开凿灵渠以来，便成为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要水上交通要冲。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是湖南最重要的发展之源。湘江沿岸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许多城市，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和鲜明的特色，湘江作为天然的纽带，将他们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因而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城市群。本文以湘江沿岸主要城市永州、衡阳、湘潭、长沙、岳阳为研究对象。这些城市作为人口、资源、信息的集约点和集散地，是湖南地域范围内的政治、军事重镇或经济、文化中心，在湖南文明史上，在区域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17世纪中期～20世纪初期为研究时段，以清王朝的发展变迁为主要线索，兼顾明末和民国时期近叁百年的时间跨度，从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探讨湘江沿岸城市的发展动力、城市发展的规模结构及其功能演变、城市兴衰的原因和表现、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对湘江沿岸的城市发展进行长时段、宽视野、综合性的研究。全文共分九个部分，正文共七章，另加绪论和结语，文中还附有多幅图表。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说明；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同时对本文应用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进行了分析。第一章《湘江沿岸城市发展概况》，本章概述了湘江沿岸主要城市岳阳、长沙、湘潭、衡阳、永州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将17世纪中期～20世纪初期的城市发展脉络划分为严重破坏、恢复重建、走向繁荣和近代转型四个阶段；还与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珠江流域城市群进行了比较分析。第二章《湘江沿岸城市发展动力》，本章主要从政治及行政体制、经济发展环境、交通及专业市场变化以及地域文化的影响等角度探讨了湘江沿岸城市发展的动力结构和主要因素。认为政治因素是湘江沿岸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动力因素；近代以来，随着岳、长开埠通商，城市发展动力逐步由“政治因素为主导”过渡到“政治行政中心优先发展”和“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双重动力结构。第叁章《湘江沿岸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和功能嬗变》，本章考察了农业时代湘江沿岸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分析了近代以来，随着岳、长开埠通商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引发城市的等级规模结构的早期现代化变迁。总体来看，湘江沿岸城市等级结构规模偏小，中心城市聚集能力和辐射能力偏弱，城市发展的早期现代化进程缓慢，城市功能近代嬗变虽然比较明显，但湘江沿岸城市始终未能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第四章《湘江沿岸城市人口发展与社会演变》，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深刻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章通过对湘江沿岸城市人口、城市社会风俗、婚姻家庭的发展变迁以及湘江沿岸城市文化教育和科技发展状况的考察，进一步理清人口变迁、社会演变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第五章《湘江沿岸城市工商业》，从湘江沿岸城市商业、城市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组织的考察来看，近代以前基本上反映了传统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特征：一是为内向型的商品流通服务；二是商业规模比较狭小；叁是商业组织和经营方式束缚在传统经济体制的框架以内。湘江沿岸城市商业经济主要是由外来商人培植和支撑起来的，外来商人(特别是江西商人)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本地商人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这是湘江沿岸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显着特点。随着开埠通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传统商路的转移，湘江沿岸城市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岳阳、长沙因商而起，湘潭、衡阳则因市场的变化而逐步衰落。第六章《湘江沿岸城乡关系的变迁》，本章考察了湘江沿岸联系城乡的市镇发展变化情况、城市周边农村的经济状况，分析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近代变迁。开埠通商使湘江沿岸城市走上了早期现代化发展道路，湘江沿岸城市早期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在城乡分裂的空间结构中展开，从而在城乡之间产生了现代产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的二元并立现象。城乡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越来越大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全面对立，农村陷入了严重的衰败与动荡之中，而农村的衰败与动荡反作用于城市的早期现代化，构成了湘江沿岸城市早期现代化受挫的一个深层原因。第七章《湘江沿岸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生活面貌是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晴雨表。城市社会的结构变化，与城市居民的生活特征和生活变迁有着最紧密的关系。本章主要考察了湘江沿岸城市市民阶层、绅士阶层、资产阶级等阶层的社会生活，并对城市的宗教和祭祀活动做了简要介绍和分析。透过城市社会生活的考察，从另一个层面来分析和把握湘江沿岸城市发展和变迁的特性。结语部分对17世纪中期～20世纪初期湘江沿岸城市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作者认为：湘江沿岸城市作为中国内陆区域性城市带，其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到早期现代化的艰难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体现了中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特点，又显示出内陆沿江区域性城市的典型个性。从城市发展的动力模式看，政治因素是湘江沿岸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动力，进入近代以来逐步过渡到“政治行政中心优先发展”与“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共同发挥作用的新阶段；从发展演变的过程看，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相对独立性并存；从城市发展的个性特点看，中心城市的聚集能力和辐射能力偏弱；从城市发展的结果看，早期现代化进程缓慢。
谭件国[6]2007年在《近代湖南宗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宗族又称家族，是以家庭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地域关系为依托，按照一定的规范结合而成的一种社会群体组织。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国度。宗族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生生不息，在国人头脑中影响根深蒂固。虽经改朝换代，社会沧桑巨变，宗族制度及文化也发生着某些变异，特别是近代以来，宗族制度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冲击，日趋衰微，但宗族这一社会组织仍以其顽强的适应力得以存留。时至今日，宗法思想及观念仍不同程度地残留在人们的脑海中，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宗族复兴的现象。近代以降，湖南风雷激荡，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中，与此相适应，近代湖南宗族也开始嬗变。然而，对于近代湖南宗族这一重大区域性课题研究至今尚属空白领域。鉴于此，本文拟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其作—系统、全面、宏观的考察，以期加深对近代湖南社会演化进程及规律的认识。本文共分为七大部分：引言部分：概述选题依据、研究动态及主要观点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阐述宗族的概念、内涵并对传统湖南宗族的外部形态结构进行概括论述。第叁部分：阐述近代湖南宗族的状况及其演变。共分五个时期来考察：一是鸦片战争后到湘军组建前(1840-1852年)湖南宗族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及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争的影响，显示出衰落的迹象。二是湘军时代的湖南宗族(1852-1895年)，由于湘军的崛起，湖南宗族获得了一次发展的机遇，宗族制度有所加强。叁是甲午战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湖南宗族(1895-1921年)。这一时期，湖南历经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社会变革的冲击，湖南宗族制度屡遭批判。四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1921-1927年)的湖南宗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视宗族为革命的对象，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后，湖南乡村宗族制度遭遇一次空前打击而趋于衰落。五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湖南宗族。这一时期，战乱不已，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对湖南宗族制度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和破坏。第四部分：阐述近代湖南宗族的特点。其一，近代湖南宗族的结构和规模呈现出由大变小的演化趋向；其二，近代湖南宗族的地域封闭性日趋减弱，开放流动性日渐增强；其叁，近代湖南宗族与传统宗族相比较，旧功能日渐削弱，新功能日趋明显；其四，近代湖南宗族具有不平衡性；其五，近代湖南宗族的演化呈现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轨迹；其六，近代湖南宗族封建性减弱，近代文明性增强。第五部分：阐述近代湖南宗族演变的原因。致使近代湖南宗族演化的原因很多，诸如战争、自然灾害、交通、社会变革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思想的的影响等。第六部分：阐述近代湖南宗族与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的关系。近代湖南宗族在近代湖南社会中起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起着维护封建旧秩序、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美德、改良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第七部分：结语，对本文内容进行总结。综观湖南宗族在近代社会的演化过程，其总体趋势是走向衰落。同时，从近代湖南宗族的演化、变迁规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指出对待当前宗族的态度和政策。我们应该对当前宗族采取慎重对待的态度，制定正确的宗族政策，扼制宗族的消极功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周望高[7]2006年在《近代长沙城市社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四章:探讨了近代长沙城市社区变迁的原因,具体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二是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转变;叁是长沙开埠,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楔入;四是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巨大变革。 第五章:论述了近代长沙城市社区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近代长沙城市社区变迁改变了长沙城市的结构,促使其向近代城市转型;提升了长沙城市的区域性地位;引起了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广大地区的社会变迁。 结语部分:对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小结。指出研究近代长沙城市社区变迁对当代城市社区管理和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丁芮[8]2006年在《近代湖南社会控制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说明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维护本身正常运行的机制与功能,它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近代湖南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和全国各省一样饱受内忧外患,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在这种极度复杂的社会状况下,社会控制的作用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同时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控制作为社会功能的一部分也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虽然近代湖南社会控制作用比较突出,但作为一个区域性的研究课题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本文是在关注当今社会的基础上把视线放远,投向对当今社会有借鉴意义的近代社会,以图从社会控制这个角度来理解近代湖南社会的发展规律,加深对当今社会的认识。 本文共分七个部分: 引言部分:阐述选题依据、研究动态、主要创新观点及不足。 第二部分:阐述社会控制的概念、内涵并对近代以前湖南传统的社会控制模式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第叁部分:分四个时期来考察近代湖南社会控制的状况及其变化过程。一是因袭传统社会控制阶段(1840年——1851年);二是传统社会控制在近代社会的改变阶段(1851年——1895年);叁是近代社会控制兴起和初步发展阶段(1895年——1911年);四是各种社会控制手段综合运用阶段(1911——1949年)。 第四部分:探讨近代湖南社会控制变化的原因。具体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湖南的地理特征及传统的湖南政权建置;二是团练、湘军的兴起,促使绅权膨胀;叁是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省份;四是天灾频仍,人祸突出,流民问题严重;五是湖湘文化传统和湘人颇具特
熊元彬[9]2015年在《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文中提出中国幅员辽阔,手工行业众多,各地差异性较大,社会经济存在着多元结构。由于东中部不仅属产棉、缫丝区,而且在手工行业中又最为典型,因而自然比多山多雨、少田少地的云贵手工业更为凸显,以致在研究区域上,学界往往侧重于东中部等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研究行业上又自然以棉纺织、缫丝业为主。即使在宏观的研究论着中,有关云贵手工业的内容也几乎只是稍有涉及而已,并运用东中部通商口岸统计的资料进行阐述,从而无意间忽视了云贵等地手工业在整个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地位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自身的兴起及其变动过程。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和云贵特殊的自然和历史环境,适度地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适合技术”和区域经济中的联动与整合,以及山地经济等理论,从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两组耦合关系,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融入到整个中国及世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相对长时间段的连续考察,探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原料及市场等方面的变化。主要回答了云贵高原在多山多雨、少田少地、交通不便、产棉甚少、经济基础较差的特殊情况下,其近代手工业是如何兴起与变动的?手工原料及其半成品又是如何与外地进行联动与整合的?在经营手工原料及半成品的商人当中,他们又是如何经营的?政府在推动手工业的变动过程中又有何表现?以及在19世纪80年代云贵近代工业化启动至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云贵的商路又有何变化?工业化及商路的变化又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其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全文的发展脉络来看,文章以1851年两广商人开始将英国机制洋纱转销云贵和鸦片对客商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吸引为切入点,围绕“资源→商人(联动市场与整合资源的中介)→市场”这条主线进行展开,在肯定鸦片对人们身心健康及社会都有着不可争辩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结合国内外特殊的历史环境,运用经济地理将云贵与东中部等地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如对于同属西南的成渝而言,由于成渝不仅属产棉区,纺织基础较好,机制洋纱的输入晚于云贵,而且在输入的洋货中,最先是以消费品的方式从机制洋布输入的,而棉料尚须仰给于外地的云贵则是以原料的方式最先输入洋纱,而后输入洋布。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同属云贵高原的云贵两省中,由于贵州属内陆省份,交通不及云南便利,棉料的输入相对不易,政府为弥补棉料的不足,以致贵州植棉业和蚕桑业的兴起都早于云南。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变动是由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云贵高原周边地区相继开埠的一系列带动下,以及在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云贵高原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得以增强,资源整合度也得以相对提高。其中,在联动与整合的方式上,从政府主导型的“滇粤铜盐互易”转变成了受国内外市场自身需求所致的“大锡出口”贸易。在联动与整合的内容上,也从传统的棉料及布疋基本“都仰给与外省”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从而使机制洋纱以原料的方式与传统的手工织布操作相结合,开启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1883和1886年,云贵两省矿务招商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云贵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作为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兴起的带动因子,鸦片的种植与推广,不是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鸦片、洋纱等各种贸易外力的直接驱动和内部比较利益强有的吸力下,从而使鸦片在财源甚少,但又恰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云贵高原得以广泛种植和推广,继而使客商不惧爬山涉水及匪徒的劫财,纷纷而至,不仅将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等手工原料及其技术、工具等输入至云贵,以赊购或转卖的方式给手工业生产者,而且还将该地的手工业原料及其半成品转销于外地市场,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在世界工业化原料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拉力和在以商人为中介的推力下,加强了云贵与外地的联动与整合。民国政府成立后,取消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云贵的“协济”,并继承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致使云贵在财政本已极为困乏的严峻形势下,顿时又失去了两大财源,因而在中央鞭长莫及和财源匮乏的多重影响下,云贵军阀采取了“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继续在鸦片贸易的带动下与国内外保持着联动与整合的关系。但是,]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坐镇西南,对云贵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全面实行严种、严吸、严运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洋纱以易鸦片的这种双向贸易,使云贵与国内外的市场大为萎缩,继而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转变成了一种一切围绕战争所需进行生产的战时手工业。结合国内外市场和云贵本地的经济地理条件,加强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民族经济之问联动与整合复杂关系的专门研究,不仅有益手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打破省级行政区划,明确不同区域间的功能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以及为当今云贵与东中部的联动与整合,和云贵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发挥区域问的资源互补优势。此外,本文从手工业自身的变动出发,界定了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为研究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即在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是在机制洋纱与鸦片双向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它与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产棉甚少的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继而以易洋纱的这种特殊时空紧密相连。
刘美志[10]2007年在《近代湖南物质生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种转型一个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物质生活的变化。“衣、食、住、行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反应社会变革最为敏感的领域。”目前对于湖南近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而对于近代湖南物质生活这块涉足相对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湖南物质生活的研究，让我们更清楚看到近代湖南社会的全貌及其特点。本文结构框架如下：引言部分，概述本论文选题依据，研究动态及本文主要创新之处。第一章：阐述物质生活的概念，内涵及湖南传统物质生活基本概况及其特征。第二章：分四个阶段来论述近代湖南物质生活演变概况：一是1840—1895年，传统物质生活的延续及近代湖南物质生活的初步启动期；二是1895—1911年，近代湖南物质生活的全面启动及初步发展期；叁是1911—1928年，近代湖南物质生活的加速发展期；四是1928—1949年，近代湖南物质生活在徘徊中走向成熟发展期。第叁章：探析近代湖南物质生活演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外力冲击，西方近代物质生活的冲击对于加速湖南物质生活的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近代湖南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及发展对湖南近代物质生活的演变起着基础性作用；叁是社会政治变革的影响；四是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促进作用。第四章：近代湖南物质生活演变的特点。近代湖南物质生活在其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或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或更为明显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湖南近代物质生活启动及发展都要慢于沿海地区及一些内地通商港口城市；二是近代湖南物质生活的发展极不平衡。叁是近代早期湖南受湘军兴起的影响，其物质生活发展与其它省份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四是近代湖南物质生活的演变受政治变革、战争及天灾人祸的影响特别大。五是在湖南物质近代化过程中，一些传统的湖南物质生活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五章，近代湖南物质生活与社会变迁。近代湖南物质生活是在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中演变的，但与此同时，物质生活的演变也对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生活与近代湖南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演变对于近代湖南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二是物质生活与近代湖南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物质生活内容尤其是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促进了近代湖南人一些传统社会生活及价值观念的变化。结语部分，对本文内容作了一个简单的小结，并从中得出几点认识：首先，要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其次，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必须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必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最后，对于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要加以引导，让广大人民走上一条健康生活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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