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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中，风险社会成为方兴未艾的理论话题。198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一书，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此后，随着金融危机、疯牛病危机等全球性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这一理论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
一、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现状
“风险”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范畴，是这一理论建构的根本基点。风险社会理论家们首先对当今时代存在着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具体的描述，生态风险、环境危机、核风险、疯牛病、金融危机等等成为当代人类不可避免的境遇；在大量事实性描述的基础上，理论家们对什么是风险和风险社会进行了理论概括，进而对风险社会的起源、特征、风险的作用、规避风险的路径以及风险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学理分析。
1.什么是风险和风险社会？贝克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注：参见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93页；第293～294页；第291页；第296页；第300页；第302页。） 风险社会是当今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还是人们的主观意识后果？社会风险理论家们存在着客观主义立场与主观主义立场的对立。贝克、沃特·阿赫特贝格、吉登斯等人站在鲜明的客观主义立场上。在贝克的理论中，风险是全球化时代毋庸置疑的客观社会现实，这种事实表明，我们正处于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沃特·阿赫特贝格直接指认了这种风险的客观主义特征，“风险社会不是一种可以选择或拒绝的选择。它产生于不考虑其后果的自发性现代化的势不可挡的运动中。”（注：沃特·阿赫特贝格：《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生态民主政治的形态与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吉登斯也认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有一些风险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诸如生态灾变、核战争，等等。”（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29页；第44页。） 当这种客观主义立场遭到质疑和批判时，贝克针锋相对地回击道：“有人认为，在我关于风险社会等同于‘森林死亡的社会’的理论中，存在着德国、甚至是‘巴伐利亚中心主义’。如果真是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英国，即便是在出现了疯牛病之后，也不是世界风险社会的一部分呢？”（注：参见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93页；第293～294页；第291页；第296页；第300页；第302页。）
与客观主义立场相反，持主观主义立场的人认为，由于人们意识到的风险增加和加剧而导致了风险社会，把风险社会看做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斯万·欧维·汉森认为当代社会风险表面上的增加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加强了对这方面的关注，人们只注意了风险增加的情况而不关注风险降低的情况。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人们用‘风险’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远比以前更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里。”（注：斯万·欧维·汉森：《知识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3年第1期。） 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则反复证明：“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注：参见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93页；第293～294页；第291页；第296页；第300页；第302页。）
无论是基于客观主义的立场还是主观主义立场，风险社会理论家们都试图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关注风险、应对风险已成为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
2.全球化时代风险社会与此前的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关于风险社会特征的论述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一，风险的规模和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的社会是局部的、区域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因而一般只对局部的或个别的主体产生影响。风险社会所处历史背景是全球化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种全球性风险与危机，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从而对整个人类共同利益存在着威胁。应对和规避风险就不再是区域的或个别的任务而成为全球共同的历史事件。第二，风险的程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前的社会中，风险一般只对局部的个别的人们产生影响，只对人们生活的某一方面产生影响。风险社会中，各种全球性风险的存在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注：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第三，风险社会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吉登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风险：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注：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2页；第23页；第20页。） 传统的工业社会以及此前的社会，人们所担心的是外部风险；而在当代，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取代了外部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标志着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存在于自然结束之后。很明显，自然的结束并不是指物质世界或物理过程不再存在。而是指我们周围的物质环境没有什么方面不受人类干扰的某种方式的影响。”（注：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2页；第23页；第20页。） 第四，风险社会中风险具有高度复合性与复杂性特征。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导致全球范围内风险广度和深度的变化，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构成及其后果趋于高度复合化和复杂化：从自然风险转向人为风险，从个别风险、区域风险转向全球性风险，从物质利益风险转向文化风险、道德风险、理论风险等非物质风险，从单一风险后果转向多重风险后果，从单一风险主体转向多重风险主体，风险从简单应对方式转向综合应对方式。总之，风险社会的到来使人类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风险社会成为当代人类发展的基本语境之一，规避和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是当代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
3.如何规避和应对风险，贝克和吉登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制度主义倾向，即要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把制度性和规范性的东西突出出来并给予恰当的定位。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要不要在全社会对激进的思想进行控制，而是怎样用改革和改良的方法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吉登斯、贝克等人的理想是能够在制度失范的风险社会建立起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规范，既能增加对风险的预警机制又能对社会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为此，贝克大声疾呼：“为了说明世界风险‘社会’，有必要行动起来，促进形成应对全球风险的‘国际制度’。”（注：参见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93页；第293～294页；第291页；第296页；第300页；第302页。）
与贝克、吉登斯等人相反，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则立足于主观主义立场，从“风险文化”出发来寻求应对风险的方法。在他们的理论中，实实在在的风险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是谁在认知并强化了风险意识与观念。他们认为，风险意识只是由相对社会中心来说漫游于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引入的，这些社团群落的特定的文化观念促进了风险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们认为用“风险文化”来描述当代社会的风险现象更为恰当，风险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提醒人们关注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因此，在风险应对问题上，他们并不像贝克等人那样强调制度主义主张，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有效地控制风险，而是努力用诸如环境保护运动、绿色运动之类的亚政治运动去防范和化解风险。
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主张用“风险文化”的思想来解读“风险社会”的概念，甚至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从风险社会向风险文化过渡的时期。但是，他对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主观主义立场提出了批评，并对未来时代的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4.在对风险和风险社会描述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风险社会理论家们不是完全从否定方面来理解风险，而是强调风险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危险性；另一方面，风险也是社会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风险社会并不总意味着危险，“许多理论和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风险社会的‘机会’。”（注：参见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93页；第293～294页；第291页；第296页；第300页；第302页。） 吉登斯也指出，风险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的本性决定了它导致危害性后果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它是经济活力和多数创新，包括科学或技术类创新的源泉”（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第139页。），“风险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注：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2页；第23页；第20页。）。
风险社会理论家们对风险社会的分析不是孤立的，风险被置于现代社会的宏观考察之中，风险理论与对现代性的反思密切相关。在西方理论界，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指审视和反思工业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和后继问题，并由此建构社会现代化的更新理论。为了表明这种本质上的差别，人们用后现代主义来指称对现代性的反叛与批评。毫无疑问，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可能的危险或危害，而现代性又总是意味着风险，在这一意义上，吉登斯、贝克等人完全认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吉登斯、贝克等人又不完全同意后现代思潮力图解构现代性的倾向和主张。在他们看来，后现代思潮在批判现代性危机的同时也摒弃了现代性构思中的合理成分，“后现代性不仅与认识上的原教旨主义的终结相联系，而且也与‘历史的终结’联系在一起。”（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29页；第44页。）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认为风险社会是与现代化社会隔离的，风险社会只是现代化社会的新的阶段，区别于工业现代化阶段，将之称为“反思性现代化”阶段。这样，在风险社会理论中，“反思现代性”就有了与其他后现代思潮不同的含义。由此可见，风险社会理论一方面是在反思、批判现代性的理论背景下兴起的，反思现代性成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理论支撑和理论目标；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理论又采取了比较温和折衷的批判态度和学术立场，与其他的后现代主义左翼思潮有明显的区别。
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一理论也不断拓展，与其他研究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莫里·科恩试图把风险社会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结合起来探索适合风险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莱恩·威尔金森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风险与忧虑问题，马克·海恩斯·丹尼尔立足于脆弱的下一代提出了规避风险的新全球战略。（注：参见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二、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一方面为我们全面把握当代社会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为人类反思自身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现有的理论研究尚存在一些缺陷，因而正视并把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把研究推向深入的有效途径。
第一，在风险社会的成因问题上缺乏深层的实践存在论反思。首先，风险社会理论家们在对风险和风险社会进行分析时大多流于对风险现象的客观性描述，通过对风险事实的客观陈述表明我们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但是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在风险社会起源问题上客观主义立场与主观主义立场的争论，其目的都是为了论证要重视风险问题，但相同的目标却采取相反的论证立场。风险社会的实质是客观的存在还是人们主观意识的后果？问题就在于对风险和风险社会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陈述的层次上。其次，吉登斯、贝克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从人的实践活动对风险和风险社会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比如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吉登斯、贝克都使用了“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概念来描述风险产生的实践基础。但是，一方面，他们并没有一直坚持这样的高度，而是都回到了社会学层面进行学理分析，强调的是风险预警机制，关注的是如何对风险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能够把一般活动的风险与全球性风险区别开来，没有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和界定风险社会，这样也就难以在根本上把风险社会与此前的社会区别开来，从而弱化了理论的深度和对现代社会批判的深度。比如，贝克认为“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注：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虽然他们极力强调现代风险不同于此前的风险，现代风险社会不同于此前的风险社会，但是对这种差别仍然基于事实的比较性陈述，而缺乏实践存在论层次上基本的理论说明和理论保证。
第二，从当代社会是全球性风险社会，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存在着严重威胁这一基本论点出发，风险社会理论家们在分析了世界风险的“人为性”或“被制造性”之后都追溯到对科技工具理性、消费主义的批判，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支柱的新教伦理正日益被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所侵蚀，进而批判现代性。毫无疑问，批判风险社会追溯到科技工具理性的泛滥和福特主义生活方式的统治地位是深刻的，消费主义的扩张，科学技术成为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作为人类自信心空前提高之标志的人类对于主宰自己的种种不确定因素的技术控制，本身已经成为更大的不确定因素的根源。问题在于，科技工具理性、消费主义何以占据统治地位？为什么在人们早已认识到它们所招致的巨大负面效应以后依然成为生活意识的主宰？显然，审视和反思当代风险社会仅仅追溯到对科技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的批判这一层次是不够的，还必须探询其背后的物质根源！
第三，风险社会理论对科技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的批判是作为对现代性批判的面目出现的，它把科技工具理性的泛滥与消费主义的扩张看做是现代性的根本必然的后果，进而把“反思现代性”作为根本的改善之路。在吉登斯、贝克那里，“反思现代性”理论与各种后现代理论有着重大差别，虽然它也批判现代性，但不是对现代性的根本反叛，而是把“反思现代性”看做是现代性发展的新阶段。因而，与传统工业现代化或“简单现代化”相比，风险社会是“反思现代化”阶段或称为“第二次现代化”。风险社会并不是与现代化社会隔离的，而是有共同基础的传承。为了说明现代性社会的合理方面，吉登斯把现代社会看做是对传统社会的“断裂”，从而在理论基点上保证了对现代社会制度合理性的分析的有效性。由此可见，风险社会理论虽然是在批判现代性的背景下出现的，但其理论实质是一种改良主义，斯科特·拉什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改良主义实质：“贝克和吉登斯所关注的并不是要不要在全社会对激进的思想进行控制，而是怎样用改革和改良的方法对环境方面的风险和其他已察觉和认识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注：参见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93页；第293～294页；第291页；第296页；第300页；第302页。） 这种改良主义实质既弱化了对风险社会的反思深度又弱化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力度。由此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应当如何审视当代风险社会？问题的焦点在于，反思现代性是否为最终出路？
三、风险社会理论的未来发展及其出路
风险社会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为我们反思当代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但我们认为，风险社会理论的未来发展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出路：
首先，应该对当代全球性风险社会进行哲学的实践存在论反思。风险社会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而提出的，事实上，当代风险社会同时也是其他学科密切关注的对象。仅仅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和把握并不能全面揭示风险社会的历史本质。因而从哲学层面洞穿风险社会历史存在的本质成为理论进展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存在论和世界历史思想为我们深层把握这一历史现象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构在科学实践理论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的物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用以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马克思早就指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48页。） 全球化时代我们正浸没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社会的到来正是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结果，各种全球性风险的存在无不根源于人类的现实历史活动。
从实践角度对风险社会的根源和发展的分析表明风险社会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实践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创造性，只要人类在活动，总会导致并且面对新的风险。但是，创造性风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风险社会。就其特殊性看，风险社会还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客观后果。随着人类实践规模的扩大、程度的加深，人类交往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8～89页。）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的客观后果是使原来因实践引发的局部的区域性风险转化为世界的全球性风险。世界历史形成之前，风险只对人类产生局部影响，而当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全局影响。
其次，审视当代风险社会、反思现代性应当追溯到对全球资本关系的批判。风险社会理论家们在审视风险社会反思现代性时都落实到对科技工具理性泛滥和消费主义扩张的批判，这当然是深刻的，然而，为什么在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种泛滥与扩张所招致的巨大消极后果后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有更加严重的趋势？问题在于资本关系！不依赖于科技工具，资本生产无以不断发展；而不依赖于消费，资本实现不了自身。资本要增殖就要不断生产，为了实现自身就要不断刺激消费，过度的生产转化为过度的消费，过度的消费反过来又刺激过度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断膨胀，同时也使人类日益陷入风险社会。因此，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本身，审视风险社会、反思现代性不能不落实到对全球资本关系的批判。
另外，一些全球性风险的出现，其本身就是资本关系固有的风险在资本关系全球扩张过程中被放大了的结果。在当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能力的增强，使得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有序性与整个社会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表现不再像以前那样突出，在全球化条件下，这种矛盾不再像以前那样仅表现在一国内部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表现为一国、一个区域或跨国企业内部的相对有组织性与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原来在一国或一个区域内表现的风险现在转化、放大为全球性的风险。20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即是明证。
再次，还应该对风险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给予合理的说明。风险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固然有其一般实践论的根源，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只要实践就意味着风险，但是风险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就生活于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更重要的是，风险社会是资本关系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世界历史的形成与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以资本关系(或曰市场)为直接动力的，但是资本关系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是迟早要消亡的，而世界历史一旦形成则不会倒转，将永远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背景并不断发展。因此，风险社会应当被合理地看做是资本关系与世界历史交互作用条件下的历史存在，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资本关系逐步失去历史的合理性而趋于消亡的时候，风险社会也将失去存在的条件而逐渐消亡。
实际上，风险社会理论所涉及的论域是多方面的，比如怎样认识非物质风险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的问题，如何把握全球性风险所引发的道德、伦理、文化问题，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发展的新的理论领域，也是风险社会理论不断拓展与深化的重要途径与出路。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正处于全球化时代，面临着风险社会这一基本背景，深入展开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对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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