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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局发生剧变，其演变过程，惊心动魄。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联演变过程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演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只有共产党自己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丧失战斗力，敌对势力才有可能夺取政权。所以，敌对势力要复辟资本主义，必然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着手。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做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苏联演变的惨痛教训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的正确。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我们的阵地如果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和记取这种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西方帝国主义政治家、理论家要把做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种种措施的第一条。
我们稍为详细地分析一下苏联演变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若干特点，以便从中汲取教训。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党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国际的影响和国内的条件，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早在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过去，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390页）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但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人对这一点是不清醒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实亡。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苏联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逐渐变成了主流，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媒体。形成了这样一种态势：谁不批评甚至咒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就是反对“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守灵人”。当时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后来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之谜》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起，在苏联的不少报刊上开始出现一股歪曲和污蔑苏联历史的逆流，“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倍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员、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利加乔夫的这一描述是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的舆论状况。
苏联演变的教训表明，必须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形势，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不仅要正面宣传社会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而且要对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不能把容忍、放纵错误思潮当作是“民主”、“开明”。正相反，恰恰应该在错误思潮冒头的时候就给予抵制和批判，决不能听任它自由泛滥。
二、必须正确评价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这是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敌对势力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的核心内容是全盘否定甚至攻击污蔑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他们说共产党不只是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罪的组织，甚至“同法西斯组织一样”，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军营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非但毫无成就可言，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七十年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诸如此类的谬论，俯拾即是。总之，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一时间，“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成为宣传的主调。
敌对势力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手法是抓住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加以渲染和夸大，以偏概全，进而否定党的全部历史和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他们不是全面地分析苏联七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更不去分清主流、支流，而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手法是很容易迷惑人的，因为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确存在诸多弊病，犯过不少错误，他们揭露的一些事情往往确有其事（更多的情况是半虚半实），然而经过他们的渲染、夸张和歪曲，仿佛社会主义实践尽是错误甚至罪恶，除此之外不再剩下什么。如果接受了这种宣传，当然就会跟着他们去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去“改朝换代”了。
毫无疑问，苏联在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确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然而把这些问题放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从总体来看，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并不是主流。决不能把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甚至说成是全部。我们总结教训，可以侧重于分析所犯的错误，以便改进工作；我们探讨改革，可以侧重于研究原有体制的弊病，以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评价整个社会主义实践时，却不能分清主次。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认识，那就容易上敌对势力的当。
可悲的是，面对敌对势力猖狂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势，苏联共产党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指导下，不仅不组织力量，予以迎头痛击，相反却主动地参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戈尔巴乔夫是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去设计改革方案的，在他看来，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扭曲了社会主义”，必须否定，而且否定得越全面，改革也就越彻底。他的思想与党外敌对势力的要求一拍即合，所以，他不是制止，而是鼓励、支持敌对势力的诽谤和污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苏联共产党的主要掌权者是自我否定，自我丑化，最后走到自我垮台的。
可见，必须全面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实践，既要看到问题的一面，更要看到成绩的一面，而且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评价社会主义实践，并不只是个学术问题，而是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如果不是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而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三、敌对势力是从否定斯大林入手搞垮苏联的。如何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严肃地对待。
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是从全盘否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入手的。斯大林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靶子。
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赫鲁晓夫开的先河。那个曾称斯大林为“自己生身父亲”、“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的赫鲁晓夫，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需要，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捶胸顿足地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暴君”、“独裁者”、“白痴”等等，在苏联以至全世界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恶浪，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波匈事件，西方国家共产党三分之一党员退党的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遏制了这股浪潮，回击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但是，事后近三十年间，苏共从来没有对斯大林作出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对斯大林以及他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致使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一直在苏联党内国内占了主导地位。这就为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打下了思想基础。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政治思想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演变，实际上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子。80年代末苏联的动乱，正是以“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划清界线”为突破口的。斯大林已去世三四十年了，为什么又把斯大林拿出来大肆挞伐呢？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名为批判斯大林，实为批判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与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相比，这一时期的反斯大林浪潮达到了十分离奇地步，连无中生有、造谣或众的手段也使出来了，并进而引申出去，攻击和诽谤列宁，进而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搞得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部在为“历史的错误”。这样，按照这些革命领袖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早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就曾对否定革命领袖的危害提出过警告。他把列宁、斯大林譬喻为插进敌人心脏的两把刀子。他说，苏共20大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敌对势力就拿起这把刀子反过来杀苏联，通过批判所谓“斯大林主义”来反共反社会主义。“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2页）他认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同时苏共20大提出，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江泽民同志在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时，重申了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他说：“前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他提出，苏共这个有90年历史的党，当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为什么一点抵抗力都没有，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同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四、必须从理论上分清两种改革观，决不允许借口“改革”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有关改革的理论了。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俨然以改革家自居，他的讲话、文章几乎是言必称改革。他当政的几年，被某些人称为苏联“改革的年代”。“改革”成为最时髦的语汇，所有的媒体每天都在宣传“改革”。然而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吸取苏联演变的教训，我们在理论工作中，切忌笼统地、抽象地议论改革，必须具体地分析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段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我们主张的是前一种改革，它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如同自然界和其他社会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矛盾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矛盾的存在，决定了改革的必要性。无庸讳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过很多错误，政治经济体制也存在很多弊病，必须通过改革，纠正失误，克服弊病，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需要改革，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问题在于改什么，即改革的对象是什么。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同党外敌对势力一样，从全盘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出发，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垄断：共产党的领导造成了“政治垄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造成了“经济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造成了“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个方面的异化现象：政治垄断导致了“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了“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了“人与文化的异化。”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一切”，以便消除垄断，克服异化。
戈尔巴乔夫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革的对象，他的改革的内容是政治上搞多党制，经济上搞私有化，思想上搞自由化。简单地说，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搬过来，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进这种改革，在理论上经常是采用这样的手法，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具体的政策措施混淆在一起，借口克服体制上的弊病，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在“改革”的旗号下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制造“理论依据”。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的体制、政策措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前者是根本的，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形式。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出现的弊病和缺点，是在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环节上、具体的工作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认识的局限性等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只要从实际出发，坚持正确的方向，通过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需要改革的只是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戈尔巴乔夫等人谈到改革时，总是把具体体制上的弊病、具体工作中的错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挂起钩来，从而作出要克服弊端就必须抛弃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结论。他们把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民主发扬不够的现象，说成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造成“政治垄断”的结果，因而要求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他们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并已纠正了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归因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因而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民民主”；他们把公有制企业经营机制不合理，出现诸如缺乏活力等具体问题，说成是公有制必然带来的，因而要求把公有财产分散归个人所有，实行私有化；他们利用意识形态工作中学术自由讨论贯彻不够等缺点，攻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是“精神垄断”，是“禁锢思想”，因而要求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如此等等。这一类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的手法，带有理论色彩，缺乏理论修养的人难辨是非。
五、鼓吹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是制造反社会主义舆论的一种过渡性手段，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
仔细研究一下苏联演变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无论是党外敌对势力，还是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内心里意图十分清楚，要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但一开始并不把这种意图和盘托出，而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作为过渡手段，先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怎么解释都可以的、似乎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概念，来代替科学的、旗帜鲜明的、内容确定的原有概念，一点儿一点儿修正和改变原有的观念，逐步诱导群众接受他们的主张，让群众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跟着他们走到邪路上去。等到时机成熟，才公开说出自己的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到那时，人民群众即使觉悟到上了那些政治骗子、理论骗子的当，却是木已成舟，为时过晚了。从标榜非意识形态化到赤裸裸的反共反社会主义，从鼓吹不问姓“社”姓“资”到公开主张搞资本主义，这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不光彩的、然而是有效的手法。很明显，在群众接受多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开始就公开宣布要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遭到群众的抵制和反对，那是绝对搞不成的。只有迂回曲折地，以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作为过渡，才有可能把群众引导到他们设计好的道路上去。
戈尔巴乔夫就是采用这种手法的典型。早在1983年即他上台之前，他就决心要“按新的原则建设国家”。提出“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但是，他的主张是根据群众的接受能力逐步出台的，诱导群众一步一步地走入他所设下的陷阱。例如，在政治上，他先说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多党制，后来又说“多党制不是原则问题”，再后来宣布“宪法任何一条都可以修改，包括第六条”（即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那一条），再到“不要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最后宣布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他先是言不由衷地说坚持公有制，后来主张不分主体与补充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经济”，进而要求对公有制经济实行非国有化，最后则宣布实行私有化，消灭公有制；从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到抽象的、不讲以哪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最后宣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必须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上，他从声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吸收摆脱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遗产”，再到批评“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的活力”、“列宁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最后宣布马克思列宁创造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必须抛弃。如此等等，有人说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多变，其实这只是他的一种伎俩和表现，而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贯的。正如他在1991年11月不打自招供认的：“应该改变制度，我当时（指他上台不久——作者）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难怪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说：“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
至于那些当初发誓忠于社会主义、现在充当反社会主义先锋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制造反革命舆论方面采取的手法也是这样。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先是由作家、艺术家、记者出场，他们开始在报刊上用文艺笔调以客观描述为幌子攻击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而西方国家什么都好。他们采取纪实文学形式，半真半假，事实加虚构，好像是不讲政治的文学艺术，很容易吸引人，报纸、杂志的编辑也很乐意发表这些人的文章，而不愿发表批评这些观点的文章。第二阶段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他们从理论上阐述自己的主张。他们的言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他们心目中的市场化就是建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化就是建立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制度，即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但他们却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只是抽象地宣传市场化、民主化。最后才是戈尔巴乔夫之流的政治家，在思想理论已经搞乱的基础上，按照资本主义的方案推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措施，从根本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
当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苏联演变所激起的尘埃早已落定。我们再来谈论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目的是从中吸取教训，把苏联演变这一悲剧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苏联演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这是一个花费了惨痛代价才得到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苏联的演变从反面证明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正确性。只有坚持在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同时，努力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歪理邪说，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才能长治久安，才能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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