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特征发育与古代小说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特征论文,古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6-0017-03
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可谓特殊的种类——其萌芽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足称早出，而迟至晚清仍是体制不一，支脉横生，缺乏统一的文体标准，显然又是晚熟。清末民初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甚至将小说的不发达与国运的衰落相提并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逐渐从学术的角度讨论这一文学现象，而较为流行的结论则是将小说的晚熟与欠发达归之于绵延千余年的传统的歧视小说的观念。[1]毫无疑问，歧视小说的观念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的确根深蒂固，其阻碍中国小说发展的后果亦至为显著，但是，影响古代小说历史正常演进的决非仅此单一因素，略作考察，即可发现导致小说晚熟的主要原因其实隐藏在小说内部。简言之，是中国小说自身的文体特征发育迟缓限制了小说的发展，使之始终不能成为与诗、文并列的文学样式。
小说在汉代已被视为著述的大类，然而，《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书目表明，当时的小说不仅多班固所说的“依托”之作，而且种类庞杂，是末流子、史及术士之作的集合体，既没有内容旨归上的一致性，也无文体方面的别具一格。因之班固所说的“小说家”，实为杂家之代称，而所谓“小说”，其标志乃在于其言琐碎、不成系统，只能称之为“丛残短语”。历来文人轻视小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小说被列为著述之日起，本身就以驳杂凌乱为基本特征，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著述，而是不入流的各类杂著的混合物。战国而至秦汉，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文化高涨，反映在学术上是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落实在著述上是子、史之作的洋洋洒洒，竞相问世，说理、议论、叙事之文发展迅猛，其间不成气候、不入主流的旁支末流便以“小说”之名命之，这个名字本身正好恰切地体现了这类著述的特点和品格。所以，早期轻视小说的观念实与文体的歧视毫无关系，不过是出于文人学者对末流杂著的自然反应而已。
两汉而至南北朝，被小说史家公认为中国小说演进的重要阶段，当时问世的小说如《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不仅的确堪称佳作，在作品取材种类上亦有所开拓，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直至晚清犹存。以文学欣赏的眼光看，《世说新语》所表现的“魏晋风度”、“江表逸气”，是可以与当时的诗、文佳作相表里的，是浓缩时代风习的典范，但从文体演进的角度审视，应该承认《世说新语》并非小说创作更新换代的标志，其中的各篇，写作的手法未脱传统史官“记言”、“纪事”的窠臼，篇章体例则大体是历来史书片段的移植，是与史传文学血缘甚深的笔记小品。《世说新语》所记的“轶事”、“轶闻”及名言警句，在正统史书中固然难得一见，然而其间的差异并非文体不同所致，而是创作的美学趣味转移造成的。联系当时中国文学总的历史演进背景，可以说这一时期不止是文学创作的“自觉”的时代，也是文体意识迅速生长、逐渐明朗的时代。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等人的文学批评著述，都鲜明地反映了文体意识的萌发高涨，他们的文学批评是基于文各有体、体自不同基础上进行的。文章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功用分出不同的体裁，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风格，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基本理念，由这一基本理念为中心，引出了“文”、“笔”之争，诗、赋之辨，反过来也正是这些争辩极大地促进了诗文创作的发展与演进。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文体意识是左右后来中国文学演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后世中国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之一。可是，文体意识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反响，当时的小说创作显然缺乏文体上的自觉。换言之，《世说新语》等小说的文学价值应该充分肯定，而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作品没有在整体上给中国小说创作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它们既没有脱离史官文化和史传文学的影响，在写作手法与篇章结构方面也没有质的创新。它们无疑是优秀的笔记小说，然而优秀的笔记小说仍与一般的笔记杂著属于同一类型的著述，充其量不过是此类著述中的佼佼者，它们并不代表新的著述类型，更不标志新的文体规范已经确立。正因为如此，后世模拟、仿效《世说新语》、《搜神记》的作品甚多，却很少有堪与比肩的杰作佳构——不是后世的作者才华衰退，而是因为他们缺少同样的时代氛围，因而也就不能在模拟、仿效之作中表达类似的风神气度，只能写出属于自己时代的笔记杂著。唐代的刘知几曾在其《史通》中评述前代笔记杂著类著述的得失，谓“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故难借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2]所谓“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就两汉至南北朝小说中的佳作而言显然不当，但作为一种著书类别，则当时大部分小说作品确在这八个字的牢笼之中。
唐代以前的小说发展在局部上是出色的，在整体上则显然与当时文学演进的潮流相脱节，未能在创造新的文体规范方面与诗文齐头并进，相形之下，诗文尤其是诗歌在确立文体规范方面却有了长足的进步。正是这些长足进步为诗歌在唐代的繁盛高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诗的辉煌成就除了时代的因素与诗人个人的天赋，诗歌文体规范的确立是至为关键的条件。由于诗文等主流文学样式均已有了自己的文体规范，因之唐代以后的小说发展便出现了新的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不再局限为单纯追随子、史，在体例上亦逐渐超出笔记杂著、短制小文的框架，而是同时也受到诗歌、辞赋、古文甚至骈文的影响。后人所说的“唐传奇”，就鲜明地体现了小说在唐代演进的新趋势。唐代的传奇小说也有相当部分的作品延续笔记杂著的传统，但其中名篇佳构显然已突破了笔记杂著的旧例，篇幅大大增加，从而故事情节也随之容量激增，人物的命运与遭遇开始成为小说结构的内在主干，作者不但叙事，间或亦写景、言情、状物，创作中不但纪实，也包含了相当比例的虚构想象。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了唐传奇在小说创作史上的飞跃，相对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而言，唐传奇无疑更接近后世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所以现代学者称道唐人是“自觉”作小说。不过，唐传奇创作并没有出现类似唐诗那样的鼎盛局面。相反，接下来的两宋传奇创作很快显示出向笔记杂著回归的趋势，篇幅趋短，情节趋简，文字褪色。传奇小说在唐宋两代所表现的潮起潮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唐传奇仍未能完成确立小说文体规范的历史使命。唐人自称传奇小说是“文备众体”，从文体的角度分析，这四个字可谓凝聚了唐传奇的特征。唐传奇在文体上是驳杂的，既有史传文学的遗痕，也有笔记杂著的成分；既有古文的因素，也混杂有骈文的内涵，且诗词、谐谑、议论等等亦每每穿插其间。因为“文备众体”，传奇小说的确能够多方面地展示作者的文学才华，为其扬名造势，为士子跻身仕途发挥独特的作用，因而传奇小说又号称“温卷”。但也正因为“文备众体”的性质，传奇小说也就没有形成清晰、稳定的文体标准，不同的作者尽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喜好进行写作，所以“文备众体”事实上意味着传奇小说本身并无固定的文体规范，在师法其他文学样式则有高度的自觉和积极性。具体就某一部小说而言，作者的喜好、特长也许发挥得恰到好处，包括诗词、谐谑、议论都可以为小说增色，但从小说文体演进上看，传奇小说并没有为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提供充足的条件。传奇小说的优秀作品并不表示中国古代小说在这一时期文体已臻成熟，而是作者个人的才华在一种特殊的体裁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传奇小说代表了古代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同时也隐含了文言小说内在的缺陷。后来的明清文言小说佳作，不少是传奇小说的后继，例如，《聊斋志异》的文笔就有“探源左、国，脱胎韩、柳，淹有众长，不名一格”之誉。[3]以语言风格的丰富性和多样化而言，应该说蒲松龄确为“才子之笔”，其小说魅力与此关系密切，然而通观《聊斋志异》，即可发现蒲松龄的小说创作并不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文体规范——《聊斋志异》中既有“繁衍”的传奇小说，也有数量可观的以简单地“记轶事”、“述轶闻”为旨归的短制小品，这类作品与传统文人所说的以“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笔记杂著并无本质区别。[4]古代小说缺少确切的文体规范可以使蒲松龄这样才华出众的作者创作极富弹性，他既能写出惊世之作，也留下了很少真正小说意味的篇章。《聊斋志异》作品成就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源自古代小说文体上的不规范、不清晰、不确定。
文言小说的文体特征始终未能稳定，遂限制了它的发展与成熟，从唐传奇到清代文言小说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其文体特征的发育极为迟缓；同样，以浅近的文言或白话写成的通俗小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从民间“说话”演变而来的这类小说文体相对比较独立，其作者也较少受传统文体范式的拘束，他们的想象力、对日常生活复杂场景的表现力都很值得称道。时至今日，仍广受欢迎，拥有大量读者的主要是这类小说。但是，中外学者都注意到它们中间的真正的杰作为数有限，余者大多不堪卒读。[5]其背后的原因也可从文体方面加以探讨。例如，绝大部分通俗小说都在以散文叙事为主的文本中穿插、镶嵌了比例不等的韵文，包括诗词、曲赋，有的是叙事前的铺垫，有的是叙事中的议论，有的是刻意的总结，有的则属于某些场面必然出现的套语，当然也有的是小说人物故事相关联的部分。以现代小说标准来看，只有最后一种情况是合理与和谐的，其他情况应该说是余赘，删去以后一般不会影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甚而使叙事更加紧凑，文字风格更为自然。但是，宋元时期的“说话人”与明清通俗小说的作者是有意以韵文入小说，最初的目的是借韵文提高通俗小说的文化品级，及向听众或读者证明自己在主流文化方面的修养。久而久之，穿插韵文变成了通俗小说文本的惯例，从而造成小说中的韵文部分大多陈旧无味、老套平庸的通病。其实，以浅近的白话来叙事，不仅贴近通俗小说的内容，也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如果说宋元之际的早期通俗小说还不能完全胜任流畅使用浅近白话叙事写景状物，那么，明清时期的章回小说在这方面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然而明清时期章回小说中韵语的分量较之宋元之际的早期作品丝毫不见减少，显然，韵语成分并非出自实际需要，而是惯例的延续。这说明通俗小说的演进过程中同样缺乏文体独立的自觉，满足于向各种既有文体的挪用拼凑。个别的像《红楼梦》那样的作品能够使韵文成为小说有机的组成部分，但即使如《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那样富于生活气息的作品，尽管主要的叙事是用生机勃勃的白话，造就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叙事文学的新文体，但比例过大的韵语套话，仍明显损害了小说的成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缺少独立的稳定的文体规范，的确给中国小说的历史演进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收稿日期：2002-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