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幼稚——对中国出版业跨世纪的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中国论文,跨世纪论文,幼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拟采用一种散点和放射式的方法，不试图建构一个大而完整的体系，而只就一个普通图书编辑的感受谈谈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们今天的出版业的发展水平，不论是编辑手段、编辑工具、印刷水准、装帧设计以及出版物的品种、样式、数量等，都已不是可以轻视的力量，是可以与别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去一较短长的。这一点，各方面的数据多有记载，兹不一一罗列。但我们还要看到，在空前繁荣的大主题下，也还有一些不协和的东西存在。比如，谈到我国是出版大国，更多的是体现在出版物数量上，这只是一个绝对值意义上的大，如同国民生产总值，反映的固然是一种综合国力，但在比较上则不具有说服性，当然不如人均国民收入更具有定量上的意义。我们的“大”有许多是依靠自然性的资源获得的，比如人口多，学生多，所以教材、教辅之类的出版物，在底数上就有先天的优势（虽然即便在这方面也与其他发达国家有一定距离），这即便不算是天上掉馅饼，也和靠天吃饭差不了许多。所以各出版社都在抢教材、教辅，因为这是一个稳定的常数，有了它就有了一年的保障。这是人之常情。但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看，尤其是从跨世纪、与国际接轨的角度看，以教材之类的出版物作底气的出版业，应该说是尚未成熟的（发达国家一般并不将教材之类的出版物作为出版业的主宗，在品种、数量、印张、销售等诸方面的指标统计上，也并不将其列入）。这里当然有客观上的无奈，但无奈不该成为不改进的借口，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对出版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放弃这个机会就可能放弃升级的机会，这里不存在下不为例的机遇，把握不住机会就可能被淘汰，中国出版业绝不应放弃与国际水准逼近的机遇。胡守文先生提出的，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之后，再加上“越是世界的，也越是民族的”，是成熟的出版人对中国出版业的冷静观照，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和深思。
仍旧回到刚才的话题，如果我们扣除去教材之类的出版物，从纯粹的国民购书情况看（且不论人均购书），我们的差距是不容乐观的。国外的畅销书动辄几十上百万册，这在我们这里五六十年代并不稀罕，而现在大约是不容易做到的，虽然我们的人口是别人的几倍（这里当然有国民文化素质的因素，但出版物水准则是主要的原因）。且看在一些国际书展上，中国展台的状况与其他出版大国相比，又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差距的。我们在说到大时，更多的是从纵向上的、历时的角度看，而在横向上的、共时角度上的比较，却很少谈，这样就难免有不完全的印象。比如前面提到的可以在国际上与别人一较短长的，不论是出版物，还是出版社，都不是一个大而广的群体，这就犹如金字塔，不能光说尖部，而更多的，还是中部和下部的分布。再如出版物的品种和数量，我们的多和大里面，也还有很大的积压成分，据资料显示，截至1996年8月底，全国图书积压金额已达81.39亿元，为历史最高纪录。从统计角度讲，这些就是“大”之中的水份。类似的问题再比如，每当开完一个订货会，我们总是强调订货码洋较以前又提高了多少多少，有绝对值，有比率数，似乎很具有定量分析。其实时至今日，订货码洋在很大程度上已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起码其数额和比率的上升未必就代表了出版利润的上升，或代表了出版运作的良性增长。比如物价的上涨，成本的提高，发行折扣的攀升等都对其有所影响。举例而言，码洋100万，而折扣是七零折、六零折，甚至对折，其间的差距很大，直接对出版社的利润构成影响，而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100万可以说明的问题。试比较80万七零折与100万对折，究竟哪一个收益高？再比如，同是100万码洋，订货品种的分布是在100个品种上还是50个品种上，从出版社收益上讲，意义也相去很大。因为分布的面越大，单位品种的收益就越小，这对出版社收笼资金就远较分布面小的要慢得多。如果是先征订后出书或重印，订数太少时往往只能放弃，而这放弃掉的书的码洋，对出版社更毫无益处。再者，许多订货最终因种种原因未必能够兑付，这个水份就更是不确定的虚数。
所以，对多和大，我们必须要静下心来看一看，想一想，正视问题。只有承认问题、正视问题，才能少出、不出和解决问题，创造持久的繁荣。这几年出版业经过了许多热闹，“风”、“热”之类的多如过江之鲫。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进行多方面的积极尝试、试验，是必需与必然的，而尝试和试验就允许有不成功，有不完善，这如同分娩一个婴儿总要伴随着阵痛一样，不应因此而放弃尝试。但阵痛之后我们也要冷静，也要思索，也要有所认识，有所改进才是，这也才是成熟的心态。出版业起码要抢在读者成熟之前首先步出幼稚，这样也才能不被读者所抛弃。当然，步出幼稚，到步入成熟，其间还有一段距离，但总要无步出幼稚之后才能有步入成熟的条件。
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出版业在相当繁荣的背景下，也还存在一些幼稚的征候。首先一点，便是喜欢热闹，热衷炒作，“追风”成族，一哄而上等等。出版界的喜热闹、爱轰动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传媒上宣传自己的产品，造造声势，开个什么发布会，座谈会，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将宣传只是作为陪衬，而追求一时轰动热闹之类的东西成为主导，就难免误入歧途。我们不应当太注重别人怎么看我们，而应当注重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怎么样。热闹、轰动之类对保存、传播文化的出版业来说，未必就是什么好事情。捷克的米兰·昆德拉（似乎可以说是一位颇为轰动的人物）曾经说过：“今天，如果一个人想让一个小说家高兴，就对他说，您的书引起了轰动。然而轰动是什么？是一桩重要得引起了传媒注意的时事。但是，写一本小说不是为了引起轰动，而是为了做一件能够持续下去的东西。”他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轰动的未必长久，长久的不求轰动。出版业与写小说当然不是一回事，但在文化底蕴上应该是相通的。喜热闹、爱轰动之类的行为是一种短期的行为，它只求一时的效果，就像方便面，热水冲泡之后就能填饱肚子，至于营养什么的则不去顾及了。速效是我们今天太爱追求的东西，但速成的东西往往速朽。东北人爱炖鲇鱼汤，要文火慢功熬出白汁才能味道鲜美。今天的出版业似乎应当少吃点儿方便面，多炖点儿鲇鱼汤。因为短期行为实际上就是糟踏昨天，浪费今天，丢弃明天。再者，从另一个方面讲，在传媒上闹得震天价响其实对出版物的销售未必有多大的促进，对出版社的形象也未必和投入的资金、人力等构成一个相称的比率。我们自己买东西往往要衡量性能价格比，也就是物品的性能给我们带来的满意程度与物品价格是否相称。我们在宣传自己的时候，也应当惦量一下这个比率。
追风族现象也是出版界常见的一种征候。不是靠冷静的分析、调查和把握，而是凭运气、押宝式的投机。再有就是一哄而上抢热点，先不说那热点是否真的是热点，就凭一哄而上，本来是热点的东西，也未必还能是热点；再者已经有许多人去抢的点，在时间、质量上明明已经追赶不及，却仍然还去跟在后面随大流。这些从前述所谈积压问题上便可作为一个旁证。走进书店，同样同类的东西一堆十几种，而购买者则就是那么多，无非是将一碗饭分成十几份，大家一起耗着，最后大家都没好处。追风族现象本是未经历练的幼稚人群常犯的毛病，成熟的出版人不应当犯这样的年龄上的错误，因为机会和时间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充裕。
成熟的出版人应当是在对自身全面状况进行客观分析之后，比如对自身出版社的编辑实力、编辑人员的特点（这包括他们的长处与短处）、经济实力、发行能力等等，有一个完整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再将这些放到大小气候之下进行比较衡量，比如在全国出版社中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在同类出版社以及在本省各出版社中又处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共时的分析，同时也还要有一个历时的分析，就是对自身、对其他出版同业，还要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方面再进行一番观照。通过这样一些比较和分析，最后找到自己出版社的一个明确定位。在明确定位之后才能主动出击，那时哪些点应该抢，哪些点不能抢，才能易于把握。古人讲，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为什么一定要跟在别人后面吃剩饭嚼别人嚼过的馍呢？其实高明的出版人应该清楚，一个点如果大家都看出它的热时，实际上就已经不是稳定的热点了，其中的变量已经大大增高，风险性也随之增大，抢这个点时就需要三思而行。最好的选择还是在别人正在抢热闹时，你已经发现新的热点，在时间上、质量上先行抢占滩头，由你来制造、发现热点。成熟的出版家应当具有这样的素质和水准。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出版界在时间上抢点已经完全具有能力，这方面的成例已经不少；但在质量（也即出版物的质量）上则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这在读者没萝卜吃或没吃过萝卜时也许还不成问题，好在我们人多，十分之一的人吃次亏就够我们花一阵了。但市场经济中的读者总会逐渐成熟起来，他们总会冷静下来，不再去吃类似的亏，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目前的读者在购买出版物时，确实有不少奇怪的现象（比如“发烧”跟风式的购书现象，据对人大、北大、清华三所高校拥有霍金《时间简史》这本一度被炒得热火朝天的书的师生的调查表明，只有12%的人通读了该书，另有6%表示近期将会读完。有人推测，全国几十万《简史》的拥有者中恐怕不会超过20%的人通读了该书，尽管它才十几万字），这可以理解为是相当一部分读者尚未成熟或起码是部分不成熟的表现。但我们的出版业不应把宝押在或利用这种不成熟上。因为一，读者总会成熟起来，等到他们成熟后打出硬牌拒绝购买时，出版业再去被动地调整，就为时已晚，处境尴尬了。再者，社会主义的出版方针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让别人吃亏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而且只讲时间不讲质量，也会浪费、糟蹋出版资源。一些优秀的选题，本来该由高水准的作者创作，再由出版社高水准地制作，但从时间上考虑或者意在分享、撬杠时，往往以快速成形的方式随便攒一个出来先行占角，而读者买到之后名实不副，连呼上当，再有同样选题的书后出时，购买力已受到伤害，势必影响销售。这样一种状况实际上是两败俱伤。前者也许赚到了一些钱，但自己的牌子却倒了，这种损失其实更大。所以成熟的出版人不论从自身还是从出版业全局考虑，都应当珍惜出版资源。
第二个幼稚征候，是异化性操作问题。所谓异化性操作，是指对出版物本质的异化。首先，出版物的最基本最根本的功能是什么？这是老生常谈了，当然是为了阅读，出版物从其产生的原始动因到终极目的，都是为了阅读。不为了阅读，就不会创制出版物；不为了阅读，创制出的出版物便一无用处。但是，这种功能其实只是在出版纯粹为了出版本身时才是这样，如果将一些非出版的功能附加上去，也就是进行所谓异化性操作时，上述功能就会被冲淡甚至是更换。比如出版业热衷的“金奖情结”。一本书、一套书的出版完全是为了评上大奖。本来，评奖是为了促进出版物的良性循环，为了更好地阅读才设置的。应当说我们的出版物评奖在目的性上要单纯得多。在国外，不少奖项商业性的因素、成分在所难免。比如世所瞩目的诺贝尔奖，其来源便是军火商遗产的利息，因而从先天上它便与商业有瓜葛。而在实际评选中也确实有不少沸沸扬扬的传闻与此有关。再如日本，其不少文学奖原本便是由出版社搞的，像文艺春秋社就有芥川奖、直木奖等七、八种左右。李长声先生说，赏（日语“奖”写为“赏”）者，商也。说到底文学奖是操纵文学市场的出版社借以提高作品商品价值的手段，因为一旦获奖，尤其是大奖，销路一定向上攀升。当年（似乎是八十年代）村上龙把的《近乎无限透明的蔚蓝》获芥川奖，销售便达200万册。现在是大不如前了，但五、六万册还是可以作为底数的，这对出版社和作者都不无好处。相比之下，我们的奖在商业性上就纯洁得多。因为一，民间无大奖，虽然有一些地方性出版机构以及企业资助一些奖（如莫言《丰乳肥臀》曾获红河奖10万元），但地位有限，真正的大奖都是国家设立的，而并非出版社直接操作（当然钱还是要由出版社掏的）；第二，所获大奖对出版物销售的刺激有限，并不能像国外那样。所以从目的与实际两方面看，我们的奖（包括国家与地方及民间）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性上的考虑。但是，在今天的出版业中，大奖虽然没有商业性，但功利性的因素却在逐渐增大。在国家来说，设置大奖原本是为了激励优秀图书的产生、发展，但具体到了一些出版单位，就或多或少地加进了功利的因素，有些出版物在操作上已经背离了设奖的初衷，一味地仅仅是为了评奖。因为一旦评上了奖是可以带来许多实惠的，这些实惠当然不像国外那样是出版业赚大钱，而只是为了出版人个人获得既得利益，比如可以有利于评职称、有利于升官等等。这些实惠有些是可以影响终身的，比如看一个出版人的业绩，我们更多地是关注那个人出的书得了多少大奖，奖在今天出版业中近乎是一个权衡一切的砝码，这个砝码的作用太大之后，就难免有游离甚至偏废出版物基本功能（也即阅读功能）的现象出现，比如都爱出大书、套书，因为部头一大，就显得有份量，一套一人多高的书，中奖率就比一个薄薄的小册子高得多，全集、文集要比选集中奖率高，而单行本的中奖率则又要等而下之。不知道像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鲁迅的那些杂文集等等厚度不大的书，拿到今天来评奖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想起码会有聪明人建议，最好以全集、文集（起码也是选集）的形式出现，尽管这些单行本、小册子的价值非常之高。这里不是否定全集、文集的价值，对研究一个人的总体历程，全集当然比单行本有意义；查阅有关资料自然也是全集更为方便些。但是，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需要去把握一个人的总体历程，都需要去搬来所有的作品。单行本、小册子有其自身并不逊于全集的功用，比如《共产党宣言》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持久战》之于抗日战争，其巨大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还是以一个人自身作品而言，如果仅以单行本、小册子与全集、文集在形式上作比较，情况就更不可以一概而论。鲁迅的一本《狂人日记》比现在越出越滥的许多全集、文集哪个价值更高？即便退一万步讲，也只能说是各有千秋，治大国与烹小鲜各有短长。可见不能以形式来决定出版物的受奖与否，最重要的还是价值和对读者的意义。目前有些大书、套书，除了供评奖用（当然也未必一定评得上，只是“供”）之外，根本就卖不出去，因为读者拒绝阅读，那么这些书便只有堆在库房里（所以有80多亿元的积压），只能上上出版社自家的样书架，成了别一种样书——装样子的书。其实，出版物的基本功能大家并非不清楚，但实际利益驱动之下，便使得对此功能弃之如敝屣。这样下去，难免会使出版业走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大家都去单纯地为了评奖，大家都去出大而无当的书，不是为了阅读只是为了评奖、为了上供、为了作show（国外作show是为了让人购买阅读，我们则是纯粹为了出版人自己的功名），那出版物就可能形成一个放弃阅读的趋势，出了很多书，但却没什么人买，读者不“买帐”，那么出版业靠什么来滋养？再进一步讲，出版业存在是为了什么？出版业存在的意义，按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就是为了满足读者——人民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或全部（须视文化发育、普及程度）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让其得到物有所值的正态的阅读享受。所以，为了中国出版业的长久繁荣，为了中国出版业在不久的将来与世界出版业一争高低，不愧于我们大国的地位，首先便要强调出版物的阅读功能，而其中最先要做到的便应当是淡化“金奖情结”，以防止一些异化性的问题由苗头渐变成趋势。这里强调淡化，不是放弃评奖对出版业的良性刺激作用，而是防止一种偏激，因为这种偏激很容易带来异化，而对出版物本质功能的异化，是中国出版业必须杜绝的。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成熟的评奖机制，对整个出版业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关于异化性操作的另一个方面，便是出版业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与上一个问题直接相关，也是老生常谈。出版业是为读者服务，这是整个（包括世界）出版业的共识。但这个共识落实到具体问题时就难免有所偏误。比如读者在出版三要素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更多地是关注谁？出版物的产生与存在，依照一般意义上的解释，取决于三种人或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即：著者、出版者、读者。这样一个前后顺序，是一般惯常观念上的出版物产生或生产的一个位次。也即：一件出版物，首先是由著者来创作的，创作完成后交由出版者进行加工（包括内容与形式上的），制作成品，投入市场，最后，由读者购买、阅读。至此，出版物产生流程便告完成。如果用线性形式表示，则为：著者→出版者→读者。有意味的是，上述这样的位次，在我们出版业的观念上，于不知不觉中，位移转换成了在出版业中上述三者重要程序上的一种降比排列。读者被安置在了一个叨陪末座的境地。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这种问题。在出版社里，编辑们论起自家本事，往往首先列数的一个重要指标，便是认识、交往了多少著者，尤其是那些大著者、名著者，似乎这便是一种资本，而且在出版业中这也恰恰被人识为是一种资本。有了这个资本，不但连领导们另眼相觑（在官本位环境中，领导的眼光是具有含金量的），更大的效益在于，大著者、名著者的作品出版社看好，传媒看好，评奖看好（当然这其中自有一定道理），于是乎，潜移默化，大著者、名著者作品的责任编辑，也会在上述看好的惯性作用下，逐渐或瞬间换位，变成了大编辑、名编辑（这在出版业中还是具有相当“共”性的认识）。这样的结果，于是便不能不确然可观，利莫大焉了。这里当然不是说不应当依靠著者，而是说要看三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究竟孰轻孰重。
再比如，怎样为读者服务问题。有人曾说，如今的青年读物真是太难搞了。关于什么好搞什么不好搞，也是出版业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有分工问题的争论。其实如果从经营一个出版社尤其是分工并不太狭窄的出版社来说，应当说是不存在什么好搞什么不好搞的问题，关键在于你怎样搞，怎样去把握这个“什么”。认为青年读物难搞，起码说明其对青年读物乃至对出版物的理解上有所偏误。如果将青年读物仅仅理解为站在高台上，捧着高头讲章，以教师爷的身份，向青年读者们教训个什么的话，那的确是不大好搞了，因为今天的青年未必买那个帐，他们也没必要买这个帐。因为买书阅读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你想教训人家，人家不买就是了。这与你去上课，学生为了学分、为了及格，即便你讲得一团糟，也得硬着头皮听毕竟是不同的。向青年传授知识、道德、修养等等当然是应该与必需的，但传授总是要讲究一下方式的，如果我们以青年的朋友的身份出现，以一种平等而不是俯视的姿态出现，以一种高明的传授技巧出现，那么喜爱知识的青年们当然是不会拒绝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处理青年读物，其实也就不存在难搞不难搞的问题了。青年本是对一切都感到兴趣，对什么都爱问个究竟的人群，其实青年读物的范畴是相当宽广的，只要是青年爱读的，似乎都可以说是青年读物，如果这句话从正面理解，又不涉及专业分工问题的话。由此可见，在出版中，实际上是存在一个身位的问题。你是尊重读者，为读者服务；还是俯视读者，想教训读者：这其中就有一个是高读者一等，这是与读者平等的身位问题。
关于怎样为读者服务，还有一点，就是要考虑到读者在阅读时的享受状态问题。比如书的厚度与包装，如果是辞书、资料书之类，不妨厚重一些，分册不要太多，像《辞海》、《辞源》，合订本就显然比分册本方便得多。因为要经常使用，所以最好是精装，这样便结实耐用。此外也要方便摊开使用，因为这类书往往要摊开查用，甚至还要抄录，所以有一些厚度、采用精装就很适合。而如果是小说或者偏重故事性、消闲性的书，就不要太厚，最好也不要精装。古人读书讲“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今天“马上”可以变为“车上”），小说、消闲之类的书不需要正襟危坐，便很宜于三上阅读。三上阅读就要方便一手把握，太厚和精装都会带来不便。宋人钱惟演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按照他这个习惯，坐读的经史之类自然最好方便于摊开，而卧读与上厕读的小说、小辞则最好是便于一手把握。当然古时候没有精装，起码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精装，但从这段话中透露出的消息，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再比如天地大小问题。现在一些书实行以最少的钱读最多的书，用小号字，加密行距，缩小天地，以便节约用纸，降低定价。这本是方便读者、替读者购买力考虑的好事（当然也是为了刺激购买提高印数），读者、出版社可以两获其益，像企鹅公司这样的国际性企业，当初（三十年代）便是以类似的办法出版平装书，廉价是其致胜的诀窍之一。那时的企鹅丛书6便士一本，相当于一包十支装的香烟钱。它的便宜不是像五角丛书那样薄薄一本，而是有一定的容量，像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也是6便士一本（据陈原先生讲，在上海亦只卖几角钱），的确是便宜得不可思议。现在“企鹅”也涨了价，但仍很便宜，如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卖95便士，仍不到一镑，即便折合成人民币，也比我们的同名译书便宜（而他们的版本还是不加删节的，容量比我们的译本大）。书卖得便宜当然对读者来说是件好事，但有些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天地小、行距密，排成英文及其他拼音文字还不是太难看，如果以同样的天地、行距排列汉字，就显得难看许多，这是因为文字的结构特点所致。从结构特点上说，拼音文字是横向条状的组合，汉字是方形块状的组合，空白处与字列之间的比率是不相同的，如果将其同样处理，汉字自然看起来不舒服（在输入微机时，汉字一般采用全角而英文则用半角，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我们在出版类似形式的书时，还是要根据汉字的特点适当调整才更适宜于阅读。
由此想再谈谈对读者意义的理解问题。前面说过，读者往往在著者、出版者、读者三者排列时被放在最后，好像是“第三者”。从传播角度讲，似乎是这样一种情形：著者是信息的发现或初始制作者，出版者是将信息进行加工并赋予载体的传播者，读者是信息的吸纳者（也即信息传播的“最后”一站。）但如果将这传播套入商品经济模式，那么，传播首先是为了吸纳者获取信息才得以建立的，因为吸纳者的信息获取是需要付酬的。世界上没有只顾投入而不计产出的产业，出版业如果不是为了从其产品——出版物身上获得利润，便不能称其为业，也不能成其为业。所以，读者即是出版物最后的终结者，同时也更是出版物产生乃至出版业存在的肇始者。所以我认为，应当建立“购读者”观念，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对我们理解读者在出版业中的地位及其本身的概念内涵，有着并不简单的意义。由“读者”而至“购读者”绝不仅仅是语码（code）上的一种形式附加。
因为第一，作为商品（特殊的商品）的出版物，只有在被读者购买之后才最后实现其存在的价值。没有人购买的出版物对出版业而言便不是合格的纯粹的真实的出版物。所以并非购书的人都是读者。
第二，只有购读者才是出版物价值判断的终极裁判者。由异化性操作生产出来的出版物，就是怕见、不见、见不得购读者的出版物，因而就必然为购读者所抛弃（如积压）。文本（text）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最终由读者实现其终极阐释，也才具有了文本的价值。
第三，既然是为了让人家购买——阅读，就必须考虑购读者的心理、需要。比如书名是否引人注目，包装是否令人满意（未必一定要精装），设计是否使人愉悦，价位是否让人能够承受（价位问题当然不能简单地论高言低，主要应从阅读价格比方面进行权衡，即购买一件出版物所获得的享受值与付出的货币值是否相称），最后，内容质量是否让人放心。这里将一系列相关要素排列时，是从书名起始，内容质量被放在了最后，这当然并不是说内容质量不重要。这样的一个顺序正是一位购读者购买一件出版物时的一个惯常的接受过程，是设身处地地从购读者角度考虑。只有这样，也才能保障我们的出版物是为了让人购买——阅读并获得享受而制作的。这里提到内容质量问题，便不能不涉及差错率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屡屡不得校正，主要是没有触及、分析、解决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首先，急功近利、浮躁的原因，出版业的许多短期行为与此相关。这一点倒不是出版业自身所致，有一定的社会风气影响，出版业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还算不错的。但这不应当成为无错不成书的理由。第二个原因，便是其中有一定的导向问题。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无意识地在客观上助长了这种现象。比如评奖，对差错率的要求并不是太高，有的达到合格就算可以，而且在执行上弹性太大。其实就算要求达到优质以上也不算过分，无差错、少差错本来只是对出版物的最低要求，如同一件衣服不能缺扣少袖一样，是本该如此的事情。现在对此要求不严，或有的没达到要求却又网开一面，特殊处理，照样评奖，说下不为例，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潜移默化地表示差错问题无可无不可。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地强调这个问题。我认为，差错率问题应当起码在评奖上做到：①高要求，起码达到优质；②一票否决，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合要求，一律不得评奖；③终身监督，就是说只要读者发现并由有关专家确认差错率超标，即便是已经得了奖尤其是大奖的出版物，仍旧可以取消其资格，收回奖项。这样在导向上庶几可以形成禁绝差错的一种氛围。
第四，购读者观念的建立可以纠正我们的某些偏误。比如，出版物并非是离开了出版社就算是实现了经济效益，你放到书店去卖不动，还是堆在仓库里，到不了购读者手中，你就实现不了利润。当然国营书店是收书后若干时间即可结帐，有时滞销、积压对出版社本身并不带来影响。但积压就必然带来恶性循环，这个循环迟早会波及、影响到出版链条上的每一点，这是谁也逃不掉的。再有就是我们生产出版物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满足购读者，还是为了满足书店。因为书店的订货并不一定能代表购读者的意愿，有时仅仅是订货者的个人喜好和个人判断，如果我们为了销售上的速效而只去投书店之所好，就难免如上所述，迟早会带来滞销、积压，会影响到出版社自身。因为出版业是一个整体，一处有症结，往往会波及全身。所以，有远见、不短视，应该是成熟的出版人的选择。
异化性操作是出版业发展中的幼稚行为，与市场经济的气候是不相协调的。它可以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难免的一道风景，但绝不应该是长期盘桓在出版业身上的一个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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