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新生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30年代，蒋介石已在巩固权力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在党内地位强化，为把这种“强化”移植到社会，有必要进行一场社会化的改造运动。
南京政府内部一再发生政治倒蒋和军事倒蒋活动，对这类政治分赃，蒋介石并没有感到有多大的威胁。对他来说威胁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1927年8月开始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他需要军事“剿共”，也需要文化“围剿”和约束人们的行动。
新生活运动的兴起和主要内容
新生活运动源起江西南昌。1933年9月，南京政府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面，出任总司令，指挥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北路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是顾祝同和陈诚，南路军总司令是当时正在闹半独立的陈济棠，西路军总司令是何键，后来增设的东路军总司令由蒋鼎文出任，其中担负主要进攻任务的是北路军。此次主要作战目标是位于赣南和闽西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由毛泽东具体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的教训，唯恐部下作战不力，亲自上阵督战，设行营于南昌。
30年代的江西，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现代工业几乎为零，文化教育异常落后，市政建设破败不堪。如此落后和杂乱，从小生长在中国农村、熟悉国情的蒋介石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中国的落后由来已久，只是他也感到南昌实在是太破旧了一点，作为一国之君也觉得脸上无光。问题在于此次他不是一人来到南昌，还有宋美龄。宋氏生长在十里洋场，自幼到美国留学，无论是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证明宋美龄在美国留学并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可证明美国留学使得宋美龄洋化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宋和蒋结婚后也到过中国一些地方，在蒋介石前三次“围剿”南方红军时，宋美龄也时而到前线陪伴夫君。宋美龄对当时的南昌的破旧和杂乱的感想则和蒋介石不一样，按照西方贵族生活方式确定自己生活习惯、讲究服饰令外国富翁都吃惊的宋美龄，对南昌这一南方大都会的破旧感到相当意外。因此，她又重提过去已向蒋介石提过多次、但蒋不以为然的建议：开展全国性的社会风气改造运动，向西方的生活方式学习。蒋介石如果再不计较南昌的落后和杂乱的话，或者为落后辩解的话，就会显得土气和麻木，为洋化夫人所笑话。再说，蒋介石一连取得军事上压倒地方实力派和政治上限制汪精卫、胡汉民等非主流派的成功，“围剿”中共利用中共内部的左倾错误已有进展，此时也想开展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既可宣扬蒋记思想和理论，也可在国内树起讲礼义讲道德的新榜样，在国际上改变自己只知打内战、不会搞建设的形象。
蒋介石马上显出比夫人更厌恶落后和更主张社会改革，当即指示：“南昌市民污秽不堪，市容杂乱不堪。如此市风，何以为行营所在地？若让异域报道出去，不是丢尽了我们的脸面？自即日起，起草一个文件下达南昌所有机关、团体、商店、学校，必须整理内务，搞好清洁，改善环境，振奋精神。”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一到，南昌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闻风而动，其态度之积极、工作之认真可想而知，立即在全市上下和周围地区行动起来，一时间南昌城内外到处都在进行表面的清扫垃圾、整顿市容、整理街面的工作。
1934年2月19日，南昌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址在科学馆附近的广场上，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会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论述了新生活运动的精义就是要在礼义廉耻的统率下，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他还介绍了自己从小所受到的严格训练，并转而说在南昌街头看到的一般市民生活和少年在街上吸烟行为，这是不懂礼节，不讲清洁，而这又是国家不能进步、社会混乱频仍的根源。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是国民要有知识与道德，要恢复中国古圣先贤所提倡的道德。新时代的人，绝对不随地吐痰，或走路抽烟，蓬头散发，帽子歪戴，扣子不扣，拖着鞋子。新生活运动就是要针对这种旧生活，使之根本改变过来。
他在另外的场合也说：“今欲以优美之艺术易其粗野卑陋之品性，化其争、盗、窃、乞之行为，固有待于‘礼义廉耻’之复张。然在此乱邪昏懦状态之下，社会秩序纷乱，邪说横行，人多沉迷陷溺，莫知所从，故施政施教，都如搏沙捕风，未易见效。若欲改善今日国民之生活，必自纠正乱邪昏懦、陷溺沉迷之风始。此新生活之所以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也。”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性的改良运动，而是一场统治者发动、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运动。南昌市民大会宣布的新生活口号和准则是：“守规矩、尚清洁、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
大会还当场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由蒋介石担任，熊式辉任主任干事，阎宝航任书记。宋美龄后来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按规定，各地各级“新促会”由最高行政长官主持，由民政、教育、警察、军事等部门派出的高级官员组成。基层乡村由区保甲长、工商业由商业行会、学校由校长、公务员由机关主管、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军队由党部或政训处长负责。
如何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根据夫人和智囊的建议，提出一系列的部署，如整个运动分为“训查、设计、推行”三个阶段，先由“规矩”和“清洁”两项开始，要求“由自己作起，再及其次；由不费钱、不费时、不费力之事作起，再行其余；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如学校、公署、车站、码头、戏院、公园、会场等作起，再求之于全体的社会”。通过身教、口教配合于图画、文字、戏剧、电影，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要义。运动要分等比赛，奖优罚劣。从安排上看，可以说是头头是道。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可算为独辟蹊径，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主旨》中说，新生活运动“即求国民之生活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也”。中心意思是把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贯彻到“食衣住行”四事之中，为待人、处事、持躬、接物的标准。
曾从历史和理论角度论述过新生活运动要义的《中华民国春秋》一书的作者在解释蒋介石、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准则时所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礼者理也。理在自然界谓之定律；在社会中，谓之于规律；在国家中，谓之于纪律。人之行为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于规矩；凡守规矩行为的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何者为礼？“敬慕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和乞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长，克亲伦纪。”
“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礼——即合乎自然定律、社会规律、与国家纪律者，谓之正当行为。行而不正当，或知其正当而不行，皆不得谓之义。何者为义？“一心济世，厚人薄己，不争权利，急公忘私，弗辞劳瘁，扶善除恶，以彰公理。”
“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称为“廉”。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谓清清白白的辨别。何者为廉？“既明且洁，严慎取予，操守有节，辨别是非，办排谬说，崇尚节约，宁死御侮。”
“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耻者知也。即知有羞恶之心。己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羞。人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恶。惟羞恶之念，恒有过与不及之弊，故觉悟要在切实，有切实之羞，必力图上进；有切实之恶，必力行湔雪，此之谓切切实实的觉悟。何以为耻？“心存羞恶，不屑卑污，尊重自处，不甘暴弃，力求进步，不图苟存，宁死御侮。”
这位史学家更进一步说，因此，耻是行动之动机，廉是行为之向导，义是行为之履践，礼是行为之表现，四者相连贯，发于耻，明于廉，行于义，而行于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礼义廉耻”又是如何贯彻到“食衣住行”之中的呢？新生活运动的教义是这样说的：食衣住行可分为资料之获得，品质之选择与方式之运用三个方面。资料之获得，要合乎廉，廉者明也；品质之选择，要合乎义，义者宜也；方式之运用，应合乎礼，礼者理也。
蒋介石极力鼓吹“礼义廉耻”的目的，国民党当局说得更明了：
一是要让“礼义廉耻”反乎粗野卑陋行为，使国民生活艺术化。现在社会所以猜忌、嫉妒、怨恨、倾轧者，皆遗忘古代“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艺术陶养而生的病态表现，应以艺术治事接物，始能收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而其要擀莫过于格物致知、明辨本末，器求创造，术尚精微，能如是则粗野、错乱、简陋、卑劣，诸目自除。
二是要让“礼义廉耻”反乎争盗窃乞行为，求国民生活生产化。中国之贫，由于生之寡，食之者众。凡不生而食者，其食之所资，不出于劫夺，必出于倚赖，而皆由于不知“礼义廉耻”为之也。故必须使生活生产化，而后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故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其道莫要于此。
三是要让“礼义廉耻”反乎乱邪昏懦行为，求国民生活军事化。国不能战，无以为国，广土众民，徒资寇盗，救国之方惟有尚武。方今“赤匪”充斥，内乱未已，版土日蹙，外侮频仍。吾人欲救此危机，完成其安内攘外之目的，亦非准备全国国民之军事化，不足以图存。而军事化之前途，即在养成国民生活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习性，以求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组织、尽责任、尚纪律，而随时能为国家与民族，同仇敌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也。
总之，蒋介石和对此特别热心的宋美龄，想通过提倡“礼义廉耻”，以“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以“义”来要求人们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廉”来限制人们对生活水准的要求，以“耻”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言论。通过“礼”强化对人民大众的管制，通过“义”引导人民大众服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通过“廉”要求人民大众接受超经济剥削，通过“耻”消磨人民大众的反抗意志，为蒋的“剿共”政策和专制统治服务。
新生活运动搞得最热闹的地方，也就是南昌。蒋介石说过：“我们现在先从南昌起，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我们要使南昌所有的国民，个个都过着整齐朴实，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所以做全国人民的模范。……我相信三个月后，南昌一定可以造成一种新风气，造成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以内风动全国，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普遍的革新。”
大会开完，当局利用正在过寒假的学生，编成200多组，在南昌市设立13个宣传站，分发宣传品。由各机关、部队、学校、社团及各保甲分别召开座谈会。3月11日又在公共体育场召开规模更大的市民大会，会后进行游行，以壮声势。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口号四起，如“吐痰在地，在所禁忌；行路走动，安全第一；举止稳重，步伐整齐；走路靠边，上车莫挤；窗牖多开，通光能气；捕鼠灭蝇，习劳习逸；漱口刷牙，黎明即起；饮食养生，莫恣油腻；互救灾难，和洽邻里；端其视听，走路莫急；小孩清洁，零食勿给；厨房厕所，净扫仔细。”
同时，各种形式主义的运动方式也出现在街头：童子军在纠正路人歪戴的帽子和监视正在饭店用饭是否超过四菜一汤的食客；值勤队在处罚随地吐痰的人；化妆打扮和穿短袖短裤的女性被盖上“奇妆”、“异服”的印章；烫发和新式游泳衣被禁止。新促会的工作人员到处宣传、鼓励进行集体婚礼，简化葬礼，每日每人要洗三次手，每周要洗一次澡，一时间热闹非凡。
继南昌之后，江西的九江、庐山和南浔铁路随之仿效，有些省市也有所表示，全国总共有20个省、4个特别市设立新促会，有1300多个县也有此类组织。蒋介石还在5月25日公布全国执行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及新生活须知》。尽管南昌不到3个月就成为所谓的“模范市”，江西不到一年就成为所谓的“模范省”，可蒋介石“三个月造成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风动全国”的目标没有实现。
新生活运动自生自灭的原因
新生活运动很快自生自灭，出现这一结果并不奇怪。
一、新生活运动充满对人民的污蔑，因而也就找不准运动的方向。宋美龄曾以蒋介石的名义，在谈到新生活运动的必要性时，是这样看待中国人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莫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蒋介石、宋美龄把人民当成群氓，认为大众愚昧无知、刁顽险恶，把统治集团完全同人民大众对立起来，在这基础上产生的新生活运动也就失去了可行性。蒋、宋对官场的批判，讲得痛快，可没有查出官吏腐败、官场黑暗的由来。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性和社会制度是官场病的病根所在。两人对富豪的揭露，也属事实，可两人难道没看到人剥削人制度的实质？难道没有看到少数人积聚财富的非正义性？难道没看到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堕落？
二、新生活运动也是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通俗表现。他以人民为敌，把中国人说成是“毫无生气，颓废堕落”，因此他的新生活运动，实质上对人民思想、行动加以法西斯式的控制，以减轻中共对国民党统治带来的巨大冲击，限制人民大众的任何反抗行为，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的“礼义廉耻”，成为人民大众思想上的牢笼、行动上的枷锁。
三、新生活运动完全脱离当时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该运动提倡的某些现代化的生活习惯也是有益的，如通光能气、捕鼠灭蝇、交通安全、注意卫生等，劳动人民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掌握这些知识，当然由于文化水准低、经济落后，有些生活方式不够高度文明的要求。30年代的中国，对占人口多数的下层人民来说，最主要的是保持最起码的生存权，灾荒、饥饿、贫穷、落后、超经济的剥削时刻威胁着中国人民，宋美龄高谈的文明方式根本没有任何推行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当随着中国人民政治上作主人，经济文化上翻身，生活层次也就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向上，这是在本世纪40年代末以后、在中共领导下才实现的。蒋、宋的新生活运动只是从中国的文化系统中的找出一些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秩序、窒息人民反抗的经学理论，再把从美国搬来一些生活方式，加以糅合，基本脱离中国的实际，不去解决人民生活中的难题，而是空议论生活方式的提高，最终只是美化国民党统治的一种手法，当然也就不会奏效。
四、新生活运动的具体推动者不得力也是失败的原因。在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地区，虽说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家庭妇女都归口管理，可各套班子形同虚设，只是向上应付，只有一些别有用心、希望走“夫人路线”的人为之奔忙。还有推动新生活运动人本身无法达到“礼义廉耻”的标准，也不愿意做到“礼义廉耻”，这些推动、执行人员如此，又何从谈起深化新生活运动。最主要的是，如果真开展新生活运动，受“礼义廉耻”的限制和与新生活运动准则相违背的，如禁烟禁赌禁娼禁止浪费的对象，主要是达官贵人、土豪富绅、宪兵警察、恶霸流氓本人及戚友，他们要么实权在手，要么财大气粗，要么称霸一方，明知故犯、执法犯法，新生活运动的准则无法限制他们，他们成为该运动无法突破的阻力。对于下层劳动人民，统治阶级本身就有对抗的情绪和立场，只是把新生活运动当成惩治百姓、搜括民财的又一机会。这样，新生活运动一出场就是一场闹剧。
新生活运动有两个意外的收获，一是使得第一夫人在全国出尽风头，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活中开始打上自己的烙印，南京城里的文武官员，对这位自1927年底与蒋介石结婚以来在政治舞台上还不是过多露面的第一夫人有了新的认识，看到夫人的能量远不止“夫人”名分之内。
二是有助于改善南京政府在西方世界的形象。一个只知争权夺利、挑起内战的蒋介石，通过新生活运动，和西方政客的距离大为缩短，似乎江西掀起的运动，表明蒋介石正在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进社会福利政策；似乎中国人民经过新生活运动就能一步跨入无忧无虑的新生活，套上民主和自由的光环。西方有些善良的人们，以此呼吁当局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确实也是这样，美英等国此后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和外交上的指导有所增加。蒋介石的目的达到，这是他之所以同意夫人推行从社会改造上讲是劳而无功的新生活运动的原因，也是宋美龄摸透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高招。当然，美英等国增加对南京方面的援助，并不全是新生活运动的推动，更主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在1932年初结束“广州非常会议事件”后，统治地位基本稳固，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这和西方封锁苏联、阻止共产主义赤化世界的反共政策是一致的，这才是援蒋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