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思想主要内容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主要内容论文,特征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F014.1 文献标识码：A
自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就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辩证法。马克思用经济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写出了《资本论》；列宁用经济辩证法研究帝国主义，写出了《帝国主义论》，同时进一步用辩证法研究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论述和经济方针的制定同唯物辩证法的应用、唯物史观的分析与发挥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为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理论遗产。认真领会毛泽东经济思想中蕴涵的深刻辩证法思想的内核，对更好地总结我们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理解和坚决贯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制定的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是一位举世公认的辩证法大师，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矛盾论》、《论十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辩证法著作，而且非常善于将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形成了诸如一分为二、解剖麻雀、学会“弹钢琴”，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多谋善断等一系列完整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体系。《矛盾论》是毛泽东辩证法的代表作，矛盾学说也是毛泽东经济辩证法的核心。
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成功领导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伟大实践和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理论著作中，其本身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理论宝库。全面阐述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这里，我们只能就其主要内容作一概括的描述。
1、运用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原理，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也是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思想的基本构架。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十分重视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考经济问题的重心放在生产关系方面，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社会基本矛盾中，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分为两个大的步骤：首先，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接着，通过和平赎买政策，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通过互助合作的政策，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
五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毛泽东及时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重点转到了发展生产力上，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中，毛泽东开始认为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选》5卷377页）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目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显然，在思考经济问题过程中，毛泽东始终牢牢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并注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调整工作重心，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思想的基石，对此，他一刻也不曾动摇过。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兴起了一股形而上学思潮，鼓吹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针对这一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思潮，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选》5卷第373页）。
通过上面简单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研究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的理论出发点和基本脉络。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更多的是生产关系方面，即使是发展生产力，也是将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生产关系的顺利变革为共产党夺取并巩固政权，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当社会生产力还处于很低的水平时，把数亿中国农民的个体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本意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实际却窒息、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在这方面，毛泽东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而不是经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毛泽东的经济辩证法。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并重视先进生产关系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的反作用，认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可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极富理论创见，而且在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证明。实践同样表明，在处理经济关系，制定经济政策，研究经济问题的过程中，重视和利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
2、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正确把握中国国情，高度重视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特点。
矛盾学说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精髓。对于矛盾特殊性的阐述，则又是毛泽东辩证法精髓中的精髓。把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原理运用于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正是由此出发，坚持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不可调和的斗争，才将中国革命最后带向了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运用这一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获得了成功，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最突出地体现在毛泽东对农村问题的独到认识和对农民问题的正确把握。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用了极大的精力研究和处理农民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从研究农村开始，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走出了一条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之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仍然高度重视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特点，将发展农业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特点，制定了包括实行农村土地改革在内的三大经济政策，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主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又及时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毛选》4卷1430页）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在确定国家工业化的建设道路和经济发展格局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没有忽视农业的发展问题，相反却更加重视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地位。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和错误，这就更加促使毛泽东重视根据自己国家的经济特点开展经济建设。在继续坚持走工业化强国道路的前提下，毛泽东提出以农、轻、重为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计划。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道路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3、灵活运用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对立统一原理，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毛泽东矛盾学说的两大精髓，一是共性与个性，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一是绝对与相对，即矛盾的斗争性与矛盾的同一性。如果说运用共性、个性对立统一原理，毛泽东通过抓住农村和农民问题从而抓住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要害，那么运用斗争性与同一性对立统一原理，毛泽东则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建设方向。
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始终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是物质文明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是精神生活的巨大陷阱。既要发展经济，又要防止资本主义丑恶现象。而这两者都只能寄希望于制度因素。在经济领域，运用计划经济手段（实际是通过行政手段）统一调集和调配国家经济资源，在短时期内，铸就国家的工业和国防基础。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通过不断革命来达到拒腐防变的目的。由此出发，毛泽东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设计，具有了更丰富、深刻的内涵。换句话说，毛泽东意识到了物质文明的发达与精神文明的退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追求对立面的统一，期望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克服物质文明进步带来的精神文明的退步问题。
1957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将科学文化纳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体现了现代化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用四个现代化代替工业化，不仅内容更为丰富，而且表明毛泽东对现代化的内涵理解更加深刻，既抓住了工业化这个核心，又注意到了非经济性的内容。
4、普遍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处理经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
在领导中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十分注意用辩证法把握和处理经济领域的相关矛盾和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比如：
速度与比例的关系。毛泽东曾经用“真想”和“假想”区分在处理速度与比例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如果你真想加快发展重工业，那就不是打击农业和轻工业，而是注重农业轻工业，以协调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如果你真想加快发展内地工业，那就必须更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协调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如果你真想加快国防建设，那就必须适当控制军费保证经济建设，以协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总之，要想顺利实现高速增长，就必须保持比例适当，反之，欲速则不达。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毛选》5卷276页），同时“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选》5卷275页）后来，他还特别注意到要给具体的生产单位——企业以适当的自主权。
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毛泽东在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时说：“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化的积累、农民的收入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毛选》5卷380页）
二、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思想的主要特征
1、鲜明的理论色彩
毛泽东不仅善于将经济辩证法灵活运用于经济建设的实践，而且十分重视理论的研究和阐述。他先后撰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论十大关系》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等许多经济著作，为我们研究把握其经济辩证法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史料。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思想之所以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渊源先天决定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直接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主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一系列理论术语。对马、恩、列、斯等经典著作的理解、消化、把握和灵活运用，构成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其次，深湛的哲学素养决定了毛泽东经济辩证法具有鲜明的理论性。毛泽东的异常丰富的个人经历、博大精深的文化积累和恢弘深邃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他思想家特别是理论家的精神品质。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哲学方面的著作，进行了精心研读。毛泽东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许多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都能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将矛盾学说系统化，其中，关于矛盾特殊性问题的理论阐述是最富有特色和创造性的部分，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闪光点。中美建交史上有这样一段佳话：当尼克松在基辛格的陪同下第一次进到毛泽东的书房时，毛泽东指着自己旁边的周恩来对客人说，具体问题由他来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第三，特定的时代背景要求毛泽东的经济辩证法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处于探索之中的，决定了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风云际会的现代史原本就是各种理论和思潮先后登场、不断试验的时代。一条正确道路的选择，必然有深入的理论思考作为行动的基础。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就必然会在探索中迷失方向。毛泽东说：“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毛选》2卷782页）他十分强调学习哲学，并且身体力行；其中特别强调学习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2、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毛泽东的经济辩证法不是空洞的理论，也不是粗糙的经验堆砌。它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具有丰富的实践。它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进而被实践证明是一门科学。毛泽东经济辩证法的很多创见，正是在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结合中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俄国，领导并夺取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辩证法。毛泽东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政治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辩证法也做出了自己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主要有：通过长期领导革命斗争实践，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光辉结论，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针对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断定社会基本矛盾仍然存在，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变革生产关系；从国情出发，灵活调整经济政策，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区分对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平赎买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调整对农业的政策，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等。
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还做出了一些天才的理论论断。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认为，因为在社会主义相结合，这时的商品经济就不再是单纯的商品经济，而是打上社会主义烙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曾经多次重申“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观点，并从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指出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必须大力发展。尽管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并没有做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甚至在晚年还对商品经济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最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完全废除商品生产，但他的理论探索方向仍然是正确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
3、前后变化和不确定性。
毛泽东的经济辩证法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思想形成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过程。社会主义究竟应当如何搞，并没有现成的结论。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过程当中，根据实际情况，在某一特定的阶段，对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变，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不断遇到国际、国内斗争的干扰和压力，使得革命和建设两个不同的主题出现交替变奏，毛泽东的经济辩证法因此也呈现出一定的前后变化和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有时甚至自相矛盾。比如，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时时不忘阶级斗争，甚至为搞阶级斗争而中断经济建设；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又在晚年搞实际上的闭关锁国；虽然重视农业现代化，但更多关注的是农民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变革和农业为工业服务的问题；虽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和技术的现代化，但更多关注的是国防科技和科技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的问题；虽然注意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期性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又常常犯急于求成的毛病，等等。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作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思想，对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加深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理解，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因为革命和建设双重任务的交替与变换，使得毛泽东在经济建设实践方面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不能因为他在实践中遭受的挫折而否定他在理论上的所做的宝贵探索和得出的正确结论。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领会邓小平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这句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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