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与民族凝聚力_政治文化论文

核心价值观与民族凝聚力_政治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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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2009)04-0070-05

各个国家的独特价值犹如一个社会的经济指纹,它们是破译一国经济成败的深层因子。2008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接受了美国政府约1700亿美元的救助的美国国际集团却发放1.65亿美元的2008年终奖金,其中金融产品子公司(AIG集团亏损的主要肇事者)的7名主管,每人仍然可以得到超过400万元。这在美国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民众除严词谴责外,甚至有人发出“死亡威胁”。总统奥巴马情绪激动,以至于“嗓子被愤怒堵住了”,而一时失声,“这是家因自身的不安分和贪欲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发巨额奖金引起公愤,不知道这家企业如何向纳税人交代”。奥巴马还表示,这不只是奖金的问题,而是基本价值观的问题。而建国60年来,我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摧毁了退役气象卫星,我们发射了嫦娥一号卫星,我们实现了太空行走,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让百姓喝上放心牛奶。三聚氰胺事件出现以后,大家都在思考,市场经济的道德底线在哪里?我们的价值观是否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感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里,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另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在某些方面出现混乱,而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了共同约定的价值准则,国家就会缺乏凝聚力,这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崛起。而回溯历史,每一个大国的崛起一定与文化价值支撑有关,中国的崛起同样需要价值观的支撑。

一、理论论证:价值观对国家凝聚力的作用

综合学界的观点,我们认为,国家凝聚力是指一个国家中不同民族、不同政党及人民群众在价值观、目标、利益等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吸引力、聚合力。 由此可见,价值观的一致是国家凝聚力重要来源。何谓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这个标准存在于人的内心,并通过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价值观通过引导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为国家凝聚力提供价值支撑。

价值观为什么可以为国家凝聚力提供价值支撑?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文化的功能入手。我们所谓的“文化”,并非简单指称文化知识和文化艺术,而是指称在人类的思想精神(精神文化),社会制度(制度文化),人的行为和物态文化(物质文化)层面上综合而成的“大文化”。它由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和思想精神所构成,是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文化是一个社会最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和观念意识,它涉及到人的信仰、信念、观念、知识、伦理、行为、审美观、价值观等范畴,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在社会层面上是引导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民族,社会最深层的精神内含和外在风貌,以及社会制度形式和社会行为的表现形式,并通过文化产品,思想传播,社会教化等形式,将文化意识传播给全社会,为全社会所共享。

而在关于文化社会功能的讨论中,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可能对我们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启发性。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帕森斯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称,他认为,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四种功能条件:第一,适应(Adaption)。确保系统从环境中获得所需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第二,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制定系统的目标和确定各目标的主次关系,并能调动资源和引导社会成员去实现目标。第三,整合(Integration)。使系统各部分协调为一个整体。第四,潜在模式维系(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维持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并使其在系统内保持制度化。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四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系统。这些功能在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趋于均衡的,四种必要功能条件的满足可使整个社会系统保持稳定性。帕森斯的这个理论通常被称为AGIL(取四种功能的第一个字母)理论。在AGIL理论中,社会整合(I)和潜在模式维系(L)对我们的讨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帕森斯在《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的演进》(1977)一书中,把社会整合概念规定为如下含义:一是社会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二是体系内已有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显然,帕森斯所说的“社会整合”,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凝聚力。而根据一般的社会学理论,社会整合恰恰是文化的社会功能之一。帕森斯还认为,一个社会要达到整合的目的,必须具备这样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社会行动者受到适当的鼓励并按其角色体系而行动;二是使社会行动控制在基本秩序的维持之内,避免对社会成员作过分的要求,以免形成离异或冲突的文化模式。实现这两个条件,要依靠“潜在模式维系”,而这正是文化的另外两个重要功能(社会化和社会导向)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认为,文化功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对个体而言文化的功能是社会化;对群体而言文化的功能是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正是文化的这些功能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起着凝聚的作用。

对个体而言文化的功能是社会化。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刚出生的婴儿是同其他动物无多大差别的生物人或自然人。社会通过各种教育方式,使自然人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取得社会人的资格,这一教化过程即社会化。人类学家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化,把社会化看成是文化延续与传递的过程,认为社会化是社会文化的内化。人的社会化对于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把个体与个体凝聚在一起,促进民族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群体而言文化的功能是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第一,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把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整体的过程及结果。亦称社会一体化。它是与社会解体、社会解组相对应的社会学范畴。社会整合的可能性在于人们共同的利益以及在广义上对人们发挥控制、制约作用的文化(包括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如果说社会化的凝聚作用指向作为个体的民族成员,那么,社会整合就是在整个民族的层面上发挥凝聚作用。第二,社会导向。文化系统中的价值观以及规范体系的主要功能就是社会导向。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是深藏于这个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和精髓,它引导本民族的成员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而一个民族的规范体系,则是民族共同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积淀下来的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价值观和规范体系它通过社会化、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共同调整着民族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缓解矛盾,化解冲突,保证整个国家凝聚为一个整体。

.具体说,价值观对国家凝聚力具有这样的作用:

一是为国家凝聚力提供价值支撑。国家凝聚力也就是社会政治的凝聚力。国家凝聚力是社会凝聚力的核心,民族凝聚力则是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基础。价值观可以为国家政治价值理念和目标的一致,做出正确引导。二是通过价值观引导对参与国家政治的各政党、阶层的进行统合、调适。国家凝聚力是社会政治的凝聚力,主要是通过政治价值理念、目标等进行统合调适,针对国家凝聚的矛盾,发挥趋同、融合、导向等作用。

从功能的角度考察,国家凝聚力首先直接表现为一种团结力或称为统一力。具体包括:国家整体对全体成员的吸引力,全体成员对国家整体的向心力,国家内部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当前,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任务,在大陆范围内就是要团结社会各个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各人民团体,齐心合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共同奋斗;在大陆以外,要增强炎黄子孙的国家认同,为祖国完全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这一点与统一战线具有的团结、协调、沟通的功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可以说,以价值观为引导,增强国家凝聚力,是实现整个中华民族政治上大团结、大联合,巩固和发展新阶段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

二、实证分析: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核心价值对国家凝聚力的作用

在价值观中有些是核心价值观。学术界普遍认为价值观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就个人的价值观来说,有的价值观居于核心地位,它制约和引导着其它价值观。就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而言,有的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这就是核心价值观,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贵和、和而不同、民惟邦本等。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核心价值对国家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一)“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人类共同价值理想可以为国家凝聚力提供价值支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崛起的价值支撑,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世界性。当代中国核心价值,必须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体现出人类共同价值理想,可以为国家凝聚力提供价值支撑。

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有其在理想层面的共同性,也就是所谓的普世性,我们不能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实现价值理想途径的不同,而否认价值理想的共同性和普世性。

胡锦涛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在2008年的新年贺词中又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共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成果。”从这两段话来看,既然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向往和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那么,这些价值无疑属于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温家宝2006年9月在接受五家海外媒体采访时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在2007年2月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温家宝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在同年全国人大会上答记者问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名义再次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当然,从工具层面看,因为任何价值表达的是一种理想,而理想是一种参照体系,不见得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现,不可避免地和实践有距离。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由此也决定了不同国家因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的不同,价值观必然有其差异,由于各国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的不同,实现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道路也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备受西方推崇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价值,也并不表明这些价值已经在西方完全得到实现,而且由于各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实现这些价值理想的道路也有不同。

但是,从理想层面看,“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表达的是一种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可以为国家凝聚力作价值支撑。

(二)中华优秀传统价值如贵和、和而不同、民为邦本等价值理想,可以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理想,从而为国家凝聚力提供价值支撑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由于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贵和、和而不同、民惟邦本等思想,完全可以成为具有共同性的价值理想,从而为国家凝聚力提供价值支撑。

1、贵和价值理念与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主题相契合,对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对增强国家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从政治功能的角度讲,统一战线的存在直接指向于政治目标的实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全体同盟者尽可能地做到“步调一致”。从深层意义上讲,“步调一致”的着力点和实现的条件因素在于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在统一战线内部,只要在一些最为根本和原则性问题上能在一个时期能达成共识,彼此就可以相容共处,尊重对方的选择,让对方保留意见。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还在于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对统一战线这一组织形态的价值、信念等的认同。在我国社会结构调整、转型过程中,阶层的分层化、社会的多样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导致统一战线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成分之间的价值信念必然会有差异,而中华传统贵和的价值理念,对引导、整合统一战线成员价值取向,实现统一战线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任务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增强国家凝聚力。

第一,贵和理念对社会各阶层和谐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对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贵和理念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对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制定,也是秉承“贵和”的理念确定的,从而对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因其存在“和”的基础,即在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力量按照共同的利益和政治要求而确定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这是国家凝聚力的来源。比如,在多党合作的架构中,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所以能和谐相处,就在于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这是“和”的基础。再如,统一强大的中国,是大陆与台港澳人民追求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符合两岸三地人民共同的利益。这是两岸三地“和”的基础。有了“和”才能增强国家凝聚力。

2、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对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各方利益,增强国家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传统价值所谓提倡的和,不是不承认矛盾,不承认差别,相反,恰恰是以承认矛盾和差别为前提的,即和而不同。以这种理念看统一战线,正是由于不同民族、阶层、政党、集团在目标、利益共同性的基础上存在着多样性、差异性,存在着“不同”,统战工作才有其存在的必要,包容“不同”是统战工作的应有之义。在统战工作中追求“同而不合”的想法和做法,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不良政治生态环境的逐渐形成,表面一致而实不和谐,掩盖客观存在的矛盾。

比如,多党合作制度的设计本身,就体现了包容“不同”的理念。我国多党合作取得的新成就,正是得益于坚持了这一理念。勿庸讳言,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坚持“和而不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还需要有包容“不同”的雅量。具体说,要有博大的胸怀,容人的雅量,从善如流的气度,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民主的精神和符合事物规律的科学的工作方式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协调各方利益,建立起共同的政治认同,进而增强国家凝聚力。

3、民本思想是国家凝聚力的来源。

民本思想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了人民的自主权利,是国家凝聚力的来源。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本主义思想贯穿于始终,成为最有价值的部分。民本主义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尚书·盘庚中》)古之先王,无不尽心爱民,告诫官员们不要贪求财宝,不管人民死活,而应一心一意给人民以恩德。孔子提出“仁”和“以政为德”,其核心是爱民。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集西周以来民本主义的大成,提出“民为贵”“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的理论,把民本主义思想推向一个高峰。儒家的继承者们继续发展这一理论,使其更加丰富而完备。他们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贾谊《新书》卷九《大政上》)因此要求国君要以爱民为先务,不可以民为敌,“古之贤圣之君,爱民之心如爱赤子,休养生息,惟恐失所”(《上中兴正本疏》)。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爱民”的观点出发,主张“德治”和“仁政”,不可虐民。所谓德治,就是要以德化民,用孝悌、忠恕、仁义、诚信、礼让、智勇、廉耻、中和等德行教育人民,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和道德自律,使他们能自觉遵守各种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他们因此而反对对民众只事严刑峻法而不施以道德教化的暴政,而主张“仁政”。仁政对为政者提出较高要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由此看来,他要求为政者要“正”。所谓“正”有三方面含义:一是正身,就是要修身,这是从内圣到外王最起码的立足点。二是廉洁。廉政是仁政最起码的内容,要求为政者欲而不贪,见利思义,廉政为民。三是勤政,主张为政者勤于政务,体察民情,关心民众疾苦。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爱民”的观点出发,主张为政者要得民心,顺民意,不可逆民。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全在于是否得民心,得民心,人民拥护你,政权就稳固,失民心,人民离心离德,政权就不稳固,迟早要灭亡。孟子说:“桀纣之失之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荀子则形象地概括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唐太宗在与大臣的对话中也阐述过民水君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道理,一再强调“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贞观政要·论君道》),劝诫君王,要顺民心。白居易说:“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白居易集》卷六二《策林·辩兴亡之由》),总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论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当然,民本主义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一种指导思想,是为大一统专制政权服务的,仁政的目的是要强化其统治,而不是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实行民主,民本主义思想在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不可能发展出民主政治,最多只是德治、仁政。

实际上,民主与民本有本质区别:在内涵上,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所表征的是一种政治诉求,而民本则是一个道德概念,它所表征的是一种道德诉求;在价值目标上,民主是通过对政府权力的制约,防止社会政治权力被少数人所滥用,从而达到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目的,而民本的出发点则是解决国家政权的稳定和长治久安问题。民本理论虽然还不是一种民主理论,但它肯定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了人民的自主权利,这是国家凝聚力的来源。在当代中国,民本思想是可以发展出民主政治,从而为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奠定基础。

收稿日期:200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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