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战略取向_经济论文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战略取向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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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近两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三个明显特征。

1.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增长

200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6%,其中重工业增长率为13.1%,轻工业增长率为12.1%,2003年则分别提高到17.0%、18.6%和14.6%,两年中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长分别高出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从60.9%提高到64.6%。

重工业增长不仅明显超过轻工业,成为带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重工业增长也发挥着主导作用。1998—2002年工业增长为9.2%,同期GDP增长为7.7%,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10.2%,工业增长8.0%,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3年GDP增长9.1%,在农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减慢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却达到17.0%,高出GDP增长7.9个百分点。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的高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与近几年消费增长平稳和净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相比,投资的增长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2003年我国工业投资14460亿元,同比增长39.0%,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工业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据2003年统计公报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纺织增长80.4%,煤炭增长52.3%。

另外,就长期趋势而言,投资增长的作用也反映在近几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关系的变动上,投资率从1998年的37.4%上升到2003年的42.7%。

导致产业和投资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虽然近几年我国消费增长保持平稳,个别年份还有些偏弱,但不能否认,经过多年的能量积累,消费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相比,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为2003年的37.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目前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以及教育和文化娱乐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居民年均消费支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2003年,在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消费支出中上述领域的消费占35.9%,农村居民达到34.9%。可以预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逐步释放出能量,成为带动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使经济高增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验表明,当大众消费进入汽车、住宅消费阶段后,投资高位运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将保持较长时期快速增长。与之相比我国的情况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将会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国人均GDP从目前1000美元到2020年3000美元的20年间,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不仅来自于传统消费需求的升级和不断释放,而且新技术发展必然引致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汽车和通讯消费的持续高涨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特征。二是我国已经把加快城市化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作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又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如果能够持续提高城市化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所释放出来的潜力不可估量。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近年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都是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如信息、汽车和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也已连续3年以较高速度增长。随着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材、有色、化工及建材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2003年出现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为主的短缺和投资热潮,客观上反映出主导产业变化的特点,标志着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

产业关联效应增强不仅反映在工业内部,也反映在基础设施领域。随着收入增长,人口流动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提高,大众消费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同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会拉长产业链条,增加物流规模,提高产业组织的复杂程度,使生产和流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趋于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讯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

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张的同时,还将带动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以研发、物流和金融为中心的新兴服务业和以满足城镇居民需要为中心的生活服务业,都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从而会显著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3.新的发展阶段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趋势相统一,正在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角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加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90年代随着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世界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形成浪潮。根据商务部有关统计,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成立企业数量最多的年份是1995年;投资额最高的年份是近两年,尽管投资企业数减少,但投资额增大,表明大多数在华投资的500强企业已进入规模扩张阶段。

目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而在我国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进口替代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出口。导向阶段趋于成熟。未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将会更多地转向资本技术产业,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原材料、元器件等上游产品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1998—2003年,我国各年GDP保持平稳增长,外贸进出口虽有较大的起伏波动,但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两倍以上。由于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致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从35%左右提高到60%以上,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同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由每年400多亿美元上升到500多亿美元;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41.4%,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44.7%。

我国经济对外依赖不仅表现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技术和资源方面。目前,许多高成长性行业如计算机、电信和汽车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然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重要资源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以致进口迅速增加。2001年到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增加了50%,钢材年进口数量增幅超过了100%。

综合上述分析,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将因重化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从而将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和对国际资源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加强,国内潜在的大市场将会对国际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二、新阶段提出的主要问题

1.经济社会转型压力增大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既是后起国家振兴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容易造成发展失衡、加剧社会矛盾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一般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正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转换的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出现显著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处理得当,就能顺利地发展上去,反之,则可能出现徘徊以至于后退的局面。

韩国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化工业发展,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陷入了债务危机,后经艰难的调整才渡过难关。

拉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一度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快速增长,但随后因为经济结构扭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终酿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90年代中后期,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中断,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一阶段。

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目前正在进入的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也是在体制转轨和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逐步显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应有充分的认识。

2.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重化工业化容易导致资源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拉大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资本的集中带来财富的集中;其二,人的能力的差别带来收益的差别。这一时期,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协调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就可能走向反面。

3.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发生渐变

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会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容易出现经济高增长与失业压力增大的“逆反”现象不平衡。重化工业发展使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性增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这对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期的到来提出了严峻的课题。

另外,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我国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都会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而逐渐消减,倘若仍然依靠这一类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来发展经济的话,我们将难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在世界制成品市场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形不成核心竞争力,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步丧失。

因此,面对新阶段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如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保持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又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都将事关发展与稳定的大局。

4.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

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我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为27%,人均森林面积为20%,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而单位产出的能源或原材料消耗却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

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增加,将使我国短缺的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特别是石油和矿产品的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对国际资源的依赖也会明显加强。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汽车、住宅业的发展对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会显著提高。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会带来“三废”排放的增加,给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压力。

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合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效地解决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5.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虽然产业链条延长、中间需求增加,有利于扩充市场容量,但如果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跟不上,则可能加剧市场过剩和通货紧缩。

重化工业发展资本需求量大,信贷膨胀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赶超冲动”和“政绩攀比”倾向,更容易引起盲目投资。如果投资效益不好,就会加大内部金融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引发通货膨胀。

此外,重化工业发展也会增加进口需求,对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在全面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任何外部冲击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

总之,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增长的内在要求,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不确定风险和调整的成本也会增加。因此,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是这一阶段需要把握好的重大课题。

三、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取向

从战略上讲,要把握好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解决好内部协调性和对外平衡性的问题。

1.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新阶段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走势和中长期结构变化趋势的重要依据。为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针对新发展阶段高增长和不平衡的发展特征,进一步树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既要利用好新阶段创造的新机遇,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又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大调整措施,注意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既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继续加快发展,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群的合法收益和积极性,更要强调通过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好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既要注重效率原则,关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水平的提高,还要充分考虑公平,不断充实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以参与和共享来实现公正和平等,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为提高效率提供可靠保障和坚实基础。

2.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要注意结构变化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平衡

新发展阶段资源向重化工业和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其根本意义在于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产业发展的领域,带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不等同于城市加快发展,关键是将农村的发展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循环之中。因此,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关键在于使结构变化更加有利于产业关联和城乡互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结构的安排与要素禀赋的特点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结合起来。

从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看,资源配置应突出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应在结构上坚持就业优先。在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应高度重视客观上存在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解决这一问题可能的思路有两点:一要抓住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和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使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之间保持平衡,注意发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在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二要把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始终作为战略重点,保证劳动力质量同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这两点,前者旨在抑制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后者则着力于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从总体上讲,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解决好结构升级与增加就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才是成功的。

3.宏观调控政策应注意适时适度和长短结合

新发展阶段具有结构变化剧烈,容易引起经济波动,调整代价较大的特点,这对宏观调控方向、时机和力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宏观调控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注重开掘市场调节的自组织功能。新的发展阶段是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与以往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时期不同),政府调控主要不是通过直接干预来主导发展的方向,而是要通过创造环境来保持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府对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失调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必要的,同时也需要依靠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力量来自求平衡。在市场有效范围内充分保护和发挥好市场的作用,是宏观调控的边界和基础。

其次,短期宏观调控措施要有更长远的预见性,在总体上要服从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因为局限于解决短期问题而积累和加深长期矛盾。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宏观调控措施长期化,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在调控方向上与长期发展战略的一致性。

再次,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弹性,无论是顺向调节还是逆向调节都应把握好时机和力度,多用“微调”的方法,为市场作用留出必要的空间和时间,循序渐进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4.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球战略思维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考虑经济发展必须有全球视野,通过与国际经济的互动来谋求自身更好更快的发展。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空前扩展,这种依赖不仅表现在市场方面,同样也表现在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方面。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对内应强调统筹协调,对外应着眼于全球市场。因此,一方面,发展经济的立足点在国内市场,不能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必须着力稳固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推进结构升级的同时,提高经济整体的协调性和竞争力。只有把内需开发出来,统筹协调好国内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才能够更好地运筹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不能把参与国际分工局限在过于狭小的专业领域和特定区域,而必须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参与国际分工。要为我国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我们必须密切跟踪国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在全球的范围谋划资源的最优配置,保障有效地实现更广泛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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