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建设高度建设精神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文明论文,制度建设论文,高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度建设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精神文明”，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从而表现在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发展方面的具体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目前中国理论界关于精神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的界定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却是双重的。
一方面，源自于将精神文明视为物质文明对应面，概括出精神文明的成果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进而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划分为两个方面，即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领域巨大变化。
另一方面，无论“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对社会存在的理论抽象。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一种统一的客观存在，它凝聚着人类的精神生产和物质劳动，但这种凝聚是密不可分的，不能人为地将它们分开。所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更多地是一种理论分析框架，还原到现实中，则是一种统一的存在。然而，正是源自于理论抽象的精神文明的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直接的社会实践，集中在社会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领域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然，不能否认，这种建设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崭新文明。但是，它有局限性，局限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建设精神文明，而忽视了社会实践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制度建设领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促进和支持作用。
制度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
从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来看，它处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自然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之中介。制度建设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成果，表现为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它凝聚着社会生产力的物质进步和为适应推动这一进步而涌现的全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教育发展及智慧。在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程度，与制度建设和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全部内容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制度建设的内容决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同样也决定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等非思想道德部分建设的体制性安排；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内容，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建设，就会失去意义，这种建设实践本身就不存在。
从制度建设的本身来看，制度本身的建设和创新就凝聚着人类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最高成就。现行制度学派的理论分析框架，重在根据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关系，以成本——收益分析和边际分析为原则，回答人们为什么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制度。然而，从人类历史进程看，制度的建立和创新应包含两种价值取向及这两种价值取向的统一。经济和效益的选择无疑是基本的，但文化——意识形态的选择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一选择通过制度强化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以促进社会的内聚性，形成推动社会物质和精神进步的强大动力。所以，制度建设应该既是社会两种文明进步的结果，同时又是对这种进步起巨大推动力的社会存在。在制度建设中，凝聚着人类全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的最高成果。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如果脱离了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必将失去载体。
上述分析，为我们认识精神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是否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个方面。这里并非做概念游戏，而是防止辩析概念的混乱和对实践的误导。精神文明建设不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全部内容。建设精神文明，如果排除它与物质文明的理论抽象关系，实质上就是塑造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文明，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来说，就目前的认识和实践水平，还主要集中于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领域，就是在这些较为纯粹的精神文明领域，情况也是复杂的：首先，在这些领域中，也同样渗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内容，例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而所谓渗透在“物质文明”中的文明又是与精神文明不可分割的，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很难说这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其次，在这些领域中，更多地渗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决定的体制性安排，即制度性内容，这种内容很难用精神文明建设还是什么其他建设区分开来，例如思想文化体制、道德规范机制等；再次，精神文明建设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明来说，还有其领域外的交叉关系，不能说除精神文明建设之外，其他领域，尤其是制度领域的建设，与建设精神文明毫无关系。因此，就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必须要有较开阔的制度视野。
第二，建设精神文明包括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内容，而且是十分重要并必须为我们今天所特别重视的内容。制度建设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内的体制建设，也包括精神建设外的制度性建设。建设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首先要依靠制度的力量，运用已有的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来建设一种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范式；当一个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为了保证这种社会的性质和前进方向，保证这一社会自身发展动力和净化能力，各种制度建设中同时也要运用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成果，来支持这一社会的文明：一方面，它对腐败的、危害这一社会制度存在的精神垃圾起到强有力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对支撑这一社会生存发展的新型精神文明起激励和催生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它与任何一个社会的共性来看，制度建设理所当然是其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从这一社会在历史发展的阶段和其所处的世界宏观背景来看，制度建设的巨大作用则更不可忽视。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内容，无论是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处在初级阶段，决定了这部分在建设上的艰巨性；由于当前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复杂性，如果没有强大的制度建设作支撑，真正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不可能做到的。
制度建设是当前建设精神文明的薄弱环节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这好象是一个并不相关的命题，但是，正是随着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才越来越突出了必须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思考的必要性，或者说，经济体制改革内必须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制度性安排。
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因而，十几年来的体制性制度安排，是以提高效率作为基本准则的。这对于市场经济的选择也是决定性的。然而，经济体制本身只是社会机制的组成部分、除效率原则外，它还是人类文明积累产物。它本身的目的性还包含着不可缺少的思想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因素。连西方经济理论都承认，就经济体制内部来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就经济体制外部来说，“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1991年版，第51页）一般经济体制如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则应更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视角。
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来看，克服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负作用的消极面，不仅仅需要精神文明的建设，还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消除其改革中可能产生的思想道德负作用和消极现象，作出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不是外在性的，而是内在性的，即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本身不可分割。例如，市场经济及其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的改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的唯一抉择，但进行这一抉择的同时，也将市场对思想和伦理的双重效应根植于这一体制之中。然而，从事于这一体制改革的人是可以有选择的，尤其是针对市场负作用的滋生及蔓延预先作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使其消极面被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内。这种制度性建设往往比市场负作用出现、并浸透到精神生活中，再加以纠正要有成效得多。
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还存在理论认识上的不完全性。即不是没有预见到其对思想及伦理的消极面，但很少考虑靠制度的安排去克服它们。
这是由于：一方面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视为两个领域，让经济领域改革出现的思想道德及伦理问题，交由精神文明建设去解决；另一方面，注重纯粹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经济体制方面花费了巨大努力，但这种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造成了经济体制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滞后和脱节，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思想道德负作用得不到经济体制自身有力的抑制，以及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消解。原因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过于功利化，与精神文化建设目标之间的矛盾得不到体制内的协调。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自身的目标也可以区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它对经济体制的功利性目标起积极的支持作用，服务经济体制的效率目标是它存在及改革基础和前提，它以经济为基础建设起来，同时也对这一经济基础起能动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又不纯粹由经济功利目标所决定，这还服务于一定阶级、政党的价值目标，尤其是它与同是上层建筑的精神文明建设联系更为密切，作用于经济体制的目标。这种作用一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二是抑制经济发展中所滋生出的许多思想道德的消极面。因而，政治体制自身也好，改革也好，同样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任，即与经济体制内部的制度性安排一样，在政治体制内部进行制度性安排的问题，从而使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呈现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与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一致的制度性协调。
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描述政治体制对社会主义社会整体性作用的功能，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从其服务于社会的功利化目标看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从其服务社会的价值目标看，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个文明建设，就更需要政治体制来协调，这种协调从本质来说，是政治体制内生性的功能，政治体制只有在自身的制度设计，改革体制的方案、目标中内在地将它体现出来，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精神文明的要求。但是，从当前我国建设精神文明所出现的结构性矛盾看，这一要求并没有充分被满足，也就是“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问题的根源，更多是来自于政治体制自身建设所造成的，或者说是体制性、制度性原因，“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制度化了。
具体分析“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在政治体制的制度框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配套论”，即政治体制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这一用于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并不错，但在实际体制化、制度化过程中，“配套”被强烈功利化了，即为纯粹的经济增长、市场发育服务。至于怎样与抑制市场负作用“配套”，怎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配套”，共同来一方面支持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共同消除经济发展中可能导致的思想道德的恶化“配套”，显得不力；二是“评价导向”，即政治体制建构成败评价标准应该是“两个文明”都要好。然而，在实践操作中，评价导向呈现在物上重经济效益，呈现在人上的标准重完成利润、产值指标，而忽视、甚至置思想、道德标准于不顾，在有的地区甚至“连犯罪都加保护”就不奇怪了；三是“主体建设”，即政治体制内干部队伍建设。根据两个文明都要好的要求，应该建立一支既懂经济，又懂政治，视两个文明于一体的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现在一些地方提出“一把手抓两手”有这方面的含义，但毕竟是一种要求，不是政治体制内已经解决的制度性安排，而问题正在于政治体制内这支队伍的建设存在缺陷，物质文明是一条线，精神文明是另一条线，这种队伍的分工使精神文明建设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主要领导人或一把手抓两个文明的意识、素质及艺术，如果其不具备“两手抓”的意识、素质及艺术，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就很难在一个地方硬起来，甚至出现队伍的分化，即许多人纷纷转向经济这条线，而思想意识形态领导部门内思想政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在强烈的功利导向面前自惭形秽、不安心岗位。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能流于口号和形式了。
第三，思想道德体制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如果从制度化要求来认识，其框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道德体制（或工作机制）的建设，二是科学文化教育体制的建设。作为上层建筑，这两种体制的制度性安排，一方面，与政治体制的建设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发展。其中思想道德体制的建设，不仅决定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决定整个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运行和发展的性质与方向。因此，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首先要取得体制内部的制度性平衡，才能使精神文明自身以及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协调的。
然而，实际工作中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作的制度性的安排，还是不平衡和不协调的。就思想道德体制建设与科学文化教育体制建设两者关系处理上，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一个悖论：从理论认识的程度来看，应该说我们对思想道德的建设是重视的，无论从我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到改革开放的十几年实践中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深化方面，都认识到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种种新情况、新问题时，我们都能认识到思想道德建设存在的不足及必须加强的道理；但是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来看，我们在体制性建设（或工作机制的建立）方面力度不足，与科学文化教育体制改革相比显得滞后、脱节。可以说，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在科学、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方面进展是较大的，大大快于思想道德工作机制的建设。但也正是这样状况，造成我国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内部新的问题：科技文化教育面向市场经济所作的改革制度安排，得不到思想道德建设在体制方面的强有力支持。相反，这种体制建设和改革受到强大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功利化目标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较为单纯的体制内纯业务性改革，二是强化了这种体制的功利化机制，出现教育、科学、文化在自身的改革中过于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问题，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一切向钱看”则是相当突出的。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内部，也有一个“两手硬”问题，即思想道德建设与科学文化建设在体制和制度建设两方面两手都要硬的问题。不能造成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是软件建设就更软，而科学文化教育更多是硬件建设就要硬。
运用制度建设精神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大课题，应将它放在整个社会的系统中全面考虑。就制度建设而言，没有超越人们精神生活的制度建设，建设精神文明是其应有之义；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言，不存在抽象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将精神文明建设浸透在各项制度建设之中。所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针对当前的问题和特点，可以概括为：在精神文明建设上，须具备制度建设的视野；在制度建设上，须具备思想道德的所谓“伦理”建设的视野。总之，在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和体制建设上，都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一，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思想道德方面，建立完备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科学文化教育方面，强化制度建设的思想道德方向。
对思想道德建设，当前对其内容即理论方面比较重视，但在制度和工作机制建设方面比较薄弱。应该说，形成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和工作机制是思想道德建设在目前应重视的制度性内容。
一是建立重点突出同时又覆盖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重点突出就是教育教育者，这部分人中主要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是我们党崇高思想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体现者，他们在方方面面的表率作用，教育作用，感染作用，将大大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覆盖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不仅要从学校到社会，从企业到农村，还要针对市场经济新情况，将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劳资双方人员、各种外资企业内的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尤其是个体文化工作者），纳入我们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在我国，党和政府与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还存在教育关系，他们有自主劳动的权利，也有受教育的义务。
二是针对不同层次对象在内容上规范化制度化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机制。思想道德工作机制必须根据不同层次的对象去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重点是有针对性的使思想道德教育内容规范化制度化。对于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理论学习、理想信念教育，为人民无私奉献的要求应是其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机制规范化制度化内容，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能随意取消或降低要求；对于广大人民，则应以逐步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有良好道德修养，热爱祖国，培养自觉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思想道德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内容，尤其要突出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教育，这些要成为制度。
三是制度化法规化的安排。在处理思想道德建设与我国政治制度关系问题上，应看到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规化是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是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国家的制度建设。对此，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1)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性，对于各种反对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须应用制度的力量加以制止；(2)在制度上、法规上处理好思想政治领域奉行的原则与经济领域奉行原则的关系。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应得到制度法规强有力支持。思想道德领域与市场经济活动领域有些反映各自规律的内容，也要得到制度和法规的严格区别；(3)思想道德建设与各种传媒载体和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关系。对此，在制度化法规化建设上，应使各种传媒载体和多种艺术形式做到三个层次：即服务于思想道德建设、有益于思想道德建设、无害于思想道德建设。使人们看到一条清晰的“界限”，如果越此雷池，则会受到制度和法规严格制约。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导向性。
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存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其内容形式，使它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然而，就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个怎样从制度或体制建构中，如何一方面完成自身的经济功利目标；另一方面服务于或实现其内在价值目标的问题，也就是在经济体制内部的制度建设中建设精神文明的问题。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前面是加了社会主义的。所以，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适应这种要求，而且经济体制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要求。
就总的原则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不仅要实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功利目标，还要使经济体制更加合理化，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经济体制内部，通过制度化的确定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是竞争与协作、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上更好地兼顾，使人们在这些体制性安排下，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精神上同样受到尊重。
具体说来，经济体制改革在制度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导向性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原则。我们不仅要使人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懂得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而且要在市场经济这场深刻的体制变革中使人们通过亲身的体验确信这种体制的公正性。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核心集中说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种导向性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上，必须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建构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原则，坚持收入分配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和干预确保按劳分配为主体原则，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家主权和我国人民人格受到尊重的原则，坚持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全面发展原则等等。这些原则是我国经济体制的内在精神，也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所在。
其次，不仅在宏观上坚持导向性，而且在微观上确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原则到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体现了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制度特点，但经济体制的建构是复杂的，宏观上的导向性要通过微观的到位体现出来。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深入地触及和切入市场经济领域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中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一步结合的过程。事实上，当前我们在这种宏观导向和微观到位关系上还没有很好地协调起来。一些具体的经济体制安排体现了过于功利化，或者某些地区部门甚至无视国家经济体制的宏观导向性，出台一些与之相悖的体制性政策，这不仅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利，对经济体制本身的创新也是伤害性的。制度或者体制不能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导向对立，否则，意识形态和道德导向是苍白无力的。
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某些体制安排在现阶段的局限性，从而做到体制性措施与非体制措施一起抓。经济体制改革毕竟具有目标的双重性和囿于当前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特点，使得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不得不作出一些体制性安排，这种安排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导向性，也会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例如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建立，竞争中的兼并、改组、改制，股票、证券等融资渠道的扩大，鼓励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及补充作用，分配中因为激励效率所作的扩大差距的制度性安排等等，不免导致拜金主义、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等负面性影响。对此，坚持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导向性要求作出这些体制安排时，在其他非制度性方面，如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应作出防范。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键领域。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这种民主的价值目标，归根到底是为了社会的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服务。政治和经济有时呈现出不同步性，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民主在一些国家，一定历史阶段并不平衡；但政治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改革与社会精神文明往往是一致的，世界上几乎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但政治体制非常落后，或民主政治高度发达而精神文明相当落后的国家。
政治体制，可以要算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关键领域。“建设物质文明关键在党，建设精神文明关键也在党”，正是从这个角度强调了这一道理。当今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思想道德领域、科学文化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建设，都离不开政治体制对此明确的确认和强有力的支持。
首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加以确认和强化。要使全社会都重视精神文明，使精神文明建设具体工作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仅靠精神文明建设领域重视，或者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部门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要成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运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加以落实。例如，“两手抓的工作机制”、“一把手抓两手的制度”、“领导干部两个文明都要好的考核标准”等等，这些不仅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更是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需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成为全社会的示范性群体，而通过制度让他们必须去做更可靠。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树立了崇高的道德标准。这一标准首先要求其成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去履行，广大人民才会逐渐地去适应，慢慢地自觉地去做。精神文明建设是号召、倡导、教育他去做，但这些远远不够，必须要有一种制度，使他们一定要去做，不能做就把他们从这一群体中清除出去，因为他们败坏我们党的事业。在此，如何保持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既是精神文明建设大事，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头等大事。
再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靠教育，又要靠法制，而法制则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的重要内容。我们这几年较多地从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角度重视法制建设，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然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积累的好经验、思想道德进步所需要的好规范，同样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这一点，在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还是薄弱环节。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从政治体制高度看，法制在经济上的完备性，与精神生活高度规范有序性是协调的。今后，亟需加强精神文明的立法建设。
其四，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在党。可以说党的建设是我国最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在党的建设这个点上，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交汇在一起。建设精神文明关键在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则是执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制度、教育管理、干部队伍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制度建设，这种制度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说到底，我们只要把党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有了巨大的动力；如果在政治制度上将它确立好，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局面，即：良好的社会风气，高素质的人民，强大精神动力的民族凝聚力，繁荣的科学文化事业等等，在我国是可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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