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体与收入水平、政府质量：相互关系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体论文,收入水平论文,相互关系论文,民主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88-07
近年来，学界关于民主化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趋势。在民主化研究的初期，学界的研究焦点在于探讨民主转型的具体机制、方式、时机以及影响因素，并注重分析精英行动者、社会情态以及结构性社会变迁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以及一系列影响民主从启动到巩固(当然也包括反方向运动)的因素。在此之后，民主化研究将注意力转向民主的实际效应，即探讨民主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改善等问题。从时间维度上看，这种转向更加偏重理解“民主之后”的社会发展问题。学界围绕民主政体的实际效应所展开的争论表明，民主在价值规范层面上的普遍性(即使是威权政体也未曾公开否认民主价值)在经验研究中实际上面临质疑。首先，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民主并不必然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相反，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威权体系和结构之上。其次，民主在西方国家所产生的压力(如福利国家陷阱以及食利集团的固化等)会阻碍经济发展。再者，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实践非但没有带来可欲的发展效应，而且使得民主成为动乱、腐败的源泉。
学界关于民主政体多重效应的探讨，并不仅仅集中在经济发展及其附加性后果(如收入水平的变化)方面。许多学者则倾向于研究民主政体对政府质量、国家能力的影响作用。从系统效应的观点看，社会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因素相互促进与限制的过程。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可欲效应与非可欲效应交织在一起，一方因素针对互动采取的策略会影响其他因素的选择行为，环境变迁也会导致互动行为的改变。[1](P29-91)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探讨民主政体与收入水平、政府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机制解释三者可能存在的影响作用。
民主政体、收入水平以及政府质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虽然难以得出确切性的结论，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至少在以下几点达成共识：一是任意两者的关系不是确定性的(由于相关性分析只能在两个变量之间进行，因此相关性分析无法同时满足对于三者关系的研究)，而是呈现出某种形状的非线性相关特征；二是任意两者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地通过中间变量实施影响。所以，单纯分析三个因素的关系效应在技术上是无法达到的，这种简单化的处理也很难照应社会要素的复杂性状况。为此，本文在探讨民主政体、收入水平与政府质量时，首先将其中的某一因素看作是因变量，其他两大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观察这种影响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分析三个因素的影响关系时，侧重接受一种学界较为认可的关于三个概念的操作化定义。在测量民主变量时，学界普遍使用的数据是“自由之家”(包括“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维度)和“政体”机构的数据；所谓的收入水平变量主要使用的是世界银行所提供的数据，这里的收入水平变量与经济发展变量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我们为了研究的方便经常用“收入水平”来指代经济发展对于民众经济收入的影响；而政府质量的测量相对复杂，它主要包含“预防腐败”和“官僚体系质量”两个指标。[2](P1-24)为了摆脱在测量政府质量时面临的意识形态困扰(自由主义者与凯恩斯主义者对政府质量的理解是不同的)，罗斯坦(Bo Rothstein)和特奥雷尔(Jan Teorell)借鉴了沃尔泽对“道德领域”概念的划分，根据利益的类型与范围，区分了制度实施的四种不同的“公平范围”，将政府质量理解为政府执行权威过程中的制度公平性。[3](P165-190)因此，本文对政府质量概念的测量主要基于政府治理的过程和结果，将围绕政府质量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之争中立化，假定意识形态争论就政府质量的某些基本方面达成共识，从而避免价值因素对于概念测量的干预性影响。
一、收入水平和政体类型如何影响政府质量
在以政府质量(q)为因变量、收入水平(i)和政体类型(p)为自变量的目标函数中，政府质量受到收入水平与政体类型不同组合模式的影响。
其中，α、β为影响系数，γ为误差值。为了考察与比较民主政体对于政府质量的影响，我们将政体类型划分为民主与威权两种。同时，先前的研究也表明，收入水平对民主化以及政府质量影响的关键点在于“中等以及以上”与“低水平”的区别(如杰克曼的“N”型曲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库兹尼茨曲线”以及巴罗的“倒U型曲线”)。因此，在我们简单地将两大因素做二元划分的情况下，得到一个简单的四象限结构。
如果在考虑了那些同时影响收入水平和政体类型的变量的干扰作用之后，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见表1)。
我们可以看到，在收入水平达到中等以上的民主国家中，政府质量往往会很高，民主和收入水平对于政府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如丹麦、瑞典等)；当经济收入处于低水平时，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往往会导致政府质量低下(如利比里亚、海地等)；而在经济收入相对发达的威权国家，虽然政府质量相对于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低，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如俄罗斯、新加坡等)；相较而言，收入水平低下的威权国家往往会导致政府质量低下(如大多数非洲国家)。
莱德曼(Daniel Lederman)等人认为，政治制度在影响政府责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作用是重要的，民主制度满足了制度抑制腐败的两大渠道要件：一是政府责任和公共品供给结构，政治制度通过惩罚腐败官员或解决公民了解政府活动信息方式增强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二是公共品的竞争性供给产生竞争机制，减少了政府寻租的可能性。[4]政府责任和预防腐败之间是高度相关并且相互强化的，从而提高了政府的质量。而贝克(Hanna Back)和海德尼尔斯(Axel Hadenius)认为，不同民主阶段的控制方式的差异会导致政府质量的变化。在强势威权国家，国家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力控制实现可欲的控制目标，此时国家能力较强，却难以得到社会制衡；而民主化开启之后，国家自上而下进行控制的能力受到限制，继而损害了行政能力；当民主达到巩固之后，自下而上的社会控制由于受到一系列民主制度和社会资源的支持而成为主要的控制形式，此时行政能力达到最强。[2](P1-24)民主发展阶段与政府质量之间形成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从总体上看，虽然政府质量会随着民主的不断发展而提高，但是民主的过渡阶段往往会造成权威流失，政府责任下降，民众需求得到压制，从而损害政府质量。查隆(Nicholas Charron)和莱普恩特(Victor Lapuente)沿袭在分析政府质量时区分国家与社会的做法。他们发现，政府质量受到来自国家的供给力量与来自社会的需求力量的双重影响。通过将制度主义与政治文化研究相结合，根据定量实证研究，作者发现，只有在民主国家存在政府质量的供给压力与需求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之上，也就是说，在经济较发达和收入水平低的民主国家中，领导人更有动力去追求长期利益并改善政府质量，而在经济落后和收入水平低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往往追逐短期利益，从而没有动力改善政府质量。[5](P443-470)
由此可见，在分析民主政体与收入水平对政府质量的影响时，学者普遍将民主看成是一种权力约束与制约机制(民主通过社会对国家的约束而实现)。但是，民主的近代本意则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而约束性的权力则是为了达成各方可接受分配方案而出现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在那些支配阶级垄断政治权力的社会中，民主只是一种支配阶级内部的分赃机制，而缺少权力的阶级根本无法实现对支配阶级的制约。此时，民主只是在利益分配方面起作用，而与权力制衡毫无关系。本文认为，不同的收入水平对民主的功能要求是不同的，也即在收入水平高的民主国家中，民主不仅是一种利益分配方案，而且也是一种权力制衡机制；而在收入水平低的国家，民主无法产生打破权力垄断阶级的需求，从而使得民主仅仅发挥一种在统治阶级内部实现分配平衡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机制完善的社会中，支配阶级受到被支配阶级的外在压力无法垄断经济发展的成果，相反会主动出让经济利益以收买被支配阶级的选票，从而造成人均收入在阶级间相对平等地分布；而在民主匮乏的社会中，支配阶级只需照顾到其内部的收入差距，没有强烈的动机去缩小阶级间的收入差距，继而形成利益集团化甚至寡头化的状况。
民主机制除了会影响收入水平在阶级间的分布以外，还会依据经济结构的差异而表现出对于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正如罗默和卢卡斯的“内生型经济增长理论”所认为，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内生型变量(如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而且，在以技术产业为主的经济体中，民主对于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在技术落后的产业部门中，民主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消极作用。[6]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经济发展以及收入提升对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依赖程度提高，社会权力阶层具有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实现利益分配的最大化与共赢目的的动力。为此，权力支配阶层倾向于保护社会产权以及激励社会投资，从而扩大经济总量，并限制自身的寻租行为以及提高自身的官僚行政能力。而在经济发展依赖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中，国家缺少保护产权与投资的动力，而倾向于对资源和劳动力的集中控制，并在有限的经济总量中瓜分利益。而为了抵制社会其他集团对有限资源的争夺，统治阶级内部会达成联盟并形成封闭的边界，阻碍其他社会成员向上层流动。卡茨(Aaron Katz)等人的理论支持了上述解释。他们在解释南美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逆转”大趋势时，发现南美那些经济较发达的内陆国家由于土著人口众多，殖民者可以通过维持对于劳动力的控制来发展经济，从而抑制了自由主义意识，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南美沿海国家，由于土著人口稀少，经济发展依赖于出口贸易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自由主义倾向明显，更有利于保护产权与促进投资，从而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大逆转。[7](P539-573)
二、政府质量与收入水平如何影响民主化
在以民主化程度(p)为因变量、收入水平(i)和政府质量(q)为自变量的目标函数中，民主的巩固程度受到经济发展与政府质量不同组合模式的影响。
其中，α、β为影响系数，γ为误差值。此时，我们考察的是在何种情况下民主更容易巩固下来。为此，在考虑了那些同时影响经济发展(即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政府质量的变量的干扰作用之后，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见表2)。
我们可以看到在收入水平低的国家中，不管政府质量是高还是低，都不适宜民主转型，这似乎印证了李普赛特的早期研究，即表明民主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更容易出现。而在收入水平高的国家中，政府质量是影响民主能否巩固下来的重要因素，即在政府质量高的情况下，民主制度可以形成稳定的自我强化机制，而当政府质量不高时，虽然此时具备了民主转型的时机，但是要想维持稳定的民主机制还需要政府质量的提升。
迪斯肯(Abraham Diskin)等人在研究民主成败以及能否稳定下来的原因时，发现社会类因素比制度类因素更具解释力，尤其是当社会分化程度、运行不良的市场经济、不利的历史、政府的不稳定性以及外国干预五个变量，只满足其中的四个时，民主便会遭到失败。我们在分析民主成败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注重社会因素的重要性。[8](P291-309)为此，本文认为，民主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只有在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民主框架下的利益分配才可能是共赢型或互利型的模式。相反，如果经济发展无法实行稳定的增长，那么所谓的利益分配从长远来看只能是社会集团间的“零和博弈”过程，或者说经济的有限发展无法承受利益集团的自肥争斗。在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社会各集团都有可能从经济发展中获取利益，因此民众对于民主的支持也会上升，此时民主转型时机较成熟。事实上，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n)经济发展的“隧道效应”理论认为，即使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现象，但是经济发展只要存在稳定趋势，民众也会形成某种忍耐机制。[9](P544-566)也就是说，民众会根据自身对经济发展情况的判断来调整自己的动机，来选择支持还是反对民主体制，从而影响到民主巩固的稳定性。
除此之外，研究表明收入水平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是多样的。在批判李普赛特假设基础上，普沃斯基等人总结说经济现代化对民主化的支持是外生性的，即现代化本身并不意味着民主化，它只是为民主化的发生和稳定提供了支持性条件，甚至说现代化对民主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民主巩固阶段而不是转型阶段。[10](P155-183)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一时成为反思李普赛特假设的主流言论。如巴罗(Robert Barro)在1999年所做的研究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民主巩固的正面影响实际上是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来实现的。[11](P90)随着量化政治学研究的进步以及更多的数据资料的获得，普沃斯基的“外生性”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在此，鲍什(Carles Boix)等人的研究最为系统。他延长了所考察的民主转型历史时期并不断扩充数据，发现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民主巩固的关系既是外生性的，也是内生性的。也就是说，受到收入水平提升的支持，民主化进程自然相对顺利，从而降低了民主倒退的几率。[12]进而言之，民主更容易在收入水平相对平等、资本流动性高的社会发生并稳定下来。[13]由此可见，不管是“外生性”理论还是“内生性”理论，都认为收入水平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
除此之外，经验研究同样表明，政府质量与民主巩固也存在密切的联系。政府质量的高低，即政府行政效率以及抑制腐败的能力高低，关系到民主政体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收入水平的能力。一方面，民主原则的施行会刺激不同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从而容易将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反映到对于政府议程及决策机制、贯彻机制的争夺上来，将潜在的矛盾公开化、政治化。此时，政府极易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把持，丧失自身的自主性，政府也成为利益争斗和谋求权力操控的竞技场。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注重对于集团化利益的调节，通过政策吸引等方式促进集团间的妥协，而不是鼓励分裂，那么不同利益主体就会对关键性的民主机制达成共识，从而维护并推进民主的持久性。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巩固同样也应该被看作是政府质量不断提升的过程。也就是说，政府质量可能会随着民主进程的发展出现下降趋势，政府的自主性会受到日益成熟的分利集团的侵蚀。在许多国家，政府被俘获的现象成为民主倒退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政府质量的提高不仅是新兴民主国家提高民主质量的重要任务，也关系到成熟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的维持问题。
三、政府质量和政体类型如何影响收入水平
在以收入水平(i)为因变量、政体类型(p)和政府质量(q)为自变量的目标函数中，收入水平的程度受到政体类型与政府质量不同组合模式的影响。
其中，α、β为影响系数，γ为误差值。此时，我们考察的是在何种情况下积极发展更容易维持高度的国民收入水平。为此，在考虑了那些同时影响政体类型和政府质量的变量的干扰作用之后，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见表3)。
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质量低的国家中，收入水平会低于政府质量高的收入水平。政体类型因素对于收入水平的影响仅仅在于，在国民收入低的国家中，民主国家较之威权国家收入差距要小，因为民主赋予民众以影响资源分配的权利，使得民众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在瓜分有限的经济蛋糕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种瓜分机制由于难以积累与集中资源，显然无法为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相反，在威权国家中虽然收入水平低，但是政府权力集中在边界封闭的社会集团手中，民众很难通过政治参与影响资源分配，收入差距在社会支配阶层与被支配阶层之间分布十分明显。而在政府质量高的民主国家中，收入水平可以长期在高位运行；在政府质量高的威权国家中，国民收入水平可以迅速提高，但是很难形成长期的稳固的高水平收入。因为，在民众政治参与受到压制的威权国家中，民众的呼吁(voice)能力下降，从而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成长。[14](P345)
我们的以上分析恰好解释了经济发展中的民主制支持论者与发展型国家论者之间的争议。如巴格瓦蒂(Jagdish N.Bhagwati)认为，威权国家相对于民主国家来说能够更迅速地提取税收和积累资源，利用权威压制反抗性力量，从而将资源集中到大型建设项目中去，从而推动经济进步。取得经济进步的威权国家虽然缺乏稳固的政治民主制度，但是都从市场经济自由改革和贸易开放中受益匪浅。[15](P135-150)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必然涉及冲突性的公民利益如何协调的问题，而政治参与为公民“表达”利益提供了途径，同时政治空间的开放以及政治过程的透明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公共政策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而事实上屈从于特殊群体的可能性。[16]从某种意义上讲，巴格瓦蒂只看到了威权国家在提升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却没有注意到威权体制在维护发展稳固性方面的劣势，1998年东亚威权国家经济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说明了这一点。而斯蒂格利茨只是看到了民主政体在处理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协调问题时的重要性，并没有发现民主政体在利用权威积累资源层面上的弊端。
需要指明的是，我们在探讨民主程度和政府质量对于收入水平的影响时，必须要考虑到一些特殊案例。我们注意到，海湾地区石油富国的案例似乎推翻了民主程度和政府质量高的社会倾向于产生高的收入水平的结论。在这些国家中，几乎没有国家可以称得上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政府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石油寡头集团所垄断，但是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却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甚至老牌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为此，本文认为海湾国家的富裕主要源于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及稀少的人口数量，这两个限制性条件显然表明海湾国家的案例只能构成我们探讨相关问题的偶然现象。自然禀赋条件是影响民主程度和政府质量对收入水平作用的外在性因素。而且，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海湾国家的发展实际上患上了一种严重的“资源依赖综合症”。也就是说，由于石油资源的丰富储存量使得海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先天的优势地位，减弱了海湾国家通过改造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公民教育水平等发展经济的动机，从而抑制了海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使得海湾国家陷入到“富余的困境”之中。[17]也就是说，海湾国家的特殊案例并不能推翻本文上述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四、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把民主首先看成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时，才能够有效理解民主政体、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而先前的研究在理解民主时，倾向于将民主看成是一种权力约束与制衡机制，从而与收入水平相联系。正如奈特(Knight)所言，所谓制度并不必然是为收入增长而设计的，而首先是权力主体和非权力主体围绕自身的利益并追求“分配优势”而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果。制度是围绕冲突而不是增长或合作形成的产物。[18]
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民主制度、收入水平和政府质量之间存在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一种简单的数理关系或逻辑体系来把握这些关系的多样性与本质。从世界各国民主转型的实际经验看，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好说明了民主转型的多样化。虽然如此，我们也可以大体上概括民主制度、收入水平和政府质量之间关系的潜在发展联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时间伸延到足够长的阶段，三者之间很可能产生如下联系：民主制度更容易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政府质量较高的国家出现转型，并容易稳定下来；收入水平更容易在民主制度得到贯彻和政府质量较高的国家得到提高以及实现公平分配；政府质量(官僚体系的能力以及遏制腐败的能力)更有可能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并取得民主巩固的地方得到提高。西方先进国家在三项指标上都可以获得高分这一事实基本上证实了这种潜在发展关系的可信性。由此，我们发现在价值上可欲的民主理论实际上能够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虽然这种支持并不是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