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党的“北上防南”战略政策的形成--兼论刘少奇在战略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_抗日战争论文

抗战胜利后党的“北上防南”战略政策的形成--兼论刘少奇在战略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_抗日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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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下简称战略方针),对于打破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企图,加速东北、华北和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作用,对于进一步了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进一步认清全国内战爆发的基本原因,以及了解刘少奇在战略方针形成过程中的特殊贡献,都将是很有意义的。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战略形势

日本投降后,国内的阶级矛盾迅即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民党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共产党反对他们的篡夺的斗争。这场斗争又是围绕着抢占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线而展开的,而争夺的焦点则是东北地区。在这场斗争中,国民党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设法阻止全国内战的爆发,同时,作好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准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尚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后方地区,这种形势与之实现上述方针十分不利。为了争得时间,一方面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陆路、海上和空中迅速运兵到内战前线。9月20日,蒋介石给其各战区司令长官发了一道密电,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绥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要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借口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致使国共谈判形成僵持局面。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日伪军的接应下,进占到临近解放区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和归绥等城市,并继续沿平汉、同蒲、平绥和津浦铁路前进。使苏南、浙东、皖南、皖中和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已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之下,并有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的危险。不仅如此,就连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和华中等几块中心解放区,也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威胁。这就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迅速确定自己的战略方针和措施,以应付严重的形势,争取有利的地位。

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形成

中共中央为适应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与团结,于1945年8月25日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决定在毛泽东离延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在此期间,刘少奇同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并取得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正式定下了党在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方针。其基本思想是:巩固华北、华中、控制热河、察哈尔、向东北发展,创建巩固的东北战略根据地。

战略方针的形成,特别是把战略发展的重点指向东北,是根据情况的变化逐步形成的。早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就建立东北根据地及其同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曾作过明确的阐述,但是,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东北三省仍为日本关东军及其统治下的伪满政权所控制,我党还无法实施向东北发展的方针。到1945年8月至9月13日以前,我军为对日反攻和受降,虽派了小部队进入热、察和东北,但由于当时对东北地区的情况不甚了解,因此关于把战略发展的重点指向东北,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和干部向东北进军,一直还下不了决心。

8月11日,周恩来起草延安总部的二至六号命令,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等部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这在当时主要是对日伪反攻作战的需要,主力部队还无法进入东北地区。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东北如何工作?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不能定,要看有没有可能去。8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东北拟去万(毅)部四团、赵(尔陆)部一团及干部团,先驻热边,根据情况再定。

8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延赴重庆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决定,指出:“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进入东三省后”要“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指苏联红军—作者)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但这一决定的最后仍指出:“关于东北与热、察红军占领地区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一切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处理并随时报告我们。”9月11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该电指出: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由肖华率领分散进入东北。这一决定虽然很快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但由于上述原因和其他一些情况,也未能迅速实施。

9月14日上午,原冀热辽第16军分区司令员、沈阳市卫戌司令曾克林(曾是我党第一批进入东北的)到达延安。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地区情况汇报。汇报之前,刘少奇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开进东北。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由于不清楚东北的具体情况,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请曾克林同志谈谈东北的情况〔1〕。曾把他进入东北后所了解的情况向政治局作了详细汇报以后,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发了言。其中,朱德总司令在会上发言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组织四十万至六十万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对抗。之后,刘少奇提出了以下意见:第一,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代表党中央,全盘领导东北的工作。第二,速派一批高级干部进入东北。除上述东北局五人外,叶季壮、曾克林、肖华、张秀山、吕正操、万毅、黄水胜等,也派往东北工作,执行发展东北的战略任务。第三,由山东抽调四个师分散进入东北。第四,我们的方针是:力争控制满洲,提高自己,打击敌人,实行霸道,不要王道;在照顾苏联同蒋介石政府关系的前提下,组织武装,以合法的形式进入东北地区。14日晚,政治局临时会议继续开会,到会同志一致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并作出了正式决定。第二天,彭真、陈云等即赴东北工作。这次政治局临时会议为我党战略方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9月15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起草了致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的指示电,要求“各地应设法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同日,党中央又电示各中央局:“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还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

9月17日,刘少奇起草了“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之战略部署”电,发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根据目前军事形势,“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为了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和冀东,对付平津唐山一带将来顽军对于热河的威胁,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5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10万至15万军队到冀东(冀东富足可以屯兵并开辟热河工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复电中央:“完全同意符(即17日——笔者)电所提战略部署”。同时还指出:“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我手中,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至此,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方针已基本形成。

九月十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作“局势与工作布置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论述了目前国内的战略形势。接着,重点阐述了战略方针问题。

指出:我们今天的方针应确定,因为现在是最严重关头。我们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实现这个方针,仅仅依靠别人的援助是不能成功的;要成功,首先我们自己要有决心,要有坚决行动,要舍得把其他地方丢了,只有这样,控制热、察和东北才有可能。实行这一方针可能会有危险,但是我们只要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迅速行动,还是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控制了张家口、山海关,国民党军从陆路进入东北就不可能。要控制这一线,至少要增加5万到10万兵力才能实现。去东北的海路,只要我们以5万人控制渤海一段,国民党军就上不了岸。如果晋察冀能堵住傅作义,各地都不疏忽,还有两个多月时间,15万兵,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武装,枪支粮食都搞好,又牵制了国民党北进军队,我们就能控制东北。据英美人士说,假如中共在东北依苏军之掩护而控制东北,则英美将不得不承认中共的地位。这是中共最后的一张王牌,也是最重要的一着。

刘少奇强调指出:我们要把控制热、察和东北,当作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完成我们的计划。现在的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我们的大缺点,就是没有飞机,时间紧迫,干部走的慢。因此,可能做到,但完全保证难说;危险是有一点,但只要我们控制了冀东和满洲,劣势总比无势好。所以,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为此,苏南主力要撤退;王震(指“南下支队”——笔者)要回来,靠拢新四军第五师;王树声、戴季英(指河南军区部队——笔者)也要靠拢五师;广东无法退走,只好采取分散坚持的方针。除这些内容外,刘少奇在报告中还讲了东北、冀热辽、山东和华中等地区党和军队组织机构的调整及人事配备问题。

刘少奇报告结束后,朱德总司令强调指出:“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我们要争取主动,争取时间。随后,到会的政治局委员都发了言,一致同意“报告”中所提出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了正式决定。

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2〕的指示电(即“战略方针”)发给全党,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至此,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战略方针正式形成。

从上述形成过程不难看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确定,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则起了更重要的作用,有着特殊的贡献。

三、党把战略发展的重点指向东北的主要原因

战略方针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东北的战略地位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耍因素。

第一,控制东北,将能打破敌人长期以来对我革命根据地四面包围的局面,使我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基地。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块整个的地方。我们要有包括东北 在内的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这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胜利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3〕。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任弼时在9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曾指出:我看我们控制东北将是远东和平的保障。掌握东北是极重要的问题,掌握了可将革命提早若干年,掌握不了可使革命迟延若干年。东北可说是决定中国革命之命运的,所以掌握东北是首要问题,别的地方丢一点也没有什么。

对于东北的战略地位问题,不仅我们党有明确认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也同样十分重视。早在1945年上半年,驻华美军总司令魏特迈就曾向蒋介石建议,派傅作义进攻我绥南解放区,企图建立一个所谓“绥察热防共隔绝地带”。日本投降后,美、英官员又对国民党说:“如果此时共产党控制张家口、承德、山海关一线,并利用苏联掩护控制满洲,则英美在将来和平会议上,对中共问题不能不采取折衷办法。如果中共此时没有实行此着,则中共问题不难解决〔4〕。”蒋介石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更宣称:“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

第二,东北是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我军挺进东北并在那里发展我党力量具备客观的有利条件。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寇在满洲的统治即告崩溃,由此造成了东北广大地区的真空地带。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在东北的基础十分薄弱,直到日寇投降时,国民党军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另外,自“九一八”事变至日军投降,东北人民遭受了14年的苦难,翻身求解放的心情十分迫切;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对东北人民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所以刘少奇说,东北很好进去,很好发展。

第三,东北幅员辽阔,经济实力雄厚。东北不仅有丰富的农林资源和矿产资源,而且其工业发展也居全国之首。据1943年的统计,煤产量为2.532万吨,占当时全国煤产量的49.5%;发电量为107万千瓦,占当时全国总发电量的78.2%;生铁产量为171万吨,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87.7%;钢材产量为49万吨,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93%;水泥产量为150万吨,占当时全国的66%。纵横交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铁路网。这一绝对经济优势对于当时还非常困难的我军来说,是十分宝贵和重要的。

总之,无论从政治、经济上讲,还是从地理、军事上看,东北地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党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战略方针”确定之后,如何贯彻实施就成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考虑和解决的重点问题。当时我党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第一,进行部署调整,收缩南方兵力。首先,我党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决定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8个抗日根据地;并在重庆谈判中作为让步条件提出,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其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率主力北移山东,组成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另在华中设立分局,归华东局领导;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组成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再次,“南下支队”迅即北返,与王树声等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分别撤到以桐柏县为中心的鄂豫解放区,靠拢新四军第五师,并组建了中原军区。除此之外,各战略区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也先后进行了部署调整,组建了超地区性的野战纵队,初步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第二,组织有力作战,迟滞蒋军前进。从1945年9月开始,蒋介石为同我党争夺东北,严令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李品先等四个战区司令长官,分别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铁路向解放区进犯。在四路敌军当中,以平汉路孙连仲部为中心,企图打开华北大门。我军为迟滞国民党军前进,掩护我向东北进军及战略开展,从1945华9月下旬到1946年1月间,先后举行了平绥、平汉和津浦路徐(州)济(南)段作战。在这些作战中,平绥战役歼敌1.2万众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傅作义东进与控制平绥铁路的企图;津浦路徐济段作战,歼敌2.8万余人,控制铁路200余公里,挫败了李品仙部打通津浦路的计划;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歼敌3万余人(含起义1万余人),打破了孙连仲部打通并控制平汉铁路的企图;与此同时,我晋冀鲁豫军区之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出击同蒲路南段,肃清了驻守闻喜、浮山、翼城之敌,控制铁路一段,切断了阎锡山同胡宗南的联系。在这一系列作战中,平汉战役对国民党打击最重。据国民党出版的《戡乱战史》称:“是役之后,我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豫鲁边区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窜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之困难。

尔后虽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第三,抽调主力部队,迅速挺进东北。在上述有力作战的掩护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先后从中央和各战略区抽调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迅速挺进东北地区。自1945年9月中旬东北局成立 ,中央先后调派中央政治局委员4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6人,从中央和各战略区抽调部队11万人,从延安和各战略区抽调干部2万多名(包括准备用于建立100个团的各级干部)。这些部队和干部到达东北后,迅速扩大和整编成21个师,并建立了10个三级军区。到1946年3月,东北我军已发展到31万余人,并歼灭土匪和伪满武装7万余人。这是我军贯彻“战略方针”的实际行动,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党的“战略方针”,是适应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确定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伟大的战略决策。它的确定和实施,既打破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险恶用心,同时也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加速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刘少奇远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第371-372页。

〔2〕曾克林:《回忆刘少奇同志对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1980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3〕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4〕中共中央1945年9月18日致中共驻重庆谈判代表团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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