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理想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紧迫性论文,必要性论文,新形势下论文,理想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想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德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高校实现培养“四有”新人教育目标的重要保证。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其核心内容就是理想教育，这是由“有理想”在“四有”中的突出地位和“有理想”对“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内涵与价值取向的制约、导向和规范作用决定的。
首先，在“四有”中“有理想”是首要一条。邓小平多次强调：“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0.）他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0.）江泽民也强调指出，有了共产主义理想，才会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因此，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教育。“有理想”在“四有”中的重要性决定了理想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其次，道德修养是以理想信念为基础的，没有理想信念的人不会有高尚的道德境界。追求理想就意味着牺牲，就意味着必须有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准备，没有对理想的坚定信仰和执著追求，很难达到这样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列宁曾经说过，道德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水平，为人类摆脱劳动剥削服务的。从道德的这个作用来看，对道德追求的本身，也是一种理想，即道德理想，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是理想人格的实现，这是人们在道德修养上所能达到的最完满状态，也是“四有”中“有道德”的本来含义。
再次，共同的纪律是以共同的理想为基础的，否则就不是自觉的纪律。根源于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的自觉纪律意识，可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能够取得胜利依靠的就是建立在理想的聚合功能、凝聚功能基础上的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信念。他说：“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4.）
最后，文化教育也不能脱离理想教育。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在全民族开展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实际上就是对一种价值目标的追求，这个价值目标就是文化理想。具体而言，文化理想是指人们基于对文化现实的认识而产生的改善现实的设想，核心内容是希望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社会境况，使人更文化，从而建立起一个更文化的社会。文化教育是实现文化理想的基础手段和工具，反过来，文化理想赋予了文化教育活动以价值和意义，并给这一教育活动指明了方向。文化理想有社会文化理想和个体文化理想的层次差别，使二者统一起来，是文化教育的任务，更是理想教育的任务。
二、重视理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非常重视理想教育，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经常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如何使人民群众理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任务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要通过理想教育和宣传。他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指导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又说：“在现实，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的思想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达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实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447.）此外，毛泽东还善于运用革命典范，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引导和共产主义精神与风格的教育，《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两篇著名演讲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正是在理想的激励和感召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邓小平非常重视理想信念的作用，比毛泽东等人更多更直接地从正面阐述了理想教育的必要性，形成了科学的理想教育观。他认为：“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6.）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他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37.）“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44.）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精神支柱更为重要。因此，他说：“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0.），“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1.）邓小平不仅阐发了理想教育的迫切性与重要性，而且还突出强调要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教育，这是邓小平理想教育观中一个鲜明特色。
江泽民对理想教育尤其是党员的理想教育十分重视。他认为，改革越是深化，越要讲理想，他把“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都要具备的基本政治业务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他认为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江泽民对青年学生的理想教育问题也极为关注，他指出，广大青年要“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他殷切希望“青年人要有理想，还要有实现理想的坚定信念和脚踏实地、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因为“历史的胜利和成功，永远属于具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艰苦奋斗的人们”。（注：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8-5-5,(4).）
三、加强、改进理想教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固有的特性，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化。比如，市场经济承认人们不同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激活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源泉，这导致了金钱拜物教的滋生和蔓延；市场经济对个性的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满足，使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等思想在复苏的同时也诱发了个性化泛滥、个人主义的盛行；市场经济作为计划经济的代替品，实现成功替位以后，引起了在高度集中统筹规划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以权威导向为主要特征的意识形态的衰落，出现了旧权威已破、新权威未立的混乱状况，人们在各种价值观念的激烈对立与冲突中，感受到了精神家园丧失的痛苦。这些状况在意识形态领域集中体现为理想信仰的失落，理想与理想教育相继陷入深深的危机当中。
所谓理想危机，是指理想信仰状态的丧失或理想保持的失败，在现实生活中部分人身上的表现是：不讲理想，特别是不讲崇高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被当作随意取笑调侃的对象；认为“理想，理想，有利就想”；“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主张这是一个“告别革命、告别理想、告别崇高”的时代，价值观蜕变十分严重。种种情况使理想教育出现了极大困难，表现就是教育者提出的理想要求，受教育者不接受，甚至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即理想教育危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顺利发展迫切需要理想导引。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它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发展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包含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导引的意思在内，加强理想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而且，归根到底，市场经济不过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和工具，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另一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物质文明的有效手段，这一手段发挥得如何，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是否有力。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加强理想教育，理想是精神文明的核心与灵魂，离开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而且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是一个全新的事业，要使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道德水准、文化素养、管理水平等等都能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急需理想教育发挥它的理论武装、舆论导向、精神支持和感情凝聚的功能。这种一方面抛弃一方面又渴望的尖锐的二律背反现象，使理想教育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理想危机和理想教育危机。
理想危机与理想教育危机是互为因果的，从人类意识更新的角度看，应该是理想危机在前，理想教育危机在后。也就是说，是理想教育内容魅力的丧失而引起了理想教育形式的尴尬。从历史上看，每当社会发生大的变动，每当历史出现某种转折，总会引起人类意识的动荡，所以在意识领域中，危机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一种穿越历史不同时代的理想信仰体系往往经历过不只一次危机。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如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波峰浪谷中，在不同国情的国家里，它在危机中走入又走出，它的内容经过调整，以更科学的面貌散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也走过了同样的历程。可见，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的后果却是两重性的。
如果任危机恶性发展就会带来灾难。一个民族一旦陷入理想的危机而又不能通过教育等手段来及时地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便会失去一切凝聚力进而失去这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人格。目前，同整个人类社会增长物质财富的能力飞速发展的现状相反，人类在精神领域内呈现出空前的混乱和无序，贯穿其中的是一个没有理想、没有英雄、充满悲观颓丧空气的景象。信仰危机、理想的失落已日益成为全球性、时代性的突出问题，尤其在那些仿效西方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状况更为严重，它们陷入了更深的社会、人伦矛盾。西方学者说：“他们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入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断裂时期，或许我们需要很大的耐心来承受这一空白时期……我们需要一种有效的人类价值系统，一种我们可以相信并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一种我们可以相信并为之献身的价值法则。我们不是因规劝而相信并保持忠诚，我们相信它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注：［美］马斯洛.人类价值新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我国也面临着这种状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绝不能轻视理想危机。
如果使危机良性运转就可能带来危机后的生机。危机良性运转，是指危机或失落并不是理想的一种终极状态，而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在危机进行时会引起具有忧患意识的人们的深刻反思。所谓反思，是指一种理性的自我批判，标志着人类对自己命运的积极思考，也标志着自身精神生命的更新。人类反思的结果可能是对原有理想的强化或补充调整，也可能是全盘推翻，另起炉灶，但效果只有一个：增强理想的科学性。实际上，理想信念的确立是一种动态中的稳定状态，也就是说“确立”并不意味着凝滞固定，而是在实践基础上通过对既定理想的各方面作经常的反思调整，从而加以确保的恒定状态。因为以“真”为基础，以现实可能性为依据的理想是不怕经受反思、讨论和辩驳的，理想越反思越具有明朗化从而坚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变革更新转型时期，是最能考验原有理想信仰的先进程度、自觉程度、牢固程度的时期，因此，也是反思、校正和充实它们的紧要关头。不论自觉与否，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必然会有所思考、比较和鉴别，最终对破除非理性的理想起着重要作用。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某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理想信念，在人们不具备理性鉴别能力时就已经渗入人心，获得某种“天然”的理所当然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如果不经过特殊条件促发的反思，就难以觉醒，再多的知识积累也促不成理想信念革新。倘若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只是在社会环境影响下接受了潜移默化的共产主义教育，囫囵吞枣地接受了这种信仰，而没有通过反思加以深化并在理性认识水平上获得科学基础，那这样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状态也只是非理性的。形成思想与行动“两层皮”脱节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