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政策评价的改变：从增长极大到社会福利极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评价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然而，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日趋突出，如：收入分配(包括财富分配)差距的持续拉大；“三农”问题的日益尖锐；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领域方面的不平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相关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如近期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政府对农民的补贴政策等等都是政府通过自己的政策对经济调控的重要体现。这样，如何来评价政府的这些政策改变对经济的影响就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传统的手段更多地分析政策改变对经济变量的均衡状态的影响，这种评价主要还是从经济增长出发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种评价是不全面的。在一个社会中，经济增长只是手段，全体公民福利的改进才是社会的终极目标，因此，单纯经济总量上的扩张即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必须让位于内涵更为丰富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后者不仅包括了经济增长，而且也包括了经济质量的提高，社会福利的改进将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在2000年卢卡斯的著名演讲中(Lucas，2003)，他也指出，我们在考虑政策改变对经济的影响时候，不仅要简单考虑它的改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需要仔细地分析这个政策改变引起的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评价和社会福利评价到底有什么差异？为什么要从经济增长评价过渡到福利评价以及福利评价的内容是什么？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本文首先通过模型来说明经济增长的评价和福利的评价的不一致性。然后指出为什么要从经济增长评价过渡到福利评价，最后也给出了福利评价的内容。
二、经济增长极大与社会福利极大
为了从理论上说明经济增长评价和社会福利评价的关系，我们推广Barro(1990)的最优税收模型，把政府公共开支引入效用函数来给出分别通过极大化经济增长的最优税收政策和通过极大化社会福利得到的最优税收政策，比较它们的差异。为了方便比较，我们首先给出Barro(1990)的模型，然后进行推广。
1.Barro模型。模型的基本框架仍然是从消费者行为、厂商行为、政府行为出发，然后通过市场均衡决定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政府选择税收使得经济增长率或者社会福利极大化。
(1)消费者行为。记a(t)为t时刻家庭拥有人均的资产，它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为了保证为负资产的时候它不是无穷的，我们强加：
附图
其中r是市场利率，n是人口的增长率。
记c(t)为t时刻家庭的人均消费，w(t)为工资率。u(c)是瞬时效用函数，它是严格单调递增的、边际效用递减的连续可微函数，同时满足Inada条件，即
附图
代表性家庭在自己的预算约束下选择消费路径和资产积累路径来极大化他的贴现效用和，即
附图
受约束于方程下面的预算约束方程和给定的初始条件：
附图
(t)=w(t)+r(t)a(t)-c(t)-na(t)(1)
其中0＜ρ＜1为贴现因子。
(2)厂商行为。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定义在资本存量、劳动力水平和政府公共开支上，即
Y=F(K，L，G)
其中G为政府公共开支。同时假设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形式的，在人均资本存量k=K/L的定义下可以把生产函数表示为
y=f(k，g)=Ak[α]g[1-α]
其中0＜α＜1是常数。
厂商的利润可以写成
L[(1-τ)y-w-(r+δ)k]
其中τ为政府的税收，δ为资本折旧率。
由厂商的利润极大化得到：
附图
因此，利率等于资本存量的税后边际生产率。
(3)政府的预算约束。政府通过税收来满足它的公共开支，假设政府是预算约束平衡的，因此
g=τy(3)
考虑方程(2)可以得到
g=τy=(τA)[1/α]k
(4)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与社会福利。宏观均衡时的私人资产等于厂商对资本的需求，即α=k，而且消费水平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也等于产出的增长率。通过消费者的效用极大化问题，厂商的利润极大化条件和政府的平衡预算约束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为（注：这里我们假设效用函数u(c)=c[，1]-θ/1-θ，其中θ是消费的跨时替代弹性的倒数。）
γ=(1/θ)[(1-τ)αA[1/α]τ[(1-α)/α]-δ-ρ](4)
同时，均衡时的消费路径可以表示为：
c(t)=c(0)e[γt]
从而可以把社会福利表示为（注：这里利用了条件ρ-γ(1-θ)＞0，这一条件可以由横截性条件得到。）
附图
因此，社会福利是c(0)和γ的函数。为了决定它，我们还需要决定c(0)。事实上，因为
C(0)=Y(0)-G(0)-I(0)和I=K+δK
同时考虑到G(0)=τY(0)，I(0)=(δ+r)K(0)和Y(0)=A[1/α]σ[(1-α)α]K(0)，我们得到
c(0)=[A[1/α]τ[(1-α)α](1-τ)-γ-δ]k(0) (6)
这样，方程(5)和(6)共同决定了社会福利。
(5)最优税收。政府选择税收可以从经济增长极大化来考虑，也可以从社会福利极大化的角度来考虑。下面我们来比较两者的差异。
从经济增长极大化来考虑时，政府选择税收τ来极大化由方程(1)给出的经济增长率，很容易得到最优的税率为：
τ=1-α
从社会福利极大化的角度来考虑时，政府选择τ极大化由方程(5)和(6)决定的社会福利。因为方程(5)给出的社会福利是经济增长率γ的单调递增的函数，所以社会福利极大化和经济增长率极大化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政府选择极大化社会福利得到的最优税率仍然是
τ=1-α
我们看到在Barro的模型中，政府极大化经济增长率和极大化整个社会的福利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此时从经济增长来评价政府的政策和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评价政府政策是一致的。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这个结论是否始终成立呢？这个回答是不一定的，下面我们通过Barro模型的拓展来说明这个问题。
2.政府公共开支进入效用函数的Barro模型。我们采用Arrow和Kurz(1970)和Turnovsky(1993，2000)所用的效用函数，把政府的公共开支g引入效用函数，即u(c，g)，而且假设消费者从政府公共开支和消费中获得正的、递减的边际效用。注意到政府的公共开支和公共资本积累都进入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这首先是由Arrow和Kurz(1970)引进，之后Barro(1990)把这种函数形式引进内生增长模型。因此，一般把这种效用函数形式叫做Arrow-Kurz-Barro型的效用函数或生产函数，这种形式的函数已经被广泛地采用，如Brueckner(1996)，Davoodi和Zou(1997)，Zhang和Zou(1997)等的工作。为简单起见，假设效用函数为：
u(c，g)=(c[1-θ]-1/(1-θ))+μ(g[1-θ]-1/(1-θ))，
其中μ是正常数，表示政府公共开支带来的效用。
在Barro(1990)的框架中，除效用函数变为u(c，g)外，其余假设不变。类似的推导过程，从消费者行为、厂商行为和政府的平衡预算中我们可以得到经济增长：
γ=(1/θ)[(1-τ)αA[1/α]τ[(1-α)α]-δ-ρ]。 (7)
注意到，和Barro(1990)的模型比较，经济增长率没有变化。
类似地，社会福利可以求得：
附图
其中初始的消费水平和政府公共开支分别为：
c(0)=[A[1/α]τ[(1-α)α](1-τ)-γ-δ]k(0) (9)
g(0)=(τA)[1/α]k(0)(10)
下面来考虑政府的最优税收。首先，我们发现通过经济增长极大化得到的最优税收仍然为：
τ=1-α
至于使得社会福利极大化的最优税收，因为这里的社会福利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率的单调函数，所以极大化社会福利就不一定和极大化经济增长率一致。为了更直观地来说明，我们采用数值计算来说明。按照Barro(1990)的选取，我们选取参数A=1，ρ=0.02，δ=0.05，α=0.75，k(0)=1，μ=1。
在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与税收的关系。从图1我们知道，当τ
0.25的时候，随着税收的增加，经济增长率增加；当τ
0.25时，随着税收的增加，经济增长率降低。因此，极大化经济增长率的最优税率是τ=0.25。类似地，当μ=0的时候，我们回到Barro(1990)的模型，我们在图2中用实线表示了社会福利与税收的关系，我们发现极大化社会福利的税收仍然是τ=0.25。当τ0.25的时候，随着税收的增加，社会福利增加；当τ0.25时，随着税收的增加，社会福利降低。
附图
图1 经济增长率与税收的关系。
附图
图2 社会福利与税收的关系
当μ≠0时，也就是政府公共开支进入效用函数，我们仍然得到和图1一致的经济增长和税收的关系，因此，极大化经济增长率的最优税率仍然是τ=0.25。但是，社会福利与税收的关系改变了，我们用图2虚线表示。我们发现极大化社会福利的税收不再是τ=0.25，而是τ=0.3。当τ0.3的时候，随着税收的增加，社会福利增加；当τ0.3时，随着税收的增加，社会福利降低。
因此，我们引入政府公共开支进入效用函数后，社会福利极大化和经济增长极大化将不再是一致的。我们还可以引入很多的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我们可以引入Blanchard(1985)不确定性的生命周期，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社会福利极大化和经济增长极大化不一致的结论。在龚六堂等(2000)给出的财政分权的框架下来讨论也会得到类似的结论。这些留给读者自己完成。
三、结论
在第二节，我们通过模型给出了社会福利极大化和经济增长极大化的不一致性，这样，我们从理论上知道了经济增长评价和社会福利评价的差异。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的实证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根据现有的一些研究，在我国和一些特定的经济中，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是不一致的。特别对于我国发展中的经济，从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增长平均每年大约以8％～9％的速度增长，但是刻画社会福利的财富的增长却没有如此高速。剑桥大学经济系Dasgupta(2000)也指出：发达国家的人均财富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吻合得很好；而对于像印度以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是人均财富的增长速度很低，有的国家甚至为负值(见表1)。
表1 财富增长与GNP的增长
1965年-1996年人 1970年-1993年人
1965年-1996年人
口平均增长率(％) 均财富增长率(％) 均GNP增长率(％)
孟加拉共和国
2.3
-2.4
1.0
印度
2.1
-0.5
2.3
尼泊尔 2.4
-2.6
1.0
巴基斯坦
2.9
-1.7
2.7
撒哈拉以南非洲 2.7
-2.0 -0.2
中国
1.7
1.09
6.7
因此，在考虑经济政策改变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要关注它的改变对社会财富的影响，进而关注它的改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要考虑这些影响就需要福利分析的方法。根据卢卡斯(2003)的总结，在已有的关于福利分析方法的文献中，比较著名的有Turnovsky(1993，2000)给出的福利分析方法，Judd(1982)给出的福利分析方法和Chamley(1981)给出的福利分析方法。通过福利分析方法，我们不仅要考虑政策改变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而且考虑永久的政策改变和暂时政策改变对经济的影响。同时，要考虑政策改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变呢？这是因为：
第一，传统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关注的是政策改变(可以看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均衡经济的影响。但是，当一种经济政策改变后，经济不会很快达到新的均衡状态，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如50年等)，这样，如果仅仅考虑政策改变对于经济的长期影响就显得不是很有意义了。首先，作为政策制定者来讲，他不可能关心自己的一项政策改变对几十年后的经济的影响，他更可能关心的是今天的政策改变对于明天经济的影响，如政府增加公共开支以后对于下一时期的投资水平、消费水平以及就业水平等的影响。这是原来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所不能给出的。其次，在政策改变中经常需要考虑暂时的政策改变的问题，如考虑政府公共开支改变对经济的影响时，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或减少政府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这样，一种政策的改变有时是永久的，有时是暂时的，我们在考虑政策改变的影响的时候就要区分这两类政策改变的差异，这在原来的比较静态分析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我们考虑[0，T]时期内的暂时政府公共开支的改变(如战争时期或者非常时期)，假设政府公共开支在[0，T]时期内从原来的水平g改变到水平g[，1]，到时间T以后，政府公共开支水平回到原来的水平g。对于这种政府公共开支的改变，如果我们仅仅考虑政府公共开支改变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我们会发现它的改变对长期的经济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政府公共开支水平回到原来的水平，均衡点不会改变)，这显然不符合实际。
第二，传统的比较静态分析关注较多的是政府政策改变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如资本存量、消费水平、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这在经济增长评价和社会福利评价是一致的时候是有意义的。但是，从我们在前面给出的模型来看，经济增长评价和社会福利评价不总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评价政策改变对经济影响的时候，我们需要改变角度，从福利分析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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