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日本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6)04-0143-06
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教育的现代化问题曾经是我们教育研究中炙手可热的话题。而今，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后民族国家”之类话语占据主导的时候，再来谈论道德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之类问题似乎给人有种跟不上潮流的感觉。但是，笔者认为无论从我国的社会与教育现实还是从我们的理论研究状况来看，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之类问题的研究都是值得我们付诸心血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信念，笔者尝试对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思考。作为研究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的基础，对研究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研究的意义或价值作一阐明绝不是多余的。
在笔者看来，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研究至少蕴含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从现代化角度研究道德教育；第二，它是从道德教育角度研究现代化；第三，它是对日本的一种个案考察。而研究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的意义或价值也就蕴含在这三个特点之中。
一、从现代化角度研究道德教育的意义
现代化研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逐渐衍生出的新兴边缘学科。促使其形成的基本动因和大背景是战后高科技革命带动的现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由第三世界工业化推进的世界现代化第三次大浪潮。世界经济、政治与各国社会发展的日益一体化与全球化趋向，使以往社会科学分门别类的学科划分无法适应需要，于是现代化研究应运而生[1] 4。
关于现代化，学者们的解释是见仁见智，就连现代化的定义也难以达成共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学者们对现代化的解释众说纷纭固然与研究客体即现代化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主体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因而研究方法存在很大差异有关，但人们把对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化的探讨与作为普遍概念的现代化的沉思混为一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日本学者十时严周早有所言。他说：“现代化作为一个术语出现混乱的基本原因在于，人们把对‘现代化’过程规律的探讨与‘实现现代化’的规范性方向的探讨混为一谈。人们常常不去解释现代化过程的普遍规律，而是首先设定‘实现现代化’的理想概念，然后根据人类社会变迁的特定的和理想的规范，从常识出发，断定一切人类社会从过去到现在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特定的演进过程，甚至断定将来所有社会也将如此变迁。和进化论者一样，他们首先将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特定原理作为大前提，在此前提下解释迄今为止以及未来人类社会变迁的秩序问题。按照某种特定的价值标准设定一种理想状态，然后不是去搞清这种价值标准的客观依据，而是主观将个人理想的观测与断断续续的经验贯穿起来：目前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论战正是处于这种前科学的浑沌状态。”[2] 虽然这番话是对早期现代化理论缺陷的指摘，但是综观当今的现代化研究，仍然有许多研究者不自觉地就落入了上述的陷阱。
所幸的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上述缺陷很早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针对早期现代化理论框架的偏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教授提出了用比较历史的方法和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现代化研究的主张。他主持的研究小组首先对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了比较，出版了《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份研究报告》(1975年)和《现代化的动力》(1967年)，为现代化理论指出新的研究方向，并大致反映了现代化理论主流派的新近研究动向与水平。[3] 34已故的罗荣渠教授在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则反映了目前中国学者的现代化研究水平[3]。(代序)罗荣渠教授基于“历史学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对于现代化的总体认识，对于现代化内涵的各种分歧看法与争论，只有对现代化的实际历史进程和大趋势有较好地把握之后，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这样的深刻认识，“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4] 2(序言)，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宏观历史学派，把由布莱克教授等开创的比较历史学派推向了更高的层次。
依据比较历史学派特别是宏观历史学派的思想，“现代化”就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用以分析社区性变迁的一般概念和方法，也不是用若干抽象变项构成的超时空分析架构，而是以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为研究客体，旨在揭示其内在规律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其研究范围在时空上与世界近、现代史和当代史大体重叠，但同时又着眼于当今与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向，是对整个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宏大领域。
现代化研究作为代表国际学术界最新发展方向的领域，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中极富活力和前途的学科成长点。它不但使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契合，使之与中国及世界现代化的大潮更加贴近，而且使社会科学自身也在发生新的分化与整合，给老的人文学科注入新的活力[1] 5。现代化理论特别是比较历史学派现代化理论，无疑也给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而且有人甚至认为“现代化框架对教育学科的研究要比它对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更为适用”[5] 267。然而迄今为止，从现代化角度对道德教育的研究，从已出版的成果来看，虽然不能说是空白，但也可以说是极度的贫乏。笔者认为从现代化角度研究道德教育对于道德教育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具有以下两点重大意义，因而值得我们去尝试。
第一，由于现代化研究的总体框架中，史与论、宏观与微观、国别史与世界史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所以从现代化角度研究道德教育有助于改变传统道德教育研究中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存在的严重不足。传统的道德教育历史研究至少有如下不足：即重考据、轻分析，重史料、轻归纳，重微观研究、轻宏观研究的倾向；往往有以某种立论或观点套用和裁剪历史的现象；国别史研究相互隔绝、世界史又实际上成为国别史组合的状况。而在比较研究中往往又忽视了与历史的联系；只注意了对社会常态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社会非常态的研究。可以说正是这种方法上的缺陷制约着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展开，使得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严重滞后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的研究。约翰·梅耶(John Meyer)等人在进行价值教育课程的国际比较时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一不足。他们说：“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对考察课堂层面的课程效度和采用更多的个案研究方法已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于其演进的历史和比较方面的概况却所知甚少”[6] 12。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是道德教育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缺少这两个维度，我们就不可能对道德教育获得整体的、立体的理解。
第二，现代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不但能使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更多地被引入道德教育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可以给道德教育研究提供多学科整合的基础与焦点，使道德教育研究在新的融通与整合中产生质的飞跃。正如美国学者埃利亚斯所指出的那样，“道德教育是一个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研究领域，仅仅通过一门学科来探讨这一领域不仅是有限的，而且也是危险的。”[7] 可以说正是有着这样的共识，从多学科整合的视角寻求道德教育研究之合理的方法论基础，是当代道德教育理论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未来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然而也正如埃利亚斯所清醒地指出的那样，“跨学科的道德教育研究方法有着可以把诸多不同的视野包容进来的优势，但是若没有一些为各学科领域所共有、可作为统合焦点的中心问题的话，那么这一方法就有可能有点令人困惑。”也就是说，跨学科的研究并不是各学科领域视角的简单组合与拼凑，而是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最大限度地调动各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实现研究的合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课题无疑可以给道德教育的多学科研究提供一个整合的基础，从而不仅可以带来道德教育研究领域和范围的扩展，而且也必然使道德教育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二、从道德教育角度研究现代化的意义
在战后的世界中，不论对学术界还是政治现实中的决策者来说，“现代化”、“教育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都是一个热门的题目。“教育有助于国家现代化”，这是很多人根据经验推想，甚或根据直觉判断就会得出的一个结论，以至于有时候大家觉得无须追求这句话的证据。正是以这样的一种乐观的信心为背景和支撑，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各新兴国家在热切追求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无不大力扩张教育，从而才出现所谓“教育的年代”、“教育爆炸的年代”这样的说法。
难道“教育促进国家现代化”这一结论真的到了无需追究其证据和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的地步了吗？西方“教育爆炸的年代”之后出现了“教育危机的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大扩张之后并未出现经济的腾飞和国家的发展，甚至产生了社会、政治动荡从而导致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局面等等这一系列事实告诉我们，事情远非想象的那么单纯。对于教育作用于现代化的方式及其性质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讨是甚为必要的。
应该说，学术界一直没有放弃检验教育对现代化的功效。那么，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教育作用于现代化的方式等的解释又给人们展现了什么样的理论景观呢？
美国学者伯杰(Berger,1990)关于现代化的“结构——制度论”与“社会——文化论”的两分型解释框架大体上也可以适用于对人们关于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的分析上。教育在一些人看来是为现代化提供一个基础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之一部分，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则主要是传授有助于现代化的那些价值观与态度的一种工具。虽然这两种解释并不是完全互不相容的，但它们却植根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其中经济学主导着前一种解释，而第二种观点则主要来自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8] 5。
探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诞生以来的基本问题。应该检讨的问题也很多，而首先必须回答的就是教育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系，或者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如果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那么从教育投资的角度，着眼于教育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话，紧接着就必须回答对谁、在何地、以何种内容、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多大程度的教育这一问题。具体地说就是：(1)为了经济发展的教育应该培养具有何种属性的人？(2)应该充实哪一阶段的教育，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3)是重点充实普通教育还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4)高等教育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系为中心，还是以自然科学系为中心？(5)有限的资源是用来提高教育的质量，还是应该用于扩大教育的数量？(6)经济发展与教育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一样的吗？(7)教育的效果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9]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论受到人力资本理论的强大支持。在此基础上，教育经济学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与效果的研究广泛展开。据萨卡罗普洛斯(psacharopoulass,1973)的总结，主要结论如下：(1)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2)私人收益率＞社会收益率；(3)男子的收益率＞女子收益率；(4)在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收益率＞物力资本的收益率；(5)在发达国家，教育的收益率＜物力资本收益率；(6)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不平等的差距是人力资本＞物力资本；(7)在教育对经济成长的贡献方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9]。但正如日本学者丸山文裕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教育的收益率检讨教育投资战略的方法本身尚存在诸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1)从个人的教育与收入这一微观层次的关系是否可以推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即使教育可以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如何进行最佳教育投资依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3)也有按照收益率高低不能决定投资重点的情况；(4)即使教育投资有效地进行了，也有产生进一步不平等的可能性[9]，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它倾向于忽略发展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
对于经济学家强调教育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作用的观点，历史学家首先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对其提出了质疑。如他们指出，在发达国家中除了日本之外，北欧和美国等国家的工业化并没有被看作是与教育有紧密关系的，甚至在英国，教育发展是落后于工业化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研究也支持着这一怀疑论[8] 10-11。
与经济学家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同，社会学家主要着眼于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其中有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狭义的“现代化论”(或称“现代性论”)；二是“社会整合论”。“现代化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讨论教育对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功能。现代性论者强调说，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的人格，具备了注重效率、愿意开放接受新经验、重视计划、充满自信、独立于传统的权威等“现代性的精神”，这个社会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现代社会。而教育则是影响个人现代性最主要的因素之一[10]“评者前言”，教育促进现代化的逻辑大体上就是：学校教育(现代化组织之一)→现代化价值观→现代化行为→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由于“现代化论”者对学校教育中到底是哪些因素——教育内容、隐蔽课程、团体生活、科学化的规章和制度、伙伴影响——影响和塑造了学生的现代性，比较没有定论，从而最终不得不落入大量的教育投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意识和行为——现代化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一逻辑架构之中，实际上与人力资本理论殊途同归。因此，难怪有人说“现代化理论”对教育作用的积极、乐观的看法实际上“类似于并强化着由人力资本理论所提供的见解”[8] 11。而对“现代化论”最主要的批判还是来自根本的对“现代性”定义的质疑。
社会学中的“社会整合论”最早是由涂尔干提出的。在涂尔干看来，教育中的变革跟随并反映着社会的变革。一般大的经济变革总会导致社会混乱和冲突。解决的办法就是为社会发展一种有助于社会凝聚和整合的集团道德。而这正是国家的一个重要角色，教育亦正是发挥这一作用的主要手段。涂尔干的这一观点至今依然有很强大的支持阵营。支持者多引证东亚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而反对者则认为社会整合论解释不了英国现代化的经验，因为在英国是鼓励个性发展的[8] 12-14。
政治学家理所当然地关注教育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然而政治学领域里关于教育对政治发展，进而是对现代化的作用的看法也是复杂多样的。不过主要的观点仍然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教育对现代化的作用主要在于促进民主政治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学校教育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使政府作用合法化和维持基本上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的稳定。两种观点各持所据，各有其合理性，但也都具有无法解释的一些难点。对此，格林(Green,1970)可能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关于教育与政治发展关系最具综合性的理论解释。他认为大众教育制度的发展最好是参照国家建构过程来理解。比如在主要由于外间威胁(普鲁士)或革命(法国)而诞生的国家里，教育制度的发展则更多地重视其使国家与国民意识一体化的作用。相反，英国大众教育的滞后发展和缺乏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则被看作是国家不干涉作用的结果[8] 15-16。
有关教育与现代化关系之研究与讨论，虽成国际规模，而且在若干问题上已有深入进展，但大体上来说，截然不同的观点仍处胶着状态，相持而不让。这一状况本身也揭示出研究客体——教育与现代化关系所具有的复杂性。研究如此复杂的事物，自然需要多角度、多层次的专题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研究。也就是说，要获得对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的总体认识，必须有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整合的基础。然而对照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显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教育作用于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维度研究在质和量上均明显落后于经济维度的研究。教育作用于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维度的研究多停留在提出论点、撷取论据、进行理论辩难的阶段，虽然也提出诸多颇具启示意义、令人深思的观点，但总令人感到浮泛。论争中种种观点相异乃至截然相反，或许与缺乏众多的专题研究作为讨论的共同基础有关。因此，从道德教育角度研究现代化，亦即从社会政治维度研究现代化、研究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可以通过弥补对教育作用于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维度研究的不足从而有助于最终获得对教育作用于现代化的方式及性质的总体认识，进而也有助于我们对现代化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三、对日本进行个案考察的意义
笔者之所以以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作为重点解剖的对象，而不是要对道德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主要是因为我深信：不进行个案研究会导致对事物个性或特殊性的忽视，从而也不会获得对事物的共性或普遍性的真切认识。现代化是由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诸社会要素(经济、政治、科技、思想文化等)结构而成的社会系统的动态过程，它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因此，道德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必然也是复杂多样的：在不同时空的现代化中，道德教育作用的程度及方式也是不同的。因此，要对如此复杂的关系有一个总体的普遍性认识，必须对道德教育在不同时空的现代化中的作用及其机制进行个案考察，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抽象。反观当前有关道德教育与各国现代化的讨论不仅少，而且较多一般性的理论概述，缺少个案考察。时至今日，在国内外，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一本专著对道德教育与国家现代化进行以实证考察为基础的研究。不能认识道德教育与国家现代化关系的特殊性，又怎能准确把握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的普遍性呢？考察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的意义首先即在于此。
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个案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因为日本的现代化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便于我们透过其特殊性获得某些普遍性认识。具体地说就是：
第一，日本的现代化是外源型现代化的典型。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启动，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内源现代化，即靠社会自身原始现代化因素的积累和创新形成的现代化，其外来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一类是外源型现代化，即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现代化，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前者以英国为其代表，而后者则以日本为其典型。日本是非西方国家中最早实现追赶型现代化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后发展国家，走了一条同欧美先进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而教育(当然包括道德教育)在其现代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亦被作为其重大特点之一为人们所共识。因此，探讨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对于所有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来说均具有意义。
第二，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典型。说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典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四小龙”，拥有共同或相近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2)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展国家，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与战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颇为相似，既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也具有许多类似的解决方式及其特征；(3)日本是战后东亚地区连续性的后发展经济进程的起点。关于这一点，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在制度或经济体制等方面，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唯一一个首先摆脱后发展阶段而成为发达国家一员的东亚国家，其成功的制度或体制方面的经验，对东亚其他后发展国家和地区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战后东亚经济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种制度或体制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具有明显的以日本为发端的经济增长的继起性和连续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有人称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开创者[11]。“东亚模式”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激起人们思考与兴趣的是其现代化发展中传统和文化背景因素的作用。因此透过对日本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不仅可以把握东亚国家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的共同特征，而且有助于纠正传统的西方中心的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认识。
第三，日本现代化的历史可谓是成功与失败、发展与牺牲、进步与困境交织而成的一首二重奏。在诸多成功之中，最令人称羡的莫过于其现代化经济的高速生成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高速生成与发展使日本由一个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上“微不足道”，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命运的一般形成过程贡献不大，“取之甚多，而予之甚微”的落后的封建小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在当今号称“世界十分之一”的经济大国。在迄今为止的日本现代化史上，日本所遭遇的最大挫折，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这场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和难以弥合的心灵创伤，而且使日本几十年的现代化成果顷刻间化为乌有。而今出现的环境污染、心灵荒废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日本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影响甚至关系到日本的未来命运。这一充满二重性、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化历史为人们全面综合地把握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的正反经验与教训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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